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书是在我饥饿的时候诞生的。我来解释一下吧。1996年春天，我的第二本书—一本小说—在加拿大问世了。那本书并不成功。书评家不是对它感到迷惑不解，就是用轻描淡写的赞扬让它显得一文不值。读者也对它置之不理。尽管我费劲地扮演小丑或高空秋千表演者的角色，却对媒体这个马戏团不起任何作用。我的书仍然卖不动。一本本书排列在书店的书架上，就像一个个孩子在排队等着打棒球或踢足球，而我那本书就像一个瘦长而笨拙、根本不适合做运动员的孩子，谁都不愿意让他加入自己的球队。它很快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失败的结局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我已经开始创作另一个故事了，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只是我感到焦躁不安，而且我只有很少的一点钱。

于是我飞到了孟买。这么做并不缺乏逻辑性，如果你能认识到三件事：在印度完成限期工作会让任何人都不再焦躁不安；在那里可以用很少的钱生活很长时间；以1939年的葡萄牙为背景的小说也许和1939年的葡萄牙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我到印度去过一次，在北方待了5个月。第一次我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到这座次大陆的。实际上，我准备了一个词。当我对一位了解印度的朋友谈起我的旅行计划时，他随口说：“印度人说英语很滑稽。他们喜欢糊弄（bamboozle）之类的词。”当飞机开始在德里缓缓着陆时，我记起了这个词，于是这个词成了我在面对鲜艳的色彩、嘈杂的声响和各种仪式所营造的印度的疯狂之前所做的唯一准备。我有时会用这个词，而且，说实话，这个词很有用。我对火车站的职员说：“我没想到车票会这么贵。你不是想糊弄我吧，是不是？”他笑了，唱歌似的说：“不是的，先生！这儿没有糊弄人的事儿。我给你报的票价是对的。”

第二次去印度，我知道会遇上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我要在一处山间驻地住下来写小说。我想象，宽大的阳台上放着一张桌子，我正坐在桌前，面前摊放着笔记，笔记旁边放着一杯茶，正冒着缕缕热气。在我脚下是浓雾笼罩的青山，在我耳中是猿猴的啼声。那里气候宜人，早晨和傍晚需要穿一件薄毛衣，中午只须穿短袖。这样安排好了之后，我手中握着笔，为了更加高度的真实，要把葡萄牙写进一部虚构的小说。小说就是有选择地改变真实，不是吗？不就是通过扭曲真实而揭示其本质吗？我又有什么必要到葡萄牙去呢？

经营驻地的女主人会告诉我当地人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去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对我午饭吃什么和第二天晚饭吃什么会有一致的意见。写作了一天之后，我会在茶园里起伏的山岗上散步。

不幸的是，小说结巴了一阵，咳嗽了几声，便一命呜呼了。那是发生在梅特兰的事，那里离孟买不远，是一处很小的山间驻地，有猴子，但没有茶园。这是未来作家特有的苦恼。你的主题很好，句子也不错。你的人物如此栩栩如生，几乎需要出生证明。你为他们铺排的情节既宏大又简单，扣人心弦。你做了调查，搜集了事实—有关历史、社会、气候、烹饪等方面的事实，这些会让你的故事具有真实感。对话流畅，充满了紧张。描写充满了华丽的辞藻、鲜明的对比和有力的细节。真的，你的故事不可能不了不起。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尽管故事有着显而易见的光明前途，却有那么一刻，你意识到你脑后那个不断缠绕着你的低语声说的是明白无误的可怕事实：这没有用。故事缺少某种因素，即无论有关历史或食物的事实是否正确，都会让一个真正的故事具有生气的那种活力。你的故事在情感上毫无生机，这就是关键所在。这一发现令人沮丧，我告诉你。它让你产生一种令人痛苦的渴望。

我把那本失败的小说的笔记从梅特兰寄了出去，寄往西伯利亚一个虚构的地址，回信地址是玻利维亚一个虚构的地方。邮局的工作人员在信封上盖上邮戳，把信扔进分拣箱后，我闷闷不乐、灰心丧气地坐了下来。“现在做什么呢，托尔斯泰？你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其他好主意？”我问自己。

嗯，我还有一点点钱，我仍然感到焦躁不安。我站起来，走出邮局，去探索印度南部。

对那些询问我职业的人，我想说：“我是个医生。”因为医生是具有魔力、能够带来奇迹的人。但是我敢肯定下一个拐弯处会发生车祸，当所有人都看着我的时候，我就得在受害者的哭泣声和呻吟声中解释，说其实我是律师；然后，当他们恳求我为这次不幸事故起诉政府的时候，我就得承认说其实我只有哲学学士学位；接着，当人们大声问我这样的流血悲剧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就得承认我几乎没读过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等等。我坚守着卑微而脆弱的真实。

在这一过程中，不时有人对我的职业作出反应：“作家？是吗？我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你。”大多数时候，这些故事只是一些轶事，缺乏生气也缺乏活力。

我来到了本地治里镇，那是一座直辖区自治小镇，位于马德拉斯南部，在泰米尔纳德沿海地区。无论从人口还是从面积来看，本地治里都是印度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但是历史却将它与印度分离开来，因为本地治里曾经是那个最小的殖民帝国—法属印度—的首都。法国人很想与英国人竞争，非常想，但是他们唯一取得的只有几座小港口的主权。他们在这些港口坚守了大约三百年。1954年，他们离开本地治里，留下漂亮的白色楼房，垂直交叉的宽阔街道，诸如海运大街和圣路易大街之类的街名，还有对警察戴的帽子的叫法—凯皮。

我当时正在尼赫鲁大街的“印度咖啡馆”。咖啡馆只有一间大房间，墙壁是绿色的，天花板很高。风扇在你头顶旋转着，好让温暖潮湿的空气流动起来。房间里放满了并排摆放的长方桌，每张桌边放着四把椅子。哪儿有空座位你就坐在哪儿，不管桌前坐的是什么人。那里的咖啡不错，还有法国烤面包片卖。客人很容易相互交谈。于是，一位满头蓬乱的银发、双眼炯炯有神的活跃的老人和我聊了起来。我向他证实加拿大很冷，这个国家的确有几个地区说法语，我很喜欢印度，等等等等—友好好奇的印度人和背包徒步旅行的外国人之间轻松随意的交谈。他听我说我干的是哪一行的时候睁大了眼睛，点了点头。我该走了。我抬起手，想让侍者看见我，让他把账单拿来。

这时老人说：“我有一个故事，它能让你相信上帝。”

我停止了招手，但是我很怀疑。是耶和华见证人在敲我的门吗？“你的故事是不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罗马帝国一个偏僻的角落？”我问。

“不是。”

他是个伊斯兰教的狂热鼓吹者吗？“是不是发生在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

“不，不是的。几年前故事就在这儿，在本地治里开始，而且，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就在你来自的那个国家结束。”

“而这个故事能让我相信上帝？”

“是的。”

“这个要求过高了。”

“没那么高，你能达到。”

侍者来了。我犹豫了片刻，然后要了两杯咖啡。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他叫弗朗西斯·阿迪鲁巴萨米。“请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吧。”我说。

“你一定要认真听。”他回答。

“我会的。”我拿出了钢笔和笔记本。

“告诉我，你去过植物园吗？”他问。

“昨天刚去过。”

“你注意到小型火车轨道了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

“星期天仍然有火车开，是给孩子们玩的。但是以前火车每天都开，每小时开两次。你注意到站名了吗？”

“有一站叫玫瑰谷，就在玫瑰园旁边。”

“是的。另一站呢？”

“我不记得了。”

“站牌已经被拿下来了。另一站以前叫动物园城。小型火车停两站：玫瑰谷和动物园城。从前，本地治里植物园里有一座动物园。”

他接着说下去。我把故事的主要部分记了下来。“你一定要和他谈谈。”他说，他指的是故事的主人公。“我非常非常了解他。他现在已经是成人了。你一定要问他所有你想问的问题。”

后来，在多伦多，在电话号码簿里九排姓帕特尔的人名中，我找到了他，那个主人公。在拨他的电话号码时，我的心怦怦直跳。接电话的人的加拿大口音里带有一种轻快的印度腔调，尽管不明显，但肯定有，就像空气中香烟的痕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但是他同意和我见一面。我们见了很多次面。他给我看了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他记的日记。他给我看了使他出名的发黄的剪报，但这名气很快便被人们遗忘了。他对我说了他的故事。我一直在记笔记。大约一年以后，在克服了很多困难之后，我收到了日本运输部寄来的一盒磁带和一份报告。就在听磁带的时候，我接受了阿迪鲁巴萨米的观点，这的确是一个能让你相信上帝的故事。

自然，帕特尔先生的故事应该以第一人称叙述，通过他的声音讲述，通过他的眼睛观察。但是，如果故事里有任何不精确之处，或是任何错误，责任都在我。

我要感谢几个人。我最应该感激的是帕特尔先生。我对他的感激就像太平洋的海水一样无边无际，我希望我的叙述不会令他失望。我要感谢让我开始写这个故事的阿迪鲁巴萨米先生。我要感谢帮助我完成这个故事的三位具有模范职业精神的官员，他们是日本驻渥太华大使馆的太田一彦先生、小井科船运公司的渡边宏先生，特别是日本运输部现已退休的冈本友广先生。我要感谢莫西尔·斯克里尔先生让故事有了活力。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加拿大艺术委员会这个了不起的机构，没有它的资助，我不可能完成这个和1939年的葡萄牙毫无关系的故事。如果我们—市民们，不支持我们的艺术家们，那么我们就会在不加修饰的真实的祭坛上牺牲掉我们的想象力，最终我们就会没有任何信仰，我们的梦想就会变得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