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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70年来，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已经出版了9本书、150篇文章，其中很多都是我的作品。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呢？因为想要把某个时间点的结论与未来或者过去联系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怎样看待一篇发表在75年前某份日报上的文章呢？简单一点的回答是，这取决于75年来发生了什么。不管1940年夏天全世界的战事评论怎么写，最后的事实是英格兰并没有败给纳粹德国空军。当时的人们只能根据他们所了解的有限的信息来发表观点，但瞬时性观察永远不能捕捉历史的全貌，很多事情在之后看会完全不同。这也是纵向研究的价值所在。
而且，为了充分实现纵向研究的价值，我们必须对纵向研究本身进行纵向研究。当我回顾自己在格兰特研究中45年的经历时，我发现过去我写过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就像1948年鼓吹杜威战胜杜鲁门的新闻标题一样没有意义，因为现在我知道这件事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人类的哲学家尤吉·贝拉（Yogi Berra）很早之前就说过“事情在真正结束以前，都不算结束”。
所以在我看来，写这本书有五个原因。
第一，哈佛成人发展研究是一项具有独特价值、前所未有的、极其重要的成人发展研究。仅仅从这一点考虑，这项研究的经过也应该被记录下来。
第二，至今已经有四代科学家先后主管格兰特研究，这些科学家们各自的方法不同，需要整合一下。第一任研究带头人主要关注生理学，第二任关注社会心理学，第三任（也就是我）关注流行病学和适应性，现任带头人研究的重点是感情关系和脑影像学。许多方法学家都看出来，格兰特研究没有总体规划。1938年时，在成人发展学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历时性研究数据，因此我们甚至都提不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假设。就像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以及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行一样，格兰特研究事先并没有清晰的规划，而是一段发现之旅、探索之旅（也有些人说得不太客气，说我们只是在碰运气）。这本书中写到的很多格兰特研究的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偶然发现的。
这是45年来，我第一次从心理上承认这一点，更不用说白纸黑字地把它写在书里面了。我每次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申请经费时，总是强调这项研究的前景——时间跨度大、受研究对象流失率低，因此一定会有出色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强调我打算验证的任何具体假设。
每当我有一个不错的想法时，总会先分析数据；就像一个收藏癖一样，我会搜索大量的已有数据，看看能否有所发现。我常常在想，格兰特研究四位带头人中任何一位的研究计划应该都达不到博士研究开题报告的要求。但是，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才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越往后读你会发现，不可预测性是大型前瞻性研究的必然特点，而且有时候很让人气恼，但是这却让我们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肯定比那些提前就做好了清晰规划的研究要丰富得多。所以事先没有规划也并不能算是格兰特研究的一项缺陷。或许我从没上过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课程也是一件好事，至少我没有被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蒙蔽。
第三，这本书收集了70多年来各种专业杂志上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过10年新的出版物会对之前的研究发现做出修正。当某些数据在之后的年代里被挖掘出新的意义时，我们也会对相关的研究成果做出修正。比如，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个关于人的发展的研究曾明确指出酗酒的重要影响。但现在，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积累的大量证据表明，酗酒的确对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如此一来，早先某些研究领域所得到的结果就不得不让步于哈佛成人研究中不断累积的证据所得到的结论，如酗酒对人的发展造成的影响。经证明，一方面，酗酒是导致短寿的最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在格兰特研究中，酗酒也是导致离婚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也是一条不断变化的河流。
第四，格兰特研究的过程中，科学理论和技术在不断进步，我们也不断将新的理论和技术运用到研究当中，尤其是在不断进步的精神生物学领域。格兰特研究开始的时候，血型还是按照I、Ⅱ、Ⅲ和IV这四种类型来划分；那时候研究人员的猜想是，一个人的长期发展状况可以根据种族、身材以及更具有猜测性的罗夏墨迹测验来预测；那时候研究人员还需要手动将数据记录在大表格里，就连用碎冰锥来打孔的穿孔卡片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技术；那时候计算时常用的工具还是计算尺。然而现在，我们有了DNA分析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依恋理论等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我的手提电脑里可以存储2000组可变因数，我在从剑桥到洛杉矶的航班上就可以用电脑进行数据处理，而且数据处理可以在瞬间完成。当然数据记录和集成也是需要的。
最后一个原因其实说起来算是一个悖论。虽然我写这本书是想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改变记录下来，但不管是70多年前加入研究的参与者还是在1966年开始主管格兰特研究的我，我们都还是同一批人。在过去30年的成人发展研究中，我深刻体会到“时光飞逝，岁月改变，有些事物依旧如初”这句法国谚语很有道理。人会改变，但终究还是不变的。反过来说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