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天早晨七点钟，娜塔丽往拜伦的房间打了个电话。头天晚上，他们和斯鲁特一起逛夜总会，一直待到三点多钟。这些波兰夜总会都模仿巴黎的下等游乐场所，但很沉闷。她以神经质的高兴劲头，把他们俩从一个夜总会带到另一个夜总会，根本不理会斯鲁特那种筋疲力尽的样子。

“嘿！勃拉尼，你睡死啦？”从她活泼的口气听来，她好像已经睡了十个小时的觉，“这好像有点儿恶作剧，可我已经在去克拉科夫的飞机上弄到了两个座位。飞机十一点起飞，票是我昨天买的，要是你宁愿睡觉，就待在这儿也行。我一两天就回来。”

拜伦睡眼蒙眬地说：“什么？斯鲁特已经给我们弄到明天去罗马的飞机票了，娜塔丽，订到这个票不是容易的。”

“知道。我会给他留张条子，也许到机场给他打个电话。你要是也去，咱们就根本用不着折回华沙了。等我看过我家里的人，咱们就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直接从克拉科夫到罗马去。”

“你在克拉科夫预订了票吗？”

“还没有。可是克拉科夫是一个交通中枢，有五六条路可以出来。咱们一到那儿就买票——飞机、火车或者汽车票都行。怎么样？拜伦！你又倒下睡着啦？”

“我在考虑呢。”拜伦把离开华沙和离开斯鲁特的好处与这些轻率的旅行安排进行比较。战争的紧张局势看来在渐渐缓和了。夜总会里的波兰人还是显得那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尽管斯鲁特发现已经看不见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街上像往常一样安静，看不出备战的迹象。拜伦总是从华沙电台播音员的声调来推测战争局势紧张的程度。他现在已经听得懂几个有关紧张局势的关键性的词和短句，有时候倒是可以从新闻广播员发抖或者轻松的声调中判断出更多的东西。在美国，局势紧张的时候，播音员惯于用洪亮深沉的、像是劫数已到的声调吓唬听众；而离战场更近的波兰广播员们，倒不怎么想矫揉造作。一两天之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那么焦虑呢。

他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我刚刚收听了英国广播电台的短波，和昨天晚上一样的新闻。汉德逊正和希特勒谈判。”

“娜塔丽，这可是一次他妈的发疯的旅行。”

“怎么会呢？我也许再也没机会去看看我父母出生的地方了，现在我已经到了这儿。昨天晚上莱斯里亲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看来已经过去，他们已经同意谈判。不管怎么样，你本来用不着来，我是这么想的。在波兰乡下到处乱转，你准会腻烦的。”

“这样吧，我和你一同吃早饭。”

拜伦很快收拾妥当。他与娜塔丽·杰斯特罗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就越对她捉摸不透，她与莱斯里·斯鲁特的关系现在也使他纳闷儿。要是他们俩一道在床上消磨时间——他猜想这是她来华沙的目的之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他们准是在找一些匆匆忙忙的特别机会，或者想方设法瞒过他。可是一夜接一夜，斯鲁特总是在旅馆的走廊上告别。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以一个未婚妻那样的深情和温存对待斯鲁特。可是当拜伦想回避他们的时候——去吃晚饭或是去听音乐会，甚至到使馆走一趟——她总叫他一起去。当然，他曾想到过，她是在利用他——也许连约他同去华沙都一样——以激怒斯鲁特。要真是这样，她的计谋算是失败了。这位外交官对待拜伦很友好，而且把他跟在旁边完全看作理所当然。但是，斯鲁特这个人也很难捉摸，只能看出他很疲劳，埋头工作，对娜塔丽在这个时候到波兰很是关心，如此而已。

她坚持此次旅行，有比想看看她的情人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拜伦越来越明白了。华沙的犹太人街道使她着迷，不管他们从哪儿开始度过一个夜晚，最后总要走进那些狭窄的小巷。她甚至拖着拜伦到一条偏僻小巷内的犹太人小剧场去看了一场奥尼尔 的《啊，荒野！》（这次斯鲁特求着没去）。这个剧场只有一个不到二十英尺宽的舞台，破旧的布幕。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奇特而乏味的经历。但是，在那个寒酸的大厅里，顶呱呱的美国人物和传统的犹太表演凑在一起，使娜塔丽很开心，也很感动。“我觉得那就是我，”娜塔丽说，他们刚从剧场出来，在温暖的夜晚沿着泥泞的小路走着，小路两边是东倒西歪的半用木料半用石头造成的小屋，“我就是那个奇怪的混合物。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过，我现在还在分析它。它使人心慌意乱，但又令人兴奋，真像在一部家庭影片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一样。”很明显，是同样的魅力把她引向梅德捷斯的。

她在饭厅里等着他。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件花色鲜艳、敞领的波兰衣服，浓密的头发梳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国发式，披在肩上，就像华沙的妇女那样。

“我这样行吗？人家老那么盯着我看，真烦死了，好像我头上长了角。”

“只要你的护照放在身边，就行了。别太土气。”

“哦，当然，总带着这个。”在她的脚边有一只带拉链的蓝色羊皮皮包，“衣服、衬衫、帽子、长袜、腰带，我随时可以走进女盥洗室，一出来就完全是一个Amerikanka ，怒气冲冲，挥着美元。你去吗？当然不去了。”

“我去，我的旅行包在走廊里。”

“真的吗？你真和我一样傻，勃拉尼。”她那双黑眼睛慢慢一眨，从眉毛下抬起来朝他看了看，使拜伦想起了那个穿淡紫色衣服的犹太小姑娘。“告诉我，你现在对斯鲁特喜欢点儿了吧？”

“我没有不喜欢他。这会儿我是替他遗憾，他肯定还摸不着头脑呢。”这时，女侍者把一盘盘的菜端了上来。他说：“哟，你替咱们俩都叫了菜，好极啦！没有比这种波兰火腿更妙的了。”

她说：“在这儿吃火腿，我都开始有点儿于心不安了。想想看！”娜塔丽切着厚厚的粉红色火腿吃起来，显然无动于衷。

“我对你们的宗教一无所知。”拜伦说。

“我也不懂，这甚至不能说是我的信仰。我在十一岁之前就不信这个教了——什么会堂、希伯来文课，一切一切我都脱离了。这使父亲很难过，因为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会堂的一个负责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可是我们的这位犹太拉比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笨人，勃拉尼。我父亲简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他不是埃伦那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商人。我到十一岁的时候，读的书比他多很多了。”

“他就让你那样甩手不干吗？”拜伦问道，“就像那样？我父亲可不会答应，可以肯定。”

“可能军人不一样，”娜塔丽怀疑地笑着说，“大多数当父亲的和女儿弄不到一块儿。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独生女，整个说来都不错。我就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总去说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废话。吃完啦！”她放下刀叉。“先喝咖啡，然后去梅德捷斯，行吗？”

“随你便。”

破裂的黄色玻璃上贴着一条条交叉的、厚厚的手术胶布的出租汽车，摇摇晃晃地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阳光普照的场地上，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停在那间作为候机室的木棚外边，看了真叫人吃惊。那是一架蓝色的三发动机的双翼飞机，机身粗短，锈迹斑斑，尽是补丁。拜伦还以为那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呢，但是当他们到达时，乘客们来到了草坪上，开始登机。

“我可不知道，”拜伦在付司机车钱时说，“你认为这架飞机能起飞吗？是不是让这个司机再等一等。”娜塔丽笑起来，去给斯鲁特打电话，但他没在公寓，也不在使馆。那间小木棚里还是挤满了德国人，尽管看起来留在华沙的没有几个。只有波兰人和几个犹太人上了去克拉科夫的飞机，坐到那些不舒服的铁椅子上。

飞机真的起飞了。它颠簸着，震颤着，把薄金属板的地板都震开了缝，以至可以看到下面一片绿色的田野，让一股暖风吹进来，吹胀了娜塔丽的裙子。她把裙子掖到腿下，就睡着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飞机向下俯冲，砰的一声着了陆，在田野中的一间谷仓附近停住，谷仓四周是高高的杂草和野花。拜伦以为这是一次迫降，但有几个乘客拿着手提包下了飞机。又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颠簸，把他们送到了克拉科夫。飞机飞过绿色的平原，飞到了低矮的群山之上，这儿一半是森林，一半是耕地，用一块块黄的、黑的、紫的田地拼成。

克拉科夫机场的候机室是一座小木房子，周围拦着铁丝篱笆。拜伦很高兴，离开了那架喷着热铁和汽油气味的飞机，走到阳光灿烂、微风吹拂、像花园一样芬芳的田野上。在沥青铺的跑道两侧，包着头巾的农妇们在太阳底下割草。眼前看不到出租汽车，只有一辆尽是泥巴的绿色公共汽车。一些有亲戚来接的旅客，爬上了笨重的马车，吱吱嘎嘎地驶走了。

“咱们打算怎么到克拉科夫去呢？”拜伦问。

“那辆公共汽车一定是到那儿去的。”娜塔丽说。

一个黄胡子的犹太人孤零零地笔直站在门口，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宽边的平顶帽。他走近几步，用手碰了碰帽子说：“请原谅，是美国人吗？姓杰斯特罗？”

娜塔丽疑惑地看着他说：“唔，是啊。你是班瑞尔吧？”

“是的，是的，乔彻南·班瑞尔·杰斯特罗。”他咧开嘴笑着回答，“请你原谅，英语说得不好。你说德语吗？法语呢？”

“法语能说一点儿，”于是她改用法语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乘这班飞机呢？好啦，拜伦，这是埃伦叔叔的堂弟，也是我父亲的堂弟。班瑞尔，拜伦·亨利是我的好朋友。”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犹太人捋了捋他那花白的黄胡子，端详着拜伦的脸。班瑞尔长着一个宽大的鼻子，浓眉毛，一双令人吃惊的深陷的蓝眼睛有点儿像鞑靼人那样斜着，但目光敏锐。拜伦觉得，在一两秒钟内，这位杰斯特罗就看出他是一个异教徒，不过可能是一个朋友。“Enchant é. ”杰斯特罗说。

他把他们带到候机室的另一边，那里停着一辆铁锈斑斑的汽车。司机是一个瘦鬼，穿一件淡颜色的运动衣，戴一顶便帽，留着有点儿发亮的红胡子。经过一番意第绪语的交涉，他们就出发了。娜塔丽对拜伦说，他们现在是直接到梅德捷斯去，因为杰斯特罗一家非常渴望看到她，而克拉科夫是在二十英里之外的另一个方向。他们全家都认为，在婚礼前夕，有个美国亲戚从天而降是一个好兆头。娜塔丽曾给梅德捷斯的乔彻南·杰斯特罗打了个电报，说她今天到，但她没说明坐哪班飞机，因为她没想到他真会收到这封电报。

“Mais Pourquoi pas? La Pologne n'est pas L'Afrique， ”班瑞尔接着娜塔丽的英语插了一句话，“C'est un paya tout á fait moderne et civilisé. ”

拜伦觉得，像这样一个从犹太油画中或者戏剧中出现的人物，能说又清楚又好的法语，真是十分奇怪。杰斯特罗对他说，他会为他们后天回罗马做好安排的。因为他在克拉科夫交际很广，弄几张火车票或飞机票绝对不成问题。

汽车弯来弯去，避开一些讨厌的大坑，在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他们经过一些小村庄，尽是草顶的原木房子，在一根根原木之间漆上了蓝条条。司机得让车绕开在路上游荡的猪、鸡和牛。许多房子由于天长日久，历经风吹雨打，变成了灰色，一溜儿歪斜，或者快要倒塌。一些房子没有窗户，但是差不多都有新的或是新油漆过的门。每个村子的附近都有一座木头造的教堂，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男男女女都手拿农具在劳动，有的用马拉犁。汽车经过许多辆装满手砍的木材的大车，拉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马，赶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女人或男人，这些人要不是有头巾和胡子作为标志，真是难以辨别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汽车一直开到奥斯威辛，一路上没看见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或者其他任何机械。奥斯威辛是铁路线上的一座中等城市，有砖砌的房子和宽阔的街道，一条浑浊的河流从城里穿过，把它分成两半。汽车开到城市的主要广场，在电话局前面停了下来。娜塔丽和班瑞尔下了车，去给斯鲁特打电话。

拜伦顶着烈日在广场上散步，引得一些居民偷偷地朝他望。他买了一份冰激凌，女售货员一声不吭就收下了他的钱。奥斯威辛和华沙完全不同：这是一座低矮的城市，到处是淡褐色的建筑物，有一副穷乡僻壤不欢迎陌生人的神气。拜伦巴不得离开这里。当汽车驶进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在沿河的一条肮脏的道路上行驶时，娜塔丽告诉他说，斯鲁特发了火，也吃了一惊。尽管她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斯鲁特还是对拜伦的头脑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看他是得了神经病了。”她说，“你看他是不是怕德国人？”

“你看，这样离开他有点儿失礼。”

她朝拜伦奇怪地瞟了一眼，说：“这完全不是什么失礼问题。要知道，我们在一起一直谈到清晨，他应该讨厌我了。”

“什么？我看见你是三点回来的。”

“不错。可是后来他又在走廊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疲劳过度，睡不着觉，我又下楼和他出去了。”

“原来如此。那你一定累坏了。”

“怪得很，我觉得挺舒服，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现在又有这么新鲜的郊外空气！波兰的空气闻起来那么美妙，我在书上从来没读到过这个。”

“波兰是第一流的国家，”班瑞尔一边用英语说，一边拿手捋了捋胡子，“强壮的人民。希特勒是一个大威胁。不要战争。”

拜伦在梅德捷斯度过的这段时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好像去了趟月球一样。虽然有常见的教堂耸立在常见的小丘上，可是村民差不多都是犹太人。梅德捷斯是由一簇建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土路或石子路边上的房子组成的，有些是原木的，有些是灰泥的，只有少数砖房，一路倾斜下去通向一片平坦的绿色草地和一条蜿蜒的河流。在离镇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幢式样像法国城堡的大房子，没有屋顶，在河岸边荒芜着。那个贵族之家已经绝了后，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了难，但是这个村镇保存了下来。

杰斯特罗一家和他们的亲戚似乎占了梅德捷斯的一半。他们簇拥着娜塔丽和拜伦，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从一家带到另一家。昏暗的房子里面都差不多：小房间，大炉灶，笨重而光亮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花边窗帘；每家房子都有一群孩子，从地下爬的婴儿到少年儿童，年龄不等；一张张桌子上都摆满了酒、蛋糕、茶、糖块、伏特加和鱼。这一切都没法儿拒绝。待了一会儿，因为没看见厕所，拜伦感到很不舒服。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别人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在他看来，好像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不停地同时讲话。娜塔丽和那些穿黑上衣、黑裤子、笨重靴子，留长胡子的男人谈话，和那些没有涂脂抹粉、劳累过度、穿了拖到脚踝的朴素衣裙的女人聊天；他们好像都被她迷住了。每座房子外边，都围了一大群人，他们隔着窗子参加谈话。两位美国人的来访，显然是战后梅德捷斯最重大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没有汽车库，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没有路灯，没有救火龙头，没有广告牌。除了沿河的一排电线杆外，没有一种声音或一种景象能把这个城镇和二十世纪联系在一起。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是唯一从这个地方移居外地的一代人。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锡耶纳大主教的高雅朋友，在这儿生活到十五岁。那时候，他看来就像这些苍白、瘦弱、勤学的男孩子一样，戴了一顶黑色大便帽，耳边留着鬈发。拜伦不能想象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但是他们对他像对娜塔丽一样热诚，不过是用手势和微笑来代替对她的滔滔不绝的谈话。（第二天，娜塔丽告诉他，她把他说成自己的保护人，是埃伦叔叔派来的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们毫不怀疑就相信了，既然美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不同寻常、使人吃惊和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也和所有事情一样新奇。拜伦被安置在拉比的家里。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全村有一半人都参加了。有那么一会儿，村里的神父也参加了。他长着棕色胡子，要不是秃顶、穿了黑袍子，模样可真像班瑞尔。他的突然出现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人们谈论的语言改成波兰语，最后又改成德语，最后这种语言拜伦是听得懂的。神父想对不信犹太教的美国人殷勤款待一番，班瑞尔靠拜伦用德语及时帮忙，想法把他的邀请岔了开去。神父离开后，人们就围着班瑞尔和拜伦胜利地欢呼。这位美国人由一群犹太学校的男孩子护送，在歌声和掌声中朝拉比的砖房走去。领头的就是新郎自己，一个十八岁左右、脸色苍白、留着稀疏山羊胡子的小伙子。

拉比和他的妻子想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那是一张黑色的四柱大床，上面摆着大枕头。但是很显然，这是屋里唯一的一张大床，拜伦不肯睡。这又引起了一阵意第绪语的讨论。这座房子的第二间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块铺上褥子的板搁在两张椅子上。房间里已经有五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在商量的时候，她们就开始羞红了脸，笑起来。好像他们打算让拜伦睡到其中一张床上去。显然，再想不出别的体面的办法了。他最后还是睡到了正屋的地板上，这个房间既是客厅又做饭厅，周围摆满了大本皮封面的书。拉比给了一床羽毛垫子让他睡，因为六个从克拉科夫犹太学校回来的男孩子也和他一起躺在同样的垫子上，他也就不觉得委屈了。说真的，他在梅德捷斯拉比家的地板上睡得比在华沙的欧罗巴大旅社里还香。他发现羽毛垫子倒是能催眠的。

第二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娜塔丽绕着村镇闲逛上，从田野沿着河边走，经过一片古老的墓地，一直到那座大房子的废墟。婚礼的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所以这家人今天就让两位客人自己玩玩。梅德捷斯狭窄、泥泞的街道——夜间下了场大雨，拉比家屋顶上哗啦哗啦的雨声使拜伦睡得更香——充满秋天干草和成熟水果的芳香，在那些自由自在地游荡的鸡、鸭、牛、羊的气味衬托下，这阵芳香似乎分外强烈。一些家禽遭到了厄运，片刻前还高高兴兴地在早晨的阳光下大摇大摆地散步，过了一会儿，就被嬉笑着的孩子们抓住，嘎嘎叫着，扑打着翅膀，进了屠宰场。在房子和谷仓后面的田野上——这些谷仓大部分是单间的原木建筑物，有厚厚的黄色稻草屋顶——成群的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长得很高，夹杂着野花，在微风中荡漾。水虫在缓缓流动的棕色水面上滑动。鱼儿跃出河面，溅起水花，但是没有人钓鱼。

娜塔丽告诉他说，她和家里人谈话谈了半夜。对她来说，她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新鲜事。她父亲总爱追述华沙的往事，要比对他的出生地谈得多。由于她只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所以在孩提时代，她就已经对听到的一点点东西感到腻烦了。在这个村镇里，埃伦叔叔和她父亲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在美国都有了成就。关于埃伦·杰斯特罗，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个天文学家，一个癌病专家。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中，“教授”这个词的意思是含混不清的。除了班瑞尔外，没人知道埃伦曾写过一本关于耶稣的名著。娜塔丽猜想，埃伦的堂弟好不容易才没把这个成就声张出去。班瑞尔（这是他的原名乔彻南的昵称）在当地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当他还在克拉科夫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贩卖蘑菇的生意，后来兼做其他出口买卖，生意兴隆，终于把家搬到了华沙。但他又把儿子送回到克拉科夫的犹太学校读书，并在梅德捷斯他的表姐妹那里给他找了个新娘。这许许多多的杰斯特罗和村里的其他居民一样，是靠种地和到奥斯威辛及克拉科夫市场上出售奶制品生活的。

娜塔丽在这幢破房子里爬来爬去，探索着前进，一会儿没了影儿，后来踏穿了一块腐朽的地板，从十到十二英尺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拜伦听见了木板破裂的声音、她的尖叫和砰的一声响。他连忙去找她。她像个摔坏的洋娃娃似的趴在那儿，裙子翻起，露出系吊袜带的白腿。她正摔在一片烂泥和厚草上。不管这里的地板曾经是什么样的——也许是镶板的，或者大理石的——现在都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拜伦替她拉下裙子，扶她坐起来。她神志倒还清醒，不过吓呆了，脸色发青。过了一两分钟，她的脸色才转过来，两眼又恢复了那种活跃而调皮的神情。她摇了摇头。“老天爷，真把我摔得头昏眼花，拜伦，我想这下可完蛋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哎呀，真吓死人！我没事了，扶我起来吧。”

她走起来一瘸一拐，她说左腿膝盖不听使唤。她挽住了他的胳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靠到他的身上。拜伦曾劝过她别去爬那腐朽的楼梯，这一笑就算是认了错，他当然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很担心她的伤，同时也还一直为她随口透露的前天晚上和斯鲁特一直待到清晨这件事生气。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河边这片阳光灿烂、洋溢着苹果芳香的果园里，有这个姑娘倚在他的身上，对拜伦来说，简直就是世上他所渴望的最大幸福。就这么搂着她，也比任何别的姑娘给过他的任何快乐还要甜蜜。凡是一个姑娘身上使人向往的东西——谜一样的目光、面颊上柔和的线条、动人的嘴唇、突然迷人的一笑、丰满的身材和细嫩的皮肤，对拜伦来说，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全身就是由这些可爱的优点构成，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不错，她出身于梅德捷斯的奇怪的犹太家庭，她显然是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冷酷男子的情妇。她不过是一个身体结实的普通姑娘——她身子的确很重，这时正倚在他的身上，一瘸一拐地走着——脾气有些执拗，并有顽皮姑娘的那种并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粗野的逞能劲儿。所有这些缺点恰恰使她成为娜塔丽·杰斯特罗，而不是那个他十一二岁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十全十美的姑娘。他的十全十美的姑娘实际上和大多数男孩子所梦想的姑娘一样，得是一个金发碧眼女郎，有点儿性欲狂。现在她已经消失，这个带刺儿的褐色犹太姑娘占了她的位置。这里只有他们两人，在波兰南部一条小河的岸边，在金色的阳光下，在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之间，一英里之内看不到任何房子。

“回去得走多半天啊！”她说。

“我试试把你背回去。”

“什么，背我这么一个大个儿？得把你压扁了。我要是不长这么胖就好了，这可真让人讨厌死了。”

“我不觉得讨厌。”拜伦说。

他们走过一只没人使的平底船，船里有半舱水。“咱们把这个利用一下。”他说着，就把船翻转过来，倒掉了水。

娜塔丽感激地看着他独个儿把船拖了下去。“没桨呀。”她说。

“咱们可以顺着水漂。”

他用船里的一块粗长木板把握着船的方向，既拿它当舵，又拿它当篙。河水流得十分缓慢，黑乎乎的简直像油一样平静。娜塔丽面对着拜伦坐在船头，鞋子浸在渗进来的水里。当他们漂过那片墓地的时候，娜塔丽说：“大概我的祖先都在那里，没葬在巴勒斯坦的就都在这里了。”

“或者在埃及，或者在美索不达米亚。”拜伦说。

娜塔丽耸耸肩膀：“我不知道。勃拉尼，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

“你是说梅德捷斯？”

“我是说波兰。我真高兴祖父和祖母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他把船在靠近村子的地方停下来。她爬上岸，慢慢地走着，不再瘸了。这个地方没有医生，她说她也不愿意让人为她这个摔伤的美国堂妹紧张，她想等明天到了克拉科夫再包扎膝盖，所以村里没有人发现她出了事。

拜伦想打听打听有关战争局势的消息。梅德捷斯只有一台能听的收音机，另外几台已经坏了，能听的这台是神父的。拉比用他那种好不容易才能听懂的犹太德语对拜伦说，华沙最近广播的消息倒是令人高兴的：英国首相已经回国度周末了，看来危机已经过去。“汉德逊，汉德逊，”拉比说，“汉德逊和希特勒谈判了。”他狡猾地眨了眨眼，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表示在做金钱交易。

这场婚礼使拜伦恨不得自己变成一个作家，能够把它记载下来；也恨不得变成一个犹太人，能够完全理解它。这种庄严和吵闹的混合使他难以理解。据他所知，除掉最后的扔鞋、撒米，端庄、谦恭应该是婚礼的精髓。但是，梅德捷斯的犹太人——尽管他们穿戴了最好的服饰，女人是天鹅绒的衣裙，男人是黑色锦缎外套，或是城里人穿的礼服——好像不懂得什么是端庄。他们拥挤着，闲谈着，突然唱起来；他们围住蒙着面纱静静地坐在那儿的新娘，起劲地谈论她；他们跳舞；他们在房子里和大街上到处乱走，表演着一些奇怪的小仪式；他们一个挨一个地站到一把椅子上，发表一段演说或唱一首歌，客人们就狂笑起来，拼命地喊叫。脸色苍白的新郎穿了一件白袍子，头戴一顶黑礼帽，看来快要晕倒了。拜伦作为一个美国客人，在长长的男宾席上坐在新郎旁边，这是一个荣誉座位。他拿着一盘点心请新郎吃的时候，才偶然知道，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已经斋戒二十四小时了，现在仍在斋期。可是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敞开肚子，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喝。

拜伦也和其他人一样，又吃又喝，感觉真是痛快极了，不过到这时他还不能断定婚礼仪式是否算已经完毕。午夜临近时，客人们忽然都严肃起来。在一个院子里，在一轮明月和亮晶晶的繁星照耀下，开始了一连串严肃而令人难忘的活动——包括手持银酒杯念神圣经文和点燃长长的蜡烛——新郎和新娘被带到一起，在用手高擎的紫色天鹅绒华盖下面互换戒指和亲吻，很像基督教的婚礼。然后，新郎把一只玻璃酒杯用脚后跟踩碎，于是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拜伦戴了一顶黑便帽，和犹太学校的男孩子们跳舞——因为不能和姑娘们跳舞——简直成了整个晚上的主角。客人们都聚在一起拍手、喝彩，娜塔丽站在最前边，激动得容光焕发。不知是膝盖好了还是忘了痛了，她也参加了，和姑娘们一起跳舞。就这样，她跳舞，拜伦也跳舞，在室内跳，在院子里跳，一直跳到凌晨。拜伦简直记不得自己是怎样离开新娘的家，在拉比屋子里铺着羽毛垫子的地板上睡着的。

他躺在那里，有一只手把他摇醒。他睁眼一看，看见班瑞尔·杰斯特罗正向他弯着身子。过了一两分钟，拜伦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才认出这个长着一对聪明、焦急的蓝眼睛，留着斑白黄胡子的人是谁。睡在他旁边的那些犹太男孩子也都坐了起来，揉着眼睛，或者穿着衣服。女孩子们也穿着睡衣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天气很热，阳光从晴朗的碧空射了进来。

“喂，什么事？”他问。

“Der Deutsch，”这个犹太人说，“Les Allemands.”

“啊？什么？”

“德国人。”

拜伦坐了起来，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啊，德国人？德国人怎么啦？”

“他们来啦。” /0iW7KG9ttax7YHVAsl9GQwNyZfXqX22aLyDtg2g9H0bF040cbI/oNuZPD5eoW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