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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只包括在哈佛读书的白人男性。为此，常有人批判我们的研究创始人阿伦.V.博克（Arlen V. Bock）态度倨傲并且有严重的男权主义倾向。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格兰特研究并不像弗雷明汉研究一样关注于健康状况的平均水平，而是探索人类可以达到的最佳健康状况。
因此，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实。第一，生命历程研究就像政治一样，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对于小狗用后腿走路这一现象有一句著名的评价：“并不是说它们用后腿走路走得很好，真正让人惊讶的是它们竟然也可以这样走。”第二，在开展这种大型研究时，我们必须尽可能提高实验成功的概率。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k Kandel）曾因为他的记忆生物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这项研究中，他并没有从人类中随机选择受研究对象，他选择的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螺类动物，叫海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海兔的神经元格外大。同样地，正是因为格兰特研究中受研究对象全是男性而且先天条件优越，所以他们才适合作为人类适应和发展研究的研究对象。
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在婚后随夫姓、之后就很难取得联系；生活富裕的人不太容易像穷人那样，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意外事故、医疗条件差而早早死去。这些人长寿的可能性很大，而长寿对于生命历程研究来说是必要的。（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中，高达30%的人活到了90岁，而1920年出生的美国全体白人男性中，这个比率大约只有3%~5%。）
这些人不会受到玻璃天花板或者种族偏见的限制，所以可以充分发挥潜能，追求他们想要的事业或者生活。哈佛文凭当然也是一项优势。即使这些人遇到挫折，他们也能更容易地克服挫折。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具有极强的表达能力，也能很清楚地回忆起自己过往的经历。这些优势都是格兰特研究所需要的。总不可能去拉布拉多或者撒哈拉研究飞燕草（译者注：适宜生长在温带湿润凉爽的气候环境中）。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和海兔一样可能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却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另外，为什么要选择一群同质性很高的受研究对象呢？如果想了解人类以什么为食，就必须对各种不同的人群进行调查。但如果要研究胃肠生理学，就必须使文化习惯和偏好等变量保持一致，因为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但人的生理机能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我们选择同质性受研究对象，是因为格兰特研究不是要了解人们吃什么，而是研究肠胃的消化吸收。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也把格兰特研究得出的一些发现与针对其他人群的同质性研究进行过比较，尤其是与贫民区实验组中条件较差的男性以及特曼研究组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