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受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三位调查员会与每位加入研究的大二学生进行访谈，他们是克拉克·希斯、研究所里的精神病学家以及露易丝·格雷戈里。

希斯会对受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两小时身体检查，并询问受研究对象的饮食习惯、病史以及压力之下的身体反应。受研究对象还要接受体质人类学家卡尔·塞尔策的检查。卡尔会记录每位受研究对象的种族（北欧、地中海等等）和体质类型（运动型、瘦型、胖型），判断他的身体是偏阳刚还是偏阴柔，并进行详尽的人体测量。

调查员还会记录受研究对象的每一处身体细节，包括关键器官、眉骨、痣以及阴囊在悬垂状态下的长度。他们还会详细记录受研究对象的饮食习惯，具体到一杯咖啡或者茶里面放多少勺糖（从0勺到7勺不等！）。

我说过，对体型进行分类、从而发展当时风靡一时的体质人类学注定是一项无用功。卡尔·塞尔策的导师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威廉H.谢尔顿，他一直受克雷奇默的影响，认为人类的性格和体型是紧密相关的。很多人认为瘦型体质和分裂性人格相关，运动型体质与积极乐观的性格相关，胖型体质与狂躁、抑郁的人格相关。关于这一点在最后一章我会细讲。30多年后，格兰特研究的追踪研究发现，人生赢家“十项指标”（或者受研究对象的军事能力表现）中没有一项与体型有密切联系。

受研究对象会接受8~10次每次一小时的精神医学访谈，访谈的重点是受研究对象的家庭、价值观、宗教信仰以及事业规划。访谈时精神病学家把他们当作普通人而不是病人来看待。精神病学家并不是想找出什么病症或者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理解受研究对象的经历。访谈内容包括早期性发展史，但不幸的是精神病学家并没有询问受研究对象的亲密关系。

露易丝·格雷戈里不仅与受研究对象进行单独访谈，还通过家访从受研究对象父母那里了解他们详细的成长经历。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沿袭了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方法，格雷戈里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往往都是故事，并不系统。尽管受研究对象的父亲和兄弟姐妹有时候也会提供很多信息，但格雷戈里主要的信息来源通常是受研究对象的母亲。

弗雷德里克·威尔斯，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对每名受研究对象进行智力测试（陆军甲种语言测试和数学测试）。很多情况下他还负责两项心理投射测试：单词联想测试和简化版罗夏墨迹测试。但这里的目的是测试想象力而不是潜意识（通常罗夏测试都是测试潜意识）。还有一项哈佛分段装配测试，用来评估操作灵活性以及空间理解能力。

生理学家卢西恩·布鲁阿在疲劳研究实验室对每位受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布鲁阿会检测每位受研究对象的呼吸功能以及在8.6%斜度的跑步机上以7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跑5分钟时的生理反应。如果跑不到5分钟，就在撑不住的时候停下，测量那时的生理反应。体检医生会测量他们的脉搏率、血乳酸水平及运动耐量等指标，并根据测量结果对他们的身体素质进行分类。令人惊讶的是，在2000年——也就是50多年后，我发现，相较于身体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与耐力的联系更加显著。（事实证明这条结论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成立，耐受力、克制力强的人爱的能力也更强，但身体健康状况不一定更好。）

在1940年，一家关注身心医学的慈善组织——梅西基金会向格兰特研究一次性捐助2400美元（按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35000美元）。这笔意外之财使得格兰特研究可以用原始的单导程脑电图仪来记录数据，这种仪器在当时才刚刚投入使用。使用脑电图仪的人是新手，它们对脑电图的解释有时候更像是解读塔罗牌，而不是生理学分析；有几次，那些脑电图被解读为显示出“潜在的同性恋倾向”。

研究所还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庭笔迹学家来分析受研究对象的笔迹。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通过笔迹或心电图都不能准确地判断性格。然而，不管当时做的某些工作现在听起来多么幼稚甚至可笑，但却凸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格兰特研究的信息收集工作先于科学的发展，很多收集到的信息在当时的科研水平下还无法利用，研究人员希望将来这些信息可以发挥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信息确实在之后发挥了作用。

“二战”之前的心理学和医学与今天的心理学、医学不可同日而语。依附理论、双盲安慰剂对照药物实验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所以，优秀的科研项目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

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风水轮流转，在21世纪初期遗传研究取代了关于成长环境的研究，再一次成为主流。但现在我们不去收集受研究对象的笔迹样本，而是收集DNA。目前还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DNA信息，不知道75年后会怎样呢？ GiIHlOeutI28EXLj5NsbAEBEMQ6w7HQENNXcEgLVYVKTWi6zS5Z7zhYykIlIHZK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