形篇

导读

本篇主要论述攻守时的形势，提出“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即首先要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求敌人的可乘之隙，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敌人，从而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

原文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1] ，以待敌之可胜 ^[2]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3]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4]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5] ，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 ^[6] ，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 ^[7] ，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 ^[8]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 ^[9] ，不忒者，其所措必胜 ^[10] ，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11]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12] 。

兵法：一曰度 ^[13] ，二曰量 ^[14] ，三曰数 ^[15] ，四曰称 ^[16] ，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 ^[17] ，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

【注释】

【译文】

先备后战灭陈国

孙子在论述攻和守时，强调首先要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求敌人的可乘之隙，最终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一鼓作气消灭敌人。隋文帝灭陈的事迹，便很好地体现了孙子的这一思想。

南北朝后期，当时的北周丞相杨坚受禅让而继帝位，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当时，南方陈朝与隋隔江对峙，而北部尚有游牧民族突厥不时南侵。尽管新建的王朝力量薄弱，但隋文帝胸怀大志，决心先灭突厥，后灭陈国，一统天下。

为了增强国力，隋文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精简政府机构，鼓励农耕，提倡习武，在他的精心治理下，隋朝政权巩固，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

开皇三年（583），隋军北上攻打突厥，为了稳住陈朝，以免其趁机进攻，导致自己腹背受敌，隋文帝对陈朝采取了十分“友好”的策略：每次抓获陈国间谍，不但不杀，反而以礼相待并送还；如果有人前来投靠，只要是陈国人，必定加以拒绝。

在击溃了突厥之后，隋文帝开始着手灭陈大计。但中间隔着长江天险，如果贸然进攻，很难一举成功。“不可胜者，守也”，隋文帝不急不躁，在耐心等待时机的同时，不断为自己创造获胜的条件。

每到收获季节，隋文帝就调集大军，集结于长江沿岸，并大肆制造过江攻陈的舆论。陈朝只能每次都紧急征调人马，结果不得不放弃田里的农活，延误了农时，影响了收成。江南的粮仓多是用竹木搭建而成，隋文帝就派间谍偷偷潜入陈国纵火，陈国的粮仓多次被焚毁。这样过了几年，直接造成陈朝国库空虚，军队疲惫，国力日渐衰弱。

隋军横渡长江天堑。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面对上述有利形势，隋文帝判断灭陈的时机已经成熟，“可胜者，攻也”，于是果断任命杨素为水军总管，日夜操练水军。隋军屯兵大江前沿，每次换防时都故意虚张声势。陈军惊惧不已，以为隋军要渡江进攻，急忙调大军来防。时间久了，陈军疲于应付，劳累不堪，然而始终不见隋军进攻，渐渐地就放松了警惕。渡江前夕，隋军这边又派出大批间谍潜入陈国进行骚扰、破坏，搅得陈国军民不得安宁，士气自然也变得低落。

开皇九年（589）大年初一，陈国正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之中，正是警惕性最低的时候，隋军却在大将贺若弼的率领下，于午夜时分悄然渡江，顺利登上京口城楼。另一大将韩擒虎也率领数百勇士摸黑渡江，占领了采石矶。隋军宛如从天而降的神兵，正是“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而后，两军从东西两面沿长江向陈朝都城建康进军。陈朝军队在战斗力上向来不及北方军队，加上疏于防备，一个个惊慌失措，不战而逃。隋军一路攻无不克，二十天后占领建康。至此，隋朝终于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

养精蓄锐胜匈奴

善于用兵的人，先创造条件不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李牧养精蓄锐胜匈奴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战国时，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屡次派骑兵南下侵扰赵国边境，掠夺财物。赵国不堪其扰。匈奴骑兵兵强马壮，动作迅猛，赵军只能疲于奔命，却无计可施。为抵御匈奴，赵孝成王任命李牧为边将，率兵驻扎在雁门关一带。

李牧上任后，却并不急于与匈奴交战，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设立官吏。他把收上来的赋税全部入库，作为军费开支，每天宰杀牛羊，犒劳士兵；平日则加紧督促士兵操练骑射，精习武艺。他还命令士兵提高警惕，加强边境巡逻，完善烽火等报警设施，并派出许多间谍刺探匈奴人的动向。李牧不准士兵出去和匈奴人交战，命令全军：“若匈奴来此侵扰，立即收拾财产，驱赶牛羊入城，严防死守。胆敢出战迎敌者，斩！”

匈奴每次来犯，军民便马上退入城中，不与匈奴交战，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了好几年，赵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可是匈奴人却认为是李牧畏惧与自己交战，即使是守卫边境的赵国士兵也认为自己的将领怯懦。

赵王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李牧，暗示他改变方略。李牧却不作改变，对待匈奴侵扰的态度依然如故。赵王见此，十分恼怒，于是将李牧召回，撤了他的职，改派他人指挥边防军民。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匈奴每来侵扰，新上任的将领就出城迎击，却多次战败，死伤了不少人马，财物损失也极其严重，靠近边境的地方甚至不能正常地耕田放牧。

不得已，赵王又想起了李牧，打算派他重新镇守边疆。李牧则坚持称病不出，赵王没办法，只好强请李牧出山，李牧趁机对赵王说：“大王要是真想用我，我还是坚持原来的策略不变，只有你允许了，我才敢领命。”赵王同意了李牧的请求。

李牧复职之后，重申了以前与将士们的约定，还是采取敌人侵扰便退守的策略。匈奴来了不能和赵军交战，连续几年都没有重大战果，又掠夺不到任何东西，却始终认为李牧胆怯。李牧又经常奖赏将士，赏赐多了，将士们无功受禄，心中不安，宁愿不要赏赐犒劳，只想和匈奴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

眼见赵军上下士气高涨，李牧认为与匈奴大战一场的时机成熟，于是调集精锐部队准备作战。他精选了战车一千多辆，战马一万多匹，全身披甲、手持利刃的武士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每天率军操练，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

大战之前，李牧下令大开城门，将牛羊都驱赶到田野里。一时之间，牲畜、边民布满山野。匈奴人闻讯后，立即前来抢掠。李牧先是佯装不敌，节节败退，并且故意丢下数千人。匈奴单于见赵军不过如此，于是率领大军进入边境抢掠。

而李牧早已暗中布下奇阵，静候匈奴主力的到来。他命中军诱敌，以战车和弓弩手从正面迎击，实行防御作战，同时以骑兵和精锐步卒为预备队。匈奴骑兵受战车限制，早先来去如风的机动优势难以发挥，又受到弓弩手的射杀，损失惨重。李牧乘机指挥预备队从两翼夹击包抄匈奴大军，经过激烈交战，匈奴大部被歼，李牧斩杀十万余骑。李牧乘胜北进，迫使邻近的东胡、林胡等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臣服于赵国。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匈奴不敢再犯赵国边境。

从李牧对付匈奴的策略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牧命令军队坚守要塞，只求护民保物而不求与敌交战，在养精蓄锐数年之后才与敌人对决，这正与孙子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思想相合。

王翦灭楚

战国后期，秦国大将王翦用坚守之策，一方面韬光养晦，厉兵秣马；一方面示敌以弱，让其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最后一举灭掉了楚国这个强大的对手。这一事例也充分体现了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思想。

公元前225年，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之战中终于要面对自己的最大的对手——楚国。一开始，嬴政询问老将王翦灭楚需要多少人马。王翦回答说，至少需要六十万。而这时，青年将领李信却扬言只要二十万人马就足以拿下楚国。嬴政听后，认为王翦年纪大了，不复当年之勇，心中非常失望，于是决定起用看上去更勇敢的李信为将军，蒙武为副将，率二十万兵马进攻楚国。王翦默不作声地退下，然后告老还乡。

李信初战告捷，心中更是轻敌，而后纵深挺进，深入楚国腹地。楚王派项燕为大将，领兵二十万，水路并进。两军会战于西陵。秦军遭遇埋伏，腹背受敌，猝不及防之下，大败而逃。项燕则乘胜追击，杀秦军都尉七人、士卒无数，直至平舆，收复了全部的失地，李信伐楚最终以惨败告终。

消息传回国内后，嬴政一怒之下削除了李信的官职，然后亲自登门请以病告退还乡隐居的王翦出山。王翦无法推托，只好答应出兵，但他仍坚持原来的说法，非六十万人马不足以战胜楚军。

秦王不解，王翦解释说：“列国互相争斗，都是以强凌弱，以多侵少。每次交战，杀人动辄数万，围城动辄数年，有些国家更是全民服兵役，军队人数剧增。想那楚国是大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只要楚王一声令下，很快就能动员百万之众参战。我们要想征服楚国，六十万兵马恐怕还嫌少呢。”嬴政听罢，心服口服，马上拜王翦为大将，命其率六十万大军征讨楚国。

王翦率军来到两国边境后，楚军闻讯立即发兵。两军在边境上对垒，战事一触即发。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王翦只命令军队驻扎于天中山下，连营十里，不许出战，只坚壁固守。项燕每日派人到阵前挑战，王翦任凭对方如何挑衅，都高挂免战牌置之不理，军士一概不许应战。就这样日复一日，项燕也认为王翦年事已高，胆怯无用，惧怕楚军，于是他渐渐重蹈李信骄傲轻敌的覆辙，这种情绪在整个军营中逐渐弥漫开来。

与对外表现出的安静截然相反，秦军军营内部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王翦命人每天杀猪宰羊，改善士兵饮食，而且将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上下同心，亲如一家人。王翦一面禁止部下出战，一面却教导士卒进行投石和跳跃的训练。楚军听到这一消息后，对秦军更加蔑视，认为他们不思进取，玩物丧志，实际上，王翦正是用这种巧妙的方式来帮助士兵增强体质，提高战斗技能，同时麻痹了楚军。此外，王翦还命令秦军不许越过楚国边界去砍柴，抓获楚国边境百姓要用酒肉热情款待，然后释放回家。没过多久，秦军怯战和“友好”的信息，在楚国边境一传十，十传百，楚国百姓的心情从一开始的对抗与恐惧，逐渐转为亲近与安定。

如此相持了一年多，项燕求一战而不可得，于是戒备松懈，士兵慵懒，疏于防备和操练，对战争毫无警觉。而秦军休整操练一年有余，精力旺盛，士气高昂。王翦见此，认为伐楚的时机已经到来，此时出击必胜无疑。

于是，在某一天，王翦突然下令向楚军发起全面进攻。他选出两万精兵作为先锋，又分兵数路同时向楚军发起猛攻，并命令部队打败敌人后各自为战，向楚国纵深进攻。有备而来的秦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楚军毫无防备，仓皇应战，一触即溃，士兵纷纷逃散，曾经强大的楚军如今竟是不堪一击。王翦乘胜追击，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先后攻占了淮北、淮南、江南等地，一举攻破楚都寿县（今安徽曹县西南），最后俘虏了楚王负刍，大将项燕被迫自杀。

当时有句俗语言道：“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可见楚国实力之强盛与秦国不相上下，然而从公元前225年到公元前223年，秦国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灭掉了楚国。撇开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不谈，单是灭楚之战的经过就颇值得后人深思。

《华府邮报》的成功

先保证自己不被打败，再争取打败对手，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也适用于商业领域。《华府邮报》的成功，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华府邮报》是一份中文报纸，主要发行区域为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其邻近地区，于1983年3月创刊。《华府邮报》之所以发展迅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以华盛顿地区华人为主要消费群体，经常以华人或地区的社团活动为新闻主题，而将美国或其他国际新闻放在次要地位。

二、重视读者的生活需求，如开辟儿童版，登载医疗、税务、移民、房地产，还有电影电视、武侠小说、婚丧喜庆等各种贴近生活的新闻，读者觉得有亲切感，自然购买更加踊跃。

三、用低价招揽广告，然后将各类广告归并起来，并协助广告商进行美工设计。拥有这些优厚的条件，报纸在创办之初广告就蜂拥而至，有时广告太多，不得不临时增加一个版面。发展到后来，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哪家商号不在《华府邮报》上刊登广告，就好像它不是当地的华人商店，尤其以诊所、饭店、杂货店等最为明显。

四、报纸以周报的方式发行，发行量在5000份到10000份之间，而且报纸就摆在超市里免费赠送，也接受订阅，一年只收十美金的邮费。

五、尽量降低成本。全天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人，公司的股东会帮忙送报纸，主要是去超市或送小孩上中文学校时顺便代劳。拉广告等事宜则由几位兼职业务员负责，虽然没有薪酬，但可以从广告中抽成。

美国的华人很多，有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华文报纸数量自然不少，竞争激烈，此起彼落。而《华府邮报》之所以能在竞争中保持稳固的态势，主要是靠“先为不可胜”来巩固自己，尤其懂得突破传统中文报的格局，将办报方针定位在满足读者需求上，如广告太多需要增加版面，但往往会出现剩余，这时候就干脆整版登载武侠小说。这样的报纸或许“格调”不够高，却牢牢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和心理，很多人看完后都大呼过瘾，欲罢不能。

办报作为一项文化服务事业，首先必须具备为文化服务的热忱，抱着这种信念才能有所发展。当然，有了利润，报纸才能长久维持下去，而广告是报社最大的财源，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只有报纸的水平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读者，厂商才会考虑在上面投放广告。归根结底，报纸本身的水准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一心只想着赚钱，就是本末倒置了。

“胜于易胜者”

善于作战的人，总是选择去对付那些已经处于极易被战胜的位置上的敌人。这一点在国际商业贸易中也有所体现。

20世纪90年代，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重工业产品如机床、工程机械等较为落后，只能出口到非洲等不发达地区，而很难进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因为在不发达地区，我国的重工业产品在人力资源、价格上拥有很大优势，容易击败发达国家较贵的重工业产品。但我国出口到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以自行车居多而汽车极少，因为我国的汽车在当地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基本上毫无优势，自行车则价廉物美，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出口到俄罗斯的以轻工业产品为主，因为俄罗斯的工业本身发展极不平衡：重工业非常发达，轻工业则落后得多，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在价格、样式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可说是占有绝对优势。

中国的工业起步较晚，基础比较薄弱，与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弥补，这种客观存在的先天不足决定了我国一开始无法与发达国家硬碰硬，在这种情况下，策略的选择就非常重要。正是靠着“胜于易胜者”这一销售方式，中国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了，为我国由制造大国逐渐转向制造强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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