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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格兰特研究的历史时，我想以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揭示了很多主题，很多在这些年间让我苦苦思索、时而得到启迪、时而困惑不解的主题。故事主人公是亚当·纽曼（化名），他的人生一直在让我们思考时间、身份、记忆、变化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本书的核心。
纽曼在一个中低阶层家庭长大。父亲是一名连高中都没读完的普通的银行职工。祖父和外祖父有一个是外科医生，另一个是酒吧老板。纽曼的家族中几乎没有精神病史。但是，他的童年是相当灰暗的。他的母亲在接受我们研究人员的采访时说，每当亚当胡闹不听话的时候，她就用他父亲的吊裤带把亚当绑在床上。如果还不管用，她就把一桶冷水泼在亚当脸上。她还会打亚当的屁股，有时候还用鞭子打，所以亚当的行为逐渐变得极其克制。他信仰天主教的教义，也严格遵守教规，并且很重视学习成绩。
他的父亲要更加宽厚一点，但与亚当的关系却十分疏远。“他大概每月会有一次能想起来我是他的孩子。”亚当说道。整个家庭中几乎没有温情，我们对亚当的记录有大约600页，但亚当连一段快乐的童年记忆都没有向我们提到过。写这本书时，我又把他的记录读了一遍，我发现他几乎没有提及他17岁时父亲逝世的事。
高中阶段，亚当成为一名领导者。高中四年里他一直担任班干部，还是一名鹰童军（美国童子军的最高级别）。他认识很多人，但没有亲近的朋友。他在哈佛读大二时，一些采访过他的研究人员对他的评价是“挺迷人的”“很有幽默感”，但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是冷漠、死板、不招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压抑、自私——这是他人生中矛盾人格的首次显现。
纽曼加入研究之后，研究人员立即对他进行了身体状况检查，因为那时候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体格和种族基本上可以决定人生的方方面面。当时对他体格的检测结果是“北欧种族、体育型体质、男性体征明显”（拥有这些特征的人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健康状况不佳。
在全体受研究对象中，他的综合智力排在前10%，学习成绩非常好。跟在高中一样，他认识的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只参加了一个俱乐部——鸟类爱好者俱乐部，后来还加入了一个最不活跃的大学生联谊会——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
一个心理学家对亚当的评价是“对法西斯主义保持中立”，格兰特研究中的内科医生以及曾经的研究带头人克拉克·希斯（Clark Heath），说亚当“不喜欢与人亲近”。
总之，亚当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性格测试结果是“人格健全”，但很多人又觉得他是一个敏感、心思细腻、内向的人。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会具体谈谈他的这些特点。心理测试中，他在两个方面特别突出：智力超群和“所有受研究对象中最不配合的一个”。他的心理“健全”等级的最终评测结果是C，也就是最差的一个级别。（第3章中有关于评估过程的详细内容）
受到当时另一个理论流派的影响，格兰特研究中的精神病学家们更关注纽曼的自慰史，而不是他在大学里的社交。他们对纽曼的评价是性格孤僻型（cerebrotonic），而不是内脏强健型（viscerotonic）或者体力旺盛型（somatotonic）。（这三个术语分别表示依靠逻辑思维、自我感官和体能来活的三类人，但其实这三个词条的定义都还不完全明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的研究人员对“体格决定命运”这一观点深信不疑，也从来没有去验证。之后我还会提到这一点。对这种观点的验证要等到多年之后，虽然研究开始后不久研究人员就已经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作为一名19岁的大二学生，纽曼在性的问题上态度极其保守。他很反对自慰行为，并且很自豪地向我们的精神病学家表示，如果他有朋友发生了婚前性行为，他会马上与那个朋友断交。然而，那位精神病学家认为，尽管亚当不太认同性行为，他头脑中却经常想到这件事。纽曼还告诉精神病学家他做过的一个梦：两棵树的枝干在顶部交汇，像是有两个并排抽屉的衣柜。这暗示着女性胸部，他经常做这个梦，每次梦到他都会很焦虑地醒过来。
据我所知，受研究对象中没有人比纽曼更能反映心理分析学中的性压抑现象了。另外，尽管研究人员仔细地向纽曼解释过了弗洛伊德的理论（纽曼很不认同这些理论），但却没有人就爱情或友情问题向纽曼发问。这也是当时格兰特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吧。
他对政治的态度和对待性问题同样刻板。学校里自由联盟“偷偷摸摸”发给他的那些“煽动性宣传材料”，他都会撕碎。他坚持经验科学的理念，也热衷于经验科学这项事业，但同时他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会参加四次弥撒。曾有一个研究人员在采访时问他，他的宗教信仰和科学理念是否会相互冲突，他回答“宗教是我精神世界里的避难所，如果让任何理性知识闯入这个地方，就会玷污了它”。这就更矛盾了。
10年后，社会心理学代替人类体格学成为最热门的科研领域，社会关系成为一个研究点，这时候格兰特研究的记录才显示纽曼在大学时除了室友之外几乎没有比较亲近的朋友，他也很少跟女孩子出去约会。这可能是因为亚当不仅要自己打工赚学费，还得给家里寄钱，毕竟家里父亲已经不在了。但他也算是比较早地遇到了真爱，那是韦尔斯利学院数学专业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之后成了他的妻子以及“永远最好的朋友”。
纽曼后来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他其实并不想照顾病患，他只是想学习生物统计学并逃掉兵役。在宾大第二年他结婚了，但除了夫妻关系外他仍然很孤立。他对“二战”和对照顾病人都不感兴趣。毕业时，他完成了在埃奇伍德兵工厂的秘密研究，也就此结束了服兵役的义务。埃奇伍德兵工厂是服务于美国生物战事的研究所，“二战”结束之后纽曼还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1950年，当时格兰特研究的带头人希斯博士记录说，纽曼上尉没有为任何一位病人看过病，而是直接参与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武器探究，格兰特研究中其他45位外科医生赚的都没有纽曼多。纽曼发表的非机密论文中其中一篇是“原子弹的爆炸高度和爆炸威力”。
尽管纽曼身上存在这么多怪异之处，研究记录显示1952年当他32岁时，纽曼还是逐渐成熟了。他凭借自身的领导力才能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组建了一个50人的部门并在他的管理下良好运转，也算是在他所钟爱的生物统计学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人生事业。他也将自己的道德追求融入工作中。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下令运用军事产业复合体来解决第三世界的经济问题，纽曼的团队就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纽曼与他的妻子在受访时都表示，他们对婚姻的忠诚至少能保持50年。他们的婚姻关系很奇怪——两人都承认他们相互之间是最好的朋友，而两人除了对方之外其实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好朋友。然而，许多有着阴暗童年的受研究对象所向往的都是那种可以让他们在年老孤独时得以慰藉但又不会给彼此造成太多负担的婚姻，那么亚当·纽曼的婚姻就属于这种理想婚姻了。也许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能这么早、这么容易地就实现了亲密（Intimacy）、事业巩固（Career consolidation）、传承（Generativity）（见第5章）等这些人生中的发展任务（adult tasks），这种情况在有着灰暗童年的受研究对象当中可是很少见的。
另外，尽管他之前并不承认自己有过什么过激的情绪，但可能是怕自己被这些负面情绪打垮，所以他渐渐学会了控制这些情绪。在研究的信息采集阶段，当时19岁的他对家庭氛围的描述是“和谐美满，爸爸妈妈都很爱我”。在荣格单词联想测试（尽管当时的研究主要针对受研究对象的生理状况，但研究人员还是努力通过一种折中的方式对受研究对象进行完整的评估）中，他对“母亲”这个词的联想是“温柔”“善良”“整洁”“亲近”“教导有方”等。
然而，采访他母亲的那位经验丰富、性格宽厚的社会调查员对他母亲的评价是“容易紧张、缺乏教养、满腹牢骚”。纽曼姐姐的评价是“我们的母亲会让任何人感到难堪”。
直到1945年，在纽曼离家6年、加入研究5年之后，他才坦诚地向我们回忆他的童年经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很糟糕。”“我没有任何快乐的回忆。”他接着说。他还记得母亲曾经告诉他，她很抱歉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60岁时，他接受了华盛顿大学简·洛文杰（Jane Loevinger）发明的用来评估自我成熟程度的语句补充测试。题干是：“当他想到母亲的时候……”纽曼填的是“……他感到恶心”。但也不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能直面自己的负面情感，尤其是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因为72岁时，他根本不相信自己曾经写过那样的答案。人是很复杂的，记忆、情感、事实都是会变的，而且三者之间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正因为如此，历时性研究数据才如此重要。
年轻时候的纽曼非常有事业心。“我有一股冲劲儿——很强烈的冲劲儿，”他谈到大学时候的自己，“我总是有非常实际的目标。”但38岁时他对自己大学时期近乎疯狂的进取心有了新的认识：“在过去的人生中，我一直在反抗妈妈对我的控制。”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的人生观念开始发生改变。现在，他说他的目标：“不再是在科学方面有所建树，而是享受与别人一起工作的过程，并且当每天问自己‘今天开心吗’的时候，能够回答‘是的，很开心’。事实上，现在我更爱自己，也更爱其他人了。”但他也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当时是1958年，纽曼也是在多年之后才会每天问自己是否快乐，1958年的时候纽曼内心其实仍有雄心壮志。这只是他的复杂性的又一次显现罢了。
45岁的时候，他又无法保持30多岁时那种自由平和的心态了，因为他要想着怎样教育那几个性格叛逆而且性开放的女儿。他这个时候和他母亲当初的想法一样，认为那么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要很有出息才行。这并不是一个很明智的想法。直到20年后，有一个女儿还没有摆脱父亲施加的压力。这个女儿对父亲的评价是“极端的成就至上完美主义者”，她在我们发的问卷中写道，她与父亲的关系很糟糕，糟到她都不愿回忆。她感觉她父亲“毁掉”了她的自尊，并希望我们不要再向她发问卷了。
我想知道当纽曼晚年性情逐渐柔和时他和女儿的关系如何，但我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会一直发生。后来的日子里，尽管纽曼偶尔还是很顽固，但总体来说还是比之前要灵活很多。20世纪60年代的大变革以及这几个叛逆的孩子使他在性的问题上比以前开放了很多。他不再排斥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女儿成年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收回了之前规定的禁止婚前性行为的禁令。
他现在不再害怕那些“鬼鬼祟祟的自由主义者”，并开始认同法律和秩序是“约束性概念”。他现在认为“世界上的穷人都是富人的责任”，并辞掉了在军工复合体的工作，他的科研资料都被他扔在房间里“发霉”了。
60岁时，他运用自己在研究报复性核武器攻击的时候掌握的统计学知识来研究解决苏丹的农业问题。这个在大学时一个礼拜参加四次弥撒的人如今的观点是：“上帝已死，而人还是活着的，还拥有美好的未来。”事实上，当他的幸福婚姻开始帮他摆脱童年的痛苦回忆时，他对宗教就不再那么依赖了。最终他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年过半百的时候，他只有在冥想时才能显现出一点神学倾向，这时候他开始在大学教授心理学和社会学课程。
这并不是本性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总是会保持自己原来的样子。一方面，纽曼写道，从女儿身上他明白了，“生命中不仅仅只有数字、思想和逻辑”。但另一方面，他依然只与一人保持亲密关系——他的妻子。尽管在学术工作方面，他成为一名越来越能干的领导者，悉心指导他的组员，但他仍然是一名技工。即使在教学中，他也并不是通过研究人的感受来教授心理学和社会学，而是从语言学角度探究“‘关系’和‘爱’等词的词源”。
那么纽曼的一生经历了什么呢？很显然他的性格并没有发生彻底的转变，当然这也不是思维逻辑的转变。纽曼并没有上过什么精彩的心理学课程，或者碰到什么出色的心理医生，一切只是他性格的好转。他越来越能觉察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却并不试图控制或者否认这些情绪——人在变老的过程中要做到这一点可并不容易（参见第5章）。
慢慢地纽曼不再为自己的性欲而感到焦虑不安，他也不会那么想要去谴责或者干涉他人的性行为。他所经历的变化过程在更年轻一点的人群当中比较常见，类似于小学生向青少年的转变。纽曼渐渐摆脱了父母的影响，这个过程中他的道德观念不再那么保守，他越来越能接受自己。同时，他也越来越能接受别人，也越来越愿意为别人负责。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那些伟大的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和威廉·詹姆士，都没有研究过人成年后经历的这种渐渐成熟的过程。但是在这几十年的研究中，我们惊喜地看到亚当·纽曼和其他受研究对象都在不断变化成长。
确实，格兰特研究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对纽曼经历的这种变化进行记录，这样一来，当埃里克·埃里克森这样的心理学家注意到成人的变化成熟过程并想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研究时，就有大量的临床资料可供他们参考。
20世纪60年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纽曼的转变，但也只是多种因素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受研究对象在20世纪60年代都经历了像纽曼一样的变化，有的甚至越来越顽固。关于成人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方式，但是都必须经历挣扎。显然，格兰特研究中其他受研究对象并没有经历像纽曼一样的在性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就像儿童向青少年的转变过程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正视自身的性欲，我们对待性的态度会深刻影响我们的一生。
纽曼的故事也说明了长期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受研究对象的记忆会反复更改。（其实也暴露了研究人员的记忆会反复变化，一会儿我会说到这一点。）我在他50岁那年采访他的时候，他能记起来的唯一一个反复做到的梦是在车库后面偷偷撒尿，他还说他一进入哈佛就不再信教了，并开始怀疑宗教信仰是否真的有用。50岁时，他记不起自己大学时曾一周参加四次弥撒并反复梦到形似女性胸部的两棵树，就像他在19岁时记不起关于母亲的痛苦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纽曼对过往的回忆不断被更改，而记忆的更改其实总是服务于他的心理转变。他逐渐承认并接纳自己的情感，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在不断调整内在的自我来适应这个世界。比如，在他55岁时，我写信问他能不能将他记忆发生变化的例子写进公开出版的文章中。他又采取了压抑（译者注：把令人烦恼、痛苦的想法、冲动等压到潜意识，不让其达到意识层面）的心理策略——他从来都不因为自己的想法出错而紧张焦虑，他的回信十分简短：“乔治，你肯定是寄错人了。”
67岁时纽曼告诉我，对于那些让人不快的记忆，他的态度就是“忘掉吧，让它过去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并不代表他从控制狂的心理彻底转向了禅一般的超脱。相反，在很多方面他更像是回到了之前的状态。即使他不再像母亲要求的那样逆来顺受，但是他更不像他女儿那样完全不受约束。
事实上，他现在又有点自我约束了。他不再继续教学，中断了这项社交性较强的事业，回到了数字的世界。从55岁到68岁退休，他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管理着德州那些新兴特大城市中的综合区。尽管表面看来他好像经历了三项完全不相干的事业——弹道导弹工程研究、社会学教学以及最后的城市规划，但他做这三份工作都是以多变量统计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尽管说他已经紧跟时代的步伐成为电脑技术人才（他那个部门的技术大牛们大多数都比他年轻二三十岁），但他依然还是不善社交。
“我不知道‘朋友’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他70岁的时候说道。他这时候已经不再冥想。72岁时，当他回忆自己之前担心理性思考会影响他的天主教信仰时，他还说：“我读了太多神经心理学的书籍，所以失去了冥想的乐趣。”然而，72岁时他最关心的还是核裁军——他年轻时做了很多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工作，现在想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这也显示了监护者的发展阶段（developmental stage of Guardianship），在第5章我们会讨论这一点。
纽曼一直都具备的一项特长就是幽默感，这在学统计的人当中可不常见。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都不会抱怨自己的性冲动比他老婆的要强烈的多，他有一种比较委婉且诙谐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做爱是一项需要不断实践的艺术。
在最后一次采访时，纽曼仍认为他对友情一无所知，但是他对妻子的爱从少年时期一直持续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他已经计划好了，如果妻子在他之前离世，他就加入塞拉俱乐部，与那些环保主义者一起度过余生；但他还是在从事与数字有关的工作时最快乐。他不会过多地与人接触，但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会抓一把种子然后把手伸出去等着鸟儿来吃他手里的种子。
纽曼在很多年前就放弃了宗教信仰，去教堂则是更加久远的回忆了，但是他会骄傲地向我展示他在电脑上制作的那些看起来很玄乎的不规则图形。他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矛盾体，但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保持一致，也会在其他方面呈现出矛盾之处，但其实方方面面都是他们本质的体现。改变越多，他们的本质会越来越趋于稳定。纽曼既相信神学，又是一名工程师，从始至终他都保持着这样的双重特点。
纽曼也一直都把压抑当作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他72岁时我第三次问他，他还能不能记起年轻时有什么反复出现的梦境。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你是说我穿着溜冰鞋然后摔进后门口的那个梦吗？”30年间，我曾三次问他青少年时期经常梦到什么，每次他的回答都与之前的完全不同。19岁时他惯常采用压抑的心理策略，72岁时依然是这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丝毫没有变。他不再单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年轻时期他只关注自我，这些年来他对其他人和事也培养起了兴趣，而且更能体会别人的感受。他的情绪更加平和。一名郁郁寡欢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很知足的老人。结束采访时，我问他，对于这项参与了50多年的研究他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他问的是：“做这项研究你感到快乐吗？”
当我准备离开时，我礼貌地跟他握手，他——这个大学时既不配合又很以自我为中心，两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既害羞又理性的人——大声说道：“让我给你一个德州式的告别吧！”然后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18年后再看我那次采访后写的总结，我发现我写得很简单，“他的故事简直让我着迷”。我也有点懊恼地发现，我和他一样会出现记忆偏差，而且也有防御倾向。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他55岁的样子，在我记忆中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逐渐轻松平和。我完全不记得他后来改做城市规划（也算是工程类，与炸弹设计相比形式更温和一些）。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出一条教训：研究人员的记忆与受研究对象的一样不可靠。如果没有长期的书面记录，我们很容易就会遗忘一些令人不快的记忆，我跟纽曼都是这样。甚至是重读自己之前写的记录也不能完全避免记忆的偏差，因为我看到了纽曼的死亡证明。20年来，我早都忘了，在72岁接受采访时，他说他马上就会死于癌症，而且会死的很痛苦、很难看。因为我自己很畏惧死亡，所以我总是选择忽略他即将不久于人世这个事实。可是，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考虑的话，我又怎么敢说自己了解纽曼晚年的经历呢？
尽管如此，在他逝世不到一年之前，亚当·纽曼为格兰特研究写下了他最后一句话：“我很快乐。”他完成了埃里克森所定义的生命的最终阶段——整合（Integrity）（第5章）。这一点我至今还无法做到。我比纽曼本人还要害怕他的离世，可能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忘掉他患上癌症这件事。我父亲还没来得及教会我人生的道理就离开人世了，但我与纽曼的这段经历提醒着我，我从格兰特研究以及所有实验参与者身上学到的很多很多。死亡也可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