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在拍下被摄对象的照片之前都对他们说了什么？又是怎么说的？从而才让他们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信任他。

他们每一个都以同样的表情盯着相机。假如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是每个人的经历和性格不同的结果——比如牧师和贴墙纸的工人就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桑德的相机却对他们一视同仁。

他是否只是简单地告诉被摄对象，他们的照片将成为历史被记录下来的一部分？是否就因为他如此这般地提到了历史，他们才会把虚荣和胆怯都放下，向相机镜头的内部张望着，并用一种奇怪的历史时态讲述着自己： 我那时候看起来就是像这样 （I looked like this）。我们无法知道，我们能做的只是去认知他作品的独特性，这部作品桑德所计划的总标题是：《二十世纪的人》（ Ma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围绕科隆，这个桑德1876年出生的地方，他的整体目标是寻找各种典型，它们可以代表每一种可能之类型、阶层、亚群体、工作、职业以及特权。他希望总共可以拍到600幅肖像。但这个项目因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而中断。

他的儿子埃里克（Erich）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反纳粹人士，他被抓进集中营并在那里遇害。这位父亲把自己已经拍完的照片档案藏在了乡下。存世至今的它们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社会和人类记录。没有哪一位拍摄自己同胞肖像的摄影师，可以像桑德一样让自己的照片拥有如此通透的纪录性。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31年曾这样评价桑德的作品：

桑德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并非以学者的身份自居，也并未受到人种学者或是社会研究者的启示，而是像他的出版人所说，是“一种即时观察的结果”。它的观点自然没有歧见，并具有胆识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谓的丝丝入扣——“存在一种丝丝入扣的经验论，使得自身与客体休戚与共，由此成为真正的理论。” 也难怪像德布林（Alfred Döblin）这样的观察家会指出这部杰作的科学特质，他的评价恰如其分：“正如同比较解剖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然，了解器官组织的特点和历史，桑德也创造了一种‘比较摄影’，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个将自己置于远在拍摄细节的摄影师水准之上的科学的落脚点。”如果经济上的原因限制了这部伟大作品集的进一步出版，那实在是令人遗憾的……桑德的作品不只是一本简单的照片书，更是一部说明性的图集。

秉承本雅明话中的探究精神，我想要检视桑德那张有名的照片，画面中是傍晚，走在跳舞路上的三个农民。这图像里有丰富的描述性信息，宛如左拉（Émile Zola）这样的叙述大师用几页纸做出的描述。但我却只想关注一样东西：他们的西装。

时间是1914年，三个年轻人最多属于在欧洲的乡下穿这类西装的第二代人。二三十年前，这样的衣服还没有一个农民可以承受的价格。而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像这样的深色西装在乡下也已非常少见了，至少在西欧如此。但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农民——以及大多数工人——都会在正式场合、节日和宗教庆典中身着深色的三件套西装。

在我去参加我住的村子里举行的一次葬礼之时，和我年纪差不多以及比我大一点儿的男人都还这么穿。当然，也有一些根据当时的风尚所做的调整：裤子和翻领的宽度，还有上衣的长度都改过了。但西装的形态特征及它蕴含的讯息并没有改变。

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形态特征。或更准确地讲，它们被农民穿着在身时的形态特征。为使下面的概括更令人信服，我们再来看一张乡村乐队的照片。

桑德在1913年拍摄了这张集体合照，但这也可能就是上面那三位拿着手杖的农民沿着公路前去的那个舞会上的乐队。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实验，用一张纸把乐队成员的脸遮挡起来，只看他们穿着衣服的躯体。

无论怎样想象，你都不会相信这些躯体属于中产阶级或统治阶级。他们可能会让你觉得属于工人，而不是农民——但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别的困惑了。因为无法触摸，他们的手也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线索。好吧，可他们的阶层为什么如此明显呢？

是因为不够时尚？因为西装布料的质地？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细节可能会说明点什么，但在一张这么小的黑白照片中它们的作用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此一张静态照片却可以展示出，西装不但不会掩盖其穿着者的社会阶层，反而会将其强调和凸显出来的根本原因。就这一点而言，它也许还要比现实生活展示得还要生动。

他们的西装让他们变了形。穿上以后，乐队的成员们看上去好像身材出了问题。过时的着装风格在其重新被时尚包容之前通常会看起来很怪诞。事实上，时尚的经济学逻辑依靠的就是让老套的着装变得怪诞。但我们这里主要面对的不是这种怪诞，衣服本身显得并不怪诞，正被它们包裹在里面的男性躯干看上去反而更加怪诞和“反常”。

这些音乐家给人一种极不协调的印象，罗圈腿、桶状的前胸、靠下的屁股，身形也是歪歪扭扭的，右边的提琴手则被弄得像一个侏儒。这些反常没有那么极端，不会唤起人的怜悯，却恰好足以摧毁身体的尊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正表现着粗鄙、笨拙和野蛮的躯体，而且，这些特征还显得那么的根深蒂固和不可救药。

现在，让我们再做一轮实验。遮住乐队成员的躯干，只看他们的脸。它们就是些乡下人的面孔。没人会把他们想成一群律师或管理者。他们就是五个从乡下来的男人，喜欢演奏音乐，也带着一种特别的自尊心做着这件事。在我们看着他们的脸的时候，就能想象出他们的躯干，但我们此时的想象将和方才我们看到的全然不同。处在我们想象中的他们的模样，也许正是他们的父母在他们不在身旁的时候能够记起的他们的模样。在这里，我们终于得以让他们自己和他们本应该有的尊严相一致了。

为让观点更明确，我们再来考虑这样一张照片，其中精致剪裁的衣服非但没有让身材走样，反而 维持 了身上穿着它们的人的身形特征和由此而来的天然权威。我特意挑选了桑德拍的一张服饰看上去有些过时的照片，从而更容易与前面的例子构成对照：四个新教传教士的照片，拍于1931年。

虽然有那么一点自负，但我认为这张照片确实无甚必要再做一次遮脸的实验。在这里，它清楚地展示出，照片中的西装的确在事实上确证了和增强了将它们穿在身上的人的身形特征。这些衣服传递出与四个传教士的面孔相一致，也和被他们遮掩起来的躯体的历史相一致的讯息。由此，西装、人生阅历、社会形态和功能达成了一致。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头看那三个走在去跳舞的路上的男人。他们的手看起来太大，他们的身体太瘦，他们的腿又太短。（他们使用手杖的方式就好像在牵牛。）我们大可以对他们也做一次遮脸的实验，而效果也将和乐队的那张照片一样。在所有穿戴在他们身上的衣物中，似乎只有帽子是适合他们的。

这个推论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呢？难道结论只是农民买不起好西装，也不知道该怎么穿它们吗？不，有待思考的议题应该是，这照片虽然不起眼，却也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阶级霸权的一个图像范例（可能是最为图像化的范例之一）。下面，让我们更仔细地检视其中的矛盾。

只要不是营养不良，多数农民都是身体强健、发育良好的。之所以发育良好，是因为他们要干很多种繁重的体力活。在这里，我们很轻松就可以给这些身体特征拉个单子——因为早年就开始的劳动而获得的宽大手掌，因为扛东西的习惯而获得的宽阔肩膀，等等。虽然也有很多变化和例外的存在，但我们仍可以说，大多数农民，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拥有一种独特的身体节奏。

农民的这种身体节奏和一日之内要完成大量劳作所需要的能量直接相关，同时也反映在其典型的身体动作和姿态之中。这是一种具有大幅度摆幅的身体节奏，未必很慢，收割和拉锯这样的传统劳作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农民骑马和走路的方式也同样可以——好像每一步都在试探脚下的土地。此外，农民也拥有一种特殊的身体尊严：它由一种 在劳作中 让身体得以彻底放松的功能主义所决定。

我们现在知道，19世纪下半叶，西装在欧洲发展成一种统治阶级的专业服饰。它基本上是一种统治阶级彼此心照不宣的制服，同时也是第一种将纯粹 久坐不动 的权威——属于统治者和象征着权力的会议桌的权威——理想化的服饰。本质上看，西装是为那种高谈阔论和算计什么时的姿势量身定制的。（它们和之前的上流社会服饰不同，后者适用的是骑马、打猎、跳舞和决斗的姿势。）

是英国 绅士 发明了西装，这种新的穿衣模式整体暗含着一种明显的节制。这种服饰禁止一切充满活力的动作，因为这样的动作会弄皱它，弄乱它，弄坏它。正如谚语所云：“马匹流汗，男人挥汗，女人发光。”到了世纪之交，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装开始针对城市和乡村市场进行大批量生产。

身体的体态和西装的形态之间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身体想要彻底的放松，也习惯于大幅度的动作，但西装却要将久坐不动的、不连贯的、不出力的动作理想化。我是最不可能提出要回归传统农民服饰的人。任何这样的回归都注定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因为这些服饰是一种借由世代来相传的资本形式，而在今天这个到处都被市场操纵的世界里，这样的原则也就变得不合时宜。

然而我们却依然可以注意到，农民工作和参加庆典时穿着的服饰是如何遵从他们的身形特征的：总体上很宽松，只有一些地方会收紧，从而让农民的活动更自如。此种服饰与剪裁讲究的衣服全然相反，后者的存在完全是为了适应差不多静止的理想化身形，它们简直是挂在身体上！

没人强迫农民买西装，但那三个走在去舞会路上的人却明显为他们身上的西装自豪。他们以一种炫耀的姿态穿着它们。这正是为什么西装可以成为阶级霸权的经典且容易示范的案例。

乡下人——在城市工人那里，则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被劝着选择了西装。通过宣传，通过图像，通过新兴的大众媒体，通过推销者，通过范例，通过对新一代旅行者的窥看，也是通过政治上的改良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决策。例如：在规模宏大的1900年世界博览会上，所有的法国市长有史以来第一次被邀请到巴黎参加宴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来自农民公社。大概来了3万人！当然，很自然地，绝大部分人都为了这个场合穿了西装。

工人阶层——农民恐怕要比他们更为简单和天真些——也将西装这个源于统治他们的阶层的着装标准逐渐接纳，成为自己在穿衣上的时髦和剪裁的标杆。他们全盘接受了这些标准，也全然适应了这些与他们的天性和日常经验毫无关系的规范，虽然这个包含了以上标准的、为统治他们的阶层所认可的系统，同时也将他们贴上了次等、笨拙、粗鄙和存有戒心的罪状。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文化霸权的屈从。

但尽管如此，你仍可以猜测，在三个农民到了地方，喝过一两瓶啤酒，盯着女孩儿（她们的衣服倒是没有这么戏剧性的变化）看了又看之后，他们挂起了自己的外套，摘下领带，紧接着跳起舞来，兴许还会戴着他们的帽子，直到第二天早晨，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1979年3月 Y5qW9ri33ZZiGlvCK4hKQ76K5qRTT3A5bnuYMiq8fp4Hgvg80n/MnOB6HgpAaU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