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伏羲氏始画卦，而天人之理尽在其中矣。上古简朴，未遑明著其所以然者，以诏天下后世，幸筮氏犹传其所画之象，而未之乱。文王起于数千年之后，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之心得，即卦象而体之，乃系之《彖辞》，以发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繇。周公又即文王之《彖》，达其变于《爻》，以研时位之几而精其义。孔子又即文、周《彖》《爻》之辞，赞其所以然之理，而为《文言》与《彖》，《象》之《传》；又以其义例之贯通与其变动者，为《系传》《说卦》《杂卦》，使占者、学者得其指归以通其殊致。盖孔子所赞之说，即以明《彖传》《象传》之纲领，而《彖》《象》二传即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即伏羲氏之画象，四圣同揆，后圣以达先圣之意，而未尝有损益也，明矣。使有损益焉，则文、周当舍伏羲之画而别为一书，如扬雄《太玄》、司马君实《潜虚》、蔡仲默《洪范数》之类臆见之作。岂文、周之才出数子之下，而必假于羲画？使有损益焉，则孔子当舍文、周之辞而别为一书，如焦赣、京房、邵尧夫之异说。岂孔子之知出数子之下，乃暗相判而明相沿以惑天下哉？繇此思之，则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而又从旷世不知年代之余，忽从畸人得一图、一说，而谓为伏羲之《易》，其大谬不然，审矣。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也，惟人之意而《易》在。呜呼！安得此大乱之言而称之哉！此盖卜筮之家，迎合小人贪名幸利畏祸侥福之邪心，诡遇之于锱铢之得丧，窥伺其情，乃侮圣人之言、违天地之经以矜其前知，而学者因袭其妄，以之言微言大义之旨，如“元亨利贞，孔子之言四德，非文王之本旨”之类，竟以先圣通志成务、穷理尽性之制作，为《火珠林》鬻技之陋术，《易》之所以繇明而复晦也。篇中如此类者，不得已广为之辨，即《象》见《彖》，即《彖》明《爻》，即《彖》《爻》明《传》，合四圣于一轨，庶几正人心，息邪说之意云。
繇今而求羲、文之微言，非孔子之言而孰信邪？意者不必师孔子，则苟一畸人立之说焉，师之可也，又何必假托之伏羲也？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则在文王而后《易》之名立，《易》之道著。是《周易》之义，建诸天地，考诸前王，而夏、商以上，虽有筮人之杂说，孔子之所不取，况后世之伪作而驾名上古者乎！文王之卦，伏羲之卦也。文王取其变易神妙之旨而名之曰《易》，是故周公之《爻辞》得以兴焉。舍文王而无《易》，舍文王而无伏羲氏之《易》，故《易》之所以建天地，考前王者，文王尽之矣。至宋之中叶，忽于杳不知岁年之后，无所授受，而有所谓先天之学者，或曰邵尧夫得之江休复之家。休复好奇之文士，欧阳永叔尝称其人，要亦小智而有所窥者尔。或曰陈抟以授穆修，修以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尧夫，则为抟取魏伯阳《参同契》之说，附会其还丹之术也亡疑。所云先天者，钟离权、吕岩之说也。呜呼！使抟与尧夫有见于道，则何弗自立一说？即不尽合于天，犹可如扬雄之所为，奚必假伏羲之名于文字不传之邃古哉？其经营砌列为方圆图者，明与孔子“不可为典要”之语相背。而推其意之所主，将以为何？如方圆图方位次序之饾饤铺排者，可以崇德邪？可以广业邪？可以为师保父母，使人惧邪？可以通志成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邪？不过曰，天地万物生杀兴废，有一定之象数，莫能逾于大方至圆之体。充其说，则君可以不仁，臣可以不忠，子可以不尽养，父可以不尽教，端坐以俟祸福之至。呜呼！跖也，夷也，尧也，桀也，皆不能损益于大方至圆之中者也。即使其然，而又何事哓哓前知以衍明觉乎？故立一有方有体之象以言《易》，邪说之所繇兴，暴行之所繇肆，人极之所繇毁也。魏伯阳以之言丹术，李通玄以之言《华严》，又下而素女之淫妖亦争托焉。故学《易》者不辟先天之妄，吾所不知也。篇中广论之。
秦焚书，而《易》以卜筮之书，不罹其灾，故《六经》惟《易》有全书，后学之幸也。然而《易》之乱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连山》《归藏》二家杂占之说，犹相淆杂。如《春秋传》之繇辞，多因事附会，而不足以垂大义，而使人惧以终始。孔子删而定之，以明吉凶之一因于得失，事物之一本于性命，则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之于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讲习，技术之士又各以其意拟议，而诡于情伪之利害。汉人所传者非纯乎三圣之教。而秦以来，杂占之说纷纭而相乱，故襄楷、郎
、京房、郑玄、虞翻之流，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尽弃其说，一以道为断，盖庶几于三圣之意。而弼学本老庄虚无之旨，既诡于道，且其言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则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为天人之蕴所昭示于天下者，而何可忘邪？然自是以后，《易》乃免于鬻技者猥陋之诬，而为学者身心事理之典要。唐、宋之言《易》者，虽与弼异，而所尚略同。苏轼氏出入于佛、老，敝与弼均，而间引之以言治理，则有合焉。程子之《传》，纯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务之理，而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张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遗，其体洁静精微之妙，以益广周子《通书》之蕴，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约，而未尝贯全《易》于一揆也。朱子学宗程氏，独于《易》焉尽废王弼以来引伸之理，而专言象占，谓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几，言精义，言崇德广业者，皆非义、文之本旨，仅以为卜筮之用，而谓非学者之所宜讲习。其激而为论，乃至拟之于《火珠林》卦影之陋术，则又与汉人之说同，而与孔子《系传》穷理尽性之言，显相抵牾而不恤。繇王弼以至程子，矫枉而过正者也，朱子则矫正而不嫌于枉矣。若夫《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切民用，合天性，统四圣人于一贯，会以言、以动、以占、以制器于一原，则不揣愚昧，窃所有事者也。
《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虽然，抑问筮以何为，而所筮者何人何事邪？至哉张子之言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然非张子之创说也。《礼》：筮人之问筮者曰，义与？志与？义则筮，志则否。文王、周公之彝训，垂于筮氏之官守且然，而况君子之有为有行，而就天化以尽人道哉！自愚者言之，得失易知也，吉凶难知也。自知道者言之，吉凶易知也，得失难知也。所以然者何也？吉凶，两端而已。吉则顺受，凶无可违焉，乐天知命而不忧。前知之而可不忧，即不前知之，而固无所容其忧。凶之大者极于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恶用知其早暮哉！惟夫得失者，统此一仁义为立人之道，而差之毫厘者谬以千里，虽圣人且有疑焉。一介之从违，生天下之险阻，其初几也隐，其后应也不测，诚之必几，神之不可度也。故曰：“明于忧患与故。”又曰：“忧悔吝者存乎介。”一刚一柔，一进一退，一屈一伸，阴阳之动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造化之权衡；操之于微芒，而吉凶分涂之后，人尚莫测其所自致。故圣人作《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内以知惧，此则筮者筮吉凶于得失之几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盗贼可就以问利害。而世所传邵子牡丹之荣悴，瓷枕之全毁，亦何用知之以渎神化哉！是知占者即微言大义之所存，崇德广业之所慎，不可云徒以占吉凶，而非学者之先务也。
《易》之垂训于万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惟“制器者尚其象”，在上世器未备而民用不利，为所必尚，至后世而非所急耳，以言尚辞，以动尚变，学《易》之事也。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子曰“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言寡过之必于学也。又曰“不占而已矣”，言占之则必学以有恒也。盖非学之有素，则当变动已成，吉凶已著之后，虽欲补过而不知所从，天恶从而佑之以吉无不利邪？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偏尚也。朱子又欲矫而废学以尚占，曰“《易》非学者所宜读”，非愚所知也。居则玩辞者，其常也。以问焉而如向，则待有疑焉而始问，未有疑焉无所用《易》也，且君子之有疑，必谋之心，谋之臣民师友，而道之中正以通；未有易合焉者，则其所疑者亦寡矣，学则终始典焉而不可须臾离者也。故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徒以占而已矣，则无疑焉而固可远也。故篇内占学并详，而尤以学为重。
《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书》别于《洪范》篇中详之。而《河图》者，圣人作《易》画卦之所取，则孔子明言之矣。八卦之奇偶配合，必即《河图》之象，圣人会其通，尽其变，以纪天地之化理也，明甚。乃说《河图》者但以配五行，而不以配八卦。不知旷数千年而无有思及此者，何也？故取则于《河图》，以分八卦之象，使圣人则《图》以画卦之旨得著明焉，说详《系传》第九章。其以五行配《河图》者，盖即刘牧易《洛书》为《河图》之说所自出。《易》中并无五行之象与辞，五行特《洪范》九畴中之一畴，且不足以尽《洛书》，而况于《河图》！篇中广论之。其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尤不知其何见而云然。先儒但沿陈说，无有能畅言其多少生成之实者。不知何一人言之，而数千年遂不敢违邪？《易》则文王、周公、孔子也，《洪范》则禹、箕子也，四圣一仁，曾不如何一人之分析五行多寡之数，弗究其所以然，横空立论，而遂不敢违邪？《本义》于《大衍》章，推大衍之数出自《河图》。大衍、筮法之本也。筮所以求卦，卦立而后筮生，筮且本于《河图》五十有五之数，而况于卦！筮则《图》，而卦之必先则于《图》也，愈明。《河图》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不全用者，筮以筮人事之得失吉凶，天之理数非人事所克备也。天地之广大，风雷之变动，日月之运行，山泽之流峙，固有人所不可知而所不与谋者。五位之体，天体也，人无事焉，则筮不及焉。故筮惟大衍以五十，而虚其体之五。虽曰圣人法天而德与天配，而岂能尽有其神化哉！必欲尽之，则惟道士之吐纳风雷，浮屠之起灭四大，而后可充其说，非理之所可有，道之所可诬也。故筮虚五位之一，而但用五十也。至于因《图》以画卦，则以肖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之全体大用，该而存焉。《图》之象，皆可摩荡以成象，《图》之数，皆可分合以为数，而五位五十有五，参伍错综，而后八卦以成。故《图》者，卦之全体，而蓍策者，《图》之偏用。卦与筮，理数具足于《图》中。若但于筮言《图》，而《图》则别象五行，无与于卦，是得末而忘其本矣。圣人则《图》以画卦，八卦在而六十四卦亦在焉，因而重之，五位十象交相错焉，六十四象无不可按《图》而得矣。或曰因五位十象，而成六十二卦可也，若《乾》六阳，《坤》六阴，《图》则阳之象一、三、五、七、九，象止五阳，阴之象二、四、六、八、十，象止五阴；何从得六阳六阴而取则哉？曰，天之垂象也，不一其理，圣人之则天也，不一其道，故曰：“其为道也屡迁。”《河图》中外之象，凡三重焉：七、八、九、六，天也；五、十，地也；一、二、三、四，人也。七、九，阳也；八、六，阴也。立天之道，阴与阳俱焉者也。至于天，而阴阳之数备矣。天包地外，地半于天者也，故其象二，而得数十五，犹未歉也。人成位于天地之中，合受天地之理数，故均于天而有四象，然而得数仅十，视地为歉矣。卦重三而为六，在天而七、八、九、六皆刚，而又下用地之五、人之或一或三，而六阳成。地五、十皆阴， 五，刚也；刚亦阴之刚。 又用天之八、六，人之二、四，而六阴成。此则《乾》《坤》六爻之象也。一、三皆阳也，《乾》虚其一而不用者，天道大备，《乾》且不得而尽焉，非如地道之尽于《坤》也。是知圣人则《河图》以画卦，非徒八卦然也，六十四卦皆《河图》所有之成象摩荡而成者，故曰：“圣人则之。”
《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纲宗，篇中及《外传》广论之，盖所谓“《易》有太极”也。周子之图，准此而立，其第二图，阴阳互相交函之象，亦无已而言其并著者如此尔。太极，大圆者也，图但象其一面，而三阴、三阳具焉。其所不能写于图中者，亦有三阴、三阳，则六阴、六阳具足矣。特图但显三画卦之象，而《易》之《乾》《坤》并建，则以显六画卦之理。乃能显者，爻之六阴、六阳而为十二，所终不能显者，一卦之中，向者背者，六幽、六明，而位亦十二也。十二者，象天十二次之位，为大圆之体。太极一浑天之全体，见者半，隐者半，阴阳寓于其位，故毂转而恒见其六。《乾》明则《坤》处于幽，《坤》明则《乾》处于幽。《周易》并列之，示不相离，实则一卦之向背而《乾》《坤》皆在焉。非徒《乾》《坤》为然也，明为《屯》《蒙》，则幽为《鼎》《革》，无不然也。《易》以综为用，所以象人事往复之报，而略其错，故向背之理未彰。然《乾》《坤》，《坎》《离》，《颐》《大过》，《小过》《中孚》，已具其机，抑于《家人》《睽》《蹇》《解》之相次，示错综并行之妙。要之，絪缊升降，互相消长盈虚于大圆之中，则《乾》《坤》尽之，故谓之“缊”，言其充满无间，以爻之备阴阳者言也。又谓之“门”，言其出入递用，以爻之十二位具于向背者言也。故曰“《易》有太极”，言《易》具有太极之全体也；“是生两仪”，即是而两者之仪形可以分而想像之也。又于其变通而言之，则为四象，又于其变通而析之，则为八卦。变通无恒，不可为典要，以周流六虚，则三十六象，六十四卦之大用具焉。《乾》极乎阳、《坤》极乎阴，《乾》《坤》并建，而阴阳之极皆显；四象八卦、三十六象六十四卦摩荡于中，无所不极，故谓之太极。阴阳之外无理数，《乾》《坤》之外无太极，健顺之外无德业。合其向背幽明，而即其变以观其实，则《屯》《蒙》，《鼎》《革》无有二卦，而太极之体用不全，是则“《易》有太极”者，无卦而不有之也。故张子曰：“言幽明不言有无。”言有无，则可谓夜无日而晦无月乎？春无昴、毕，而秋无氐、房乎？时隐而时见者，天也，太极之体不滞也。知明而知幽者，人也，太极之用无时而息也。屈伸相感，体用相资，则道义之门出入而不穷。呜呼！太极一图，所以开示《乾》《坤》并建之实，为人道之所自立，而知之者鲜矣！
《象传》之言阴阳，皆曰刚柔，何也？阴阳者，二物本体之名也。盈两间皆此二物，凡位皆其位，无入而不自得，不可云当位不当位，应不应，故于吉凶悔吝无取焉。阴阳之或见或隐，往来发见乎卦而成乎用，则阳刚而阴柔，性情各见，功效各成，于是而有才，于是而有情，则盛德大业之所自出，而吉凶悔吝之所自生也。刚之性喜动，柔之性喜静，其情才因以然尔。而阳有动有静，阴亦有静有动，则阳虽喜动而必静，阴虽喜静而必动，故卦无动静，而筮有动静。故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阴非徒静，静亦未即为阴；阳非徒动，动即未必为阳，明矣。《易》故代阴阳之辞曰柔刚，而不曰动静。阴阳刚柔，不倚动静，而动静非有恒也。周子曰：“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生者，其功用发见之谓，动则阳之化行，静则阴之体定尔。非初无阴阳，因动静而始有也。今有物于此，运而用之，则曰动；置而安处之，则曰静。然必有物也，以效乎动静。太极无阴阳之实体，则抑何所运而何所置邪？抑岂止此一物，动静异而遂判然为两邪？夫阴阳之实有二物，明矣。自其气之冲微而未凝者，则阴阳皆不可见；自其成象成形者言之，则各有成质而不相紊。自其合同而化者，则浑沦于太极之中而为一；自其清浊、虚实、大小之殊异，则固为二；就其二而统言其性情功效，则曰刚，曰柔。阴阳必动必静，而动静者，阴阳之动静也。体有用而用其体，岂待可用而始乃有体乎？若夫以人之嘘而暖为阳，吸而寒为阴，谓天地止一气，而嘘吸分为二殊。乃以实求之：天其嘘乎？地其吸乎？嘘而成男乎？吸而成女乎？嘘则刚乎？吸则柔乎？其不然审矣。人之嘘而暖者，腹中之气温也，吸而寒者，空中之气清也，亦非一气也。况天地固有之阴阳，其质或刚或柔，其德或健或顺，其体或清或浊，或轻或重，为男为女、为君子为小人、为文为武，判然必不可使阴之为阳，阳之为阴，而岂动静之顷，倏焉变易而大相反哉？《易》不言阴阳而言刚柔，自其质成而用著者言之也，若动静则未之言也。信圣人之言而实体之，可以折群疑矣。
昔者夫子既释《彖》《爻》之辞，而虑天下之未审其归趣，故《系传》作焉。求《彖》《爻》之义者，必遵《系传》之旨，舍此无以见《易》，明矣。《传》曰“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明乎《爻》之必依于《彖》也。故曰：“《彖》者材也，《爻》者效也。”材成而斫之，在车为车，轮舆皆车也；在器为器，中、边皆器也。各效其材，而要用其材，故曰：“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舍其同归一致，叛而之他，则涂歧而虑诡于理，虽有卮言之不穷，犹以条枚而为栋梁，析豫章而为薪蒸，材非其材，乌效哉？说《易》者于《爻》言《爻》，而不恤其《彖》，于《彖》言《彖》，而不顾其《爻》，谓之曰未达也，奚辞！《易》之辞简而理微，舍其同归一致，而叛离以各成其说，简者莫能辨也，微者可移易而差焉者也，则亦可诡遇以伸其说，而为之言曰：文自文也，周自周也，孔自孔也，则亦终莫之悟也。今以略言之：《乾》惟具四德，故虽在“潜”而德已为龙，他阳之在下者莫能拟也。“勿用”者，以养其元亨利贞之德也。《坤》惟“丧朋”而后有庆，故上六处西南极高之位，以得朋而疑战。《屯》惟“利建侯”而勿用攸往，故九五之膏屯，而委其利于初九。《蒙》惟“渎则不告”，以贞为吉，故六三以近昵而为不贞之女。推此而求之，《彖》为《爻》材、《爻》为《彖》效，以《彖》之经，求《爻》之权，未有不针芥相即者也。至如《履》《彖》“不咥人”，而六三“咥”者，舍其说以应《乾》之纯德而躁以进也，而《彖》已先示以履虎之危机。《同人》亨“于野”，而六二“于宗”而吝，亨者在阳，而吝在阴，两相同而得失固殊也。《豫》“建侯行师”之利，九四当之，非余爻之所能逮。《咸》备三德，而《爻》多咎吝，以利在“取女”以顺，而妄感皆非。繇其所以异，观其所以同，岂特思过半哉！《爻》之义无不尽于《彖》中，而何读《易》者弗之恤邪？篇中以《爻》不悖《彖》为第一义，故破先儒之说，而不敢辞其罪。释《经》者得句而忘其章，得章而忘其篇，古今之通病也。近世姚江之徒，拈单辞片语以伸其妄，皆此术尔。亦释氏离钩得鱼之淫辞，而君子奚取焉！
卦变者，因《彖传》往来上下进行内外之旨，推而见其所自变也。夫子作《彖传》于卦画已定、卦象已备、卦德已见于《彖辞》之后，而得其理焉，明此卦之所以异于彼卦者，以其爻与位之有变易也。盖自天化而言之，则万象不同之形体，大化不齐之气应，各自为道，而非繇此而变彼；而以人事之同异得失言之，则阴阳各自为类，而其相杂以互异者，惟繇情之动而往来进退于其间，数有参差，则性情功效之臧否应违以殊，非忽至无因，乃其推移之际，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也。《彖传》之以卦变言者十五：《随》曰“刚来而下柔”，《蛊》曰“刚上而柔下”，《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贲》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咸》曰“柔上而刚下”，《恒》曰“刚上而柔下”，《损》曰“其道上行”，《益》曰“自上下下”，《渐》曰“柔得位”，《涣》曰“刚来而不穷”，皆三阴三阳之卦，故古注以为自《否》《泰》而变。而先儒非之，谓《乾》《坤》合而为《否》《泰》，岂有《否》《泰》复为他卦之理！程子因谓皆自《乾》《坤》而变。然此二说相竞，以名之异，而非实之有异也。若泛言自乾坤而变，则六十二卦皆《乾》《坤》所摩荡而成。若以《随》《蛊》之属刚柔之上下言之，则所谓自《乾》《坤》变者，亦下《乾》上《坤》、下《坤》上《乾》之谓。从三画而言则谓之《乾》《坤》，从六画而言则为《否》《泰》，其实一也。三画之《乾》《坤》，或成象于内，或成象于外，各从其类而不杂者，则为《否》《泰》，离其类而相离，则为《随》《蛊》。以下十八卦，纯者其常，杂者其变，故《否》《泰》非变，而余卦为变。故《彖传》之理，多以《否》之变为得，《泰》之变为失。玩《传》自见其义，不当疑《否》《泰》之不足于变也。变者，象变也。象不成乎《否》《泰》即其变，非谓既《否》既《泰》而又变为他也。以揲蓍求之，其理自见。乃若《无妄》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大畜》曰“刚上”，《晋》《睽》《鼎》皆曰“柔进而上行”，则又非《乾》《坤》也，非《否》《泰》也。《无妄》者，《遁》之刚自外来也。《大畜》者，《大壮》之刚上也。《晋》者，《观》之柔进五也。《睽》者，《大畜》之柔上进也。《鼎》者，《巽》之柔上行也。此又一义。为《遁》，为《大壮》，为《观》，则阴阳虽畸胜，而犹从其类，亦纯象也。为《无妄》，为《大畜》，为《晋》，则杂也。惟《睽》为《大畜》之变，其义稍远；而《鼎》《革》为《巽》《离》之变，又别为一义。要此诸卦，皆相杂而难乎取象。变易之极，非固然之体撰，则有彼卦稍有移易而又别为一道之理。从其变而观之，以审进退升降于几微，穷人情物理之致，《易》之所为屡迁而忧其介也。若上下秩然而成章，阴阳相比而定位，则道之常也，象之有定也，不复论其变矣。乃朱子谓一卦而六十三卦皆可变，其说本自焦赣。赣之为术，博衍蓍策，九、六变动而为四千九十六之占辞，繁冗重复，而究不足以尽天道人事无穷之理数，以为忧悔吝而补过之明鉴，姑不具论；即其所云变者，以筮法动爻言之，非谓卦之固有此也。且如《贲》之《彖》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言《贲》也，非言《泰》也。《周易启蒙》谓六爻不变则占本卦《彖》辞，是《贲》之《彖》非以占《泰》二、上两爻之变也明甚，恶得谓一卦之变六十四卦乎？此焦氏之说与《启蒙》固相矛盾，奈之何曲徇而两存之也？一卦而六十三变，《春秋传》有其文。盖夏、商之季，《易》道衰，而筮氏以其小智，为游移不定之占，以求亿中。文王演《周易》，尽废日者之术，归之易简。孔子所传者，文王之《易》，焦赣所演者，夏、商日者之《易》也。论文、周、孔子之《易》，而以日者之术乱之，奚可哉！篇中于《随》《蛊》卦言《泰》《否》之变，《无妄》《大畜》《晋》《睽》《鼎》《革》各殊其说，玩爻象而宗二圣之指，不知其余也。
惟《乾》《坤》以纯为道，故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又曰“天德不可为首”，九五虽尊，不任为群阳之主，而各以时乘；《坤》曰“德合无疆，承天而时行”，六二虽正，而下不能释初六之凝阴，上不能息上六之龙战。自此而外，则卦各有主。或专主一爻行乎众爻之中，则卦象、卦名，卦德及爻之所占，皆依所主之爻而立义。或贞
两体相应，或因卦变而刚柔互相往来，则即以相应、相往来者为主。或卦象同，而中四爻之升降异位，或初、上之为功异道，则即以其升降刚柔之用爻为主。非在此一卦，而六爻皆其有一德也。一爻行乎众爻之间，如《履》惟六三为柔履刚，则余爻之阳皆其所履，不可于外三爻而言履他爻；初、二与三同为《兑》体，虽有《履》道而未履乎刚，故咥不咥不与焉。《复》卦惟初九为能复，《大有》惟六五为有乎大，而余爻皆听复而为柔所有。《姤》《同人》《豫》《小畜》之类，其义皆然。二爻相往来，而以所往来者为主，如《损》之损三而益上，《益》之损四而益初，则惟所损，所益之两爻为主，而余爻皆受损益者也。《恒》之初与四固藏以持久，余爻非有恒道；《需》《晋》之五居尊而遥相待，上与四为隔绝，所繇以俟《需》《晋》者，则《需》与所需、《晋》与所晋者异矣。以相应不相应为主者，中四爻之合离有得失之异，如《中孚》之二、五得中，相合而孚其类，以感三、四，故三、四非能孚者，初、上则尤不与于孚者也。或卦象同而中四爻之升降异，如《贲》柔来二以饰阳，故贲须终不得为大文；《噬嗑》刚自五而来初，以啮合交杂之阴阳而非道，则《贲》惟二与上为致饰，《噬嗑》惟初与上为强合；有贲者，有受贲者，有噬者，有受噬者，不得概言饰与合也。中四爻象同而初、上为功异者，如《家人》以刚闲得位之贞，而《蹇》以柔用，《解》以柔解失位之悖，而《睽》以刚争；则中四爻之得失皆听乎初、上，不自为合离行止矣；有闲者，有受闲者，有解者，有受解者，有启其疑以睽者，有致其慎而蹇者，未可无辨以离爻于全卦之象也。观其《彖》以玩其《象》，则得失之所繇与其所著，吉凶之所生与其所受，六爻合一，而爻之义大明矣。旧说概云当某卦之世则皆有某卦之道，主辅不分，施受不别，遇《履》则皆履物，遇《畜》则皆畜彼，至于说不可伸，则旁立一义，如《讼》九五为听讼，而不问所讼者为何人之类，揆之卦画，参之彖辞，绝不相当，非义所安者，审矣。篇内疏其滞，会其通，非求异于先儒，庶弋获于三圣耳。
以筮言之，则繇三变以得一画以为初，渐积至十八变而成卦，疑初为始而上为终。然卦者，天地固有之化，万物固有之理，人事固有之情，筮而遇之则占存焉，非因筮而后有卦也。如天之健，非渐以盛而向于弱，地之顺，非驯习以至而且将逆。至如《夬》《剥》之属，非上不成，其初则未尝决阴而剥阳也。即以筮言，初爻得奇者三十有二，岂必初九为《乾》之始？得偶者三十有二，岂必初六为《坤》之始？即至五爻得阳，而为《乾》为《夬》，尚未可知；五爻得阴，而为《坤》为《剥》，尚未可知。无上不成乎初，亦阴阳无始、动静无端之理也。卦有以初、终为时位者，然而仅矣。即如《乾》以时言，而岂必一人焉繇潜而见、而跃、而飞亢，阅历尽而不爽乎？孔子终于潜，周公终于见，文王终于跃，尧始即飞，比干、伯夷始即亢。人事如此，物之变、天之化，尤其不可测者。《需》非九五，始固亟进而谁需？《讼》非九二，五自居尊而无与讼。然则何所据于时与地。为卦之始，卦之终也？未尝观变象观变以玩其占与辞，而初则曰当某卦之始，上则曰当某卦之终，奚足以研几而精义乎？其尤异者，于《泰》则曰泰极且否，于《否》则曰否极而泰，于《畜》则曰畜极而通，然则《明夷》之终夷极而必无伤，《解》之终解极而复悖乎？以天下治乱，夫人进退而言之，泰极而否，则尧、舜之后当即继以桀、纣，而禹何以嗣兴？否极而泰，则永嘉、靖康之余何以南北瓜分，人民离散，昏暴相踵，华夷相持，百余年而后宁？《畜》极而通，则苟怀才拘德者愤起一旦，不必问时之宜否，可以唯所欲为，而志无不快。以天化言之，则盛夏炎风酷暑之明日，当即报以冰雪，山常畜而必流，水常通而必塞矣。故泰极者当益泰也，否极者当益否也。《泰》上之“复隍”，《否》上之“倾否”，自别有旨，而不可云极则必反也。极则必反者，筮人以慰不得志于时者之佞辞，何足以穷天地之藏，尽人物之变，贞君子之常乎？故旧说言始言终者，概不敢从，而求诸爻象之实，卦或有初而不必有终，不计其终；或有终而不必有初，不追其始。合浑沦之全体，以知变化之大用，斯得之矣。
《本义》绘邵子诸图于卷首，不为之释而尽去之，何也？曰，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易》之道，《易》之所以神也，不行而至也，阴阳不测者也。邵子方圆二图，典要也，非周流也，行而至者也，测阴阳而意其然者也。《易》自下生，而邵子之图自上变。自下生者，立本以趣时者也；自上变者，趣时而忘本者也。天地之化，至精至密。一卉一木，一禽一蛊，察于至小者皆以不测而妙尽其理；或寒或暑，或雨或晴，应以其候者抑不可豫测其候。故《易》体之，以使人行法俟命，无时不惧，以受天之佑。故《乾》《坤》并建，即继以《屯》：阴阳始交而难生，险阻在易简之中，示天命之靡常也。《泰》而旋《否》，《剥》而旋《复》，有《恒》而《遁》，明已夷而可闲于有家：神之格不可度，而矧可射也？故曰，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君子之学《易》，学此焉耳；有疑焉而以问，问此焉耳；固法象自然必有之变化也。邵子之图，如织如绘，如饤如砌，以意计揣度，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尝试博览于天地之间，何者而相肖也？且君子之有作也，以显天道，即以昭人道，使崇德而广业焉。如邵子之图，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则亦何用勤勤于德业为邪？疏节阔目，一览而尽，天地之设施，圣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数家珍，此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使人无惧而听其自始自终之术也。将无为偷安而不知命者之劝邪？于《彖》无其象，于《爻》无其序，于《大象》无其理，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不道，非圣之书也。而挟古圣以抑三圣，曰伏羲氏之《易》；美其名以临之，曰先天。伏羲何授？邵子何受？不能以告人也。先天者，黄冠祖气之说也。故其图《乾》顺《坤》逆，而相遇于《姤》《复》，一不越于龙虎交媾之术，而邵子之藏见矣。程子忽之而不学，韪矣哉！朱子录之于《周易》之前，窃所不解。学《易》者，学圣人之言而不给，奚暇至于黄冠日者之说为？占《易》者，以占得失也，非以知其吉而骄、知其凶而怠者也，又奚以前知一定之数为？篇中详辨之。
惟《易》不可为典要，故玩《彖》《爻》之辞者，亦不可执一以求之。有即爻之得失而象占在者，如“潜龙勿用”，则“龙”者初九之德，“潜”者初九之时，“勿用”则示修龙德而在潜者当以藏为道之类是也。乃执此以概其不然者，则于《爻》无义，于《彖》相违者多矣。有爻中之象占，有爻外之象占，而爻外之象占复有二。其一如《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虽初六之且有此象，而所戒者在君子之辨之于早，非为初六言也；又如《噬嗑》初九“屦校灭趾无咎”，虽初九之自致，而言无咎者，谓君子施薄刑于小人以弭其恶，则可寡民之过，非谓屦校而可无咎也。其一如《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上九即天也，佑者非佑上也，乃六五履信思顺而上佑之，即其福之至以归本于六五之德也；又如《解》六五“君子维有解”，解者，非五之能解也，上六藏器待时而解六三之悖，故五可孚三而解之，此原本上六之德以知六五之吉也。盖读书者一句而求一句之义，则句义必忒，况于《易》之为学，以求知天人之全体大用；于一爻而求一爻之义，则爻义必不可知。且如“潜龙勿用”，义固尽于爻中矣，而非六阳纯成，自强不息，则无以见一阳初动之即为龙，况其会通于爻外之爻以互相应求，与立一占者，学者于卦爻之外，以垂训戒者乎！通其变而不倦于玩，君子之所以行乎亹亹也。执一句一义而论先圣之书，微言隐，大义乖，他经且然，奚况《易》哉！
《爻辞》为筮得九六动爻而设，故于《彖》有变通，如《履》六三、《复》上六之类。乃动爻之取义有二，一为值其动之时者言也，一为于其时位而有动之情者言也。值其动之时，不必有动之情，而动应之。如《乾》初九，非有欲潜之情，时为之也，示占者当其时则道宜如是，非有欲用之意，而固不可用也。凡此类，以所值之时位言也。一则卦德本如是矣，非其吉凶之必然也，乃忽情动于中，而与此爻得失之理相应，则爻因其情之动而告之以动之吉凶。如《同人》以一阴应群阳，本有“于野”之亨，而六二以应而动其情，以私合于五，非其时位然也，情之动也。凡此类，以人之情专于此而遗其全体，则以情之动而告以动之得失也。占者非有其情，则当其时而趣之，苟有其情，则因其情之得失而慎之，此所以明于忧患之故，而为通志成务之道。即占即学，岂有二理哉！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君子之谋于《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忧，知惧，而知所择执也。故曰：“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本义》往往有戒占者之言，韪矣。然所戒者，刚柔之节，进退之度，王者之刑赏因革，君子之出处语默，两俱近道，而戒以慎择而固执之。若夫贞之为言正也，出乎正则入乎邪，即微《易》之戒，岂有不贞而可以徼利者哉！贞之为利也，不相离也，贞则利，利必贞也，故有贞凶，而无不利之贞，无不贞之利。且《易》之所谓利者，非小人之利，求荣而荣，求富而富，欲焉而遂，忿焉而逞者也。故曰“利物”，非私利于己之谓也；曰“合义”，合于义即利，所谓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故凡言贞吉者，言既得其正而又吉。或谓所吉者在正，而非不正者之可幸吉，此即戒矣。若利贞，则谓其合义而可固守，即有戒焉，亦谓其义之合不以权而以正也。倘云利于贞，不利于不贞，此岂待《易》之言而后戒乎！况于《乾》言“利贞”，在天者即为道之正，胡容责天以正，而惟恐不正之不利邪！元、亨、利、贞，分言之则四德，合言之则二理。复礼为仁，礼者仁之秩序；信必近义，信者义之始终。文王合四德而顺言之，孔子分四德而合之，义固两存，不可云孔子之言非文王之意也。篇中亟正之。
当位之吉，不当位之凶，其恒也。应之利，不应之不利，其恒也。使有恒之可执，而据之为典要，则《火珠林》一类技术之书，相生相克之成局，足以与于圣人之道义，天地之德业矣。故有不当位而吉，当位而不吉，应而不利，不应而利者。以人事征之；纣以世嫡而为君，三桓以公族而为卿，当位者也；文王之为臣，孔子之为下大夫，不当位者也；飞廉、恶来，柔以应刚者也；微子之决于去，比干之戆于谏，不应者也。得失岂有定哉！耕者之雨，行者之病也。丰草之茂，良苗之瘠也，位无恒，应必视其可应，以为趣时之妙用，其可以典要求之乎！《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位皆其位，不待应而自合者也。《泰》《否》《益》《恒》《既》《济》《未济》《咸》《损》，固相应而无关于得失也。《既济》无不当之位，《未济》无相当之位，位不足言也。推此而言变动无常之旨，类可知矣。
《易》之难知者，三阴三阳相杂之卦，此所谓险阻也。《咸》《恒》《损》《益》之旨，微矣。它如《随》《蛊》《噬嗑》《贲》《困》《井》《丰》《旅》《节》《涣》，于象于德，尤为隐而难知。旧说通于《爻》，则不通于《彖辞》，通于《彖辞》，亦不通于卦画。盖阴阳相半，以递相乘，乃天化之流行于物理人事者，不能皆如《泰》《否》之秩然成章；而圣人观其变与象以穷万变之理，自非可以论易简之道论险阻也。《损》《益》之义大矣。其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者，孔子推而征之君民之间，以著其一理耳。旧说据此以尽《损》《益》之理，则《损》为暴君污吏之朘削，而何以云“有孚无咎”而可贞也？天施地生，与时偕行之说，又何以称焉？《随》为阳随阴也，明矣。《蛊》阴顺承阳，正也。《春秋传》女惑男之说，术人因事而支离，非《蛊》之象也。既云《蛊》坏矣。既坏，则治不治未可知也。若谓坏极必治，而可名之为治，则否可以谓之泰，困可以谓之通乎？《困》之刚掩，易知也。《井》亦刚掩，而奚以异于《困》？不即《井》之象以合卦之象，则爻之言“漏”、言“泥”、言“汲”、言“甃”、言“食”、言“收”者何所取？而“往来不改”之义又何以云？《丰》，蔽也，阴蔽阳也，《爻》之训明矣，而谓为盛大，故蔡京得以“丰亨豫大”之说惑其君。使即象征《爻》，知《丰》之为蔽而《豫》之为怠，邪说不足以立矣。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卦之象也。八卦之德，不限于此。舍卦画所著之德，仅求之所取之象，是得枝叶而忘其本根，于是雷火盛而为《丰》，山风丽而为《蛊》，一偏之说，遂以蔽卦之全体，而《彖》与《爻》之大义微言皆隐矣。但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曲就卦之名义，则雷、风至无恒者，而何以为《恒》？又将为之说曰：无恒而有恒。则亦泰可谓否，乾可谓之坤矣。今释数卦，皆研审画象，会通《彖》《爻》以明其旨，尽异于先儒之言，非敢求异，求其通而已矣。
《大象》之与《彖》《爻》，自别为一义。取《大象》以释《彖》《爻》，必龃龉不合，而强欲合之，此《易》学之所繇晦也。《易》以筮，而学存焉，惟大象则纯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盖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乐天知命而不忧以俟命，安土敦仁而能爱以立命，则卦有小有大、有险有易、有顺有逆，知其吉凶而明于忧患之故，吉还其吉，凶还其凶，利害交著于情伪之感，以穷天化物情之变，学之道虽寓其中，而固有所从违，以研几而趣时，所谓“动则玩其占”也。夫学《易》者，尽人之事也。尽人而求合乎天德，则在天者即为理。天下无穷之变，阴阳杂用之几，察乎至小、至险、至逆，而皆天道之所必察。苟精其义、穷其理，但为一阴一阳所继而成象者，君子无不可用之以为静存动察、修己治人、拨乱反正之道。故《否》而可以“俭德辟难”，《剥》而可以“厚下安宅”，《归妹》而可以“永终知敝”，《姤》而可以“施命诰四方”；略其德之凶危，而反诸诚之通复，则就天、地、雷、风、电、木、水、火、日、月、山、泽已成之法象，而体其各得之常。故《乾》大矣而但法其行，《坤》至矣而但效其势，分审于六十四象之性情以求其功效，乃以精义入神，而随时处中，天无不可学，物无不可用，事无不可为，繇是以上达，则圣人耳顺从心之德也。故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象》，圣人之所以学《易》也。“无大过”者，谦辞也。圣人之集大成，以时中而参天地，无过之尽者也，圣学之无所择而皆固执者也，非但为筮者言也。君子学圣人之学，未能至焉，而欲罢不能，竭才以从，遗其一象而即为过，岂待筮哉！所谓“居则观其象”也。呜呼！此孔子之师文王而益精其义者，岂求异于文王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圣人而孰能与于斯！读《易》者分别玩之，勿强相牵附，以乱《彖》《爻》《象》之说，庶几得之。
《序卦》非圣人之书，愚于《外传》辨之详矣。《易》之为道，自以错综相易为变化之经，而以阴阳之消长屈伸、变动不居者为不测之神。间尝分经纬二道，以为三十六象、六十四卦之次序，亦未敢信为必然，故不次之此篇。然《需》《讼》可以继《屯》《蒙》，而《讼》之继《蒙》，以象以数，无一可者，于理尤为不顺。故确信《序卦》一《传》非圣人之书，而此篇置之不论。且上、下经之目，非必孔子之所立也。《六经》之书，在孔子但谓之艺，其称《经》者，始见于戴氏《经解》之文，后人之所称也。其分上下也有二。古之简策，以韦编之。犹今之卷帙也。简多而不可编为一，故分上下为二，其简之多少，必相称也。《上经》《乾》《坤》二卦独有《文言》，则损其二卦以为下篇，而文与简相均。《下经》之始《咸》《恒》，不过如此而已。又以错综之象言之，《上经》错卦六，为象六；综卦二十四，为象十二。共十八。《下经》错卦二、综卦三十二，为象亦十八，偶相合也，亦可分为二而均焉者也。乃曲为之说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安所得无道之言而称之哉！父子君臣者，自有人道以来，与禽兽之大别者此也。有男女则有夫妇，天化之自然，鸟之雌雄，兽之牝牡，与人同焉者也。即曰夫妇者，非配合之谓尔，以礼相合之谓也，而抑不然；父子之仁、君臣之义，圣人因人心之固有顺导之，而爱敬之真不待圣人之裁成；若夫妇之以礼相接，则圣人于既有配合之后，裁成之以正人纪者也。故黄帝以前，昏姻未正，而父子君臣之伦早已大定，何得以为父子君臣俱待此以成，而推为人伦之本耶！况所云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者，又仅自其配合而言乎！《乾》者，万物之资始也，父吾《乾》也；《坤》者，万物之资生也，母吾《坤》也。《乾》《坤》二十八变而后有《咸》《恒》，则讵可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哉！故曰，非圣人之书也。且欲取卦以象夫妇，则《泰》《否》为阴阳内外之象，《损》《益》《既济》《未济》，皆男女相谐匹之象，而奚独《咸》《恒》？若曰《乾》道至《艮》而成男，《坤》道至《兑》而成女，则《损》何殊于《咸》？若以男下女为婚礼之象，则《恒》抑不如《益》矣。《咸》者，感也。天下之感岂徒夫妇！故《爻辞》不及焉，《大象》不及焉。《彖》言“取女”，亦举一事以通其余，如《屯》之“建侯”，《益》之“涉川”，非必定此为夫妇也。《恒》与《咸》综，义实相反。如云夫妇必久，则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徒可暂合而终离乎？以《咸》《恒》拟《乾》《坤》，分上、下经之首，无一而可者也。上、下经之分，文与简之多少相称尔，十有八象之偶均耳，圣人何容心焉！故曰，《序卦》非圣人之书也。若夫《十翼》之说，既未足据；即云《十翼》，《文言》一，《上下彖传》二，《大象》一，《上下象传》二，《系辞》《上下传》二，《说卦传》一，《杂卦传》一，《序卦》固赘余矣。
以《易》为学者问道之书而略筮占之法，自王弼始。嗣是言《易》者不一家，虽各有所偏倚，而随事以见得失之几，要未大远于《易》理。惟是专于言理，废筮占之法于不讲，听其授受于筮人，则以筮玩占之道，不能得先圣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之要。至朱子作《启蒙》，始详焉。乃朱子之法，一本之沙随、程氏，其三爻变以上无所适从，但以晋文公之筮贞《屯》悔《豫》为证，至五爻变则据穆姜之筮《随》，而又谓史妄引《随》之《彖辞》。今按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假令筮得《乾》，而三、五、上变为《归妹》，《乾》《彖》曰“元亨利贞”，而《归妹》曰“征凶无攸利”；又令筮得《家人》，初、二、四变为《姤》，《家人》《彖》曰“利女贞”，《姤》曰“女壮勿用取女”；得失吉凶，相反悬绝，占者将何所折衰邪？其四爻、五爻、六爻变，皆舍本卦而专取之卦，本之不立，急于趣时，以静为动，以动为静，于理不安之甚。盖所谓之卦者，一出于筮人，而极于焦赣四千九十六之《繇辞》。若以易简而知险阻言之，则三百八十四之《爻辞》通合于六十四《彖》之中，已足尽天人之变。如以为少而益之，则天化物理事变之日新，又岂但四千九十六而已哉！故赣之《易林》，诡于吉凶，而无得失之理以为枢机，率与流俗所传《灵棋经》《一撮金》，同为小人细事之所取用，亵天悖圣，君子不屑过而问焉。是之卦之说，三圣之所不用，亦已审矣。惟《春秋传》晋文、穆姜之占，以之卦为说，乃皆曰八，则疑为《连山》《归藏》之法，而非《周易》之所取。其他传之所载，虽曰某卦之某，所占者抑惟本卦动爻之辞，且概取本卦一爻以为占，未必其筮皆一爻动而五爻不动。意古之占法，动爻虽不一，但因事之所取象，位之与相当者，一爻以为主而略其余。特自王弼以来，言《易》者置之不论，遂失其传，而沙随、程氏以臆见为占法，则固未足信也。
《易》三画而八卦小成，一函三之数，三才之位也；重而为六，阴阳、刚柔、仁义之道，参两之数也。象数一依于道，故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邵子挟其加一倍之术以求天数，作二画之卦四、四画之卦十六、五画之卦三十二，于道无合，于数无则，无名无象，无得失之理，无吉凶之应，窃所不解。加一倍之术，无所底止之说也。可二画，可四画，可五画，则亦可递增而七、八、九画，然则将有七画之卦百二十八、八画之卦二百五十六、九画之卦五百一十二，渐而加之以无穷无极，而亦奚不可哉！邵子之学如此类者，穷大失居而引人于荒忽不可知之域，如言始终之数，自《乾》一而以十二、三十相乘，放《坤》之三十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三、万八千四百万，运算终日而得之，不知将以何为？《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学《易》者知其数：一函三为体，阳九阴六为用，极于万二千五百而止。畏圣人之言，不敢侮也。
《六经》一以夫子所定为正。董仲舒言，“道术归于一，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万世之大法，为圣人之徒者勿能越也。故《尚书》虽有《汲冢周书》，《诗》虽有传记所引少昊之诗，《白云》之谣，《春秋》虽有《竹书纪年》，《礼》虽有《夏小正》，无有援古以加于圣经者；况秦汉制诰之书，《铙歌》《清商》之诗，王通《元经》之拟春秋，叔孙绵蕞之制朝礼，其不敢跻而上之以杂圣教，正道异端之辨，严矣哉！何至于《易》而前引旷古无征之伏羲以为之图说，后则有八宫、世应、飞神、伏神、六龙、六亲、纳甲之邪说，公然登之圣经之列而不知忌惮？为圣人之徒者，何其诬也！以康节之先天，安排巧妙，且不足以与于天地运行之变化，况八宫、世应之陋术哉！《乾》之变穷于《剥》，何以反下而为《晋》？又全反其所已变而为《大有》？无可奈何，而为游魂、归魂之说以文之。何以游？何以归也？无能言其故也，穷斯遁也。其以五行割裂而配八卦也，《坎》《离》何以专水、火，而木、金、土兼摄二卦；《乾》《坤》为变化之本原，而使与《兑》《艮》伍，以分金、土之半；《坤》《艮》杳不相及，而使同司土政。皆灭理逆天之说耳。至于纳甲取象于月魄之死生，本出于魏伯阳修炼之小数，而下游为房中妖淫之技，其惑道诬民，岂但《元经》之于《春秋》、绵蕞之于《三礼》哉！非圣者无法，而小人趋利避害，乐奉之以为侥幸之媒。刘爚氏，儒者也，为之说曰：“辞与事不相应，吉凶何自而决？盖人于辞上会者浅，于象上会者深；文王、周公之辞虽以明卦，然辞之所该终有限，故有时而不应。”其非圣无法以崇尚邪说也，甚矣！二圣之辞有限，而鬻术者推测之小慧为无穷乎？其云有时而不应者，则自有故。假令一人就君子而问穿窬之得财与否，君子岂能以其所获之多寡而告之？即令有人以贾贩之售不售、求酒索食之有无问，君子又岂屑役其心，以揣其多寡利钝而告之？故曰：“伐国不问仁人。”仁人且不可问，而《易》者天之明赫、诚之形著、几之明威、鬼神之盛德，四圣崇德广业、洗心藏密之至仁大义，其屑为此琐琐者谋乎？象数者，天理也，非天理之必察，于象数亡当焉，而恶乎相应？有时不应，固其宜也。其在君子，则语默从心，苟问非所问，则隐几而卧，曳杖而去之已耳。若蓍策者，虽神之所凭，抑听人之运焉者也。神不能掣筮人之腕指而使勿揲，则听其渎而不禁，而揲之奇偶自然必合于七八九六，鬼神不能使妄渎者之不成乎爻象。有象则有辞，亦如孔子之遇阳货于涂，非欲欺之，而自不与其言相应。所问不应，又何疑焉！即或偶应，亦偶遇而非神之所形。怙愚不肖者，不能如穆姜之自反以悔其渎而不告，乃归咎于文王、周公之辞有限而不足以尽象，悍而愚不可瘳矣。揣其意，不过欲伸康节观梅之术，与京房世应，《火珠林》禄马贵合刑杀之邪妄，以毁圣人而已。孔子曰：“所乐而玩者，《易》之辞也。”篇内推广辞中之精义以旁通之，苟君子以义而筮，如父母也，如师保也，何有不应之疑邪？
揲蓍之法，当视过揲七、八、九，六四数之实以定阴阳老少，而不当论归奇，《外传》已详辨之矣。其著明者，莫如夫子之言。《系传》曰“《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四”，过揲之数也。若《乾》之归奇七十八，《坤》之归奇百五十，圣人之所弗道也。又曰“《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若合《乾》《坤》之归奇，则二百二十八，于天之象数一无所准。圣人之言炳如日星，而崇后世苟简之术，取归奇之《易》于数记，谓但论归奇之五、四、九、八，乱奇偶之成象，诬过揲为赘旒，非愚所知也。后儒谈《易》之敝，大抵论《爻》则不恤《彖》，论《彖》《爻》则不恤《系传》，不知三圣之精蕴非《系传》二篇不足以章著。此乃孔子昭示万世学《易》、占《易》之至仁大义，昭回于天者。而往往以日者苟简邪淫之说为师。朱子师孔子以表章六艺，徒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故善崇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邵康节乱之于前，王介甫废之于后，蔡西山以术破道，而星命葬术，为《王制》杀而弗赦者，复弄《易》以神其说，则朱子之于《易》，舍周、公以从术士，苟简之术也，于此可以知朱子之过矣。
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于险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立于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于学《易》之旨者也。乙未，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丙辰，始为《大象传》。亡国孤臣，寄身于秽土，寄志无可酬，业无可广，惟《易》之为道则未尝旦夕敢忘于心，而拟议之难，又未敢轻言也。岁在乙丑，从游诸生求为解说。形枯气索，畅论为难，于是乃于病中勉为作《传》，大略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诫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诚知得罪于先儒，而畏圣人之言，不敢以小道俗学异端相乱，则亦患其研之未精，执之未固，辨之未严，敢辞罪乎！《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阐，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衰困之余，力疾草创，未能节繁以归简，饰辞以达意。汰之炼之，以俟哲人。来者悠悠，谁且为吾定之者？若此篇之说，间有与《外传》不同者：《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而此篇守《彖》《爻》立诚之辞，以体天人之理，固不容有毫厘之逾越。至于《大象传》，则有引伸而无判合，正可以互通之。《传》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岂徒以其言哉！躬行不逮，道不足以明，则夫之所疚愧于终身者也。
《周易内传发例》终
《周易内传》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