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研究对象

在我写这本书时，健在的受研究对象中除了7人之外都已经满90周岁。然而，研究开始时，他们都还是大二学生，大多数人才19岁。最初那批喜欢以“小白鼠”自称的受研究对象有268人。64个人是从哈佛1939、1940、1941届的学生中选出来的，204个人是从1942—1944届的大二学生中以大约7%~8%的比例按照更系统的方法抽取出来的。

大约10%的受研究对象是因为偶然因素加入研究：有些是自愿主动加入的，有些是已经加入研究的受研究对象的弟弟，有些是被人推荐进来的。其他90%都是通过下面的程序挑选出来，但每年的挑选程序在细节上可能有细微差别。

首先，调查员们对新一届全体学生进行筛选，筛掉那些可能无法毕业的学生。在教导主任的建议下，研究人员用学生的SAT成绩、绩点以及对他们先天能力的观察结果作为筛选标准。如果有名学生曾在高中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但SAT成绩不高，而另一名学生SAT成绩很好但在高中的排名很靠后，那么前者会优先考虑。这些标准会从每届学生中筛掉40%的人。

已知的生理以及心理障碍又排除了30%的学生。剩下的大约300名学生的名单会被递交给各学院院长，院长们每年从中选取大约100名他们觉得“不错”的学生。选出来的这些人往往是院长很高兴能够录取到的学生，尤其是那些课外活动丰富的学生以及有运动天赋的学生。

格兰特研究会从每届学生中挑选出未来的《深红报》主编、《崇尚》（大学文学杂志）主编，以及《哈佛妙文》主编。受研究对象中在大学时期以及之后半个世纪的大学聚会中担任组织者、领导者的人的比率比全体学生中的比率要高出3倍。然而，院长们也选出了一些“国家学者”，他们天资过人但家境贫寒，他们的一切开支、包括交通费，都由学校提供。这些人通常不善社交，他们完全是因为突出的学习能力被选中。

从新生体检结果可以看出，受研究对象中运动型体质（区别于瘦型体质和胖型体质）的比率是其他同学中运动型体质比率的二倍。这也并不意外。

在选出的90名大二学生中（每届学生的10%），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因为个人原因最终没有加入（时间安排冲突、不愿意、在信息采集环节缺席等原因）。所以1942—1944这三届学生每年大约有70名受研究对象新加入格兰特研究，最终使总人数达到268名。

格兰特研究专门寻找有“成功”潜力的人。所有人都经过精挑细选，进入了一所竞争激烈、要求严格的大学，然后根据他们在大学的表现以及阿伦·博克所说的“独立自主能力”被再次筛选。受研究对象中许多人都是家中长子，格兰特研究更倾向于挑选独立自主的人。挑选受研究对象的研究人员想要寻找出能够达到甚至超过高水平自然能力的人。

格兰特研究的受研究对象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同质性。他们在生理健康、精神健康、肤色、教育背景、智力水平、学术成就、经历的文化及历史事件等方面都很接近（参见表3.1）。他们都经历了大萧条时代，而且都很有可能积极参与到即将来临的二战中。

受研究对象都接受了陆军甲种智力测试，结果显示大多数受研究对象的智商都排在美国人口的前3%。他们的SAT成绩（平均584）排在所有高中毕业生的前5%~10%，但其他很多大学生的成绩也能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水平。当然，1940年参加SAT考试的学生要比今天更加精英化，然而读者们也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的成绩比他们高得多。”

平均算来受研究对象都是家族里第5代美国人。有些是来美国不久的移民，但很多人家里10代之前就已经在美国了。受研究对象中没有非洲裔美国人。10%的受研究对象是天主教徒，10%是犹太人。剩下的80%是清教徒，这个比例比其他哈佛学生当中的清教徒比例要高。89%的受研究对象来自梅森-迪克森线以北、密苏里以东。25年后，75%的受研究对象仍居住在这片地区，60%的受研究对象移居到旧金山、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芝加哥这5个大城市。

受研究对象大多出身优越，但相较于其他方面的差异，他们在出身方面的差异还算比较明显。一半人接受过私人教育，但通常是有奖学金资助的。在哈佛读书时，40%的受研究对象享有助学金（那时每年在哈佛读书的花费按照2009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大概是22500美元），一半受研究对象通过半工半读来支付超出奖学金金额的学费。

研究人员还根据受研究对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是否入选《美国名人录》对他们的家庭背景进行分类。三分之一的人父亲接受过职业培训，但是一半人的父母没有大学学历。所有受研究对象的母亲当中，只有11%有过工作经历；在那些有工作经历的母亲当中，大多数都是单身母亲。在32位有工作经历的母亲当中，2位是作家，5位是学校老师，1位是艺术家，1位是律师，其他的都是秘书或者服务员。

露易丝·格雷戈里开始家访后，又根据一些与阶级、地位相关的要素，比如房屋面积、装修、家具、藏书、艺术收藏等，对受研究对象的家庭背景进行分类。这其中的差异还是很大的。16%的家庭被归为上层阶级，即使在大萧条时期，这些人家里都有好几套房子，有汽车还有佣人。这些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2009年的美元价值计算是人均225000美元——没错，我说的是每个家庭成员。4%的家庭被归为下层阶级，这些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以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人均5200美元。

所以，并不是所有受研究对象都含着金汤匙长大，即使是那些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很多也出身寒微，比如在第7章会详细介绍的阿尔弗雷德·潘恩（Alfred Paine）。他出生时就有一支属于自己的信托基金，他的父亲曾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高层，祖父是一位成功的商业银行家。但祖父第一次赚到千元以上的收入还是在做小商贩的时候，那时候他晚上去大平原捡水牛角，然后运回到新英格兰地区去卖。

另一位受研究对象布莱恩·法默（Brian Farmer）的父亲是一名油漆工、裱糊工。布莱恩出生后没多久，就业情况就变得特别糟。于是父亲带领全家搬到南达科他州，在那里他和妻子以及几个大孩子在甜菜地里当劳力，一家人每清一英亩地可以拿到11美元。他们食不果腹，直到有天一个好心的邻居告诉他们，他地里的大豆和土豆可以全部让这家人拿走。他们捡来的大豆和土豆不仅让他们在整个冬天都能填饱肚子，而且吃不完的还可以拿去换糖、盐以及其他的杂货。那些年里，法默一家人没有尝过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滋味。法默先生还四处打零工，但他的邻居都太穷，不能付给他现钱。布莱恩在哈佛入学时，他父亲每天的收入只有5美元。

有些受研究对象存在其他方面的困难。有一名受研究对象，他成年之后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家伙”，但他却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妈妈经常醉酒，“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对我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三年，我没有被留级大概是因为老师想摆脱我。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家里几乎没有收入。我们家的杂货店和加油站都开不下去了，冬天晚上只能靠几层毛毯取暖。小时候我经常在杂货店里暖炉后面的凳子上蜷缩着身子听外面的人说话，整个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家里太冷了”。

但不管出身如何，受研究对象的哈佛文凭都是他们进入中上层阶级的门票。受研究对象在“二战”中服完兵役后，也赶上了高就业率、强劲美元以及《退伍军人法》颁布的好时期，有了《退伍军人法》他们如果读硕士也不用花很多钱。他们还很年轻，加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强身健体、抵制吸烟的大潮中。大多数受研究对象之后的发展都很好，都比自己的父辈要更有成就。（也有例外，比如某位受研究对象的父亲在华尔街工作，大萧条时期每年也能挣200万美元，而且是按1935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别乱猜，他的父亲并不是约瑟夫·P.肯尼迪。） K3X6m7Apgnf+2f+u+96IIh0AfPAi68qXRvSn2BBQ/54gXbiimC3XjyFnDmvjQ5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