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写信给亨利上校那天——袭击珍珠港前三个星期——十一月寒夜的冷雾使伦敦变得黑沉沉的已有一星期之久，雾从窗户和钥匙孔里渗进来，透过关着的门，穿过每一道裂缝。门的球形把手和楼梯扶手碰上去都黏糊糊的。室内外，人们呼吸到的都是雾气，没有地方可以避开潮气。她整理热带旅行用的东西时，支气管炎使她发烧、颤抖，咳出痰来。

她床头的收音机里六点钟那次新闻广播低沉单调的报道像那雾一样令人发冷。日本参战的威胁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拒绝了罗斯福最近提出的和平方案，正在法属印度支那海岸集结大量军队和舰艇，明显地威胁着马来亚和新加坡。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否认高加索及其大油田的门户罗斯托夫已落到德国人手中。可是，这些日子里纳粹宣称的每一次胜利，不出一个星期，苏联人总是七折八扣地承认。现在他们已经证实列宁格勒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正在受到围攻，而且德国军队正朝莫斯科汹涌推进。事实上，还有一艘德国潜艇——正如柏林广播电台几天前宣称的——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面击沉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广播员宣布这一系列倒霉消息时，用的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镇静口吻，但已显得越来越乏味了。她还是高高兴兴地整理着行装，因为她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看到维克多·亨利了。对于新闻，她早已麻木不仁了，因为几个月来只有坏消息。

电话铃响了，她关上收音机去接电话。

“帕米拉吗？我是菲尔·鲁尔。”

来自过去的声音，低沉、自信、讨厌的声音。她抑制住挂断电话的冲动，说：“什么事？”

“这声‘什么事’说得真是有气无力，帕姆，你好吗？”

“我感冒得厉害。”

“你听上去真像感冒了，真糟。你在干什么？”

“此时此刻吗？整理行装。”

“哦？就为韬基宣布的环球旅行吗？”

“是啊。”

“计划中有新加坡吗？”

“有。怎么啦？”

“我自己下个星期要为《快报》去那儿，坐布伦海姆式轰炸机直接去。”

帕米拉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搭话。

“帕姆，莱斯里·斯鲁特从莫斯科来了，在城里。他正在打听你呢。我想，你大概会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他告诉我许多关于你的朋友亨利上校的事。”

“哦？他有什么消息吗？”

“呃，帕姆，我不知道你最近听到亨利上校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了。”

“莱斯里在这里干什么？”

“他是到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去，路过这儿。那是他的新职务。”

“真怪，他在莫斯科才待了几个月呀。”

“他在那儿惹上麻烦了。”

“哪方面的事？”

“我猜是关于犹太人的事。这是一个痛疮疤，你别跟他提这件事。”

“你们在哪儿吃晚饭？”

“在萨伏依。”

“我可没法儿在这灯火管制的大雾里跑到萨伏依去。”

“我来接你，亲爱的。七点钟，怎么样？”

听到这种有意做作的亲昵口吻，帕米拉说：“你妻子好吗？”

“天知道，我最后听到的消息是她在莫斯科郊外一家工厂里干活儿。那么，就七点钟见啦？”

帕米拉犹豫起来，她已经下决心避开菲尔·鲁尔，可是她又想知道斯鲁特所了解的关于帕格·亨利的情况。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枯燥乏味、野心勃勃的外交官。过去在巴黎，他们四个人一起开开心心地过了大约一年以后，他把娜塔丽·杰斯特罗抛弃了。那时，他和菲尔看上去都很没良心。她现在对斯鲁特比较好，因为他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他竟跟犹太人的事务发生了关系，这显得特别怪，因为他抛弃娜塔丽主要就是怕有了犹太老婆会影响他的前程。

“你在听着吗，帕米拉？”

“哦，好吧，七点钟。”

一眼看上去，拥挤的萨伏依饭店丝毫不受战争的影响。可是，暗淡无光的壁灯、尘埃满布的帷幕、洗得露出线头来的桌布、上了年纪的手脚不灵的侍者穿着袖口与肘部都已泛绿的黑制服，表明光景艰难。来吃饭的人也是这样，最富裕的伦敦人都有一副憔悴的寒酸相。斯鲁特喝了一匙黏糊糊的苏格兰肉汤，他为这盆汤已经等了二十五分钟了。他做了个鬼脸，放下汤匙：“萨伏依走下坡路了。”

“还有什么不走下坡路呢？”帕米拉摆弄了一下紧围在她细脖子上的珠宝项链。斯鲁特猜想，她一定在发烧：她双颊上有红晕，眼睛闪闪发光，断断续续咳嗽，灰色的开襟羊毛衫纽扣全扣着。

“新加坡就没走下坡路嘛。”菲尔·鲁尔说，“今天我采访了一位休病假回来的将军，他们那地方大炮林立、飞机成群，他们已准备好对付日本人啦。他们的勇气鼓起来了，俱乐部里的威士忌苏打到处哗哗地流着，连老莱佛士旅馆都拥挤不堪，充满了欢乐。他是这么说的。他发现伦敦越来越不行了，吓坏人。”

帕米拉咳嗽着说：“像这里的居民一样。”

鲁尔拉了拉他浓密的红色小胡子，咧开嘴笑着：“你呀，亲爱的，你的模样真迷人。”

很久以前，这歪嘴一笑曾像酒精一样使她兴奋。鲁尔有点儿方的脸胖了一些，从前很密的头发稀了一些，可是他热切的蓝眼睛仍然使她激动。她原以为自己对他已没什么感情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在巴黎的恋爱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她为了他那些女侍者、妓女大闹，而他认为没有理由要为她改变这些低级趣味。她因为一个漂亮的耶鲁大学生——一个由布里奇波特来的安提诺乌斯 ——真的大闹一场，鲁尔和他溜到马略卡岛非常快活地过了三个星期。这一嗜好鲁尔是在中学里养成的，虽然总的来说他更喜欢同女人鬼混。等他回来后，她大发脾气，闹得天翻地覆，他把她揍得直挺挺地趴在地上。于是，她又羞又火，几乎发疯，喝了一瓶碘酊，痛得又打滚又呕吐，他在凌晨三点钟开车送她进医院。这件事情终于使他们断绝了关系。鲁尔继续过他的这种生活，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从他的观点看，这实在不算一回事。

他像斯鲁特一样在巴黎学俄语，这就是他们同住一间房的原因。他被派到苏联当记者以后，碰到“大剧院”剧团里的一个姑娘。那姑娘非常漂亮，于是他就和她结了婚——他是这么写信告诉帕米拉的——仅仅为了占有那姑娘的身子，因为她非常一本正经，什么事都听不进去。他把共产主义的“婚礼宫殿”里的仪式描写成一场笑话：瓦伦泰娜的父母、亲戚和“大剧院”里的好朋友站在四周傻笑，一位神情严厉的胖女士，穿着一套裁剪考究的衣服，简短地给他们上了一段共产主义婚姻课，而新娘子呢，脸臊得通红，一只手紧紧地攥住她漂亮的英国心上人，还有一只手拿着一束蔫了的黄玫瑰。就这样，鲁尔有了一个俄国妻子。他一离开俄国，就把这件事丢在脑后了。

帕米拉避开他亲昵的凝视，哑着嗓子说：“你相信新加坡真是那样吗？”

“干吗不相信呢？我们的垄断资本家通过几个和平主义部门，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在这英国老家建立了呱呱叫的强大空军和防御体系。不但德国佬，连我们自己的人民都感到惊奇哩！大英帝国是以新加坡为枢轴的，帕姆。要是我们想继续压迫和榨取五亿亚洲人，并且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愚昧的土著居民手中盗窃他们的财富，就一定要使新加坡坚不可摧。因此，这是毫无疑义的。”

“哎呀，不管怎么样，帝国已经完蛋了！”斯鲁特说。

“别说得太肯定，莱斯·温尼 毕竟又建立起一个联盟，使它能苟延残喘。俄国人会为我们打败德国人的。你那些在打瞌睡的同胞迟早会参战并战胜日本人。整个垄断资本制度和它的殖民地都是腐朽的，注定要灭亡，只是还不到时候。白人剥削者是顽强的世界主人，要消灭他们，就得发动一场全球性革命。估计那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到底是什么让你认为俄国人会打败德国人呢？”帕米拉插嘴说，“你没听见傍晚的新闻广播吗？”

鲁尔又是歪嘴一笑，庞大的身躯在椅子上懒洋洋地挪动，毛茸茸的双手大幅度地挥动一下：“亲爱的，你不了解苏联啊。”

“我了解，”斯鲁特说，“我在莫斯科一直待到上星期四。我还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精神崩溃哩，凡是能弄到车子或马的人都溜走了。”

“他们不过是凡人呀。他们会恢复过来的。”鲁尔压低了嗓子，“老弟，希特勒的主力部队从五十英里外朝你冲来，难道不叫人心慌吗？”

“我经历过两次了，这的确可怕。不过，我自己是一个该死的胆小鬼。我原来认为俄国人比较勇敢。”

帕米拉和鲁尔都笑了。帕米拉比较喜欢斯鲁特，因为他老实，虽然他再怎么看也没有一点儿吸引力。这个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戴着无边眼镜，时常叼着烟斗，一副神经质的样子，总是让她觉得他像是一个生理上发育不全的人。在莫斯科时，他曾向她大献殷勤，都被她厌烦地拒绝了。她始终不理解娜塔丽·杰斯特罗过去对他的那阵激情。

一阵冷战使她很难受。“莱斯里，亨利上校在莫斯科待了多久？”她不顾自己生病，赶到萨伏依来，就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

“嗯，让我们想想看。你和韬基是十六日走的，是吗？正是最人心惶惶的时候吧？”

“是的。”

“他又待了一个星期，设法弄到比古比雪夫更远的火车票。我原以为在那样慌乱的时候，这是办不到的事，可是最后他弄到了。于是他朝东去，穿过西伯利亚去夏威夷。”

“那么，他现在已经到那儿了？”

“应该是这样。”

“太好了。”

鲁尔用最愉快的口吻对帕米拉说：“你们是情人吗？”

她的声调也同样愉快：“这跟你一点儿也不相干嘛。”

“莱斯里说，”鲁尔听到这冷冰冰的答复，眨了眨眼睛，钉着这个话题谈下去，“杰斯特罗就是和这个人的儿子结婚的，是一个潜艇军官，比她年轻得多。他还极秘密地透露，他自己内心里还在为娜塔丽感到痛苦。她干吗要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来呢？那小伙子让她怀孕了吗？”

帕米拉耸耸肩：“你去问莱斯里。”

“他们与世隔绝，待在锡耶纳郊外的别墅里，”斯鲁特阴郁地说，“我告诉过你，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待在一起，这是在他加入海军之前。当时他正为埃伦·杰斯特罗做研究工作。我想，留在托斯卡纳的美国人中，只有他们两个年龄在六十岁以下。毫无疑问，事情就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发生了。我在华盛顿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和她就这个不相配的结合辩论。她很不理智，变得和顽石一般。”

“你的意思是她爱上了他，”帕米拉说，“而不再爱你了。”

“事实上，我就是这个意思。”斯鲁特突然伤心地咧开嘴笑笑，回答道。这使帕米拉感觉到他的可爱。“她过去一向都理智得要命，现在却变得轻率了：嫁给这么个青年，和杰斯特罗待在意大利，而且我最近听说，她还在那里，还带着个娃娃。”

鲁尔发出轻微的咯咯的笑声：“你们不应该把华盛顿那个夜晚都用在辩论上。”

“我要是想干其他什么事情，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得了，这也许对你有些安慰吧。亨利上校曾设法拆散过他们，可是没成功。”帕米拉说，“他们俩感情非常热烈呢。”

“这个人我倒很想见见呢，”鲁尔说，“亨利上校。”

“再容易不过了。你自己安排一下，去采访在夏威夷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号舰长好啦。”帕米拉厉声说。

“你喜欢他什么呢，帕姆？”

“他正派极了。”

“我明白了。新奇的魅力啊！”

晚餐吃完了，他们的甜食——淡而无味、黏糊糊的粉红色胶冻状布丁——留着没吃。钱已经付给侍者。斯鲁特巴不得鲁尔走掉，他有意要再在帕米拉身上试一试，不管她发不发烧。他已经有几个月没碰过女人了，而且他不像鲁尔，他不玩妓女。鲁尔自称是一个浪荡子，斯鲁特认为他简直是一个畜生。他自己也曾经待娜塔丽不好，可是绝不会使出把帕米拉逼得寻死觅活那样的粗暴手段。斯鲁特在莫斯科没勾引上帕米拉，他相信那是因为有亨利上校在场。现在亨利离得很远。帕姆又漂亮又可爱，而且又随和又开通，或者说，斯鲁特希望她是这样的。

“好吧！莱斯里今天才从斯德哥尔摩来，帕姆，”鲁尔说，明摆着他怀有同样的意图，“也许我们不该让他熬夜。我开车送你到你的公寓去吧。”

“说实在的，我听见有音乐呢。”帕姆说，“我真想跳舞。”

“亲爱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可是从来不跳舞的。”

“我的美国朋友们教会了我，可惜你不跳舞。怎么样，莱斯里？”

“乐于奉陪。”

鲁尔站了起来，在惨败中咧嘴笑着：“那么，代我向韬基问好。我星期一去新加坡。没问题，那儿见吧。”

帕米拉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红晕泛上了她的灰白色脸颊。

斯鲁特说：“你真的想跳舞吗？”

“什么？当然不想跳。我感到讨厌死了，我只是想打发那个爱搞同性恋的家伙滚蛋。”

“到我的房间去喝一杯吧。”这邀请的用意显而易见，不过他说得并不轻佻。

她的脸上顿时流露出微笑——会意，觉得有趣，微微有点儿得意。即使在病中，她的脸也显得很可爱。她把一只汗津津的手放到他的脸颊上：“我的天哪，莱斯里，你还在对我打坏主意！是吗？你多么有意思啊！对不起，我可是病得不行了，我在发高烧，不管怎么样，不行。”

“好吧。”斯鲁特说，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你真该在巴黎跟娜塔丽结婚的，她当时的要求可强烈呢！”

“唉！帕米拉，去你的吧。”

她大笑起来，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潮湿、滚烫的额头上：“摸摸看。老实说，最好找辆出租车送我回家，你说对不对？祝你在瑞士顺利。谢谢你带来了亨利上校的消息。”

一回到她自己的寓所，她就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绕着新加坡上空转圈的飞船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扯掉了自己的领带，敞开了紧贴大肚皮的白亚麻布外衣，用一顶草帽扇着汗湿的脸颊上的肥肉。“这儿比锡兰还糟啊，帕姆。我们正掉进一个该死的地狱呢。”

“安宁的小地狱。”帕米拉说，透过倾斜的窗户朝下看着，“庞大的壁垒、多得数不清的大炮、密密麻麻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都在哪儿呢？”

“自然什么也看不见的。可是下面那只小小的绿蝎子可蜇得死人呢。嘿，‘威尔士亲王’号就在那儿！舰上的那些炮塔一眼就看得出来。”

从空中看，新加坡像是从峻峭的马来亚山脉切断下来的一个尖端，波浪起伏的公海上一片绿色的三角形土地，窄长的堤道使它和大陆相连。两个灰色的“瘤子”破坏了它那丛林的美景，东南面是一座现代化城市，这里那里点缀着红屋顶，北面靠近堤道的是一大片小棚屋、起重机、营房、街道、房屋以及宽阔的绿色场地——新加坡海军基地。基地显得特别安静，在码头和广阔的抛锚地上看不见一条船。岛的另一边，战舰和商船都聚集在城市的海滨。

“喂！”

在移民棚里，菲尔·鲁尔推开人群，穿过木栏杆走来。他穿着短军裤和衬衫，他的脸和双臂都晒成了红褐色，肿起来的、缠着绷带的手里拿着一朵紫兰花。“正好赶上，你们两位被邀请参加菲利普斯上将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的招待会。”

“上将举行的招待会！”塔茨伯利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握手，“那太好啦！”

鲁尔把紫兰花递给帕米拉，说：“欢迎你来到帝国的堡垒，亲爱的。这种东西长在这路边。来，我带你们很快地把入境手续办好！”

“你的手怎么啦，菲尔？”

鲁尔带着他们到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去，他高高兴兴地回过头来说：“哦，我随着阿盖尔和萨瑟兰两地的苏格兰高原部队外出，到丛林里演习，被一只蜈蚣咬了一口。它厉害极了，有一英尺长呢，我简直不知道该用脚踩呢，还是用枪打！这就是热带地区的可爱之处。”一个满头大汗的红脸小个子，穿着铜扣子外套在这儿给护照盖章。

“好哇，好哇！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先生，真是荣幸！新闻记者现在简直像潮水似的涌来，可您还是最大名鼎鼎的。”

“呃，谢谢。”

“我想，先生，我们以前也为日本人闹得人心惶惶过。总是闹上一阵，就被人忘掉了。不妨说，秃头鹰在白白地聚集起来。仗是打不起来的，先生。祝您在这儿过得愉快，先生。”

鲁尔把他们的行李集中在一起，堆在他的汽车里，把他们很快地送到了市区。在市区，他把车慢慢地开过狭窄而闷热的街道。街上挤满了各种年龄与各种肤色的亚洲人：有的穿着本地服装，有的穿着西式服装，有的显得养尊处优、肥头大耳，有的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甜丝丝、香喷喷和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地吹进车窗。街的两旁到处是用稀奇古怪的字母写的色彩鲜艳的商店招牌。

当汽车驶上大路时，景色变了：宽阔的林荫道、绿色棕榈树林立的公园、英文招牌、高大的建筑；一幅幅海滨景象，一阵阵清新的海风；面孔黝黑、手套雪白的警察在指挥着交通；一座英国海港城市被火辣辣的非英国热气烤着，人行道上挤满了有色人种的脸。鲁尔把他们的行李卸在庞大的摇摇欲坠的莱佛士旅馆里。然后，他们从盖有拱形屋顶的钢筋混凝土码头登上一艘海军汽艇，汽艇把他们送到一艘系在浮筒上、花里胡哨地伪装起来的战列舰上。帕米拉拉紧了自己薄薄的裙子，由鲁尔帮着爬上舷梯。在她后面，塔茨伯利痛苦地粗声喘着气。

“哎哟！”她踏上甲板时说，“英国人！我真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呢。”

“每一个重要人物都在这儿了。”鲁尔说。

在棕色的遮篷下谈笑风生的来宾们站成一圈在喝鸡尾酒，或是排成欢迎行列等待着，队列一直延伸到阳光照着的前甲板上。男人们穿着白亚麻布衣服或颜色鲜艳的运动衫，妇女们穿着在微风中飘拂的印花衣服。除了端盘子的人外，所有人都是白种人。四门大炮涂得花花绿绿的，像蛇皮一样，伸在遮篷外。

“塔茨伯利先生吗？”在舷梯口，一个青年军官说。

“上将向您致意，先生，请跟我来。”

他们走到行列的最前面。上将的个子小得出人意料，白制服上佩着包金的肩章。他伸出一只长满短毛的小手：“非常高兴，我很喜欢听您的广播。”

他把他们介绍给排在他旁边的几个直挺挺的老人。他们裁剪得很漂亮的热带军服下露出了长着灰色汗毛的圆滚滚的膝盖和胳膊肘。他们的军衔都很高，是新加坡最高级别的军官。飞机的轰鸣打断了谈笑，一批接一批的飞机从海面低飞而来，几乎穿过“威尔士亲王”号的桅杆，然后飞到海滨上空。远处的大炮发出隆隆的响声。城市的另一边，一团团白色烟云升上蓝天。塔茨伯利朝上将喊道：“那些就是我们有名的海岸大炮吗？”

“正是，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据我的拖靶船报告，打得非常准。气势汹汹地从海上逼近新加坡是不聪明的！”

“我很想参观那些大炮。”

“可以安排。”

吵闹的空中表演使他们不得不喊叫着说话。塔茨伯利朝天上指指：“这些飞机呢？”

站在上将旁边的是一个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的灰白头发的高个子，眼角尽是皱纹，朦胧的眼中闪出骄傲的光芒。“维尔比斯特式鱼雷轰炸机和布伦海姆式轰炸机领队。战斗机是美国的水牛式，比不上我们的喷火式，可是也很好，比日本人现有的好。”

“您是怎么知道的，长官？”

“哎呀，日本飞机在中国被击落过，你知道。”他灰白的眉毛狡黠地拱了起来，“我们有介绍他们的书。确切地说，是第二流的。”

鲁尔和帕米拉站在栏杆那边一群笑容满面的英国人中，看着飞机。他从一个中国侍者递过来的盘子中挑了两杯酒。“上帝，帕姆，你父亲跟高级军官打交道确实有办法。那个在跟他讲话的是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整个战区的指挥官，远东总司令。他们像老同学一样在谈话呢。”

“嘿，人人都想得到报刊广播的好评。”

“不错。而且他们知道他掌握了受人欢迎的风格，是吗？通篇语气尖刻、清醒，到最后干脆变成拉迪亚德·吉卜林 的口吻，每回都这样。为了上帝和帝国，帕姆？”

“那有什么不对吗？”

“呃，这可是好极啦。完全是背叛未来。可他既然相信这一套，当然不会在乎。”

飞机在远处越来越小。帕米拉喝了一小口酒，顺着巨大的甲板从船头看到船尾。“要知道，菲尔，丘吉尔乘这艘船到纽芬兰去的时候，亨利上校曾上船访问过。现在我们在马来亚海边这艘船的甲板上漫步，而他正在夏威夷指挥着和这一样的庞然大物。真像梦境一样。”

“你还常想到你的美国上校吗？”

“这就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珍珠港是我的目的地。韬基知道这一点。”

鲁尔扮了个鬼脸，抹了抹自己的胡子。“喂，我住在马来亚广播局局长杰夫·麦克马洪家里。我们今晚都去莱佛士吃饭吧，好吗？杰夫要见见你父亲，并请他广播。韬基会喜欢埃尔莎的，她是新加坡顶漂亮的女人。”

“那么，她的丈夫把你留在家里可就是一个大傻瓜了。”

“嘿，亲爱的，我绝不会辜负主人的好客。”帕米拉拱起眉毛，轻蔑地撇了撇嘴，算是回答。“那么，你们会来吃饭吗？”

“我倒没什么，可是我不能代韬基做主。”

后来，那个心情极高兴的胖老记者欣然同意和新加坡顶漂亮的女人一起吃晚饭。“当然啦，老弟。好极啦！哎呀，空军上将是一个好心人。我将去参观这里最机密的军事设施，没有我不可以看的地方。我将写我顶中意的事。”

埃尔莎·麦克马洪穿着乳白色紧身绸衣，这是帕米拉在这个殖民地看到的唯一的时髦服装。她那浓密光滑的黑发发式像是在巴黎梳的。四个孩子在杂乱无章的屋子里叽叽呱呱笑着打转，仆人们一边责骂，一边追他们。那女人有苗条的身材、浮雕一样的脸、姑娘一般洁净光滑的皮肤，因为打网球，她的皮肤晒得像琥珀一样红润。她带帕米拉看了她的房子、她的藏书、整整一墙的留声机唱片，又在日落之前看了她的网球场和花园：一大片乱七八糟的草地、高高的棕榈树、开花的灌木和乔木——栀子、木槿、茉莉、蓝花楹——空气中的香味浓得几乎令人窒息。她那口流利的英语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声调，因为她父亲曾经是挪威海船上的船长。她的丈夫不住地拿眼看她，好像他们才结婚一个月似的。

他们喝酒消磨时间，等塔茨伯利访问总督回来。不久，塔茨伯利打电话来了，说总督刚请他在坦格林俱乐部吃饭，他现在就在那个俱乐部，帕米拉和她的朋友们能不能原谅他，并且接受总督的邀请，来和他们一起喝一杯。

帕姆还没挂上电话，鲁尔就恼火地说：“帕米拉，他可是太没礼貌啦，我们的晚饭全都定好了呀。告诉他和自命不凡的蠢驴总督，叫他俩都见鬼去吧。”

“胡说八道，他不能回绝总督呀。”杰夫·麦克马洪和蔼可亲地说，“坦格林俱乐部正好顺路，我们走吧。”

从麦克马洪家出来只开了一小段路。马来亚广播局局长在俱乐部门口把车停住，转过身来对帕米拉说：“你们到啦。埃尔莎和我继续往前走，到莱佛士旅馆的酒吧间。你们不妨多待会儿再来吃饭，音乐一直到午夜呢。”

“瞎扯。停好车进来，总督邀请我们全体。”

“帕姆，我和埃尔莎结婚后就不再去坦格林了。”

“你说什么呀？”

坐在前面座位上的埃尔莎·麦克马洪回过头来，乌黑的眼睛神情严肃，可爱的嘴讥讽地紧绷着。“我母亲是缅甸人，亲爱的。莱佛士见吧。”

坦格林地方倒很大，但是散漫、闷热。国王和王后的全身宫廷装画像高挂在门厅处，伦敦出版的杂志和报纸到处乱放着，在缓缓转动着的电扇下，不断有穿白制服的有色人种男仆端着饮料匆匆走着。俱乐部里充满了刺耳的纵酒的闹声，因为已经相当晚了。在酒吧间，塔茨伯利坐在帕米拉在“威尔士亲王”号上看到过的那些人中间。这些男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女人们的晚礼服跟她们白天的装束一样过时。总督是一个温和、迟钝得叫人难以相信的人。帕米拉和鲁尔喝了一杯酒便走了。

他们出来，走到带着浓郁花香的月光下的夜色中。她说：“嗯，麦克马洪夫妇不去，也没什么损失嘛！”帕米拉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尽管她从来不讲，但她是相信种族优越性这种妙论的。她知道，这类俱乐部都有这种规矩，尽管这样，把埃尔莎·麦克马洪排斥在外还是使她恼怒不堪。

“来吧，你肯定还没发现帝国主义种种冷酷的事实呢。”鲁尔招呼一辆等着的出租车，“你是怎么想象两万个白人——他们当中大多数还是意志薄弱的蠢货——设法统治四百五十万马来亚人的？不是靠跟他们一起喝酒啊！”

“她跟我一样是非英国出生的英国人嘛。”

“人是不能允许例外的，亲爱的。势利的英帝国堤坝阻挡着狂怒的有色人种的海洋。只要有一个针眼，那些堤坝就崩溃了。这是原则。埃尔莎是东方人。”他模仿贵族气派用鼻音说，“真遗憾哪，这套玩意儿——得了，你上车吧，让我们去跟我们的东方女朋友相会！”

在莱佛士棕榈树排列成行的露天院子里，一支由五个白种老头儿组成的乐队在演奏没精打采的过时的爵士乐曲。这里很热，很潮湿。麦克马洪夫妇坐在桌旁，看着三对头发灰白的夫妇汗流浃背地在地板上跳舞。他们向帕米拉和鲁尔打招呼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他们一边吃，一边很有兴趣地宽容地谈着总督的事。

他们说，他是一个不怀恶意的人，一个教区牧师的儿子。炎热的天气、官僚政治，以及他工作的错综复杂和混乱，在七个年头里已使他变成一个仁慈的和稀泥老手。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动摇、改变或者触怒他。马来亚政府混乱得简直像是一所疯人院，要跟十一个分散的地方政府——还包括一些难对付的苏丹——打交道。不管怎样，民主国家用的半数的锡和三分之一的橡胶都来自这片混乱的土地。有钱可赚，而且已经赚到了。美元不断地涌进英国，作为战争基金。干活儿的人们——二百万信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人、二百万信佛教的中国人、五十万左右的印度人——彼此并无好感，可是一致厌恶以那个沉静、软弱的白人为首的一小撮掌权的白人。这个白人住在大公园里的一座高山上的官邸里，远远地离开新加坡本地人的拥挤和气味。由于管理得当，他已经连续七年受到伦敦方面的表扬。除了听其自然以外，他其实什么都没干。而在英国殖民部门中，照杰夫·麦克马洪的话说，这就算是天才了。

“看法各有不同，”鲁尔说，“我今天听到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反对他的激烈议论。美联社记者蒂姆·波伊尔说，他是一个有新闻检查癖的霸道的恶棍。蒂姆写过一篇关于这里夜生活的文章，给新闻检查官枪毙了。蒂姆要求和这位总督见面，被他当作苦力骂了出去。这位总督的头一句话就是：‘我看了那篇文章。如果你是亚洲人，我就要把你关到牢房里去！’”

“啊，那可是不一样，”埃尔莎说，“英国殖民部门的记性好得很哪。美国起初也是一个殖民地呀。一旦是一个土著，就永远是土著。”

麦克马洪夫妇简直没吃什么。喝过咖啡，他们就起来和着不堪入耳的音乐扭来扭去跳舞。鲁尔伸出手：“帕米拉？”

“别丢人现眼了。我在这儿动一下都要出一身汗。反正你也知道自己不会跳舞，我也不会。”

“在伦敦，你要求斯鲁特跟你跳舞。”

“哦，那是为了甩掉你。”

“亲爱的，你不能还跟我生气。”他毫不生气地咧开嘴笑起来，红红的唇髭舒展开来，“那些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就算是吧，菲尔。你是墙上发黄的文凭，就该挂在那儿。”

“又把我整垮了！呃，我很高兴你为埃尔莎抱不平。不过，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女人，而且坦格林俱乐部讨厌得很，她没有它也能过日子。你在郊区附近看到像耗子一样挤在垃圾堆里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又会怎么样呢？那才是新加坡真正的有色人种问题呢。”

帕米拉迟迟没有作答。她在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没有确切的见解。生活对她来说是一场丰富多彩而痛苦的表演，是非标准是其中摇摆不定的码尺，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价值和道德会发生变化。例如，维克多·亨利的基督教道德和鲁尔的军事社会主义，只会带来痛苦，只会破坏本来就已少得可怜的幸福，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那些问题上，我是一个糊涂人，菲尔，这你是知道的。难道亚洲或多或少不一直是这样的吗——几个王公和苏丹用金盘吃东西，建造庙宇和泰姬陵 ，老百姓却在牛粪和泥地上繁殖？”

“我们就是为改变这一切情况而来的，亲爱的。吉卜林是这么说的，还有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我们没有把事情改变得好一些吗？”

“从某一方面来讲，是变得好一些了，铁路、行政机构、近代语言 。可是，帕姆，在这儿，坦格林俱乐部正为一件事闹翻天，他们禁止印度军官进他们的游泳池。我再说一遍，是印度第五团的军官！受过教育的军人，驻扎在这里带领士兵们准备为坦格林俱乐部战斗和牺牲！这决定硬是不改！这样一来，吉卜林白白浪费了五十年光阴。”

麦克马洪夫妇很早就离开，回到他们的孩子们身边去了。尽管他们对韬基的失约表现得很有礼貌，这件事仍然使这个晚上过得很没有意义。菲尔·鲁尔和帕米拉一起穿过旅馆的门厅。“把你的蚊帐塞紧，亲爱的，”他在楼梯上说，“每一边都检查一下。几只这种小虫会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你的血。”

帕米拉环顾四周，看着穿白制服的中国男仆端着盘子穿梭来往，走过宽阔的门厅。“喝酒，喝酒！还有完没完啦！”

“我来这儿头一天就听说了，”鲁尔说，“而且从那以后，我已在白人的俱乐部里听到过四十遍了——新加坡是一个到处有‘酒和臭气’的地方。”他吻了吻她的脸，“晚安，我现在要把自己挂回到墙上去了。”

第一批炸弹在清晨四点钟落到新加坡。帕米拉半睡半醒，正在蚊帐里出汗。当她听到头顶上有一阵轻轻的声音时，她模模糊糊地认为这是一场夜间战斗机演习。她一听到远处砰砰的响声，就坐了起来，把帐子甩到一边，跑进起居室。塔茨伯利茫然地眨着眼睛，紧抓着睡衣去遮住他那毛茸茸的肚子，从自己的房间里蹒跚着走出来。“这是轰炸，帕姆！”

“我知道是轰炸呀。”

“嘿，这帮黄皮肤的杂种！他们真的干起来了，是吗？老天啊，他们会后悔的！”

飞机在头顶上轰隆隆地来去，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塔茨伯利一边摘睡帽，一边磕磕绊绊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帕米拉在长落地窗边喊道：“韬基，我们甚至还没有灯火管制哩！”街上灯火辉煌，头上的云彩都受到了这光辉的反射。她根本看不到探照灯和曳光弹，听不到警报和高射炮声。这和伦敦的空袭毫无相同之处。事实上，唯一不同于其他温暖、芬芳的新加坡之夜的，只是头上有看不见的飞机正在扔炸弹，而这座城市对此无动于衷。

他压低嗓门答道：“是啊，谁都没料到这个。停在陆上基地的日本轰炸机飞不到这么远来轰炸，这是布鲁克-波帕姆亲自告诉我的。”

“那么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大约是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当然啦，要是皇家空军不先把在附近一带发现的任何一艘航空母舰炸掉，‘威尔士亲王’号也会拦截和击沉它们。谁也估计不到敌人会有近于自杀的疯狂行为。”

不久，他衣服都没穿整齐，就急急忙忙跑出了自己的房间。轰炸已经离得远些了，可是飞机依然在天上轰隆隆地响着。她半裸地穿着短睡衣，在桌边迟钝地翻动着一篇打字稿，头发披在脸边。“这篇广播稿现在过时了，韬基。”

“怎么会呢？我写的军事概况还行。这是文章的要点。现在正好格外适合形势！关于这场空袭，我需要一段新的开场白和一段有力的结束语。把这写一下，好吗？等我回来，就根据你的草稿口授文章。”

“现在正空袭，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去？”

“到陆军部新闻处去。我给费希尔上校打过电话，这会儿他正开记者招待会呢，而且——怎么啦？”

她在桌前把头埋在裸着的双臂中：“哦，这真叫我沮丧！这一切突然又在这儿出现啦！”

“鼓起勇气来，姑娘。这些并不是德国人，那上面的飞机是用竹笋和宣纸造的，我们会粉碎这些狗杂种的。神明啊，看看那些光吧，好不好？这座城市可真亮得像棵圣诞树了。要是有人在值班的时候睡着，准会受到处分的！我要走了，你就起草新稿子吧，好吗？”

“好啦，去吧。”她把头埋在两臂之间，喃喃地说。

帕米拉心想，飞剪型客机当然会马上停开，到夏威夷去的海上航道会受到日本潜艇的干扰。事实上，她和维克多·亨利的联系已经断了，也许几年，也许永远不会见面了。白白这么老远地跑来！她还能离开新加坡吗？

天蒙蒙亮，一阵微弱的凉风从开着的落地窗外吹进来，使房间充满花园里清新的芳香。这时，她的父亲好似一头疯了的大象一样吼着冲了进来：“帕姆，帕姆，你听到了吗？”她还穿着睡衣，从打字机上泪眼模糊地抬起头来看着他：“我听到了什么呀？”

“哎哟，你这小笨蛋，我们打赢了！”塔茨伯利的眼睛从他的脸上鼓了出来，他的手在发抖，“那些黄皮肤的兔崽子已经袭击珍珠港啦！”

“什么！”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大举进攻！各种各样的巨大损失。美国佬陷进去了，帕姆！这回他们陷到脖子那儿了！别的还有什么要紧的呢？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该死的战争！为此我得喝一杯，要不我就活不下去了。”

他把威士忌一下子倒进一只无脚酒杯，一饮而尽，咳嗽起来。“嘿！我们已经战胜了！战胜了！多么紧张的战斗啊！我们真的已经打赢了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得从第一页起重写那篇文章了。可是上帝啊，这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这是巨人们的日子啊，帕姆！他们的脚步在震撼着地球——”

“什么船被打中了？”

“啊，美国佬自然闭口不谈，可损失是巨大的。这些都是檀香山的通讯社直接报道的。我们没有在这儿被当场抓起来，感谢上帝！他们试图在哥打巴鲁机场登陆，可是我们把他们撵回海里去了。他们在泰国确实获得了一个登陆点。今天早上我们就将出发到那里去，给他们一次迎头痛击。两个精锐师在边境上，准备出击。这回日本人真的已经把脑袋套进绞索里了，而且——喂，有什么不对吗？”

帕米拉用手背捂住眼睛，正朝她的卧室大步走去。“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她指指办公桌，“你那该死的草稿在那儿呢。”

塔茨伯利的广播引来了从伦敦、悉尼和纽约打来的祝贺电报和电话。他谈到了自己亲眼看见的大量秘密储备和防御工事，谈到了他从最高军方人士那里得知装备了重武器的援军已经在途中，谈到了不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在轰炸时都保持了惊人的镇静。他的广播稿还引证了空袭期间亮着的街灯，作为新加坡临危沉着的一个幽默例子。新闻检查官吞吞吐吐地、抱歉地要把他这一点删去，他也就和颜悦色地同意了。

塔茨伯利滔滔不绝地列举美国巨大工业资源的统计数字，以这段夸夸其谈的话作为结束：“确实，战争并非靠索然无味的统计数字来打，而是靠热血沸腾、受苦受难的人。然而，统计数字预示着结果。尽管这场战争还会给人类带来可怖的悲剧，但它还是会打赢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可以报道说，新加坡要塞对这场恶狠狠地逼来的战斗是做好了准备的。新加坡要塞并不指望这是一场茶话会，可是它为那些不速之客做好了充分准备。有一件事，外面世界尽可以放心。要是日本人真的跑近了，来尝一尝新加坡要塞为他们准备的苦酒，那他们是不会喜欢的。”

他广播后走进坦格林俱乐部的酒吧间时，那里的人全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鼓掌，他的胖脸上热泪纵横。

轰炸机没再来新加坡，也很少有人提起内地的战事。这勾起了帕米拉一种奇怪的联想，觉得一九三九年的“假战争”又在热带重演了：同样令人兴奋、同样古怪和不真实、同样“照常工作”。由于缺乏黑布，俱乐部里的女士们在闷热的花园里坐着卷绷带时虽然忧心忡忡、嘁嘁喳喳，但灯火管制被看作一种不方便的新鲜玩意儿。应付空袭的民防队员戴着钢盔，神气活现地在街上昂首阔步，却没有挖防空洞。

没有防空洞使塔茨伯利不放心。他去问总督，总督回答说：“地基多水，亲爱的朋友。”塔茨伯利指出，就在海军基地上，他看到巨大的混凝土地下室修建在很深的地底下，无边无际地堆着炮弹、食物和燃料。那么地基多水是怎么回事？总督对他犀利的词锋报以微笑。说真的，为了英帝国的安全，那些地下室是花了巨大代价在潮湿的土地上挖出来的。可是在城市里，姑且不谈费用，这样严厉的措施会把亚洲老百姓吓坏的。适当的指示已经下达：在地窖和石头的建筑物里躲避空袭。需要的话，一个详尽的疏散计划已准备就绪。塔茨伯利勉强同意了这一切。他是坦格林俱乐部里的名人，是新加坡安定全世界人心的广播喉舌。

可是，他为排满自己的广播时间而感到烦恼。在第一次的陆军公报里，日本的入侵船只据报告正在撤退，在被包围的登陆点上撇下几支部队，而且这些流落在海滩上的侵略者正在被有计划地消灭掉。从此以后，报道就越来越少，出现的地名总是奇怪地向南移。有一天，整个公报只有一句：“无可奉告。”白种人的俱乐部里有一种说法流传开了：像俄国人同希特勒作战一样，军事指挥部正在巧妙地以空间来换取时间，把日本人拖垮在赤道附近的丛林里，赤道附近的丛林像俄国的冬季一样使部队受不了。

随后又出现了“季风”的说法。军事专家们早就认为，十月以后，新加坡就能安安稳稳地度过半年，因为在东北季风期间，敌人是无法登陆的。可是事实上，日本人已经登陆了。专家们如今解释说，任何轻率的军事计划当然都可以一试，不过入侵的日本军队已因季风的巨浪遭受了致命的损失，不久一定会在丛林中逐渐被消灭掉。尽管塔茨伯利广播了这些说法，缺乏确实的消息仍然使他烦恼。他受到的欢迎方式和他第一次广播的效果迫使他不得不扮演一个乐观者的角色，然而他感到自己是在一个即将被放弃的地方说话。

随后传来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击沉的消息。这是确实的消息！一开头就遇上灾难，很明显是犯了大错误。这虽令人恶心，但在英国人指挥的战争中并不是新鲜事。两名记者带着有历史意义的最新消息活着从“反击”号上回来了，吓坏了，生病了。塔茨伯利不得不进行竞争。他突然闯到他那些高级军官的朋友面前，要求了解事情真相，并且如愿以偿。那个勇敢的小个子上将曾经乘船北去，打算奇袭侵略军，迅速粉碎他们，但遇上了日本陆上基地的轰炸机，只得逃出来。他没有空中掩护，离得最近的英国航空母舰在印度。本地的皇家空军指挥部缺少飞机，要不就是没发现信号，这部分讲得含混不清。日本鱼雷飞机和俯冲轰炸机轰隆隆地飞来，把那两艘第一流的军舰都炸沉了。上将淹死了。帝国现在听凭日本海军进攻了。这支日本海军拥有十艘战列舰和六艘大型航空母舰，它们背后只有已被大大削弱的美国海军需要提防。

塔茨伯利冲到莱佛士旅馆，对帕米拉口述了这个最新消息，文章集中在一个主题上：空中力量。他的广播稿是半社论性的。英国用血的代价弄懂了战列舰抵挡不住陆上基地的飞机！他要求吸取教训，用同样的手段回击敌人！皇家空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空中部队，迅速地从马来亚派去大量空军增援力量就能切断日本侵略者的退路，并且置之于死地。这可是一个值得其他战线做出任何牺牲的机会，是消除灾难、保全帝国的转折点。

他让送信人把稿件送到新闻检查官办公室。新闻检查官在广播时间前三小时打电话给他，说广播稿很好，只是他不能说舰艇缺乏空中掩护。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对这样的干预很不习惯，匆匆坐着出租车，汗流满面、喃喃自语地赶到新闻检查官办公室。新闻检查官是一个脆弱的金发男子，噘着嘴在微笑。他被塔茨伯利的怒吼声吓坏了，用泪汪汪的小圆眼睛瞪着他。他的军事顾问穿着笔挺的热带白军服，胖墩墩的样子，白头发，脸色红润，是一个海军上校，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做任何解释，只是重复说道：“十分抱歉，老朋友，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报道。”

塔茨伯利争辩了许久以后，猛地把涨成紫红色的脸直冲到他面前，吼道：“好吧，我要直接去找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你们先说说为什么不能报道？”

“这是生死攸关的军事情报呀，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知道。”

“敌人？！哎呀，你们以为是谁把那舰艇炸沉的呢？我的广播能给新加坡带来一大批战斗机，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不错，先生，那部分写得非常精彩，你说得对。”

“不过，要是我不提没有空中掩护，这样写就没有意义了！明白吗？莫名其妙！笨蛋！”

“十分抱歉，先生，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报道。”

塔茨伯利蹿出去，抓起离得最近的电话，空军上将接不通，总督出去检查防务了。离他广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怒气冲冲地赶到播音室，他求杰夫·麦克马洪让他马上广播，照读原稿，自己承担后果。

“老天，我们在打仗呢，塔茨伯利！”麦克马洪拦住了他，“你打算让我们都进监狱吗？我们得把开关关掉。”

这个胖胖的老记者的火气和活力渐渐耗尽了。“我在柏林广播了四年哩，麦克马洪。”他咬牙切齿地说，“连戈培尔本人都从来不敢这样改我的稿件。从来没有过！新加坡的英国行政机关竟然敢改，这是怎么搞的？”

“我亲爱的朋友，德国人称自己是‘主宰种族’，只不过说说罢了。”埃尔莎·麦克马洪的丈夫干巴巴地说，“还有十分钟就该你广播啦。” cSEPV3sLs/7wWJjd1QdmWDLE/p5lrVTS5U4vxPbdftsSt0WFAabXmtxrdOaPtl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