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入住索尔兹伯里 市的一家宾馆。我旅途的第一天已经结束，总的说来，我不得不说我是相当满意的。我早上出发的时间比原本计划的要晚了几乎一个钟头，尽管在八点前我就已经整理好了行装，把一应用品全都装进了那辆福特车。由于克莱门茨太太和那两位姑娘本周也不在，我想我是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一旦离开，达林顿府有可能就在本世纪里头一次空无一人了——自从它建成之日起这可能也是头一次。这种感觉非常怪异，也许正是为此我才耽搁了这么长时间，我在整个大宅里数度逡巡，最后再检查一次，确认是否一切都已安置妥当。

当我终于把车子开动的时候，复杂的情感实在难以言喻。在起初二十分钟的车程中，我很难说曾感受到丝毫的兴奋或是期待之情。这无疑是由于，尽管我距离大宅越来越远，周遭的景物却并不陌生，至少还都是我曾经涉足的地方。我因为被我的职责禁锢在这座大宅里，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感觉自己极少外出旅行，不过这些年来，因为这种或是那种工作上的原因，我当然也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短途出行，所以看来我对于周边这些区域要远比我臆想中熟悉得多。也正如我说的，当我迎着明媚的阳光朝伯克郡 的边界开去时，我对于沿途乡村景色的熟悉一再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不过，周围的景物终于变得无法辨识了，我知道我已经跨出了之前所有的边界。我曾听人描述过这一时刻，当扬帆起航，当终于看不见陆地的轮廓时的心情。我想，人们经常描绘的有关这一刻内心当中不安与兴奋混杂在一起的情感经验，应该跟我开着福特车渐渐驶入陌生区域的心情非常相近吧。这种心情就是在我转过一个弯道，发现自己驶上了一条环绕一座小山的盘山公路时袭上心头的。我能感觉到我左侧是壁立的陡坡，只不过由于路边树木丛生，繁茂的枝叶使我没办法看清罢了。那种我确实已经将达林顿府远远抛在后面的感觉陡然间涌上心头，我得承认我还当真感到了一阵轻微的恐慌——这种感觉又因为担心自己也许完全走错了路而变本加厉，唯恐自己正南辕北辙地朝荒郊野外飞驰而去。这种恐慌只不过一闪而过，但却让我放慢了车速。即使在我已经确认自己并没有走错路以后，我仍旧感觉必须先将车子暂停一会儿，等把情况完全探明以后才能安心。

我决定从车上下来，伸展一下腿脚，刚来到车外，那种正位于半山腰的感觉就更其强烈了。在道路的一侧，灌木丛和矮小的树木陡直地上升，而在另一侧，透过扶疏的枝叶，我能看到远处的乡野。

我相信自己已经沿着路边走了一小段，不时透过林木的缝隙窥视，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视野，正在这时，我听到背后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到此为止，我想当然地以为就我一个人的，所以有些诧异地转过身去。就在不远处的公路对过，我能看到有一条人行小径的入口，小道沿山势向上，消失在灌木丛中。标志着小径入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个白头发的瘦削男人，戴着顶布帽，正在抽一支烟斗。他又冲我喊了一声，我虽然听不清楚他说了些什么，但能看出他正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一时间还以为他是个流浪汉，然后才看清楚他就是个本地人，正在享受清新的空气和夏日的阳光，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只是有些好奇，先生，”他在我走近时说道，“你的腿脚到底有多硬朗。”

“你说什么？”

那人指了指上山的小径。“你的腿脚一定得非常硬朗，肺活量也得够大，才能到那上面去。我呢，两样条件都不具备，所以我只能待在这儿。但如果我的身体条件再好一点的话，我就会爬到上面去坐着啦。那儿有一块很不错的小地方，还有一条长凳什么的。在整个英格兰，你都甭想找到一处比那儿风景更好的地方啦。”

“如果你所言非虚，”我说，“我想我还是宁肯待在这儿。我碰巧正要进行一次驾车的远游，期间有望欣赏到诸多绝佳的胜景。倘若还没正式踏上旅途就已经见识到了最美的景色，那岂不是有些过于草率了吗？”

那人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仍旧重复道：“你在整个英格兰都甭想找到更美的景色啦。不过我告诉你，你的腿脚一定得非常硬朗，肺活量也得够大才上得去。”然后他又补充道：“我看，以你的年纪来说你的身体状况还是很不错的，先生。我得说，你是完全能爬上去的，没有问题。我是说，就连我这样的，碰到天气好的时候都能上得去。”

我抬头看了看那条小径，确实很陡，而且高低不平。

“我跟你说，先生，你要是不上去看看，肯定会后悔的。再者说了，谁知道呢，也许再过上个一两年就太晚了呢。”——他相当粗鄙地哈哈一乐——“最好趁你还行的时候上去看看。”

直到现在我才突然想到，那人当时这么说很有可能只不过是一种幽默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那只是一种善意的调侃。可我必须说，今天早上我只感觉他的表现实在是很无礼，不过也正是为了证明他那番暗示是多么愚蠢无稽，我才会赌气登上那羊肠小径的。

不管怎么说，我都非常高兴我这么做了。当然，那段山路走得确是相当费力——不过我可以夸口的是，这并没有真正难倒我——小径沿着山势曲曲折折地向上延伸了一百码左右。随后就到达了一小片空旷地，那个人说的无疑就是这个地方了。迎面摆了一条长凳——确实，展现在面前是绵延数英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乡村胜景。

映入我眼帘的基本上就是一片片层层叠叠的田野，绵延不绝直到天际。地势起伏平缓，每一块田地都以树篱和树木为界。远处的田野中有一些小点点，我猜想那应该是绵羊。在我右手边，几乎就在地平线上，我想我能看到一座教堂的方塔。

似那般站在那里感觉确是妙不可言，周遭夏日的天籁将你笼罩，和煦的微风轻拂你的面颊。我相信正是那时，看着那片风景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萌生了一种跟展现我面前的旅途相契合的心境。因为也正是在那时，对于我明知未来几天即将展现在我面前让我去尽情体验的诸多有趣的经验，我才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健康合理的兴奋和期盼。而且确实，也正是在那时，我才下定决心，决不再为这趟旅途我交托给自己的工作任务而畏缩气馁；我有信心处理好有关肯顿小姐和我们目前在人员配置规划上所面临的难题。

不过这都是今天早上的事儿了。今天傍晚，我在这家舒适的宾馆里安顿下来，位置就在距索尔兹伯里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街上。据我看这是家相对简朴的旅店，不过非常干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老板娘大约四十岁出头，由于法拉戴先生的那辆福特车，再加上我那身高品质的行头，显然把我当成了一位非常尊贵的上宾。今天下午——我是大约三点半到达索尔兹伯里的——当我在她的登记簿上填写我的住址“达林顿府”时，我觉察到她看我的眼神中带上了一丝惶恐，显然是把我当成了某位住惯了里兹和多切斯特那类豪华饭店的士绅，担心我一旦看到这里的客房就会怒冲冲地离开她的宾馆。她告诉我前排朝向的客房中还有一间双人房空着，不过她欢迎我以单人房的房价入住这间客房。

接着我就被领到了这个房间，在一天当中的那个时候，阳光正好将壁纸上的花卉纹样照亮，看着让人赏心悦目。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还有两扇可以俯瞰街景的大窗。当我询问浴室在哪里的时候，老板娘以胆怯的声音回答说浴室就在我房间的对面，但要等晚餐过后才有热水供应。我请她为我送一壶茶上来，她离开后，我又进一步检查了一下这个房间。床很干净，铺得很齐整。屋角的洗脸池也很干净。朝窗外望去，可以看到街道对面有一家面包店，橱窗里陈列着各色糕点，还有一家药店和理发店。再往前，还能看到这条街跨过了一座小小的圆拱桥，再往下延伸就是相对郊区的地段了。我在洗脸池里用冷水洗了洗脸和手，提提精神，然后就在靠窗的一把硬背椅子上坐下，等我要的茶送上来。

我想应该是在四点刚过不久的时候，我离开宾馆，到索尔兹伯里的大街上去探个究竟。这里的街道宽阔而又通畅，赋予这个城市一种不可思议的开阔感，让人真想就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在大街上闲逛几个钟头。此外，我还发现这个城市拥有很多迷人之处；我屡次发现自己漫步经过一排排可爱的旧圆木门脸儿的住房，或是翻过某一座架在流经这个城市的众多溪流上面的步行小石桥。当然了，我并没有忘记去参观那座优美的大教堂，西蒙斯太太在她的著作中对这座大教堂可是赞誉有加。这座庄严的建筑并不难找，无论置身索尔兹伯里的什么地方，它那高耸的尖顶都清晰可见。确实，我在傍晚时分返回宾馆的途中，好几次扭头回顾，而每一次都会欣赏到灿烂的夕阳在那巍峨的尖顶后面逐渐西沉的景象。

然而今夜一个人待在安静的房间里，我发现这第一天的旅程真正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并不是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也不是这座城市任何其他的迷人景色，反倒是今天早上意外所见的那一片延绵起伏、美丽绝伦的英格兰乡村胜景。现在，我很乐于相信其他的国家能够奉献出更为雄伟壮观的景色。的确，我也在百科全书和《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过全球各个角落那令人屏息赞叹的风光照片：气势磅礴的峡谷和瀑布，粗犷壮丽的崇山峻岭。我当然从来都无缘亲眼目睹这些奇景，但我还是有充分的信心不揣冒昧地断言：英国那些最优美的风景——就像我今晨所见——拥有一种其他国家的风景所付之阙如的特质，尽管它们表面上看来或许更加具有戏剧性。我相信，这样的一种特质会使英国的风景在任何客观的观察者眼中，都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最令人满意的景色，这种特质或许以“伟大”这个字眼来形容是最为贴切的。因为千真万确，今天早上当我站在那个高崖上饱览我面前的那片土地时，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那种极为罕有却又确定无疑的情感——那种只有置身于“伟大”面前才会产生的情感。我们将这片土地称为我们的大不列颠，也许还有些人觉得这未免有些妄自尊大，但我却敢于冒昧地直言，唯有我们国家的风景才配得上使用这个崇高的形容词。

然而，这个“伟大”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它到底在哪里，或者体现在什么当中呢？我知道，这样一个问题是要远比我更为聪明的头脑才能回答的，但如果一定要我斗胆一猜的话，我会说，使我们的国土之美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的正在于它欠缺那种明显的戏剧性或者奇崛的壮观色彩。个中的关键就在于那种静穆的优美，那种高贵的克制。就仿佛这片土地明知道自己的优美，知道自己的伟大，又感觉无须去彰显，去招摇。相形之下，像非洲和美洲这样的地方所呈现的景观，虽然无疑是令人赞叹激赏的，我敢肯定，正是因为它们这种毫无节制的自我标榜，在态度客观的观察者看来反倒会相形见绌。

这整个问题倒是跟这些年来在我们这个行当中曾引发诸多争议的那个问题非常相似：怎样才算得上一个“伟大的”管家？我还清楚地记得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围坐在仆役大厅的炉火旁，针对这个话题长时间展开的那些愉快的讨论。您应该注意到我说的是“怎样”才算是一个伟大的管家，而不是“谁”：因为对于在我们这代人中是谁确立了本行业的标准，其实是没有什么严重分歧的，也就是说，像沙勒维尔府的马歇尔先生或是布莱德伍德的莱恩先生就是个中翘楚。如果您有幸得识这样的人物，您无疑就会知道我所指的他们所拥有的特质到底是什么了。但您无疑也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说要对这种特质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殊非易事了。

捎带说一句，由于对此我又有了深一层的思考，恐怕也不能说在谁算得上是伟大的管家这一点上是毫无疑义的。更严密的说法应该是：至少在那些对此类问题具有真知灼见的专业人士中间，对这一点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当然啦，达林顿府的仆役大厅就像任何地方的仆役大厅一样，必然要接受不同智力层次和认知水平的雇员，所以我记得曾有好多次我不得不紧咬嘴唇，才能容忍有些雇员——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有时甚至是我自己属下的员工——兴奋不已地为比如说杰克·内伯斯之流的人物大唱赞歌。

我对于杰克·内伯斯先生并无任何成见，据我了解，他已在大战中不幸阵亡。我提到他只是因为他是个典型的实例而已。在三十年代中期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内伯斯先生的大名似乎成为全国每一个仆役大厅里谈论的热门话题。如我之前所言，在达林顿府中亦复如此，许多随侍主人来访的雇员都会带来内伯斯先生最新成就的传闻，于是，我和格雷厄姆先生这样的人也就只能万般无奈地被迫听着一则又一则有关他的趣闻轶事了。而这其中最令人懊恼的无过于，不得不亲眼见证那些在其他方面堪称正派得体的雇员们在讲完每一段轶事之后，都要叹赞不已地摇头晃脑，发出这样由衷的感叹：“那位内伯斯先生，他可真是最棒的。”

说起来，我并不怀疑内伯斯先生拥有良好的组织才能；据我理解，他的确以引人瞩目的方式主持、策划过好几次重大的社交盛会。但是在任何阶段，他就从未曾达到过一位伟大管家的境界。我本该在他声誉最隆之时说这番话的，正如我早该预料到的，他在出尽风头不过短短的几年之内很快就声名扫地了。

一位一度曾是他那一代口中交相赞誉的业内翘楚，短短的几年之内却又被确切地证明他其实一无是处，这样的翻覆多长时间会出现一次？然而，当初曾对他不吝溢美之词的同样那些雇员，又将忙着对某一新角色赞颂不已了，他们从来不知道适可而止，检讨一下自己的判断能力。这些仆役大厅里的话题人物总是集中于某个豪门巨室的管家，可能因为成功地筹办过两三次重大的社交盛会而一下子声名鹊起，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人物的。随后，全英格兰上上下下的各个仆役大厅里就会谣诼纷起，其大意不过是某某要员或是显贵已经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或者全国至尊至贵的几户门庭正以堪称天价的高薪竞相对他进行延揽。但不过短短的几年之后，情况又复如何呢？同样是这位所向披靡的人物对于某桩大错却负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么就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失去了雇主的宠幸，已经离开了他当初建功立业的门庭，就此不知所终了。与此同时，那同一批飞短流长的传播者们已经又找到了另一位后起之秀，继续津津乐道他的丰功伟绩了。我发现，那些来访的贴身男仆往往就是罪魁祸首，因为他们通常总是急不可耐地一心觊觎着管家的职位。就是他们这批人，总是一口咬定这位或是那位人物是最值得我辈效仿的榜样，要么就像是应声虫一样，热衷于一遍遍地传播某位特别的英雄人物据说已经就我们的专业问题所发表的卓识高见。

不过话说到这儿，我得赶紧补充一句，也有很多贴身男仆是从来都不会沉迷于这种蠢行的——他们事实上是具有最高鉴识能力的专业人士。当两三位这样的人士齐聚在我们的仆役大厅时——我指的是比如说像格雷厄姆先生这种水准的有识之士，只可惜我现在似乎已经跟他失去了联系——我们能针对我们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进行某些最饶有兴味、最才华横溢的辩论和探讨。的的确确，时至今日，那些夜晚都算得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最美好的记忆。

话休絮烦，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让我们真正备感兴趣的问题吧，当年我们在仆役大厅度过的那些夜晚，若是没有被对这个行业缺乏任何基本认识的无知之徒的喋喋不休所毁掉的话，我们最热衷于讨论的问题便是：“怎样才算是一位伟大的管家？”

据我所知，这些年来这个问题虽然引发了无数的讨论，我们业内却鲜有制定出一项官方答案的尝试。我能想到唯一可以援以为例的便是海斯协会所设立的入会标准。您也许对海斯协会不甚了了，因为近些年来已极少为人谈及。不过在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早期，该协会却曾在伦敦及周边各郡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已经有人觉得它的势力过于强大了，所以当它最终被迫关闭时，很多人认为这并非一件坏事，我想那是一九三二或者一九三三年的事儿。

海斯协会号称，“唯有第一流”的管家他们才接受入会。它的势力与威望的日渐增长，大部分源自它与其他那些昙花一现的组织的不同诉求，它始终将它的会员人数控制在极低的范围之内，这就使得它的入会宗旨具有了一定的信誉度。据称，它的会员人数从未超过三十名，大部分时间都仅仅保持在九到十位。这一点，再加上海斯协会颇有些类似于秘密社团的事实，一度为它蒙上了不小的神秘色彩，由此也使得它偶尔针对职业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会被众人视如圭臬、奉若神明。

不过，这个协会一度拒不公之于众的内容之一就是它自家的入会标准。随着公众要求其公布入会标准的压力与日俱增，也是为了答复《士绅男仆季刊》上刊登的一系列询问的信函，这个协会终于承认，他们接受会员入会的先决条件是“申请者须服务于显赫门庭”。“不过，当然了，”这个协会又继续解释道，“仅此一条尚远不足以满足入会之要求”。除此之外，该协会还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将商贾之家或是“新贵”阶层视作“显赫门庭”，而依我看来，单单这一食古不化的过时观点就已经严重削弱了该协会在我们的行业标准方面原本可能享有的任何严肃的权威性。在回应《季刊》后续刊发的来函时，该协会为它的立场作了辩护，声称他们虽愿意接受部分来函的观点，承认在商贾之家确实也有素质极佳的管家之存在，但“前提必须是纯正的淑女士绅之家不久即将前来礼聘延揽”，他们才会给以最终的认可。“纯正的淑女士绅”的标准必须作为最终判断的依据，该协会辩称，否则的话“我们差不多等于是遵行了苏俄布尔什维克的仪轨”了。此番言辞引发了更激烈的论战，读者来函的压力与日俱增，力促该协会明确全面地公布其会员入会之标准。最终，在写给《季刊》的一封短函中该协会算是公开表了态——我将凭记忆尽量精确地引用其原文——“入会标准之首要条件是申请人须拥有与其职位相称之高尚尊严。申请人无论有何等光耀之成就，倘若被确认在这一方面不符合标准，则将不能满足入会之要求”。

尽管我对海斯协会向来都缺乏热情，我却认为它这一特别的声明倒至少是建立在一个重要的事实之上的。如果我们来审视一下那些我们公认为“伟大的”管家，如果我们来审视一下比如说马歇尔先生或者莱恩先生，那么那个看起来将他们与那些只不过是极有能力的管家区别开来的因素，最切近的描述也确实只有“尊严”这个词差堪承当了。

当然，这只会引发进一步的争议：这个“尊严”又包含何种内容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跟格雷厄姆先生这样业内的翘楚人物进行过几次饶有兴味的辩论。格雷厄姆先生是一直都认为这个“尊严”是有点类似于女性之美的，因此试图去对它分而析之是无甚意义的。我则认为这样的比拟有贬低马歇尔先生之辈所拥有的“尊严”之嫌。不仅如此，我之反对格雷厄姆先生的这一类比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它暗示一个人是否拥有这种“尊严”纯粹出自造化的侥幸；如果某人并没有不证自明地先天就拥有了它，那么出自主观的奋力争取也就像是东施效颦般徒劳无益了。尽管我也承认，管家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会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并无获得此种素质的能力，但我仍然坚信，这种“尊严”正是我辈应该终其一生在职业生涯中有意识地去努力追求的标的。那些像马歇尔先生这样“伟大的”管家们，我相信，也都是经过多年艰苦的自我训练和认真地吸取经验才终于拥有了这一素质的。所以，依我看来，如果站在职业的立场上接受格雷厄姆先生的观点的话，那可就无异于失败主义者的论调了。

不管怎么说，尽管格雷厄姆先生对此一直秉持怀疑主义的态度，我犹记得曾经有好多个夜晚，我跟他一起深入地交换意见，试图厘清这种“尊严”具体内涵的情景。我们从来都未曾达成任何共识，不过我可以说，至少在我这方面，在我们深入探讨的过程中就此问题我已经形成了相当坚定的看法，而且大体而言，这些信念我迄今仍信奉不渝。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在这儿试着谈谈我对这个“尊严”究为何物的看法。

如果说沙勒维尔府的马歇尔先生和布莱德伍德的莱恩先生是当代世所公认的两位伟大的管家，我料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或许您也会认可，布兰伯里堡的亨德森先生同样隶属这个凤毛麟角的范畴。但如果我说家父在很多方面也足堪与这些人物并驾齐驱，我一直将他的职业生涯当作我细究“尊严”这一定义的样板，您或许就会认为我这只是出于偏私的小见识了。不过我坚信，家父在拉夫伯勒府服务时的事业巅峰期的确就是“尊严”这个词的鲜活化身。

我也明白，若是客观地看待此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家父身上是缺少通常人们会期望一位伟大的管家所具备的某些特质的。不过，我必须据理力争的是，他所缺少的这些特质毫无例外的都是那些肤浅和装饰性的东西，虽然无疑都是很有魅力的特质，就像蛋糕上的糖霜一样，却又都是跟真正的本质并无实际的相关性的。我指的是诸如标准的口音、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以及对于诸如驯鹰术或是蝾螈交配这类包罗万象的话题的无所不知——这一类的特质没有一样是家父可以引为自夸的。再者说了，不要忘记家父是上一辈的管家，在他开始起职业生涯的时候，这些特质并不被认为是合宜得体的，更不用说是一位管家值得拥有的了。对于雄辩的口才与广阔的知识的执迷似乎是在我们这一代才兴起的，也许就正是大力效仿马歇尔先生的结果，那些等而下之的同行在努力效仿他的伟大之时错将表面文章当作了精髓和本质。依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未免过于专注于这些“花色配菜”了；天晓得，为了训练标准的口音和对语言的娴熟驾驭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我们花费了多少个钟头去学习各种百科全书以及各类知识测试，而这些时间原本应该花费在熟练地掌握本行业的基本原理之上的。

虽说我们必须时刻小心，不要试图去推卸那些从根源上讲需要我们自己去承担的责任，不过我也必须指出，某些雇主在鼓励这类潮流上也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这话说来未免令人遗憾，不过看来近些年来颇有些府第，有些还是至尊至贵的显赫门庭，都倾向于采取一种相互攀比的态度，并不耻于向宾朋们“炫耀”他们的管家对于这类鸡毛蒜皮的本事的掌握是何等娴熟。我听到过各种各样的例子，府里的管家在盛大的招待会上被当作玩杂耍的猴子一样展示给一众宾朋。我本人就曾亲眼目睹过一次非常令人遗憾的例子，在那府上已经成了一项保留节目，那便是由宾朋们打铃把管家唤来，要他回答各种随机的提问，比如说某某年的德比马赛 中是谁赢得了桂冠，那场景活像是在杂耍戏院里向表演节目的“记忆达人”连珠发问。

如我所言，家父那一代管家幸好还没有那些有关我们的职业价值的缠杂不清。我还是要再强调一遍：尽管他对英语的掌握和他的知识面都相对有限，他不仅通晓管理一幢宅第所需的所有知识和窍门，而且在他事业的全盛时期，他已经具备了海斯协会所谓的“与其职位相称之高尚尊严”。如此，如果我试图向诸位描述清楚我认为使得家父如此出类拔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或许也就能讲清楚我对于“尊严”究为何物的看法了。

多年以来，有一个故事是家父总喜欢反反复复多次讲述的。我记得我还是个孩子以及后来在他的督导之下开始做一个男仆的时候，都曾听他向客人们讲过这个故事。我记得我在得到我第一个管家的职位后——那是在牛津郡奥尔肖特 的一幢相对朴素的住宅，为马格里奇先生和太太服务——第一次回去探望他时，他又把这个故事给我讲了一遍。很显然，这个故事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家父那辈人并不像我们这代人那样习惯于喋喋不休地讨论和分析事理，我相信，讲述以及反复地讲述这个故事对于家父而言就等于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所进行的批判性的省思。果如此，则这个故事也就提供了解他的所思所想的关键线索。

这显然是个真实的故事，内容大致是有位管家随侍雇主远赴印度，多年服务于斯，在只能雇用当地仆佣的情况下仍能始终维持跟英国国内同样高的专业服务水准。话说有一天下午，这位管家走进餐厅去检查晚餐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全部就绪，结果却发现有一只老虎正懒洋洋地趴在餐桌底下。那位管家不动声色地离开餐厅，小心地把门关好，然后镇定自若地来到客厅，他的雇主正和几位客人在那儿喝茶。他礼貌地轻咳了一声，引起了雇主的注意，然后凑近主人的耳边悄声禀道：“非常抱歉，先生，有只老虎此刻正在餐厅里。也许您能许我使用十二号口径的猎枪？”

据传说，几分钟后，主人和客人听到了三声枪响。之后不久，当这位管家再度出现在客厅里更换新茶的时候，雇主问他是否一切顺利。

“非常顺利，谢谢您，先生，”他回答道。“晚餐的时间将一如既往，而且容我高兴地回禀，届时，刚刚发生的意外将不会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

最后这句话——“届时，刚刚发生的意外将不会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家父总会呵呵带笑地重复一遍，并且赞赏不已地摇摇头。他从未声称知道这位管家的尊姓大名，也从未说起还有人认识他，但他总是坚持事件的过程就跟他的讲述不差分毫。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当然是它透露了家父心目中理想的典范是什么样子。因为，当我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时，我以后见之明能够看得出来，他有生之年都在努力成为他故事里的那个管家。而在我看来，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家父已经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夙愿得偿。因为尽管我可以肯定他绝对不会有在餐桌底下邂逅一只老虎的机会，当我将我所知道或者听人说起的他的事迹细细掂量之后，我至少能想起好几个实例，足以显示出他已完全具备了故事中他钦敬不已的那位管家的素质。

这其中有一个例证是由查尔斯与雷丁公司的大卫·查尔斯先生讲给我听的，他在达林顿勋爵的时代不时会造访达林顿府。事有凑巧，有天晚上由我临时充当他的贴身男仆，查尔斯先生就跟我说起，多年前他造访拉夫伯勒府时跟家父曾有过一面之雅。拉夫伯勒府是实业家约翰·西尔弗斯先生的宅第，家父在其事业的巅峰时期曾在那里服务了十五年之久。他对家父真是没齿难忘，查尔斯先生对我说，就因为在他那次造访期间发生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令查尔斯先生愧悔不已的是有天下午，他居然纵容自己跟另外两位客人一起喝得酩酊大醉——我姑且只将这两位绅士称呼为史密斯先生和琼斯先生，因为在某些社交圈子里很有可能有人还记得他们。在喝了一个多钟头以后，这两位绅士临时起意，想开车前往周边的几个村子兜兜风——那个时候汽车还是一样挺新奇的玩意儿。他们劝说查尔斯先生跟他们一起去，由于司机不巧正在休假，于是就请家父暂代司机之职。

一旦上路之后，史密斯和琼斯先生尽管都已是十足的中年人了，其行为举止却像是学童般轻佻幼稚，一路上高唱粗鄙俚俗的小曲儿，对沿途所见之事物风景所发的评论更是粗鄙不堪。尤有甚者，这两位绅士在当地的地图上注意到附近有三个村庄，名字分别叫作莫菲、萨尔塔什和布里戈恩。现在我已经不能完全肯定确切的村名了，但重点是它们让史密斯和琼斯先生想起了杂耍剧场里的一出表演，叫作“墨菲、萨尔特曼和布里吉德猫”，您也许也听说过。在注意到这一奇妙的巧合后，这两位绅士就燃起了去这三个村子一探究竟的雄心——权当是为了向这三位艺人致敬。照查尔斯先生的说法，家父在已经遵命带他们去过了一个村子，正要进入第二个的时候，史密斯或是琼斯先生注意到这个村子是布里戈恩——也就是说，照艺人姓氏顺序的话这应该是第三个，而非第二个。于是他们愤怒地要求家父马上掉转车头，以便“以正确的顺序”依次参观这几个村子。这样一次折返势必大大增加行车的里程，不过，查尔斯先生向我保证，家父将其当作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求，毫无异议地接受下来，而且之后的表现也几乎是一如既往地彬彬有礼、无可挑剔。

可是史密斯和琼斯先生的注意力现在已经被吸引到家父身上，而且无疑已经对车窗外的景物感到相当厌烦了，于是就继之以对家父的“错误”大声嘲骂以自娱。查尔斯先生犹记得他对于家父的表现大为惊叹，因为家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不安或是恼怒的迹象，仍旧镇定自若地继续开车，其表情既充满个人尊严，又随时乐于效力帮忙。然而家父的沉着镇定却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因为那两位绅士在厌倦了对家父的肆意辱骂之后，居然开始议论起了招待他们的主人——也就是家父的雇主约翰·西尔弗斯先生。而且其措辞越来越卑劣和恶毒，就连查尔斯先生都听不下去了——至少他是这样声称的——不得不出言制止，暗示这样的议论是颇为失礼的。

可是这番劝说却招致了极为激烈的反驳，以至于查尔斯先生不但要担心他将成为那两位绅士接下来辱骂的对象，甚至真的害怕自己有遭到人身伤害的危险了。可是正在这时，就在他们针对家父的雇主爆出了一句特别恶毒的含沙射影的攻击之后，家父突然间来了个急刹车。正是接下来发生的那一幕给查尔斯先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后车门被打开了，家父就站在车门外，距离汽车几步之遥，目光紧盯着车内。据查尔斯先生的描述，他们三位乘客似乎这才意识到家父的体魄是何等威风凛凛，不约而同地全被震慑住了。确实，他的身高足有六英尺三英寸 ，而他的表情，虽然当你知道他在乐于听命效劳的时候是让人感觉安心可靠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之下却着实也会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按照查尔斯先生的说法，家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怒气。他似乎只不过是拉开了后车门。然而他却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力量，不必开口就胜似正言厉色的训斥，再加上他那赫然耸立的魁伟身躯稳如泰山般坚不可摧，一见之下，查尔斯先生那两位醉醺醺的同伴马上就俯首帖耳地畏葸不前了，活像是偷苹果的小男孩被农夫抓了个现行一般。

家父就这样在那儿站了一段时间，一句话不说，只是用手拉着敞开的车门。最后，不知是史密斯还是琼斯先生说了一句：“我们不再继续走了吗？”

家父没有搭腔，而是继续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既没有要求他们下车，也没有流露任何愿望或者意图。我很可以想象得出他那天的那副模样：在车门构成的那个方框里，他那威严的黑色身影几乎完全挡住了他身后那柔美的赫特福德郡风光。查尔斯先生回忆说，那短短一段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地令人怔忪不安，在此期间，尽管并没有参与方才两个人的不良言行，他仍旧感觉愧疚不已，罪责难逃。这种沉默的局面仿佛要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一直等到史密斯或者琼斯先生终于鼓起勇气嗫嚅道：“我想我们刚才确实有些放肆鲁莽了。我们保证不会再这样了。”

家父沉吟了片刻，然后轻轻地把车门关上，回到驾驶座，继续那三个村庄的环游之旅——查尔斯先生肯定地对我说，剩余的游程几乎就是在一片沉默中完成的。

既然已经回忆了这个插曲，我便也想起了同样发生在家父职业生涯那段时间的另一件事，而这件事也许更能清楚地展现出他所拥有的特殊的职业素养。在此我应该先解释一下，我们家一共是兄弟两个——我哥哥伦纳德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南非战争 中阵亡了。家父自然是深感丧子之痛；而使这件大不幸雪上加霜的是，一位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得到的安慰——即坚信自己的儿子是为了英王和国家光荣捐躯的——又由于家兄是在一次特别声名狼藉的机动行动中丧生的这一事实而受到玷污。那次行动被指控为非但是针对布尔人的平民聚居区发动的一次最不符合英军荣誉的军事袭击，而且更有确凿的铁证证实，此次行动的指挥极端不负责任，数度违反了基本的军事预防原则，因此阵亡的兵士——包括家兄在内——死得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有鉴于接下来我要讲述的内容，我不宜再对那次机动行动做更为精确的指认了，不过如果我说那次行动曾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控辩双方针锋相对的冲突本身使得那场争论更加引人瞩目的话，那么您也许已经猜到我具体的所指了。当时曾有舆论呼吁将涉事的将领就地免职，甚至移交军事法庭审判，但军方出面力保该将领，并许其继续履职，打完那场战役。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南非冲突临近结末之时，这位将领主动选择悄然引退，然后进入商界，专营往来南非的货运生意。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在战争结束大约十年后，也就是说当丧子的创伤仅只在表面上已经愈合的时候，约翰·西尔弗斯先生将家父叫进书房，告诉他这位要人——我姑且简单地称他为“将军”吧——即将前来府上做客几日，参加府里举行的宴会，家父的雇主希望借此机会为一桩获利颇丰的商业交易打下基础。不过，西尔弗斯先生也想到了这次造访将对家父造成的重大影响，所以特意叫他进来，主动提出在将军逗留期间他不妨休假几天。

毋庸讳言，家父对这位将军自然是憎恶已极；不过他同样也认识到雇主目前生意上的前景全系于此次乡宅宴会能否成功举办——预计将有十八位客人莅临，这样的规模可绝非是小事一桩。于是家父做出了这样的答复，大意是他由衷地感激他个人的情感深得主人的体恤，但他可以向西尔弗斯先生保证，举办乡宅宴会期间所提供的一切服务都将符合应有的水准。

结果，家父所承受的磨难甚至比原本的预期还要严酷得多。一则，家父原本或许还抱有一线期望，以为在亲自见到这位将军以后也许能心生些许尊敬或是同情，从而缓解他对此人怀有的憎恶之情，而事实证明，这根本就是毫无来由的一厢情愿。这位将军身材痴肥、相貌丑陋，其仪态举止毫无教养，言谈话语粗鲁不文，不论说到什么都往军事术语上硬套。尤有甚者，这位绅士的贴身男仆并没有随侍前来，因为平常伺候他的男仆不巧病倒了。这就带来了一个微妙的难题，因为另有一位客人也没有带他的贴身男仆，于是乎府上的管家将亲自担任哪位客人的贴身男仆，哪位客人的贴身男仆只能由府上的普通男仆临时充当就成了一个问题。家父因为体贴雇主的处境，当即主动接下了为将军做贴身男仆的差事，这么一来就不得不跟他厌恶的那个人亲密相处长达四天之久了。与此同时，那位将军因为浑然不知家父的感受，还利用一切机会大讲特讲他那丰功伟绩的从军历史——当然了，许多从过军的绅士都喜欢在房间里私底下面对贴身男仆大肆夸耀当年的神勇。然而家父居然一丝不漏地隐藏了自己的情感，完美无瑕地履行了他的专业职责，以至于将军在离别之际由衷地向约翰·西尔弗斯先生盛赞他的管家是何等优秀，并留下一笔可观的小费以示谢意——家父毫不犹豫地请雇主将其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通过从家父的职业生涯中援引的这两个实例——两者我都曾经过确证，相信其确凿无疑——我希望您会同意，家父不但是证实了，他几乎就是海斯协会所谓的“与其职位相称之高尚尊严”的化身。若是有人将这种时刻下的家父与某位即便拥有杰克·内伯斯那类最高等级花式技巧的管家做一番对比，我相信他或许就能够初步分辨得出“伟大的”管家与只不过颇有能力的管家之间的不同了。至此，我们或许也就更能够理解家父为什么那么喜欢在餐桌底下发现了一只老虎却丝毫都不惊惶失措的那个管家的故事了；那是因为他本能地知道在这个故事当中就隐含着“尊严”的真谛。言已至此，就容我这样地假定吧：“尊严”云云，其至关紧要的一点即在于一位管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坚守其职业生命的能力。那些等而下之的管家只要稍遇刺激就会放弃其职业生命，回复原形。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身为管家就好比扮演某个哑剧里的角色；轻轻一推，稍一趔趄，那个假面就会跌落，露出底下的真身。伟大的管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们能够化入他们的职业角色，并且是全身心地化入；他们绝不会为外部事件所动摇，不管这些事件是何等出人意料、令人恐慌或是惹人烦恼。他们呈现出的职业精神和专业风范就好比一位体面的绅士坚持穿着正式的套装：他绝不会容许自己因为宵小无赖的干扰或任何意外状况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宽衣解带；他在，也只有在他主动要这样做时才会将正装脱下，而且也毫无例外地是在他完全独处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如我所言，这是关乎“尊严”的大计。

常听人说，真正的管家只存在于英国。在其他国家，无论实际上冠以什么样的头衔，有的只是男仆。我倒是认为此言不虚。欧陆民族无法造就管家，是因为他们从人种上说就不擅长克制情绪，极端的情绪自控是只有英国人才做得到的。欧陆民族——总的说来凯尔特人亦然，我想您无疑也会赞同——通常在情绪强烈的时刻难以自控，所以除非是在那种丝毫都不会有刺激和挑战的场合下，他们是无法保持其专业风范的。如果允许我再次沿用先前的那个比喻——请原谅我表述得如此粗俗——他们就像是一个受到一点最轻微的刺激就会把正装和衬衣一把扯下，尖声喊叫四处乱跑的人。一句话，“尊严”可不是这种人力所能及的。我们英国人在这方面比外国人具有重要的优势，也正是为此，当你想到某位伟大的管家时，他几乎理所当然地注定就是个英国人。

当然了，对此您也许会不以为然，就像当初开心惬意地围炉夜话时，每当我阐述这样的见解格雷厄姆先生都会进行反驳一样：就算是我所言非虚，你也只能在亲眼目睹他在严峻的考验下的所作所为之后才有定论。然而事实上，我们都会承认像马歇尔或者莱恩先生等人都在伟大的管家之列，而究其实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无法声称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过他们的实际作为。我不得不承认格雷厄姆先生的话自有其道理，但我只能这么说，当一个人在这个行业内干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后，他只需凭直觉就能判断出某个人职业素养的深浅，无须亲眼目睹他在压力下的表现。确实，一旦能有幸亲炙一位真正伟大的管家，你非但不会对其有所怀疑，一心只想要“考验”一下他的含金量，你反而会觉得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位威信如此之高的人物会在任何情况下背弃其与生俱有的职业素养。事实上，多年前那个周日的午后，也正是这样的一种体悟，才能穿透酒精所造成的重度思维混沌，使得家父的那两位乘客陷入愧疚的沉默。面对这样的人物，就如同今天上午面对那最优美的英格兰风光一样：一见之下，你自然会知道你就站在了伟大的面前。

我知道，总会有人断言任何像我这样试图去对“伟大”条分缕析的行为都是徒劳。“有些人就是有，有些人就是没有，清楚明白，”格雷厄姆先生总会这么说。“除此以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责任去对抗失败主义的论调。对所有我们这样的从业者而言，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就更是一种职业责任了，唯其如此，我们每个人才可能为我们自己赢得“尊严”而更好地努力。 LALXdd2solfveJf2n8kjioxSdQr4v/Q/sK30fwFVefbYidpLXvZKvJQmqqRS/I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