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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军出师计划，经长时期之筹备，颇极周密。讵一经开拔，障碍横生。尤以夫役逃亡一事，最为骚扰。军行所至，四出拉夫，人民逃避一空。三营殿后，夫役逃亡尤多，行李沿途遗弃，虽出重资，不能雇一夫。纪律废弛，非复从前节制之师矣。读唐人应役出塞诸诗，苍凉悲壮，非身历其境者，不知其言之酸而词之切也。
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风景与内地同，自是以后，气象迥殊，山岭陡峻，鸟道羊肠，险同剑阁，而荒过之。沿途居民寥寥。师行于七月，时方盛暑，身着单服，犹汗流不止。过雅州，则凉似深秋，均着夹衣。愈西愈冷，须着西藏毪子衣矣。过大相、飞越诸岭，皆重峰叠嶂，高峻极天，俯视白云，盘旋足下。大相岭，相传为诸葛武侯所开凿，故名。经虎耳崖，陡壁悬崖，危坡一线；俯视河水如带，清碧异常，波涛汹涌，骇目惊心。道宽不及三尺，壁如刀削。余所乘马，购自成都，良骥也，至是遍身汗流，鞭策不进。盖内地之马，至此亦不堪矣。
行六日至泸定桥，为入藏必经之道，即大渡河下流也。夹岸居民六七百户，河宽七十余丈，下临洪流，其深百丈，奔腾澎湃，声震山谷。以指粗铁链七根，凌空架设，上覆薄板，人行其上，咸惴惴焉有戒心。又行二日至打箭炉。
登大相岭，相传不能交言，否则神降冰雹。予过大相岭时，竭蹶至山顶，见清果亲王摩崖题碑诗，上部为雪所掩，以马挝拨之，有句曰：“奉旨抚西戎，冬登丞相岭。古人名不朽，千载如此永。”盖景仰先贤，亦自诩也。同辈回顾，予犹未至，大声呼唤，有应声而呼者，众声交作，天陡变，阴云四起，雹落如拳粗。予急奔下山，后来者多为雹伤。盖雾罩山头，阴寒凝聚，一经热气冲动，雹即随之降落，亦物理使然也。
打箭炉，为川藏交通枢纽地。相传为诸葛武侯南征时，遣郭达于此设炉造箭，故名。其地三面皆山，终日阴云浓雾，狂风怒号，气候冷冽异常。山巅积雪，终年不化。三伏日，亦往往着棉衿焉。驻打箭炉数日，官兵内着皮袄，外着毪子大衣，犹不胜其寒矣。予尝戏谓内地冬寒，寒由外入；病疟发寒，寒由内出；塞外之寒，寒生肌肤。亦事实也。
一入炉城，即见异言异服之喇嘛，填街塞巷，闻是地有喇嘛寺十二所，喇嘛二千余人。居民种族尤杂，有川人，滇人，陕人，土人，回人；又有英法各国传教士甚多。土人迷信喇嘛教，家有三男必以二人为喇嘛，甚或全为喇嘛者。盖喇嘛据有最大势力，能支配一切，一为喇嘛，身价即等于内地之科第，故人人以得为喇嘛为荣也。
[校注四] 打箭炉三字，系藏语“打折多”之译音。明初即有此译称。清乾隆时，始有人捏造武侯遣将军郭达造箭于此之说。世多仍之，荒谬之甚矣。余另有辨。其地才高于海面三千六百米。较巴塘、雅江、甘孜、道孚等处为低。但以四围雪山环抱，阴湿多风之故，反较巴塘、雅江、甘孜、道孚等处为寒。打箭炉号称八大喇嘛寺。当时尚存七所：安雀寺、南摩寺，皆黄教；夺吉村寺，红教，三寺最大；夷龚寺、撒迦寺、俄巴寺、杜渣寺，皆小寺，寺僧亦各只十余人。撒迦教或红教，旧曾有白教寺，在白土坎，后毁，改为关帝庙，今康师校址是也。康熙时，跑马山有大白教寺，因作乱被毁，今为南摩寺分院，不在八大寺之列。兹云“十二寺”，盖追忆，未确也。
康藏一带，气候酷寒，仅产稞麦，故僧俗皆以糌粑为食，佐以酥茶，富者间食肉脯，以麦粉制为面食者甚少也。糌粑制法，以青稞炒熟磨为细粉，调和酥茶，以手搏食之。酥茶者，以红茶熬至极浓，倾入长竹筒内，滤其滓，而伴以酥油及食盐少许，用圈头长棍上下搅之，使水乳交融，然后盛以铜壶，置火上煎煮。食糌粑时，率以此茶调之。且以之为日常饮料。藏民嗜此若命，每饮必尽十余盏。余初闻此茶，觉腥臭刺鼻。同人相戏，盛为酒筵，约以各饮一盏，不能饮者罚如其数，予勉呷一口，即觉胸膈作逆，气结而不能下，自认罚金，不敢再饮矣。
藏民男子皆衣宽袍大袖之衣，腰系丝带，头戴呢帽，或裹绒巾，足着毪子长靴。女子衣长衫，毪裙，系腰带，头戴巴珠，项围珠串。
喇嘛服饰，因阶级而异。上焉者内着衬衣，外缠红黄哔叽披单，帽作桃形，靴为红呢制，手拿佛珠，口诵佛号。其下，则粗呢披单，交缚上体而已。藏民住宅皆为层楼，上中层住人，下层为豢养牲畜，屋顶扁平，或上覆泥土，室内及墙壁彩绘山水人物。若喇嘛寺，则楼高有至十层者，金碧辉煌，极为壮丽。
我军由川出发时，适达赖由京返藏，途次，得其藏王厦札密报谓：“英兵已退，川军大至，恐不利，宜制止之。”达赖既向清廷求援，又不便反复，乃密令厦札发藏兵万人扼要拒之。川边大臣赵尔丰，知其谋，乃自率兵八营，由北道进剿德格叛匪，而令钟颖所率川军由北跟进，会师于昌都。
［校注五］ 按此所谓藏王厦札，谓噶伦也。当时误称噶伦为藏王者，似以其握政权故。达赖虽出亡在外，噶伦在藏者，仍每事请示于其行宫。联豫虽主藏政，令教多格不行，故请派兵入藏镇慑。达赖被放回藏，行至甘青境，闻川军入藏消息，即令噶伦派兵抗阻。与此文所谓“求援”“反复”者不合。
又其时赵尔丰方在德格平降白仁青之乱，办理改流，迄闻乍丫等处番民抗拒川兵，虑钟军新成，士未习战，故令其改由北道随边军前进，避免与藏军冲突。
全军集中打箭炉待命，约一周，钟统领始至。又准备三日，即出发。由打箭炉出关，即属川边境。其入藏大道，至巴、里塘，昌都，恩达、硕板多，丹达、拉里、江达，至拉萨，为川藏大路，逐站人户甚多，是为康藏南路驿传大道。我部奉令改由北道出关，行一日，由折多塘北向，经长坝春、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岗拖，至昌都，或绕岗拖趋类乌齐，三十九族，至拉里，为北路。道路荒僻，往往一二日无人烟。
藏地行军，动需乌拉驮运。又须二三日一换，故无乌拉，即不能行一步。盖弹药粮秣，行李乘骑，每营须牛马二千余头之多，悉取给于沿途藏人。长途行军，决非内地夫役力所能任。即内地之马，一入藏地，亦不堪用矣。赵尔丰以陆军初入藏，情形不熟，恐猝遇战，乌拉不继，故令我军走北路，为策安全也。
我军由炉出发之日，适雨雪交作，寒风刺骨，军队与乌拉，恒混杂而行。此路名虽驿站，半为山径，砂砾遍地，雪风眯目，时登时降，军行甚苦，沿途绝少居民。抵折多塘宿营，已七时矣。天黑路滑，部队零落而至。士兵喧呼声与牛马嘶鸣声，直至夜半始止。官兵咸缩瑟战栗，不胜其凄楚焉。
由折多塘经长坝春、道坞、霍尔章谷，至甘孜一带，沿途均有村落，居民数十户或数百户不等，途中亦有小村落及喇嘛寺。此二十余日中，天色晴霁，道路皆沿山腹或山沟行，甚平夷。犹忆第一日由炉出发，官兵饱受风雪之苦，佥以此去苦寒，必更有甚于此者，殊次日，天忽晴霁，沿途风清日暖，细草如茵，两面高峰直矗，山巅积雪，横如匹练。有时出岫白云，与摩天积雪，共为一色，凝眸远望，奇趣横生，几忘塞外行军之苦。
余任督队官，每日必于黎明前率通事藏人及各队监营官，乘马先行。一日，将抵长坝春时，天和春软，周道如砥，一望平原无际，藏人扬鞭策马，疾驰如飞，群马奔逐，勒之不能止。余马术未精，身重腿轻，左右颠簸，几跌下，勉驰至宿营地，已汗流浃背，腿痛不能行矣。
［校注六］ 原书屡言长坝春，皆误作长春坝。此追忆之误也。长坝春，为康定县上木雅乡农村名。藏语呼农村曰宗。此云长坝宗。汉语转讹为长坝春也。自折多塘至道孚，沿途皆牧场，惟此与泰宁为农村。故皆为替换乌拉要地。此书未言泰宁者，清末北道乌拉，自折多塘至长坝春为一站，长坝春至上八美为一站，上八美至少乌石为一站，少乌石至道罕可抃为一站，其道不出泰宁。一九一八年以后，上下八美、少乌石三村差民逃尽，改由泰宁喇嘛寺支差。差路始绕由泰宁。
一日，行抵道坞，天尚早，因偕同人闲步近郊，有民舍十余家散居疏林间，草美而细，风景如画。林外一沟宽四五尺，碧水清浅，鱼多而巨，往来游跃。余等正苦无肴，将取之食之。又疑此地居人甚多，岂无网罟，河鱼之繁殖如是。询之通事，始悉藏人死后，不用棺封。土掩其上者，延喇嘛讽经，寸磔其尸，以饲雕鸟，为天葬。其次以火焚之，为火葬。下焉者投尸水滨，任鱼鳌食之，为水葬。故藏人无食鱼者。余等闻之，乃止。
［校注七］ 藏俗，火葬为上，喇嘛乃得行之，天葬为次，一般平民用之。水葬最下，罪人及贫民用之。原书所记，微有差误。
又藏俗，忌杀小生命。故鸡、鱼、野鸟之类，例不诛杀。喇嘛之教曰：凡生命皆不可杀，但藏地粮实缺乏，不能不屠牲畜以维持人之生命。故戒行僧侣，亦得食肉。惟不可亲手屠杀及亲见其死。屠杀之事，另以“卑贱之人”专司之。如属业屠之人，在西藏社会中为最贱者，谓其死后必入地狱。所屠亦仅限于牛之一种。因杀一牛，可以维持多人生命，故其罪小；若屠杀小生命如鸡、鱼等，则牺牲多数生命，以维持少数生命，其罪更大。至于猎取野兽，捕捞鱼类，则其人之贱且恶，更甚于屠。此乃藏人不渔不猎，鱼鸟繁殖之原因。非因食死尸而恶之也。
霍尔章谷，居民百余户，已改土归流，设理事官于此，汉人甚多。我军出关后，沿途所见，皆赭面左衽之藏民；所食，则酥油糌粑奶酱。荒山野户，又无蔬菜可购，竟日疲劳，不获一饱。出发时，原拟多带食品，因林修梅力言不可，致途次食不甘味，至以为苦。至是，始有物可市。共购猪一头，鱿鱼数斤，切碎，豆豉炒之，分盛两桶，载之以行。修梅犹啧有烦言，余等亦不之顾。然以后每餐，修梅则较他人抢食为多，其馋酸真可鄙也。
［校注八］ 霍尔章谷，即今炉霍县也，原霍尔章谷土司驻地。光绪初，川督鹿传霖，讨平瞻对之乱，倡议改流。时章谷土司故绝。遂以兵威收抚其地，置炉霍屯。其后清廷根据藏人请求，仍以瞻对归藏，罢改流议。惟炉霍屯因章谷土司已绝，竟设流官未废。其地在北道开市，汉人市场此为最早，故有百物可购也。炉霍屯至一九一三年改县。未曾经过设理事官阶级。此云设理事官者误。
途次，见乌拉千百成群，尚未注意。至霍尔章谷换乌拉。先日傍晚，尚未齐。夜半，闻四野声喧，视之，乃藏民送乌拉牛马至矣。漫山遍野而来，不下数千。余方虑明晨掉换乌拉，驮装捆载，不知费时几许。迨次晨起视，则一人挟一驮，置牛背上，每驮重逾百斤，竟能举重若轻，约一时许，而二千余驮粮弹捆载已毕，身手敏捷，诚非汉人所及。因见体力强，不觉健羡无已。无怪唐代屡为边患，郭马名将，尚不敢言战，而言和也。
［校注九］ 郭、马指郭于仪和马璘。当（唐）肃、代之际，安史之乱未平，吐蕃、回鹘屡次联兵寇扰陇西诸郡，数犯京畿。关陇诸镇，竭全力以备御之。虽屡获捷书，而寇终不可制。不得已而出于和，订立盟约。事具《唐书·吐蕃传》。
每日宿营，牛马拥挤坪中，藏民卸装，更为迅速。驮牛二千余头，不及一小时即卸毕矣。藏民扬声，驮牛四散，满山满谷，到处龁青。迨黄昏前后，藏民呼哨一声，但见山头群牛攒动，皆争先恐后，戢戢归来，勿烦驱策。藏民即就平地之桩，系长绳，排列为若干行。长绳中系无数短绳，拴于牛蹄。牛倚绳，或立或卧，秩然不乱。犹忆一日中夜起溲，弥望白雪，不见一牛，大异之。询之卫兵，始知牛卧雪中，雪罩牛身，望之似无数雪堆，隐约坪中，非转侧雪落，不知其为牛也。
甘孜，曾科，麦削（宿），岗拖一带，嶂峦横亘，冰雪满山。每从山腹过，山水泻冰，宽恒至十数丈，人马通过，须先凿道敷土，方免倾踣。谷底溪流，亦凝结成冰，牛马数千，踏冰过，冰破碎声闻数里。时已暮秋，天气日加寒冷，大雪纷降，朔风怒号，人马牲畜，灿若银装。余有句云：“冰敲马蹄铃声细，雪压枪头剑气寒。”亦纪实也。
自麦削以西，河深流急，无舟楫，无津梁，故军队渡河，皆用皮船。船以野藤为干，以牛革为衣，其形椭圆，如半瓜；其行轻捷，似飞燕；凌波一叶，宛转洪涛，浪起如登山丘，浪落如堕深谷。临岸遥观，若将倾覆焉。乃方沉于浪底，涌现于涛头，俨如飓风时际，立黄鹤楼看轻舟冲浪，同一怵目惊心也。幸河幅不宽，波澜甚小，舟子一人，摆双桨，坐后梢，顺水势，乘浪隙，斜行疾驶，瞬息即登。皮船大者，载重四百斤，小者载二百余斤。小船以一革制成，大船则用二革，其结缝处时时以酥油涂之，以防浸漏。军队渡河时，先渡辎重，再渡官兵。船小而少，每渡一河，须延数日。计余一营人，渡河已费三日之久。沿途河流甚多，故行军稽延甚久也。惟藏地牛马皆能泅水，每渡河时，先纵一牛过河，系于彼岸，然后纵马牛入水，不待驱策，皆攒望彼岸之牛而群集焉。
余渡岗拖河时，宿江干数日，见山中贝母鸡数十成群，飞行地上；闻其味极佳，因约同人携枪入山击之，日必获数头。就江干去皮骨，取肉切为小块，拌胡豆酱炒食之，味鲜美，远非家禽所及也。
藏地行军，不苦于行路难，而苦于起床太早。盖自甘孜而后，沿途居民渐少，赵尔丰所定程途，又恒远至百二十里以上，非竟日趱行，即无宿站。无宿站，即无藏官预备燃料，不能炊爨也，故起床不能不早，且行军均自带帐幕，到处架设，出发撤卸。藏地几于无日无雪，一入夜半，雪满帐幕，次晨早起，须先撤帐去雪以火烘之，方能驮载。最苦者，天犹未明，帐幕已撤，雪风削面，鹄立旷野中，以候烘帐幕，上驮牛，约须一小时半之久，手足僵冻，战栗呻吟，其痛苦诚非语言所能形容也。行五十余日，始至昌都。
［校注十］ 按通常行程，北道按站行，十七日可至昌都。只甘孜渡雅砻江，岗拖渡金沙江，两次须以皮船，以各耽延三日计，亦仅二十三四日耳。再以炉霍、甘孜等处勾留一二日估计，三十日必能到达。此云五十余日，或是因故稽延，或是误记。
此行路线，系自甘孜大金寺进打火沟，至甑科（属白玉县，原书作曾科），经麦学（属德格县原作麦削）、八邦寺至岗拖河。未由雀儿山大道，缘赵尔丰尚在德格虑支差难也。岗拖至昌都，则循同普大路。此路自卡工以西直至昌都皆无农地，需野宿三日。
原书无记载。缘自卡工以西，皆牧场，由纳夺土司支差，一直送至昌都。故既无留滞，亦无风物勾留。达赖所调阻路藏军，皆在南路。故钟颖军能直抵昌都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