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拉宾诺维茨坐着装满生活用品的陈旧货车回来了，后面跟着两辆装着淡水和柴油的槽车。这就激起了人们的工作热情，从黄昏一直干到深夜。犹太人叫着、笑着、唱着，把货物传递到舷梯，传过甲板，传下舱口——一袋袋面粉和土豆，一网袋一网袋生了虫的卷心菜和别的没长好的、疙疙瘩瘩的蔬菜，一捆捆鱼干，以及一箱箱罐头食品。衣衫褴褛的土耳其船员把输油管和输水管搬到船上，只见这些管子不住地颠簸、跳动着，发出呻吟声。他们扣下舱口盖，笨手笨脚地修理着起锚机，盘起绳索，骂天骂地，用锤子敲打，东奔西跑。这艘旧船像是感染到即将起航所引起的兴奋，嘎嘎吱吱地响着，摇摇摆摆，把停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寒风阵阵，掀起的大浪涌过防波堤，然而高兴地说个没完的乘客不顾寒风，仍然挤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观看准备工作。当他们下去就餐时，在耀眼的半圆月下，风已越来越大，将近八级了。

娜塔丽穿着一件紫色的绉绸衣服，脸上搽了点儿胭脂和口红，犹豫不决地站在拉宾诺维茨舱房门外摇晃的甲板上，紧紧裹住她双肩的是埃伦的灰围巾。她叹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喂，亨利太太。”

在肮脏的舱壁上原来钉那些裸体姑娘画片儿的地方显出一块块淡黄的长方形。除此之外，舱房内还是和以前一样充满臭气和凌乱：没有铺好的床、乱堆着的文件、盘旋的烟草烟雾和挂在衣钩上晃动着的衣服散发出的劳动者气味。他关门时说：“这不是萨拉·爱罗斯基的衣服吗？”

“我是从她那儿买来的。”娜塔丽靠在门口稳住身子，“我讨厌老穿在身上的那件咖啡色羊毛衣服，真是讨厌极了。”

“我们去和尼斯当局谈话的时候，萨拉总是穿这件衣服，她对付法国人倒很有一套。”

“我对她简直不了解，我对你们所有的人都太不了解！”

“你的娃娃怎样啦？”

“病了。他老是抓自己的右耳，他还发烧。”

“你带他去过医务室吗？”

“去过了，他们给了我一些药丸让他吃。”

“嗯。你们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还没拿定主意。”

“这并不困难。”他把办公桌前的那张椅子让给她坐，自己蹲在铁甲板上，“怎么对你自己最有利，就决定怎么做。”

“你到底为什么把我们带上船来呢？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心血来潮，亨利太太。”他使劲吸烟，“我们由尼斯开船的时候，并没打算停在这儿。发电机烧坏了，我只好在罗马弄一台发电机的电枢，同时再弄点儿钱。我和赫伯特·罗斯联系，他告诉我你叔叔在那儿。我很钦佩他，所以——”

“你的乘客都是从尼斯来的人吗？”

“不，都不是。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现在是难民了，大多数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们本打算由黑海边的康斯坦察走——一般都是走这条路线的，可是为他们疏通的那个罗马尼亚人拿了他们的钱跑掉了。他们被犹太人代办处转来转去，转了几个月，最后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对犹太人来说，那倒是一个不坏的地方，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继续到巴勒斯坦去。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瞧，就是这么回事。”

“你们是直接去巴勒斯坦，还是经过土耳其？我听到过两种说法。”

“我说不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海上收到无线电信号的。”

“要是你们经过土耳其，你就得带你们的人非法穿过叙利亚的山区，是吗？敌对的阿拉伯国家？”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如果我们能直接回家，我们当然会这么做的。”

“你们的发动机会在海上出毛病吗？”

“不会的。我是船舶机械师。这条船是旧了，可这是法国货，法国人造的船都挺好。”

“可是超员呢？底下那些重重叠叠的铺位，简直像厕所里敞着的长槽！假如又来一次连续三天的暴风雨呢？疾病不就蔓延了吗？

“亨利太太，这些人是经常受到恶劣条件锻炼的。”

“难道你就没想过，”她拧着手里的围巾，“你们这条船开不成吗？办理离港手续可能只是一个圈套，为了把我叔叔悄悄骗走吗？就在维尔纳·贝克露面之后，你们拿到了你们的文件，这太巧了。”拉宾诺维茨做出表示怀疑的鬼脸，她很快地讲下去，“我现在想到一件事。要是我们离开‘救世主’号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会离开，可要是我们离开，埃伦就可以坚持要求直接去土耳其领事馆。我们在那儿等你通过海岸警卫队转播的信号，说你们已经过了三英里线。要是没有信号，我们就要求土耳其给予避难权，并且——你笑什么呀？”

“这儿没有土耳其领事馆。”

“你说过有的呀。”

“他是名誉领事，一个意大利银行家，可巧是一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挺帮忙的。最近的领事馆在亚得里亚海边的巴里。”

“唉，见鬼！”

“不管怎样，领事馆不像大使馆那样能给予避难权。”他笑得更厉害了，“你很费了些脑筋，是吗？”

“唉，我连信号都想好了。”

“真的吗？是什么呢？”

“嗯——”她有些窘地讲了出来，“‘明年在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家宴 祈祷的最后一句。”

“我懂得这是什么。”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严肃认真的表情，“听着，亨利太太，意大利人不需要大量饥饿的无国籍犹太人。我们会走的，你也应该来。”

“哦，我应该？为什么呢？”船和码头碰撞，这个烟雾腾腾的小房间也不住地摇晃，使娜塔丽想要呕吐。

“就说因为你的娃娃是犹太血统，所以你该去犹太人的故国吧！”

“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是吗？问问德国人。”

“嘿，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巴勒斯坦没有感情吗？一点儿都没有！我是一个美国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嫁给了一个信基督教的海军军官。”

“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吧。”

这个问题吓了她一跳。她很不自然地回答说：“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他在太平洋什么地方的潜艇上。”

他拿出一个破旧的皮夹，给她看了一个胸脯很大、头发浓密的黝黑姑娘的相片。他说：“那是我妻子，她是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被阿拉伯人炸死的，公共汽车炸掉了。”

“那太可怕了。”

“这是八年前发生的事。”

“可你还要我带我的孩子到那种地方去？”

“犹太人到哪儿都是生活在危险中。”

“在美国就不。”

“在那里你们也是异乡之客，在巴勒斯坦你们就是在家里了。”

娜塔丽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拜伦穿军装的小彩色照片，说：“这是我丈夫。”

当拉宾诺维茨皱着眉头看照片时，拜伦的形象又在娜塔丽的记忆中浮现了。“他看上去挺年轻。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几个月来，她一直把她结婚的事置于脑后——那些愚蠢的决定把她弄得晕头转向，结果独自躺在外国医院里生产，痛得神志模糊，周围尽是陌生的面孔，耳朵里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用意大利语讲的医学用语。尽管一看到红彤彤的皱皮肤娃娃，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美妙的爱情，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毁了，她现在或多或少仍然这么认为。可是，当她向这个巴勒斯坦人简单叙述往事的时候，拜伦·亨利的魔力和闯劲儿，他的机灵，他的孩子气的吸引力，又从她心底涌起。还有，不管事情办得多么轻率，在里斯本短暂的蜜月都是无比甜蜜的。她想——尽管她没对拉宾诺维茨说这些——享受过那样的欢乐，哪怕一辈子不能恢复健康也是值得的。何况，她又有了路易斯。

拉宾诺维茨倾听着，接着刚抽完的烟又点了一支烟。“你从来没碰到过像他那样的犹太小伙子吗？”

“是呀，和我一起出去玩的全都是些立志做医生、律师、作家、会计师或大学教授的人。”

“中产阶级类型的。”

“是的。”

“带你儿子到巴勒斯坦去，他会长成像他父亲那样讲求实干的人。”

“万一发生意外呢？”娜塔丽怕自己在这码头旁边就可能晕船，这样摇摆真叫人想呕吐，她从椅子上站起身，靠着舱壁，“我希望这条船能横渡地中海，可是以后怎么样呢？最终被关进英国的集中营？要不然带着一个娃娃穿过阿拉伯山区，被开枪打死或被俘后杀死？”

“亨利太太，带他到锡耶纳去很危险。”

“那我也不知道。我叔叔和贝克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打电话和我们在罗马的代办谈过。代办劝埃伦去锡耶纳，他把这次航行称作我们的一次不必要冒险。”

“你们的代办让他相信一个希特勒的官僚吗？”

“他说他很了解贝克，他不是纳粹分子，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门尊重他。贝克提出明天开车带我们回罗马去，直接去大使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而且，老实讲——嗬！”这小舱房的甲板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娜塔丽站不稳了，他跳起来扶住她，她倒在他身上，她的乳房撞在他的胸上，他紧紧地攥住她的两只上臂，随后轻轻地把她拉开。

“稳住。”

“对不起。”

“没关系。”

他松手把她放开了。她勉强笑了笑，她的双臂和乳房都感到痛。

“风向一直逆转着，气象报告也不好，可我们还是天一亮就开船。”

“这倒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许贝克不会那么早就来。”

“他会的，你最好做出决定。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看得出来。”

埃伦·杰斯特罗身穿蓝色的浴衣，稀疏的灰白头发都被吹乱了，他敲了敲门，随即打开门。“对不起，打扰了。娃娃动得很奇怪，娜塔丽。”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先别害怕，马上来看看。”

拉宾诺维茨抓住她的手臂，他们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在月光下狂风扫过的甲板上急匆匆地跑着，娜塔丽被吹得披头散发。路易斯躺在床铺上的篮子里，眼睛闭着，紧握着的拳头不断地向左右挥动。

“路易斯！”她俯身朝着他，两只手放在他扭动着的小身体上，“孩子，孩子！醒醒——啊，他怎么不睁开眼睛啦！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乱扭着身子！”

拉宾诺维茨把裹着毯子的孩子抱了起来。“这是发烧引起的痉挛。别着急，婴儿痉挛很快就会好的。”路易斯的脑袋猛地从毯子上抬起来，眼睛仍然闭着。“我们带他去医务室吧。”

娜塔丽跟着他，跑到下层甲板上。那里光线阴暗、臭气扑鼻——厕所的臭气、挤在一起好久没洗澡的身体和衣服发出的臭气、人嘴里呼出来的陈腐的臭气，混成一股恶臭。拉宾诺维茨挤过医务室门外阻塞了通道的长队。在窄小的漆着白漆的舱房里，他把婴孩递给医生。那是一个形容枯槁的灰胡子老头儿，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医生愁容满面地解开裹着路易斯的毯子，看了看扭动着的身子，同意说这是痉挛。他无药可给。他的声音嘶哑、虚弱，他用德国意第绪语让娜塔丽放心：“就是这只发炎的右耳朵引起的，你知道，发烧是并发症。我肯定这跟脑子无关。他很快就会好，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他看上去并不像他说的话那么让人高兴。

“洗个热水澡怎么样？”拉宾诺维茨说。

“行啊，有好处，可是这条船上没有热水，只有冷水淋浴。”

拉宾诺维茨抱起了路易斯，对娜塔丽说：“来。”

他们急急忙忙走下通道，到船上的厨房里去。这厨房哪怕在晚上已经收拾干净，关上了门，就像现在这样，但仍是臭烘烘、油腻腻的。不过，有一件器具——一只巨大的桶，在摇曳的电灯光中闪闪发亮。汤是难民伙食中的主要东西。拉宾诺维茨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这个饭店锅炉，安装在这里。他敏捷地打开龙头和阀门，水流进了大桶，蒸汽噗噗地从桶底下一个喷嘴里冒了出来。

“试一试，”几秒钟后他说，“太烫吗？”

她把一只手浸了一下，说：“不。”

她挽起了自己紫色的衣袖，脱光那个扭动着的婴孩的衣服，把那小身体浸在温水里，直浸到下巴。“在他头上也弄一点儿水。”她照做了，路易斯僵直的背不久便放松了。拉宾诺维茨又放进了一些冷水。痉挛减轻了，她的儿子在她手里变软了，她怀着紧张的希望看了拉宾诺维茨一眼。

“我的小弟弟痉挛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这么办的。”

蓝眼睛睁开了，婴孩的眼光对着娜塔丽，他有气无力地向她流露出小小的微笑，这一笑使她心痛得不得了。她对拉宾诺维茨说：“上帝保佑你。”

“把他带回上面去，让他一直保持暖和，”拉宾诺维茨说，“我弟弟事后常常要睡几个小时哩。要是你还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如果必要的话，岸上有一个我们能去的诊所。”

过了些时候，他来到她的舱房，往里看了看，里面点了两支蜡烛。他的脸和双手都被机油搞黑了。埃伦在上铺睡着了。娜塔丽坐在婴孩身边，她穿着浴衣，头发别了上去，一只手搭在盖着毯子的篮子上。

“他怎么样？”

“他睡熟了，不过睡熟的时候还老是揉那只耳朵呢。”

拉宾诺维茨拿出一个小小的扁瓶，倒满了一小玻璃杯。“喝这个，”他对娜塔丽说，“斯力伏维茨 。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喝过斯力伏维茨，喝过许多。”她一饮而尽，“谢谢你。这电是怎么搞的？”

“发电机又不行了，我正尽力修。你的蜡烛够吗？”

“够的。要是修不好，你们能开船吗？”

“会修好的，我们会开走。再喝点儿斯力伏维茨吗？”

“不了，这样挺好。”

“回头见。”

凌晨两点左右，电灯忽明忽暗地亮了起来，娜塔丽开始收拾她从一个乘客那里买来的硬纸板箱子。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她又继续熬夜照看孩子。这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夜，她心潮起伏，毫无结果地懊悔和思考往事，一直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中间断断续续地打了几次做着噩梦的瞌睡。婴孩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她不断地摸着他的前额，觉得前额似乎还凉，然而，当舷窗外开始发白时，他突然出了一身大汗，她只得给他换上干净的襁褓。

她提着箱子到舷梯去时，赫伯特·罗斯在微风吹拂的甲板上碰到了她。天开始亮了，一个晴朗愉快的日子。甲板上满是兴高采烈的乘客，有些乘客正在舱口盖上面围住一个拉六角手风琴的人唱歌，他们的手臂互相搭在肩上。一些土耳其船员大声地从码头到甲板来回吆喝，滑车那边传来闹哄哄的起吊声。

“天哪！”罗斯说道，“你不会真的这么干吧，娜塔丽？你不会把自己送到德国人手里去吧？”

“我的孩子病得厉害。”

“亲爱的，孩子发烧是吓人的，可是他们好起来也快得惊人。只要在海上待几天，你们就安全了，以后就永远安全了。安全和自由了！”

“你们可能要在海上待几个星期呢，也许还得翻山越岭。”

“我们会成功的，你的娃娃也会好的。看看天气嘛，这可是一个好预兆哩！”

他讲的关于天气的话倒是真的。海港平静了下来，风似乎也小了，维苏威火山好像是用墨水画在苹果绿的地平线上，幸福像花儿的芬芳一样散布在拥挤的甲板上。可是，方才娜塔丽给路易斯换衣服时，他又打哆嗦了，乱抓耳朵，哭哭啼啼。她回想起那阵痉挛、医务室、可怕的夜、空气恶浊的下层甲板，就受不了了。她把箱子放在舷梯口，说：“我想不会有人来偷这个的，不过还是请看一下，只一会儿。”

“娜塔丽，你在做错事哪！”

她很快回来了，带着躺在篮子里裹得严严的路易斯，她后面跟着披斗篷、戴帽子的杰斯特罗。贝克的梅赛德斯水箱上有个很大的外交标志——大红色的盾牌，白色的圆圈，粗黑的卐字——车到码头上就停住了。拉宾诺维茨这时站在舷梯口罗斯旁边，他的手、脸和工作服都弄脏了，他正用破布擦着双手。

随着梅赛德斯的到来，甲板上乘客们欢乐的合唱声一下子停止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瞧着那辆汽车和两个美国人，只剩下船员们沙哑的咒骂声、海水的溅泼声、海鸟的鸣叫声。拉宾诺维茨提起箱子，又从娜塔丽手中接过那个篮子，说：“好，我来帮你拿。”

“你太好了。”

她正要踏上跳板时，赫伯特·罗斯朝她冲过来，抓住了她的胳膊。“娜塔丽！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要是你叔叔坚持的话，就让他下船去吧。他已经活够了，你和你的小孩还没有！”

拉宾诺维茨把这个美国人推到一边，对他咬牙切齿地说：“别做一个该死的傻瓜！”

维尔纳·贝克博士打扮得很花哨，穿着花呢外套，戴着灯芯绒帽子。他跳下梅赛德斯，打开了前后车门，鞠了个躬，微笑着。这个场面在娜塔丽眼前旋转。当贝克把两只箱子装入汽车尾部的行李厢时，杰斯特罗从前门上了车。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在后座上。“好啦，再见吧，杰斯特罗博士。”他说，“再见了，亨利太太。”

贝克坐在驾驶座上。

她哽咽地对拉宾诺维茨说：“我做得对吗？”

“算了。”他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脸颊，“明年在耶路撒冷。”

泪水涌到她的眼眶里。她吻了吻他胡子拉碴、沾着油污的脸，蹒跚地上了车。他给她关上车门。“我们走吧！”他用意大利语对那些船员喊道，“收起跳板！”

随着杰斯特罗和贝克愉快地交谈，梅赛德斯驶下码头。娜塔丽俯身在婴孩的篮子上，强忍着眼泪的哽咽使她的喉咙抽搐了。当这辆车朝北驶出那不勒斯，在一条没有人的碎石公路上行驶时，太阳升起来了，发出耀眼的白光。维尔纳·贝克把车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口，帮着娜塔丽下车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斜射到威尼托路。路易斯发高烧了。

红十字会在为被拘留者传递着邮件。在娜塔丽离开这里去锡耶纳之前，她给拜伦写了封信，告诉了他发生的事情，内容大致如下：

由于我又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是你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叫作文明世界的话——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件慎重的事情。我们安全而舒适。一个美国医生在给路易斯治病，他在康复中。那艘船真可怕，天知道那些人会有什么遭遇。不过，我仍希望自己不曾对那艘船感到那么恶心。我要听到“救世主”号的下落后才能安下心来。 Fwo7idMbglOf7KuDJLwX4TNUGaAkhVRAa9nhOFJggG9LnpBzO/zbzIW3+qCaAO1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