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休·克里弗兰只穿着长袜子的双脚搁在办公桌上一堆摊开的报纸上，报纸最上面是一份《纽约时报》，它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提高了调门，空前地使用了通栏的斜体字标题：

德军进攻波兰；

城市遭轰炸，港口被封锁；

但泽被接纳加入德国。

但是，其他报纸和《纽约时报》这种文雅的吼叫比起来，标题的字体要更大更粗。克里弗兰穿了一件衬衫，斜靠在转椅里，一只电话听筒夹在他的头和左肩之间，正用红铅笔在一沓黄色打字纸上迅速地做着记号，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话。在广播界干了八年，他对这套玩意儿已经相当熟练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既紧张又满意，但他的声音带着怒气。他上午的节目叫作“本市名人动态”，专门采访那些路经纽约的著名人士。战争危机突然怒吼着冲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克里弗兰的秘书抢到了新闻编辑部，现在他正向人事科提出抗议，或者说正想这样做。他给经理的电话一直没打通。

一个头戴黑色扁平草帽的小个儿姑娘出现在门口。她背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编辑部的大办公室里，战争新闻引起的骚乱有增无减。秘书们忙着咔嗒咔嗒地打字，或者拿着稿件急急忙忙地来来去去；听差们端着咖啡和夹馅儿面包在跑；光穿衬衫的男人们围着嗒嗒响的电传打字机，好像人人都在吆喝、抽烟。

“您是克里弗兰先生吗？”姑娘的声音很甜，但有些颤抖，那双惊恐的圆眼睛使她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

克里弗兰用手按住话筒，问道：“什么事？”

“人事科让我上来找您。”

“让你？老天爷，你多大啦？”

“二十岁。”

克里弗兰好像有点儿不相信，但他还是挂上了电话。“你叫什么名字？”

“梅德琳·亨利。”

克里弗兰叹了口气：“嗯，好吧，梅德琳。想要赌钱就得懂诀窍。那么，脱掉你的帽子马上就干，好不好？请你先给我再买一杯咖啡和一个笋鸡夹馅儿面包。还有明天用的稿子，”他用手拍了拍那沓黄纸说，“要打出来。”

梅德琳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她原是到纽约来买衣服的，突然爆发的战争促使她走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看看要不要临时女职员。在人事科，一个戴一副黄纸袖套、不耐烦的女人塞给了她一张纸片，问了她几个有关她学历的问题，就让她上楼去找克里弗兰。“去和他谈吧，要是你中他的意，我们就可以雇用你。他嚷着要一个姑娘，我们这里抽不出人。”

梅德琳跨进房间，叉开腿站着，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承认说自己还未被录用，她原是到纽约来闲逛的，家住华盛顿，还得返回学校去念书。她一想到这儿就心烦，因为她太怕她父亲了，简直什么事都不敢做。她刚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走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一边微笑着听她说，一边眯缝着眼睛打量她。她穿了一件没袖子的红布衣服，由于在海上过的周末，气色很好。

“那么，梅德琳，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不想干这个工作？”

“我是在寻思——我能不能过一个星期左右再来？”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拿起电话听筒：“还找人事科。好吧，你过些时候再来吧，梅德琳。”

她说：“我马上就去给您买咖啡和夹馅儿面包，这我做得到。我今天也可以把您的稿子打出来。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干三个星期呢？二十四号以前，我不用回学校去。我父亲要是知道了，准饶不了我，不过我不在乎。”

“你父亲在哪儿？在华盛顿吗？”

“他在柏林，他是那儿的海军武官。”

“什么？”休·克里弗兰放下电话，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你父亲是我们驻纳粹德国的海军武官？”

“是的。”

“真没想到，好啊！你就是海军的子女了。”他把一张五美元的票子往桌上一扔，“好吧，梅德琳，请给我买一个夹馅儿面包，要白肉、莴苣、胡椒、蛋黄酱的。清咖啡。别的咱们以后再谈。也给你自己买一个夹馅儿面包。”

“是，克里弗兰先生。”

梅德琳拿起那张钞票跑到了外面的大厅，站在那儿发起呆来。她听过几次“本市名人动态”节目，她马上辨别出了克里弗兰那独特的、感情丰富的爽朗声音。真是一个地道的广播员，有他自己的节目，而忽然她竟在为他工作了。这就是战争时期！一个拿着一袋食品的姑娘嗖地打她身边过去，她这就明白了该到哪儿去买面包。但是，已经有二十来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拥在走廊外面那个小餐馆的零售柜台旁了，她走出去到了梅迪逊大街上。她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眨巴着眼睛。纽约的活动还像过去一样。人群在便道上行走；小汽车、大轿车喷着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地过去；人们拿着一包一包东西从商店里进进出出，往橱窗里张望。唯一新鲜的东西是，报贩们抱着大沓晚报，嚷着战争新闻。梅德琳向街对面的大药房跑去，那儿的冷餐处挤满了职员和买东西的人。他们一边吃着碗里的辣汤或者菜汤，谈笑风生。还是往常那些人，在药店里熙来攘往，买牙膏、洗涤剂、阿司匹林、糖果和便宜的座钟等。一个系围裙、戴帽子的上年纪金发胖女人，很快地替她准备夹馅儿面包。

“啊，亲爱的，这个仗谁能打赢啊？”她一边和气地问，一边往鸡上撒胡椒。

“但愿希特勒赢不了。”梅德琳答道。

“对啦，他不是一个重要人物吗？Sieg Heil！ 哈哈，我看这个人是一个疯子。我总这么说，这下可应验了。”她把面包递给梅德琳，“好了，亲爱的，既然咱们不卷进去，管他谁赢呢！”

梅德琳买了一份晚报，标题特大，可没什么新消息。只要看着如此戏剧性的第一版，就是新的乐趣。虽然战争离这儿很远，可是梅德琳觉得血管里的血突然流得快了。这些标题中间，升起了自由和新的行动的气息。总统立即十分坚定地宣布，美国不介入这场战争。但事情的发展从现在起可大不相同了，卷进去是不可避免的了！她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怎样给父亲写信，要是她能得到这个工作就好了。

克里弗兰又把脚放到了桌子上，脸上带着轻浮的笑容在打电话。他向梅德琳点点头，一面以热情的低沉声音继续劝说一个女孩子和他到美女餐厅会面，一面狼吞虎咽地吃起面包来。

“您怎么不吃那一份？”梅德琳说，“我并不饿。”

“真的吗？我可不想抢你的吃。”他放下话筒，打开了她那个夹馅儿面包。“一般我白天吃得不多，可是现在都这么谈论战争——”他咬了一大口，接着说：“谢谢！我发誓，我简直就跟参加葬礼那么饿。没注意你在参加葬礼的时候有多饿吗，梅德琳？我想，看着这么个倒霉蛋给埋到土坑里，你真觉得活着多么快乐啊！好了，听着，你是想在我这儿干三个星期，对吧？那样也好。这给我一个机会了解一下人事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拿起一个棕色的信封，对她晃了晃。“喂，加里·库珀住在圣莱吉斯旅馆641号房间。这是‘本市名人动态’稿子的样本，请给他送去。我们大概星期四请他来。”

“加里·库珀？您说的是那个电影明星吗？”梅德琳吃惊之下，像她母亲一样用高亢的声调说起话来。

“还会有谁？他也许会问你一些关于广播和关于我的问题，所以仔细听着，把我的话牢牢记在脑子里。我们是在一间没有观众的小播音室里工作，非常舒服。这是一间有扶手椅、书籍和一张地毯的房间，十分精美，像家庭里的书房一样。罗斯福夫人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广播她的节目的。要是他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稿子用特大号的字打出来。他可以广播五到十五分钟，整个节目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是从一九三四年起在洛杉矶开始这个节目的，干了三年。那时我管这个节目叫‘饭后余兴’，也许他听见过。当然，他也许很忙，没工夫问这些。不管怎么样，你要装得好像你已经干过一段时间了。”

梅德琳简直慌了神，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马上伸手去拿信封。克里弗兰把信封给了她，说道：“准备好啦？起锚吧。看在基督的面上，可别叫他签名，要是碰到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可别不回来了。”

梅德琳突然迸出了一句：“一定是有些特笨的姑娘在您这儿干过。”说着就赶忙出去了。

一个女仆打开了旅馆房间的门，穿了一身灰衣服的加里·库珀正坐在一张装着轮子的桌子旁吃午饭。那个影星站了起来，朝梅德琳微笑着。他个子特别高，身材瘦长，戴一副黑边眼镜。他喝着咖啡把稿子看了一遍，问了几个问题，完全是办事的样子，和一个腼腆的牛仔太不相同了。他的风度像一个海军上将。当她提到“饭后余兴”这个节目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的，我记得那个节目。”不多一会儿，她又出来到了满是阳光的大街上，已经筋疲力尽、浑身战栗。“英国总动员了！希特勒进攻波兰！”转角上的报贩哑着嗓子喊。

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克里弗兰对她说：“谢谢你，小宝贝儿。”他正在很快地打字。“库珀刚来过电话，这个念头他挺喜欢，他答应了。”他从打字机上取下黄纸，和其他纸别在一起。“他说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你对他都说了什么啦？”

“简直什么都没说。”

“嗯，你干得不错，我现在就去访问他。这儿是明天的稿子，把红笔改过的那几页誊清，然后立刻把全部稿子复印，在309A号房间。”克里弗兰穿上鞋，把领带拉直，披上一件深黄色运动衫。他用手指理了理浓密的金发，扬起幽默地弯着的粗眉毛，咧着嘴对她笑了笑。她觉得，她真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与其说他人长得漂亮，倒不如说他很迷人，这就是梅德琳的结论。他身上有股富有传染性的高兴劲儿，那双活泼的蓝眼睛里有种特别逗趣的光芒。他虽然不过三十一二岁，可一站起来，肚子都显出来了，这一点使她有些失望，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

他走到门口又站住了。“你加夜班行不行？你可以拿到加班费。要是你今晚八点半左右来的话，在我的办公桌上可以找到星期四的草稿，里面有库珀的广播稿。”

“克里弗兰先生，我还没被录用呢。”

“你已经被录用了。我刚刚和汉妮斯太太谈好了。等你把那份稿子复印完了，就下去填表。”

梅德琳费了五个小时才把那份稿子复印完。她把它交了出去，尽管她弄得不怎么干净，还是希望不要就此断送她在电台的前程。人事科的人对她说，开始每星期资三十五美元，这简直是一笔财产。她累得腰酸背痛，到药房吃了顿快餐，其中包括一杯巧克力、一块熏肉和一个番茄夹馅儿面包，然后又回到广播公司。在梅迪逊大街乌黑的高大建筑物上空，一轮朦胧的全月在太阳已落的天空浮起，建筑物上满是一格一格放射金光的窗子。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这天，成了梅德琳·亨利生活中最快乐的日子。

现在，克里弗兰的桌子上放着加里·库珀的访问记录，这是一堆潦草的打字稿、速记和红笔画的道道，上面夹着一张字条，写着：“最好今晚全部抄完。十点钟见。”梅德琳嘴里嘟囔着，她真快累死了。

她往彭萨科拉飞行学校单身军官宿舍给华伦打了个电话，他不在。一个南方口音的接线员用滑稽喜剧里模仿别人的腔调说，愿意帮忙找找他。在烟雾腾腾的新闻编辑部里，拿着电传打字机长纸带和纸杯咖啡的姑娘们还在来来往往，男人们在很快地高声谈话，打字机嗒嗒地响个不停。从敞开的门里，梅德琳听到一些互相矛盾的谣传，如：波兰已经溃败了；希特勒正在去华沙的路上；墨索里尼飞到柏林去了；法国给英国施加压力，要再搞一次慕尼黑交易；希特勒提出要访问张伯伦；等等。

十点钟，电话铃响了，是华伦打来的，话筒里传来背后的乐声和笑声。他说，他是在海滨俱乐部里，正参加在围着棕榈树的平台上举行的一个月光舞会，他刚刚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姑娘，是一个议员的女儿。梅德琳把在广播公司工作的事告诉了他，他似乎很高兴，印象很好。

“喂，我听见过‘本市名人动态’，”他说，“休·克里弗兰这家伙嗓子倒挺动人。他人怎么样？”

“嗯，可爱极了。你说这样行吗？爸爸会不会发火？”

“梅蒂 ，你过不了三个星期就得回学校去了，他甚至连知道都不会知道呢！你住在哪儿？……哦，知道了，那是一家妇女旅馆，我知道那家旅馆。哈！小梅德琳过起浪荡生活来了。”

“你不反对？”

“我？为什么反对？我看这倒不错，只是记住要做一个好姑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梅德琳？仗打起来了吗？这儿在谣传说英国人逃跑了。”

“这儿没别的消息，也都是谣言，一个小时就是一打。你的那个伴儿真是国会议员的女儿吗？”

“当然，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

“你的生活够艰苦的了。飞行怎么样了？”

“我第二次单飞降落的时候，飞机在地面上翻身了，可别告诉爸爸。我现在进步多了，真了不起啊！”

“好极了，你还在这儿。”克里弗兰说。他们的电话打完才几分钟，他就走进办公室。跟他一道进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的美人，戴一顶黑色草帽，比梅德琳的还宽；穿一件灰色绸衣服，她身上那种栀子花的香味在这间小办公室里显得太浓了。克里弗兰看了看梅德琳打的那几页，说：“还需要再练练，对吧？”

“我打打就会熟的。”她的声音有点儿发抖，清了清嗓子。

“但愿如此。对了，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普瑞柏尔的海军上将？他是不是一个什么高级要人？”

“普瑞柏尔？您说的是斯蒂沃特·普瑞柏尔吗？”

“斯蒂沃特·普瑞柏尔，不错。他是什么人？”

“怎么？他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啊！”

“那是一个大人物，对不？”

梅德琳习惯于老百姓对军队情况的无知，不过这回可使她大吃一惊。“克里弗兰先生，在海军里，再没有比他职位更高的了。”

“好，那他就是我们的人了。我刚听说，他这会儿在沃里克旅馆。我们对大旅馆都留着神呢，梅德琳。现在，我们给他去封信。”他斜倚在办公桌边缘，开始口授。那位打着哈欠的美人，跷起两条漂亮的腿，点上一支烟，翻看着一本《好莱坞通讯》。梅德琳拼命想赶上他，可还是不得不求他说得慢一点儿。

“你会速记吗？”

“我很快就能学会。”

克里弗兰看了看手表，又瞧了瞧那位美人，她正耷拉着眼皮轻蔑地瞟着梅德琳。梅德琳感到自己真是一个可怜虫。克里弗兰用手掠了掠头发，摇了摇头：“瞧，你知道这些海军界的人士。给他写封信就行了，请他参加在星期四上午播出的节目。要是你愿意，跟他提一下加里·库珀。签上我的名，把它送到沃里克旅馆，办得了吗？”

“当然办得了。”

“好极了。我和温蒂要去赶一场十点钟的电影，那里边有她的镜头。对了，这个普瑞柏尔认识你父亲吗？怎么样，温蒂，这孩子的父亲是我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温蒂打了个哈欠。

梅德琳冷冷地说：“普瑞柏尔海军上将认识我父亲。”

“那就把这一点也提一下，怎么样？”他带着说服她的调皮微笑对她说，“我真希望把他请来，梅德琳。海军上将和将军们一般是蹩脚来宾，他们太谨慎，也太古板，说出来的话没什么趣味。可现在正在打仗，所以这会儿他们是红人。明天早上见。知道吗，我九点来上班，所以你到这儿最迟别超过八点。”

正如华伦对梅德琳说的那样，战争的第一个夜晚，他是在月光下和一位议员的漂亮女儿跳舞度过的。

月亮飘浮在高空，离地球大约有三十个直径那么远，穿过云层，照耀着一切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事物。它曾用暗淡而有用的光亮为一队队穿灰军服的年轻德国人照路，他们连续好几英里长的队伍正拖着疲劳的步伐穿过波兰边境。现在，欧洲已经转过来向着阳光，使得德国人有了更好的光亮来进行他们的活动。在此刻，同一的月亮又以它的光明沐浴着墨西哥湾和彭萨科拉海港观赏俱乐部的平台。德国总参谋部曾精心做过利用月光的计划，那银色的光辉却在一个喜气洋洋的机会中洒到了华伦·亨利和杰妮丝·拉古秋的身上。

谁都说，这是几年来最美妙的一次俱乐部舞会。报纸的大字标题，电台激动的广播，使这个冷清、宁静的彭萨科拉兴奋起来。飞行学员们感到自己更了不起，姑娘们也觉得他们更加迷人。战争还很遥远，但不论在多远的地方打仗，他们都是军人。然而，对德国人进攻的谈论很快就转到身边的话题上去了，如：马戏、新的基地司令、最近的飞行事件、新出现的风流韵事等等。在这些快乐的人眼中，元首仍然是新闻片里的那个声音沙哑、神经质的德国人，总是发疯地打着手势，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他打算挑起欧洲的一场大乱，但目前还吓唬不了美国。

亨利中尉的看法与众不同。他确实很关心这场侵略战争，所以他一开始就引起了杰妮丝·拉古秋的兴趣。在军官学校里，他在世界大战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超过了其他人。他们见面后，就在月光下平台上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这位飞行学员不谈飞行，也不表示柔情，只是跟她谈史里芬 夺取巴黎的计划，谈毛奇 对这一计划致命的干扰，谈坦能堡 战役能够取胜是德国铁路运输的功劳，谈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战略的对比。他开始也谈飞行员爱谈的闲话，而这套话，杰妮丝在彭萨科拉交了几年朋友之后，已经听腻了。但是他们一谈到战争，她就显示出她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政治见解。华伦也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次激动的谈话。恋人们有时用不着说一句痴情的话，就能从这种交谈中了解对方。

杰妮丝虽然长了一个法国裔的拉古秋家族的大鼻子，门牙不太整齐，却算得上彭萨科拉的美人之一。她的嘴、皮肤和淡褐色的眼睛都挺可爱，身材又特别妩媚动人，所以男人们都禁不住盯着她看，就像看一团火一样。她高高的个子，一头金发，声音娇滴滴的，举止活泼有生气。她的家庭拥有俱乐部范围内最大的一幢房子。拉古秋家确实有钱，两代人从事伐木事业，毁坏了墨西哥湾成百英里的松木森林，把北佛罗里达变成了昆虫密集的沙土荒漠。她的父亲在沉寂而安于现状的彭萨科拉是一个奇人，是第一个活跃在政界的拉古秋。

杰妮丝在华盛顿长大，她有远见，也沉着、冷静。她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和美国历史，而且打算进法律研究所。她希望嫁一个名人；一个国会议员，一个参议员；一个州长。要是有幸嫁一个未来的总统，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对那些为她的美貌和潇洒的风度所倾倒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无情了。她是出来寻找大猎物的，结果以冷若冰霜出了名，而她也以此为乐。她的最低要求是在她不得不到彭萨科拉避暑期间，能碰到一个值得相识的人。而在这许多人中，她选中了一个海军飞行员！不管怎么说，华伦·亨利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夹灰的头发，柔和的微笑带点儿机灵而又放浪的神气，这些都使他特别动人。他的一举一动对一个安纳波利斯的优等生来说，显得太熟悉女人了。这非但没使她不安，反使华伦更有特色。

过了一会儿，他们不聊了，在月光下紧紧拥抱着跳起舞来。一旁观看的彭萨科拉人纷纷开始打听这位头上有块伤疤的海军中尉的身世。华伦在飞机出事时，额上摔破了，缝了九针。那些海军飞行员都羡慕地彼此相告这位拉古秋姑娘是什么人。

华伦回到单身军官宿舍时，看到泰拉赫夫人留下的两张电话条。泰拉赫是他在巴尔的摩分了手的女人，有三十岁了。为了她，华伦差点儿被军官学校开除。他父母乘船去柏林那天，他就是和这个女人睡了一下午。华伦是在军官学校读三年级时遇到她的，那时她是一家茶馆的老板娘。她答应了他的大胆要求，同意在茶馆关门以后和他见面。这是一个聪明的小个儿女人，可是命运不济，嫁过两个凶残的丈夫。她爱读书，喜欢艺术，而且特别多情。华伦渐渐爱上了她。一次，她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去度周末，华伦嫉妒极了，甚至简单地想和她结婚。拜伦为了这件事和他好好地谈过一次，尽了一个兄弟的最大努力。海伦·泰拉赫不是一个坏女人，仅仅是一个孤独的人，既然法律规定年轻的预备军官们不许结婚，他们当中爱拈花惹草的就会去找这个或那个泰拉赫夫人。华伦的最大错误就是请她到彭萨科拉来，但那时他刚在海上待了三年回来。现在她待在圣卡罗斯旅馆，当大餐厅的接待员。

但她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遥远了！这不仅是因为有了杰妮丝·拉古秋的缘故，希特勒入侵波兰也使未来具体化了。华伦认为不出一年，美国就会参战，前途是光辉灿烂的。他可能被打死，但是在这次战争中他可要飞了，要是运气好，他还会有优异的战斗记录。华伦是信奉上帝的，但他认为上帝比那些传教士所说的还宽宏大量得多。一个能创造出“性”这样奇异东西的神，是不会对他太一本正经的。亨利海军中尉正坐在他那间陈设简陋、有着高高的老式天花板的房间里，设法不去理会同伴的鼾声，往窗外望着，凝视着单身军官宿舍外面那片洒满了月光的寂静草坪，幻想着战后的黄金岁月。

政治对他很有吸引力。他贪婪地学到的历史知识，使他了解在战争中，政治家是领导者，军人仅仅是工匠。华伦对那些到军校和舰队来参观的政治家做过仔细的观察。其中有些像他父亲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更多的是一些笑容可掬的家伙，带着忧虑的目光、伪装的微笑、松弛的肚子。他知道，父亲的野心是成为海军将官。华伦也有这个愿望，但为什么不想得更多一些呢？杰妮丝·拉古秋颇有头脑，她凡事都懂。一天工夫，华伦·亨利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早晨，战争为他展示了未来；晚上，未来的一个十全十美的伴侣又从天而降。

他做了一桩怪事。他走到窗前，望着天空的月亮低声地祷告了一会儿。他小时候与父亲一同到教堂去，经常这么做。“主保佑我得到她；保佑我通过这次考试，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飞行员。我不求您保佑我活命，我知道这将取决于我本人和我是否在数。假如我真能活过这场战争，那么——”他对着繁星闪闪的夜空笑了笑，“好，那么咱们等着瞧吧。行吗？”华伦是在向上帝献殷勤。

他没给泰拉赫夫人打电话，就上床睡了。她总是在等着他的电话。但现在，对他来说，她就像是中学里认识的一个什么人了。

早晨，还不到六点，大使馆来的电话把维克多·亨利吵醒。代办因为战争爆发，召集使馆人员开紧急会议。

罗达嘟哝着翻了个身，把裸露的白胳膊搭到眼睛上。帕格掀开被子，窗帘缝隙里透进一缕阳光，横照到床铺上，细细的尘埃在苍白的光柱里舞动。希特勒动手的日子天气可真好啊，帕格迷迷糊糊地想，真是这个杂种的运气！侵略的消息并不使人吃惊。自从纳粹和苏联签订条约以来，波兰的局势急转直下。头一天晚上，在阿根廷使馆举行的盛大晚宴上，每个人都注意到，德国的军方人士和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每个人也都在谈论战争。有个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格说，入侵是在凌晨三点来钟。那个家伙消息真灵通！世界已经跨过了时间的红线。维克多·亨利跳下床，到一个新的时代去工作了。这还不是他的战争，不是他一辈子受训练准备打的战争，这场战争还没打起来，但他肯定不久就会打起来的。他虽然不觉得惊奇，可还是很兴奋，很激动。

他在书房里打开收音机，它好像好久才热起来。他又打开落地窗。鸟儿在阳光瑰丽的花园里歌唱，一阵轻风吹来，带来了窗前红花盛开的灌木的浓郁芳香。收音机嗡嗡、噼啪地响了一阵，一个播音员开始播音了。听起来与上星期任何一个柏林的播音员没有丝毫不同，那时讲的尽是一些对在波兰的德国人犯下的“难以相信的暴行”，如：强奸、杀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砍下儿童的手和脚，等等。事实上，在这番长久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胡说之后，战争爆发的消息听起来几乎是平淡无奇的了。这个声音还是那么刺耳，还是那么充满正义感，描述元首的进军决定，就像在谴责暴行时一样。

关于波兰人进攻格莱维茨，去占领一座德国电台一事——据广播说，这一暴行使得德国军队派了二百多万人开进波兰，以便“自卫”——也是以同样一本正经的轻快语调广播着，就像播送德国人深入波兰领土，波兰边防部队突然溃败的报道一样。显然，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得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而且已经冲向波兰好几天。说波兰“进攻”，是哄孩子的骗人蠢话。维克多·亨利已经习惯了柏林电台这种把事实与谎言混在一起的含糊论调，但纳粹对德国人智慧的轻蔑还是使他吃惊。这种宣传当然已经达到一个目的——缓和这场新的战争对人们的冲击。

罗达打着哈欠、系着睡衣的带子走进来，她把头转向收音机。“怎么，他真干起来啦！可不得了！”

“对不起，把你吵醒啦，我还尽量把声音开低了呢。”

“哦，是电话把我吵醒的。是使馆来的吗？”帕格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呃，我觉得我应该起来听听消息。咱们不会卷进去吧？”

“不大会。我甚至不能肯定英国和法国会参战。”

“孩子们怎么办呢，帕格？”

“哦，华伦和梅德琳不会有什么问题。谣传说，意大利不想打仗，所以拜伦也不会有事。”

罗达叹了口气，又打了个哈欠。“希特勒真是一个怪人，我得出这个结论了。他是怎么个办事法儿呀！我喜欢他和人握手时那种坦率和男人气，挺像美国人，还有那迷人、腼腆的微笑，但他那双眼睛很怪，你不觉得吗？总是很冷淡，有点儿难以捉摸。对了，咱们为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实业家举行的晚宴怎么办？他叫什么来着？还举不举行了？”

“叫柯比博士。现在他可能到不了这儿了，罗达。”

“亲爱的，请一定弄准了。要知道，我有客人要来，还请了助手，准备了食物。”

“我尽力而为吧。”

罗达慢吞吞地说：“二次世界大战……你知道，《时代》周刊不停地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几个月了，看起来总好像不现实似的，现在不是打起来了吗？不过总觉得有点儿滑稽。”

“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哦，那当然，仗已经打起来了。我本来应该和萨丽·福莱斯特一道吃午饭的，我最好先问清楚她的午宴还举不举行。真糟透了！我预约的理发时间——啊，对了，是明天！或许是今天？早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总不好用。”

因为会议开始得早，帕格放弃了早上去使馆时宝贵的五英里步行，开了车去。要说柏林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往常更安静了。市区中心的林荫道上是一派星期日景象，来往的汽车少了，便道上行人也不多。所有的商店都开了门。某些交叉路口停着一些小型卡车，上面架着机枪，装满了头戴钢盔的士兵。工人们在沿着公共建筑物的墙边堆沙袋，但所有这些行动都似乎没什么一定的目的。咖啡馆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一早在动物园里散步的人们——保姆们、孩子们、上年纪的人，像往常一样，天气好就都出来了，卖玩具气球和冰激凌的小贩也来了。播音喇叭到处在哇啦哇啦地广播新闻，不常见的大量飞机嗡嗡地飞过天空，柏林人都抬起头注视着天空，然后彼此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一下。亨利还记得上一次大战爆发时欢腾的柏林居民拥向菩提树大街的快乐场面，很显然德国人是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参加这次战争的。

大使馆成了吓坏的游客和未来的避难者——主要是年老的犹太人——的大旋涡。在代办的安静、宽敞的办公室里，使馆人员会议开得沉闷而简短。华盛顿还没发来特别指示。大家传阅了一下油印的战时条例小册子，代办要求每个人特别注意保持正确的中立口气。如果英法参战，美国大使馆可能还得照顾那些流落在德国的英法公民。美国在这个麻烦的时刻对野蛮的德国人采取适当的举动，关系到许多人的生命。会后，维克多·亨利在他的办公室里着手处理一个装满了文件的收文筐，告诉他的文书设法找到巴穆·柯比博士，那位从科罗拉多来的电气工程师，他从军械局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打来了电话。“喂，那个坏蛋要向帝国议会进行解释，你想听听吗？我可以把你带到记者席里去。这将是我在柏林写的最后一篇报道，我已经拿到离开此地的证件，前几天就该走了，但是因为生病耽搁了。上次带我去看斯维纳蒙台基地，我还欠你情呢。”

“你没欠我什么，不过我一定来。”

“好。他三点开讲，帕姆两点钟去接你。我们正像疯子一样在收拾东西呢，但愿我们别被拦在这儿，都是这种德国食物害得我关节痛。”

文书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到桌上。

“塔茨伯利，我请你和帕米拉吃午饭好吗？”

“不，不，没时间了。多谢啦！过了这次小小的麻烦之后也许可以。一九四九年左右吧。”

帕格大笑起来：“十年？你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打开电报一看，吓了一跳。“是否知道你儿子和我侄女娜塔丽现在何处？请电告或电话”，下面署名是“埃伦·杰斯特罗”，以及锡耶纳的地址及电话号码。

帕格按铃叫来了文书，把电报递给他，说：“要通锡耶纳，找这个人听电话。同时打个电报给他：‘不知道，请电告其最后去向。’”

“是，先生。”

他决定先不告诉罗达。他想法继续工作，但发现连最简单的信都看不懂了。他把工作搁下，望着窗外在灿烂的阳光下来来往往的柏林人。坐满穿灰军服的德国士兵的卡车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轰隆轰隆地驶过，士兵们都显得很疲劳。一艘银色的小飞艇滑过碧空，后面拖着一个奥德尔牙膏广告。他尽量抑制自己的忧虑，又处理起收文筐里的文件来。

他刚要离开办公室去吃饭，电话铃响了。他先听到的是许多不同语言的杂乱讲话声，然后一个带点儿口音、有教养的美国人说话了：“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埃伦·杰斯特罗，非常感谢您打电话给我。”

“杰斯特罗博士，我想我最好是马上告诉您，我并不知道拜伦和您侄女在哪儿。我根本没想到他们没和您一道在锡耶纳。”

“哦，我本来没决定给您打电报，不过我想您能帮忙找到他们。两星期以前，他们去华沙了。”

“华沙！”

“是的，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在咱们驻波兰使馆里工作。”

“我立刻就跟那儿联系。您是说咱们的使馆，对吗？”

“对，是二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我以前的学生，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我本想他和娜塔丽有一天会结婚的。”帕格草草记下那个名字。杰斯特罗咳了起来：“请原谅。我想这次旅行够冒险的，但他们是在条约签订前就去的。她二十七岁了，有她自己的主意。拜伦是自告奋勇陪她去的，所以我根本没有担什么心，他是一个很能干的年轻人。”

维克多·亨利被这个消息搞昏了，但是听到了赞扬拜伦的话，还是觉得很高兴，多年来他并没听到过好多这样的话。“谢谢。我打听到什么消息就打电报给您，要是您有了信儿，也请告诉我一下。”

杰斯特罗又咳嗽了：“对不起，我得了支气管炎。上次世界大战让我记忆犹新，中校，真像没过多久，对吧？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一种奇怪、恐怖又悲哀的感觉，几乎是绝望。我希望咱们有一天能见见面，和拜伦的父亲相识，我太高兴了。他很崇拜您。”

霍彻菜馆的那张长桌子是一个听音哨，一个消息交易所，一个外交上小买卖的交换所。今天，这家拥挤的菜馆里，银餐具好听的叮当声，烤肉的香味，热烈的高声谈话都依然如故。但是，在这张特别的桌子上却有了变化。有几位使馆的武官穿上了制服；那个长着一副愉快的紫红色面庞、留着大胡子、酒量过人的波兰人已经走掉了；那个英国人也不见了；那个佩着粗重金饰绦的法国武官坐在他惯常的位子上发愁。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个白发苍苍、滑稽的丹麦胖子，仍穿着那身亚麻布白西装，但他也僵在那儿，一言不发。谈话很拘束。华沙电台叫嚷德国人已被打退，但没人能证实。相反，从他们各自的首都来的新闻简报都和德国人吹嘘的一样：到处获胜，成百架波兰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全部军队被包围。帕格吃了一点儿，马上就走了。

帕米拉·塔茨伯利靠在使馆门前的铁栏杆上，靠近那些沿街排成长队的愁容满面的犹太人。她穿着那套他们那天早上在“不来梅”号上散步时穿的灰色衣服。“好了，”他们并肩走着的时候，帕格说道，“小瘪三到底动手了。”

她吃惊而又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动手啦！咱们的车子在这儿，演说一完，我们就出发，我们六点钟飞往哥本哈根。还算运气，弄到了座位，简直像金刚石那么难弄。”

她紧张地开着车在小巷里弯来弯去行驶，避开大路上那支长长的坦克纵队。

“是啊，看到你和你父亲要走了，我感到非常遗憾。”帕格说，“我肯定会怀念你这种开车的冲劲儿的。你们以后上哪儿？”

“我猜是回美国，父亲十分喜欢那儿。实际上这会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柏林是进不来了。”

“帕米拉，你这么走来走去的，难道你在伦敦就没有一个男朋友——或是几个男朋友——反对吗？”这个女孩子——他是这么看她的，这表明他是长者——脸红了，眼睛闪着光。她那双白净的小手，开车的动作迅速、灵巧而且稳当。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柔和的、带点儿辣味的清香，像荷兰石竹的香味。

“哦，现在还没有，中校。因为父亲的眼睛不太好使了，他离不了我。我又喜欢旅行，所以我很乐意——哎呀！看您的左边，不要太明显。”

赫尔曼·戈林掌着一辆双座红色敞篷汽车的驾驶盘，样子傲慢、凶狠，因交通灯停在他们左边。他穿了一件黄褐色、双排扣的普通上衣，翻领上金光闪闪，不管他穿什么衣服，翻领上都闪着金光。他的巴拿马草帽宽宽的帽檐两边和后面都往下耷拉，有点儿像过去美国强盗的模样。这个肥胖家伙戴着戒指的胖手指敲着驾驶盘，咬着长长的上嘴唇。

灯光变了。红汽车向前冲去，警察向他行礼，戈林笑着摆了摆手。

“刚才要是打死他，多容易啊！”帕米拉说。

帕格说：“这些纳粹真让人莫名其妙。他们的安全措施非常松，甚至连希特勒周围也一样。总之，他们人杀的太多了。”

“德国人崇拜他们。父亲就是因为在纽伦堡纳粹党日做的那次广播惹了麻烦。他说，谁都能杀死希特勒，他那样随随便便地到处走动，正表明德国人是多么拥护他。不知怎么，这个广播竟把他们惹火了。”

“帕米拉，我有个儿子，希望你到美国的时候能见到他。”他把华伦向她介绍了一番。

姑娘听了调皮地一笑：“您已经对我提过他了，听起来好像他长得比我高了点儿。他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像您吗？”

“一点儿不像，他长得挺漂亮，人很厉害，但对妇女们很有魅力。”

“真的吗？您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是的，我还有个儿子。”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把他还没告诉妻子的事对帕米拉简单地讲了一下：德国人入侵的时候，拜伦正在波兰的某个地方，陪伴着一个已经有了情人的犹太姑娘。帕格说，拜伦能够巧妙地摆脱困境，不过，等他儿子没事了，他可得多长几根白头发了。

“这个人我倒是愿意见见。”

“对你来说，他太年轻啦！”

“哦，未必，我从来没碰上过对头的。父亲在那儿呢。”塔茨伯利正站在一个拐角挥手。他握手很用劲。他穿了一身苏格兰呢衣服，在这个天气似嫌太厚了，头上还戴了一顶绿丝绒帽子。

“你来了，亲爱的朋友！来吧！帕姆，你四点钟到这个拐角来等着，成吗？这次不会是他那种三小时的长篇大论了，这个坏蛋最近睡眠不足。”

一个穿平常衣服的年轻德国人迎上来，对着帕格咔嚓一声立正致敬，带着他们从党卫军面前走过走廊，上了楼梯，向克洛尔歌剧院那个挤满了人的小小记者席走去。纳粹借这个歌剧院召开国会会议。讲台后面，一只图案形金鹰栖在绕着花环的卐字上，向周围射出的金光画满整个墙壁。这景象在照片上看起来非常神气，但亲眼看见后，只觉得又花哨又俗气——挺适合做一个歌剧院的背景。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无常和轻率拼凑节目的气氛就是纳粹的一个特点。还在建设中的新国会大厦，为了适合希特勒的口味，大得近于呆板。那些粗大的陶立克式柱子显然是石头的，但整个建筑物使帕格联想到一套硬纸板做的电影布景。

和多数美国人一样，他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纳粹，或者说得确切一些，还不能认真看待这些德国人。他想，他们以出奇的毅力勤奋地工作，却在愚弄自己。德国是一个不稳固的既老又新的国家。某些地方有浓重的巴洛克式美景，另外一些地方又有匹兹堡那样的重工业。表面上是傲慢吓人的政治威势，拼命灌输恐怖，结果却十分可笑。所以，这使他震惊。就个人来说，德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觉得奇怪的是，两国人民都以鹰为国徽。德国人同样也是那种有事业心的野心家：直率，有粗俗的幽默感，而且通常可靠、能干。从这些方面来说，亨利中校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比跟那些迟钝的英国人或委婉健谈的法国人一起更感到随便。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似乎就变成了丑恶、易受骗的陌生人，而且有点儿凶残劲。如果你和个别德国人谈政治，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一个交战国的傲慢无理的海德先生 。他们使人难以理解。帕格知道，在道德败坏的欧洲，这群经过严格训练、装备优良的向前迈进的德国兵为害匪浅，而他们在匆忙中建立的一支庞大空军，他敢断定此刻正从波兰人头顶上滚滚而过。

代表们走向各自的座位。他们大多数穿着制服，但是颜色和饰绦各种各样，就是皮带和靴子相同。从他们的职业态度很容易看出哪些是军人。穿制服的党内官员看起来和任何其他政界人士一样——快活、轻松，大部分人头发花白或是秃了顶——讲究的衣服紧裹在身上，尽管平脚掌穿着长筒靴、凸肚子勒着武装带很不舒服，但他们显然在耀武扬威中获得了条顿民族的快乐。可是今天，这些职业纳粹虽然装出一副好战的模样，但看上去可不如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整个会场上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戈林出现了。维克多·亨利听人说过，这个胖子换装很快，这回算是亲眼看见了。戈林穿着一套挂满奖章的天蓝色制服，浅黄色翻领闪闪发光。他走过舞台，叉着腿往那儿一站，双手背在扎皮带的屁股上，与一群毕恭毕敬的将军和纳粹党人严肃地谈着话。过了一会儿，他坐上发言人的位子。接着，希特勒简单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红皮包，里面是他的讲稿。没有隆重的戏剧性场面，像他走入党的会场那样。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卫兵们立正致敬。他在台上第一排将军们和内阁成员之间坐下。当戈林致简短、庄重的开幕词时，他一会儿把腿交叉着，一会儿又放下来。

帕格觉得元首的演讲糟透了，他已经疲劳不堪。他在演说中重讲了凡尔赛的罪过，其他大国对德国的不公正待遇，他本人争取和平的不懈努力，以及波兰人的血腥战争。这些几乎都是以他本人的口气讲的，而且充满了奇怪的悲观主义。他谈到了自己可能战死疆场，以及他死后的继承人——戈林和赫斯。他叫嚷说一九一八年不会重演，这次德国一定要胜利，否则就一直打下去。他声音十分嘶哑，过了一会儿才配上稀奇古怪的手势，但他总算做到了。塔茨伯利有一次在帕格耳旁低声说：“今天的表演真他妈的不错。”但帕格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杂耍。

这回希特勒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他的表演很拙劣，但这人是一股意志坚强的疾风，所有德国人都睁大了眼睛，表情紧张地坐在那儿，像是孩子在看魔术师表演。坐在希特勒后面的较高的戈林，那张傲慢、轻蔑的面孔也同样带着发狂、恐惧的表情。

帕格觉得，由于演讲的内容十分严肃、重要，所以元首说起话来有点儿喋喋不休。这篇讲稿听上去像是开了几个小时夜车赶出来的，个人色彩太浓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么紧迫地炮制出来的，才显得更真实些。这通“我——我”的嚎叫、咆哮般的辩解词，必定是战争史上最可笑的重要文件之一。

在帕格等美国人眼里，元首的脸相仍然很滑稽：那个又长又直的尖鼻子，是从那张双下巴的白脸上突出的一块直角三角形的肉，正好长在一绺垂下来的黑发下和那撮小丑般的小胡子上。他今天穿了一件灰绿色外衣——他在演讲中称之为他的“老兵外衣”——毫无疑问极不合身。那双有点儿浮肿的瞪得很大的眼睛，那张绷紧了往下撇着的嘴，那种威风凛凛的挥手臂的样子，还是有点儿吓人。这个来自维也纳贫民窟里的奇怪暴发户倒是真成功了，帕格心里这么想。他自己已经爬上了霍亨索伦王室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联合王位，企图把上次大战的结果完全翻过来。现在他正在许愿。这个小瘪三还在继续讲。帕格的脑子又转到拜伦身上，他在波兰的某个地方，是这出大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们走出来，到了充满柔和阳光的大街上。塔茨伯利问道：“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并不认为他有多么了不起。”

塔茨伯利立刻停住脚步，眼睛瞟着他说：“我告诉你吧，他是够了不起的啦！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太长久的错误。”

“他得征服全世界，”帕格说，“他拿什么去征服呢？”

“靠八千万全副武装、到处抢掠的德国人。”

“那只是说说罢了，你们和法国人在人力和武器上都超过他。”

“法国人——”塔茨伯利说着，马上用比较高兴的声调加了一句，“帕姆来了，我们用车子把你送回使馆去吧。”

“我走回去。”

汽车在一面飘扬着的红色卐字旗下边停住。塔茨伯利和亨利握了握手，从那副像瓶子底一样的眼镜后面朝他眨了眨眼。

“我们要演场戏，亨利，但可能需要人帮忙。要想制止这个家伙，得费一番功夫。可你知道，必须得这么做。”

“把这告诉华盛顿那些人吧。”

“你以为我会不说吗？你也要对他们讲讲。”

亨利隔着车窗说：“再见，帕姆。一路顺风。”

她伸出一只很凉的白手，忧郁地笑了笑：“希望您能很快和您的儿子见面，我觉得您一定会见到他的。”那辆梅赛德斯开走了。帕格点上一支烟，觉得手上还留有淡淡的荷兰石竹的芳香。

亨利的办公室外间，坐着一个瘦高个儿男人，穿了一身椒盐色的衣服，膝上放着一顶软帽。他一站起来，亨利才发现他个子真高，足有六英尺三英寸左右。他背有点儿弯，像许多个子过高的人一样，好像觉得那么高有点儿不好意思。“您是亨利中校吗？我是巴穆·柯比。”他说，“您要是忙，就把我赶出去好了。”

“哪儿的话，欢迎极啦！您是怎么到这儿的？”

“哦，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我不得不绕着走，取道比利时和挪威。有些飞机还通航，有些不通了。”柯比的样子局促不安，还带着点儿西部乡下口音。他苍白的脸上尽是麻点，好像得过严重的面疱疮。他长着一个长鼻子、一张松弛的大嘴巴，一句话，是一个长相很丑、两眼聪明有神、表情忧郁的人。

文书说：“中校先生，您办公桌上有几份要件。”

“知道了。请进吧，柯比博士。”帕格松了口气，他看出来柯比是一个想干番事业的正派人，而不是那种讨人厌的家伙，就知道找女人，追求享乐，结识高级纳粹党人；而一顿晚饭和一些工业上的联系就可以把巴穆·柯比打发了。

拜伦·亨利和娜塔丽·杰斯特罗定于今日离克拉科夫赴布加勒斯特及罗马。我尽力保证他们启程。斯鲁特。

华沙
1939.1.9

这份用电传打字机纸带贴在空白的灰色信笺上的急电，给了亨利一种不祥之感。在下午的新闻公报中，柏林电台叫嚷说，经过猛烈的空中轰炸，已胜利冲进克拉科夫。另外一封信，是写在一张代办办公室用笺上的便条，没有署名，只是潦草地写着一句话：立即来我处。

柯比说，他可以等一会儿。维克多·亨利到了下面的大厅里，走进大使那套陈设华丽的房间，代办曾在这里召集过使馆人员会议。

代办从他那半月形眼镜的上边看了亨利一眼，用手指了指一把椅子。“你去参加国会会议啦，对吧？我听了一部分，你觉得怎么样？”

“这家伙太狂了。”

代办好像有些吃惊，而且若有所思。“真是一种奇怪的反应。的确，这一个星期真够他受的。不管怎样，这种精力实在叫人难以相信。这篇高谈阔论的每一个字肯定都是他自己写的。我觉得效果挺好。会场里情绪怎么样？”

“不怎么愉快。”

“是啊，这段时期，他们有自己担心的事，对不对？这个城市里的气氛挺特别。”代办摘下眼镜，往大皮椅背上一靠，后脑勺靠在手指交叉的双手上。他说：“华盛顿召你回去。”

“是海军部吗？”帕格脱口问。

“不，是国务院德国处。让你用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回华盛顿，民用、军用飞机都行，按照最高特权待遇。准备让你在华盛顿最多住一个星期，然后回到你这儿的工作岗位。没有别的指示，更没有书面的东西，就这样。”

二十五年来，维克多·亨利从来没有像这样没得到海军部的文件而调动过，这种文件是油印的，留在沿途各停留站的整整一厚沓命令。甚至他休假也得要海军部发出“准假”命令才行，国务院是无权管他的。但是，一个武官的地位是特别微妙的。他的思想马上转到执行这项指示上。

“要是没有书面的东西，我怎么能得到航空特权呢？”

“这没问题。你最早什么时候能动身？”

亨利中校眼睛盯着代办，然后勉强笑了笑，代办也冲着他微微一笑。亨利说：“这次可真有点儿特别。”

“我听说你送上去一份关于纳粹德国战争准备的情报？”

“是的。”

“可能和这件事有关。总之，意思是要你拿了牙刷就出发。”

“您是说今天？今天晚上？”

“对。”

帕格站了起来：“好吧。英法两国最近有什么消息？”

“张伯伦今晚对国会发表演说，我猜想，等不到你回来就会开战。”

“说不定已经打完啦。”

“在波兰可能是这样。”代办笑着说，他看见亨利并不觉得好笑，倒似乎吃了一惊。

中校回来后，看到柯比博士正撇着两条长腿在那儿读一份德文工业杂志，嘴里抽着烟斗。这副架势，再加上一副黑边眼镜，大为加强了他的职业外表。“我得把您介绍给我们的陆军武官福莱斯特上校了，柯比博士。”他说，“真对不起，海军不能为您效劳了，我要离开此地一个星期。”

“好吧。”

“您能告诉我您要找哪些人吗？”

柯比博士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打了字的纸。

“好，这没问题。”帕格仔细地看着这张纸说。“这些人大多数我都认识，我想福莱斯特上校也会认识。好了，亨利太太为您准备了一次晚宴，星期四晚上。事实上——”帕格用手拍拍那张纸说，“魏顿博士也是客人之一。”

“您的夫人不能取消这次晚宴吗？我真的不怎么参加宴会。”

“我也是。但一个德国人在餐桌上只要几杯酒下肚，就跟他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不一样了，完全成了两个人。您要知道，不再是木头人了，而是变成了另一个人。所以，宴会是有用的。”

柯比笑了，露出一排大黄牙，变成一副滑稽、粗俗而固执的表情。他挥动一下工业杂志：“不论您从哪方面去看，他们都不像是木头人。”

“也像也不像。我刚从国会会议回来，对希特勒这个角色来说，他们肯定都是木头人。好了，我陪您走过大厅到福莱斯特上校那儿去吧。这次晚宴可能由他和萨丽主办，咱们瞧吧。”

帕格驾车穿过寂静的柏林街道回家，一路上没怎么想被召回华盛顿的事，而是想着眼前的问题——想着罗达和怎么替她安排，拜伦失踪的事要不要跟她说。这次美国之行可能完全证明是浪费时间，去揣测其原因是愚蠢的。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说不定某个高级人物急于了解什么情况——这些情况也许根本不存在——立刻就打个电报。有一回，一次舰队演习，他飞了三千英里到达正在棉兰老岛的“蓝色”旗舰上时，发现已经用不着他了，因为射击成绩这项目早已过了议程。

罗达没在家。她回来的时候，他正系手提皮箱的皮带。“哎呀，怎么回事？”她兴冲冲地问。她的头发卷起了波浪，今天晚上他们被邀请去看一场歌剧。

“来，到花园里去。”

他们走到离房子远一些的地方，他就把华盛顿的这次奇怪的召见告诉了她。

“啊，天哪！得去多久啊？”

“不到一个星期。如果飞剪式客机 照常飞行的话，十五号我就能回来了。”

“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一早？”

“哦，运气好，他们弄到了今天晚上八点钟去鹿特丹的飞机票。”

“今天晚上！”罗达懊恼得脸都变了样儿，“你是说咱们连歌剧都看不成了吗？哦，真讨厌！那么，柯比那家伙怎么办呢？晚宴还举不举行了？我怎么能款待一个还没见过面的人呢？真扫兴！”

帕格说，福莱斯特夫妇会一同来请柯比吃晚饭的。另外，歌剧可能不演了。

“不演？当然要演，我在理发馆碰到了魏顿太太，他们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我当然去不成了，没人陪着，我是不去看歌剧的。哦，真见鬼！要是英法宣战呢？那怎么办，啊？那才真叫够劲呢，把我一个人困在柏林，在一场世界大战中！”

“罗达，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会从里斯本或哥本哈根赶回来的。别着急，我倒是希望你和柯比那家伙熟悉熟悉，军械局对他很重用呢。”

他们在小喷泉旁边的一条大理石长凳上坐着，池中肥肥的红鱼在斜阳中嬉戏。罗达环顾一下这剪得短短的草坪，然后用平静得多的声调说：“好吧。我曾经想在这儿举行鸡尾酒会，把在派琪的茶会上演奏过的那些音乐家请来，这样一定美极了，可惜你不能参加了。”

“皮尔·福莱斯特说过，世界上没有人像你这么会安排宴会。”

罗达大笑起来：“哦，算了吧。一个星期很快就会过去，柏林现在还是挺有意思的。”一对黑黄两色的小鸟从他们眼前飞过，朝着近处的一棵树冲去，栖在树上，婉转地唱起来。“老实说，难道你真认为要打仗吗？”

“战争正在开始。”

“我知道。好吧，不管怎么样，你会见到梅德琳了。一定要给华伦打个电话，这个淘气鬼从来不写信。拜伦在意大利的山上，我倒是比较放心。他出不了事，除非他真敢和那个犹太姑娘结婚，不过他不会的。拜伦实际上并不那么傻。”她把手放到丈夫的手里，“当然，那傻劲是从他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对不起，亲爱的，我又发火了，你是理解我的。”

维克多·亨利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决定不再用拜伦失踪的事去扰乱她的心了。实际上，她对这件事根本无能为力，只会徒添无用的烦恼。他猜想，拜伦不论处境多么困难，都能摆脱，这孩子一向如此。

帕格当晚准时飞往鹿特丹。滕珀尔霍夫机场已经变了样儿，商店一片漆黑，除了汉莎航空公司外，所有的售票处都关闭了。机场上，往常频繁来往的欧洲班机不见了。短粗的德国空军截击机阴森森、黑乎乎地一排排停在那儿。但从天空望下去，柏林仍然灯火辉煌，与和平时期一样。他很高兴，罗达已经决定打扮一下去看《玫瑰骑士》 ，因为魏顿太太找了一个漂亮的高个子空军上校陪伴她。 MeCrSJhvOniru9iroK9HkTOQwK1zaxNmWzRMopaU/oG78FBhl1y2fiIQgBNjtU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