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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格兰特在写给博克的信中责怪博克管理的合作研究团队“受到了太多局外人的不信任、轻蔑和冷漠，这样的团队是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的”。
格兰特说，如果博克不能从哈佛卫生部获得额外的资金支持，他就不愿继续支持格兰特研究了。他表示，只有当他和基金会的受托人感觉到格兰特研究组织有效时，他才会再出资3万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30万美元）。现在看来，当时格兰特研究中没有人真正明白纵向研究的约束性，或者说没有人意识到他们这些研究者应该具备的耐心。
尽管克拉克·希斯临床水平过硬，为人和蔼热情，但组织管理却不是他的强项。令人讽刺的是，研究所中确实有擅长组织管理的人，而且至少有一个这样的人由直觉意识到纵向研究的伟大之处以及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
唐纳德·黑斯廷斯曾经是格兰特研究中的精神采访医师，1958年当他任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主席时，曾组织了一项长期的神经病门诊患者研究，这项研究是同类研究中较早的一项，不仅设计精巧而且成果丰硕。黑斯廷斯的研究是最早出版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ry）上的前瞻性纵向研究之一，也是我在医学院读书时从杂志上特地剪下来保存的第一项研究。黑斯廷斯让我明白，前瞻性纵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杂乱无章的精神病学观点。在我还没听说过格兰特研究的那些年里，我一直都很欣赏他的研究。
厄尔·邦德（Earl Bond）是格兰特最信赖的科学顾问，之后也成为格兰特基金会的受托人。博克向邦德抱怨道：“我必须告诉格兰特，基金会的受托人是无法管理格兰特研究的。”在这之后的近20年里，格兰特基金都没有向研究所提供资金支持。当时的格兰特基金会还处于萌芽期，受托人中并没有医学研究人员或者医生，他们既不懂格兰特研究这种纵向设计的局限性，也不明白其潜力。像格兰特研究这样的果园可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获果实。
即使后来研究所出版研究成果更加稳定，那些作者们还是坚持将作品局限在各自的领域，他们往往选择一些范围较小的话题来撰写学术作品。他们还没有对格兰特研究的前瞻性和历时性优势加以利用。比如，他们本可以更加批判性地检验体型数据；在1946年，他们完全有资源来检验体型数据是否可以预测研究对象最终能获得何种军衔，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到了1970年，在出版了50份研究成果之后，格兰特研究还是不为人所知，而且很少被其他学者引用。而在这之前的15年里研究所一直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我一会儿会讲这一点。
另一方面，格兰特、博克和希斯播下的种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的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比如，我们在第10章会看到，伍兹直观得出的性格品质分类，让我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受研究对象的政治投票倾向。蒙克斯在战后获取的关于受研究对象战时经历的信息，促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前提的前瞻性研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