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劳最终来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站——巴黎，他在那里结束了长达14年的游荡。在巴黎时，约翰·劳也惹恼了警队中尉阿根森并惨遭驱逐，因为前者之前和法国的温德姆公爵、孔蒂亲王和奥尔良公爵混得挺熟才没有被迫离开法国。

遇到奥尔良公爵（后来的摄政王）是约翰·劳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奥尔良公爵很喜欢这个苏格兰冒险者的活力和聪颖。刚开始时，约翰·劳对奥尔良公爵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倒是很喜欢温和、智慧的孔蒂亲王。孔蒂亲王也喜欢约翰·劳，并答应做约翰·劳的庇护人。与这些名流贵族闲聊时，约翰·劳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灌输他的金融经济思想。在不远的将来，也正是这些离法国权力中心最近的一批人改变了约翰·劳的命运。

约翰·劳在法国自然不只是和名流贵族聊聊天，他向法国审计长戴斯·马瑞斯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金融改革方案。戴斯·马瑞斯拿着方案征求了路易十四的意见，据说路易十四只问了戴斯·马瑞斯一个问题：提案者是不是天主教徒（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了解到约翰·劳并不是天主教徒后，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兴趣。

在这个小小的挫折之后，约翰·劳造访了意大利，但他仍旧满脑子都是他的金融改革方案。约翰·劳在意大利向萨维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提出了他的土地银行设想。萨维公爵礼貌地拒绝了约翰·劳，他说自己的领土支离破碎，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他承担不起后果。萨维公爵建议约翰·劳再试试向法国国王提议。萨维公爵自信满满地说，法国人本性如此，他们喜欢新颖、貌似很有道理的东西，如果路易十四认真听，肯定会喜欢约翰·劳的想法。

不过路易十四可能永远也没机会认真听约翰·劳讲这些方案了，因为他在1715年去世了。王位继承者仅仅只有七岁。因为小国王尚年幼，奥尔良公爵作为摄政王执掌了政权。约翰·劳的机会终于来了，历史的大潮开始包裹着他向前，带着他奔向财富之路。摄政王不仅仅是他的好友，并且对他的金融理论既熟悉又认可。更重要的是，摄政王十分愿意帮助他实现他的计划，以恢复法国国威。毕竟，在路易十四长达72年的骄奢淫逸的统治之后，当时的法国可以说已经跌落至谷底了。

很多人都把法国一团糟的状况归罪于路易十四，不过躺在坟墓里的路易十四是体会不到法国人民对他刻骨铭心的仇恨了。路易十四真的没想到法国人民会如此憎恨他，他被无数的马屁精环绕了72年，也很难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路易十四死后，马屁精瞬间作鸟兽散，路易十四也就从一个圣君变成了大家眼里的暴君、自大狂、抢劫犯。他的塑像被拉倒毁掉，画像被扯了下来，他本人也遭受了最恶毒的辱骂。路易十四的名字成了自私、暴躁的同义词。连法国皇家军队的荣耀都被人们遗忘了，大家只记得那个倒行逆施、骄奢淫逸、残暴无度的路易十四。

法国的财政体系自然也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路易十四骄奢淫逸的作风腐化了整个法国自上而下的政府体系。此时的法国财政已经处在了破产的边缘：法国国债达到了30亿里弗，而法国当时每年的税收总共才1.45亿里弗。政府支出花去1.42亿里弗之后，每年就只有300万里弗结余可以用来支付高达30亿里弗的国债的利息了。

摄政王掌权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寻找补救方案，以弥补路易十四留下的大窟窿。摄政王对经济金融摸不着头脑，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个问题：委员圣西蒙公爵认为，只有大胆、冒险的方案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圣西蒙建议摄政王召开国家会议，宣布政府破产。而委员诺阿勒公爵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也曾是路易十四最大的马屁精，诺阿勒公爵一辈子都尽可能地远离任何麻烦，政府破产对怕麻烦的他自然没什么好处。于是诺阿勒公爵使了所有手段，反对圣西蒙公爵让国家破产的计划。很多和诺阿勒公爵一样、同是路易十四马屁精的前朝遗老也都反对圣西蒙公爵的计划。同样怕麻烦的摄政王同意了他们的观点，于是这个法国政府破产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法国最终采用的这个摄政王口口声声说是保证公平公正的方法，本质上反而让路易十四留下的烂摊子变得更糟了：政府首先采取措施重新铸造金属货币，并直接贬值20%，借此增加财政收入。这一措施后来重重受挫，事实证明这是杀鸡取卵的昏招。这个计划施行之后，财政部只多了7200万里弗的收入，但是全国的商业活动都乱了。法国政府见情况不妙，又出台了一项减税政策安抚民心。群体果然是愚蠢的，人们拿到这点小恩小惠之后，很快就没人关心货币贬值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了。

贬值带来的7200万里弗显然不足以弥补法国的大窟窿，法国政府思考了几个月，又出了个昏招：政府组成了一个正义委员会，开始下大力气调查放贷者和税务员的贪污受贿行为。专为反腐成立的正义委员会位高权重，它由议会议长、法院法官组成，受财政部长领导。

正义委员会拿出被罚没财产的20%作为赏金来鼓励人们站出来，举报那些贪污腐败分子，并且承诺将拿出被判罪之人所藏匿财产的10%，用于奖励提供线索追回这些财产的人。虽然贪腐的官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怎么受欢迎，但在那段时间，法国的税务员真是名副其实的恶魔，所以当广泛而深入的反腐运动席卷法国时，真的是大快人心。

特别法院和特别法令在政府官员中造成了相当的恐慌，不过这些人侵吞的财产数额巨大，特别法院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送进了监狱，巴士底监狱很快就人满为患了。全法国的其他监狱很快也都塞满了罪犯和犯罪嫌疑人。政府还禁止旅店和驿站向逃跑的人提供马匹和交通工具。任何包庇罪犯的人都会被处以重罚。重犯们带上了镣铐，轻犯们被罚以劳役，犯罪最轻的人也被处以罚款和拘禁。不过只有一个人被处以死刑——萨缪尔·伯纳德，他是一个富有的银行家，还是一个边陲省份的税收总管。萨缪尔贪污的钱太多了，他甚至愿意支付600万里弗来逃脱刑罚。

萨缪尔的600万里弗自然没花出去，他也不得不面对死刑的惩罚。萨缪尔固然罪大恶极，但有的人可能贪得更多，却幸运地逃过死刑，只是他们把赃款藏匿得更好，最终被政府没收的财产微乎其微。法国政府还以税收的名义向所有犯人征收了一笔不小的罚款，这笔罚款让政府严峻的财政状况舒缓了不少。但是当时的法国政府已经烂到骨子里了，这块蛋糕的大半都被官员们拿走了。据说有一个放贷者被罚款1200万里弗。一个伯爵找到他，告诉他只要愿意出10万克朗，就能保证他的罪名消失。这个放贷者遗憾地说：“您来晚了，您的夫人只向我征收了5万克朗。”

经此一役，法国政府大约征收上来1.8亿里弗的税费和罚没款，不过只有8000万里弗被用来偿还国债，剩下的1亿里弗都被官员和贵族们贪污了。麦特丹夫人说：“每天我们都能听到摄政王又给谁赏赐了多少钱，摄政王这么挥霍罚没的赃款，难免让法国人民嚼舌头。”法国人民最开始那痛快的心情很快消失了，他们发现法国政府大张旗鼓、闹得满城风雨，最终也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什么好处；这次反腐行动，本质上只是瘦了东家肥了西家，实质上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几个月后，罪大恶极的贪官们都被正法了，但显然正义委员会的罚款还没收够，于是委员会开始将矛头对准了那些没那么罪大恶极的小官们。正义委员会以重奖鼓励人们互相举报，还以欺诈勒索的罪名起诉了不少品格正直的商人。委员会要求这些商人在审判前就坦白从宽，把自己的罪名说清楚。正义委员会的倒行逆施瞬时惹得怨声四起。一年之后，法国政府也终于觉得这样迟早要惹出起义来，于是政府解散了正义委员会，大赦了所有未被起诉的人。 SyK5twc1Dkg6C5WwSP/u4esy1bfybvicEBzTlHfYsJK/Kmx+ziUKXH8Q6NQIclq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