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本的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极大，大到远远超过人们的估计。不过，要发现它们却并非易事——原因之一是它们原本未被意识到，但更多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往往想尽一切办法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是什么迹象使我们怀疑存在潜在的冲突呢？上一章所举的例子中，有两个相当明显的因素表明了冲突的存在。一个是冲突引起的症状——在第一个例子中是倦怠，在第二个例子中是偷窃。事实上，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冲突；也就是说，每种症状差不多都是某种冲突的直接结果。我们将逐渐看到未解决的冲突对人的影响，看到它们是怎样使人陷入焦虑、沮丧、犹豫、迟钝、孤僻等状态的。对其成因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紊乱之表象转向紊乱之根源——尽管还不能揭开根源的确切性质。

表明存在冲突的另一个迹象是自相矛盾的行为。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那个人确信自己遭到了不公平对待，却并没有表示异议。第二个例子中，那个人非常看重友谊，却偷了朋友的钱。有时候，处于冲突中的人会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但更多时候，即便一个未经训练的观察者都能对矛盾一目了然，患者本人却茫然不觉。

自相矛盾的行为就像身体不适时体温升高一样，能确切地标示出冲突的存在。我们再举几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姑娘比谁都想结婚，却躲避所有向她求爱的男子；一位溺爱子女的母亲，却经常忘记孩子的生日；某人总是对别人很慷慨，却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一点小钱；某人渴望独处，却从未尝试远离人群；某人对他人宽容忍让，对自己却挑剔严厉。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的行为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做出试探性分析。例如，严重的抑郁仅揭示这样一个事实：此人陷入了某种困境。但是，如果一个看上去很心疼子女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我们就倾向于认为这位母亲更热衷于塑造一个好妈妈的形象，而不是关注孩子本身。我们甚至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她作为好妈妈的理想与她无意识的施虐倾向——让孩子失望、受挫——正在发生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显现在表面，也就是说能被有意识地体验到。这似乎与我之前的结论——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矛盾，但实际上这是真正冲突的变形或扭曲。因此，尽管一个人能有效地施展回避策略，但还是发现自己必须做出重大决定，这时他可能就会处于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他无法决定该娶这个女人还是那个女人，或者该不该结婚；无法决定该选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是保持还是解除某种合作关系。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奔忙于对立的两者之间，完全不能做出任何决定。苦恼的他可能会求助于精神分析专家，指望后者来厘清这些问题。但他随后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当下的冲突是内心矛盾的最终爆发，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不认清遮蔽在问题之下的冲突，他眼下的困扰是不可能解决的。

在其他例子中，内部冲突可能会外化，并显现在患者的意识层面，表现为他自身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没来由的恐惧和压抑妨碍着他的意愿时，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纠结有着更深的源头。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充分，就越能识别那些导致冲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解释患者的症状、自相矛盾的行为和表面的冲突。甚而这个人由种种矛盾交织而成的内心世界也会越复杂。因此我们要问：在所有这些冲突之下，是否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它是造成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否绘制出冲突的结构图，以此观察——比如说，在一桩水火不容的婚姻中，因朋友、孩子、财务问题、用餐时间、仆人而起的无休止的、表面上互不相关的争论和吵闹，都表明这段关系本身存在某些根本矛盾？

自古以来人们就确信人的性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而且这种信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光明与黑暗的交替，上帝与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的对峙，正是这种信念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心理学界，弗洛伊德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一如他在其他许多论题上所做的。他最先提出假说：基本冲突是介于我们盲目渴求满足的本能冲动，与令人生畏的环境——社会和家庭——之间的矛盾。这种环境在人幼年时内化，之后一直以可怕的“超我”面目出现。

这个观点值得认真讨论，但不太适合在此展开，因为这需要重述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所以，还是先不去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让我们试着理解这个观点本身吧。这样就只剩下一个论点，即原始的、利己的驱动力和令人敬畏的良知之间的对立，正是各种冲突的根源。一如稍后将要揭示的，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在我看来与此大致相同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对它的基本性质持不同看法。我认为，虽然它是个主要冲突，但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却是继发性的，是结果而非根源。

我持异议的理由稍后将渐次呈现。这里只说一个：我不认为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一个神经症患者内心分裂的程度，或者能够解释足以毁掉某人一生的有害结果。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心理状态，意味着神经症患者还保持着全心全意追求某种东西的能力，他只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因恐惧的阻碍而产生挫败感。依我看，冲突的根源是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达成愿望的能力，因为他的愿望本身是四分五裂、背道而驰的。 由此造成的状况要比弗洛伊德所设想的严重得多。

尽管我认为基本冲突的分裂性比弗洛伊德所说的要大得多，但对于最终解决基本冲突的可能性我要比他乐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基本冲突无处不在，原则上无法解决——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达成更多的妥协，或者更好地加以控制。而我的观点是，基本的神经症冲突不一定最先出现，如果出现了也有可能解决——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极大的困苦。这不是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区别，而是我们不同的理论前提得出的必然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问题的解答相当有哲学意味，让我们再次把种种有关他思路的讨论搁置一旁，只看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他将生死本能归结为人类的建设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但并不想深入探讨这一观点与冲突的关系，更感兴趣这两种力量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例如，他看到了解释受虐狂与施虐狂内驱力的可能性，认为那是性本能与破坏本能的聚合。

将我的这一观点应用于对冲突的研究，还需要引入道德观的讨论。然而在弗洛伊德看来，道德观是科学王国的非法入侵者。他依循自己的信念，努力发展着一种摒弃道德观的心理学。我认为，这种“忠于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努力恰恰限制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及相关疗法，是造成这两者过于狭隘的原因之一。更确切地说，这种态度似乎导致了他没能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尽管他已经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荣格 也相当重视这种相互冲突的倾向。实际上，他深感于个体的诸多矛盾，由此总结出一条普遍规律：任何因素的出现必然暗示着其对立面的在场。外在的阴柔暗示着内在的阳刚；表面的外倾，深藏的内倾；外表上偏重思考与理性，内心则偏重于感性；等等。可见，荣格似乎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一个本质特征。然而他接下去却说，这些对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其目的是接纳彼此，从而接近理想中的那个完整的自我。对荣格来说，神经症患者就是一个陷入某种片面发展的人。荣格将这些观点归入他所谓的“互补法则”。现在我也认识到，那些对立倾向中包含着互补的因素，在一个完整统一的人格中两者缺一不可。但在我看来，这些倾向已然是神经症冲突自然发展的结果，它们紧抓患者不放，因为这代表了患者解决冲突的努力。比如，如果我们把那种内省、孤僻、更在意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忽略他人的倾向看作是个人的真实意愿，也就是说，它是先天形成并由后天经验强化而来；那么，荣格的推论就是正确的。而有效的治疗办法就是向此人展示他潜藏的“性格外倾”倾向，指出两种倾向之中任意一个片面发展都是危险的，然后鼓励他接受并实践这两种倾向。不过，假如我们将内倾（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的自我孤立）视为逃避因与他人亲密接触而造成的冲突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的任务就不再是鼓励他更加外倾，而是去分析那些潜藏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才可能迈向心灵和谐的目标。

现在让我展开我自己的观点。我从神经症患者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里看到了基本的冲突。在详细论述之前，我要请大家回忆一下《化身博士》（ Dr. Jekyll and Mr. Hyde ）的情节，其中戏剧化地表现了这种矛盾。男主人公杰基尔医生/海德先生既是脆弱、敏感、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又是残暴、冷酷、自高自大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神经症的分裂总是遵循这个故事的模式，只是想指出它生动地表现了那种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

为从遗传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过去讨论我称为“基本焦虑” 的概念，它指的是儿童在潜藏着敌意的世界所体会到的孤独感和无助感。环境中大量的不利因素会导致儿童产生这种不安全感，包括：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漠不关心、反复无常的行为、不尊重儿童的需要、不给予真正的指导、轻蔑的态度、过分的赞赏或无视、缺乏温情、不得不在父母的争执中站队、承担太多或太少的责任、过度保护、与其他儿童隔绝、偏袒、歧视、不守承诺、带有敌意的氛围，等等。

这里我唯一要特别强调的因素，就是儿童感觉到周围潜藏着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他们的宗教慈善活动、诚实、慷慨等可能都是假装的。儿童感觉到的有一部分的确是虚伪，但也有一部分可能只是对父母行为中矛盾之处的反应。不过，限制因素通常都结合在一起，有的显而易见，有的深藏不露，因此我们只能在分析中逐渐认识其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这些令人不安的状况使得儿童不得不自己摸索成长的方式，并想办法对付这个可怕的世界。尽管他们势单力弱又心存忧惧，但还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应对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但有了 临时 性的策略，还形成了有持续性的性格倾向并成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我将这些倾向称作“神经症倾向”。

如果想知道冲突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就不能把注意力局限于个别倾向，而应全景地审视在上述环境中儿童可以和实际做出的主要反应。这样做虽然暂时忽略了细节，却能得到更清晰的透视图，了解儿童为对付环境所采取的关键行动。起初看到的可能是一幅相当混乱的画面，但最后我们将从中提炼出三条主要线索：儿童会 亲近 他人、 对抗 他人或者 逃离 他人。

当他 亲近 别人时，是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助，尽管内心恐惧，想疏远别人，却还是努力去赢得别人的喜爱，好依靠他们。只有这样做，他与别人在一起时才有安全感。如果家庭中存在不同阵营，他就会依附于那个最强大的人或群体。通过追随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使自己感觉不那么弱小和孤独。

当他 对抗 别人时，是接收到了周围的敌意，而且觉得敌意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反击。他内心里怀疑别人对他的感情和意图，便使出浑身解数去反抗；他想成为强者并打败这些人，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 逃离 别人时，他既不想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也不想与之对抗，而是只想保持距离。他觉得自己和这些人没什么共同语言，这些人根本不理解他。他筑了一个自己的世界，用大自然，用他的玩具，他的书，还有他的梦。

在这三种态度中，每一种都过分强调了基本焦虑所包含的一个因素，依次为无助、敌意、孤立。但实际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儿童的心灵，因为在形成上述态度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而我们从全景图中看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行为。

现在，如果我们进而探讨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种状况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们身上突出表现了上述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与此同时其他倾向并未停止发生作用。在一个典型的依附追随型人格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性倾向和独处的需要；一个典型的敌视他人者，也有顺从的品质和独处的需要；而一个不合群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者不渴求友爱。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它反映的是一个人最得心应手的对付他人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一个不合群的人自然会采用所有无意识的手段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他在任何需要与人亲近相处的情境中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此外，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但并不总是）患者的意识层面最易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不太显著的态度就没有力量。例如，我们经常很难确定，一个表面上依赖、俯首帖耳的人，其支配欲是否不及对温情的需要那么强烈，只不过他表达攻击性冲动的方式更隐蔽而已。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潜力巨大，许多例子已经证明它会取代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我们可以在儿童身上看到这种反转，但成人阶段也不乏其例。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里那位思特里克兰德（Strickland）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女性的病史常常表现出这种转变。一个本来像假小子一样雄心勃勃、桀骜不驯的女孩，在坠入情网之后变成了个百依百顺、小鸟依人的女人，也不再想什么雄心壮志。或者，在遭逢重大变故之后，一个原本不合群的人会变得病态地依赖别人。

此处应该补充一点，即这类变化给了我们某种启发来回答一个被频繁提及的问题——后天经验是否毫无价值，我们是否早在童年就被环境定了型，永无改变的可能？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给出一个较通常看法更为充分全面的解答。有这样一些可能：如果童年环境对自然成长的限制不那么大，后来的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就能够影响人格的塑造。但是，如果早期经历的影响强大到已经塑造出孩子僵化的行为模式，那么任何新的经历也不能打破它的桎梏。原因之一是他身上的僵硬死板导致他不能敞开心扉接纳任何新经验：比如说，他的孤僻倾向可能太强大了，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或者他的依赖性根深蒂固，总是被迫扮演一个受人支配的角色，招致别人的利用。另一个原因是他会用已有模式的那套语言来解释所有新的经验：比如说，攻击型人格在面对友谊时，要么将之视为愚蠢的表现，要么认为那是别人企图利用自己；新的经验只会强化他业已形成的行为模式。当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时，似乎是后天经验带来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么彻底。实际上，是内外压力的结合迫使他抛弃了自己内心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转而支持另一个极端。但是如果没有冲突首当其冲，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态度没有理由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既能对别人让步，也能奋起反抗，还能独来独往。三者可以互补，走向和谐统一。如果其中一种成为主导，只能说明它在单向度上发展过头了。

但是对于神经症而言，这些态度的不可调和是有原因的。神经症患者不会变通，被迫去顺从、对抗、疏远他人，而不考虑这一行为在特定环境中是否恰当，并且一旦自己不按模式行事就会惶恐不安。因此，当三种态度以同样的强势出现时，他就会陷入严重的冲突。

另一个极大扩展了冲突范围的因素，是这些态度不再局限于人际关系的领域，而是慢慢侵入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蔓延到整个机体那样。最终，它们不但支配了这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还完全控制了他与自己、与整个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完全了解这种支配一切的特性，忍不住用绝对的字眼去看待冲突的结果，像爱 对 恨，屈从 对 违抗，随和 对 强势，等等，就会误入歧途，这无异于只抓住一个问题上的对立特征来分辨法西斯与民主，比如它们对信仰或权力的不同态度。这当然是它们的区别，但是过分强调这两点而忽略其他，就会混淆问题的关键：民主和法西斯分属不同的世界，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冲突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随后影响整个人格，这并非偶然。人际关系是如此重要，必定会塑造我们的品质，影响我们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以及我们信奉的价值。反过来，所有这一切又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双方就这样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

我认为，冲突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它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必须称之为 基本 的冲突。还要补充一点，我用 核心 这个词不仅是在喻示它的重要性，更是要强调一个事实：冲突是神经症发散开去的动力中心。这一论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核心，该理论的内涵将在下文逐步呈现。宽泛地说，这一理论可视为我早期观点——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的细化。 +dEz5hvUsn+23+kTaSEIAmPZXeISMQ09T6oYLgvDQej3TWhWMdgTfhsrzJHLzg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