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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初期的疏漏之处我想再讲一点，来说明时间如何改变了科学和科学家们。我们很容易忘记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对亲密关系产生研究兴趣其实也并没有多久。在格兰特研究的前10年，生物学理论毫无争议地占据主导地位。
1938年，大家公认体质和人种比环境更能决定人的发展。研究人员对生理数据做了极为详细的记录，但只有少数的社会科学家关注我们现在所说的“情商”，尤其是爱的能力和维持友情的能力。哈利·哈洛（Harry Harlow）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因为在猴子关系剥夺研究中取得的突破而声名鹊起。1958年他在向美国心理学协会发表的会长致辞中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心理学家不仅对爱的起源和发展不感兴趣，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爱的存在！”
在哈洛发表演讲的那个年代，像B.F.斯金纳（B.F. Skinner）和约翰·沃森（John Waston）这样的行为学家认为婴儿对母亲产生依赖是因为母亲喂养了他们。心理分析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安娜·弗洛伊德也持类似观点。行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心理学尽管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都十分认同生理和情感之间的互动。性欲、食欲和权力的变化主导着心理宇宙。爱被概念化为厄洛斯——一种个人的享乐本能，而不是互惠的结对过程。
直到1950年，心理分析师、动物行为学家约翰·鲍尔比才开始意识到——情感经历是塑造人格的根本因素，婴儿依赖妈妈不是因为妈妈喂饱了他们，而是因为妈妈抱了他们，给他们唱歌，凝视它们的眼睛。很快便出现了相关的实验证据。但我可以作证，在格兰特研究开始数年之后，英语老师还在向20世纪40年代的学生们灌输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名言“独行者走得最快”。在格兰特研究最初十年的心理学研究中，由荷尔蒙、镜像神经元、边缘母性依附掌控的情感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讲到这里就自然地想到自闭症。这种由先天同理心缺失导致的常见病症直到1943年才被发现，由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最终在自己儿子身上发现的。与自闭症很接近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于1944年被首次诊断出来。但经过50多年后这些先天性疾病才进入精神病学的诊断范围内。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阿斯伯格综合征还很难被科学家们所理解，甚至比量子力学还要难。社会科学还没有意识到联系和情感的作用。
以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为先导的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60年代吸引了很多大学生的兴趣，但在20世纪40年代它还是一个很小众的学科，那时候生理人类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1929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stchmer）因为在体型与性格方面的研究成果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受他启发的研究人员都认为性格由体型决定——具体包括瘦型体质（瘦弱）、体育型体质（健壮、肌肉发达）、胖型体质（松软丰腴）这三种。
社会科学家仍然认为，大英帝国是因为先天种族优越性而称霸，而不是因为“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环境因素。“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个说法是因为杰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同名书籍而出名，在这本书中，他彻底证明了种族优势是文化和地理因素的产物，而不是生物遗传的结果。
所以尽管早期研究人员主张的生理决定论在21世纪的今天听起来像是种族主义，但这并不是法西斯式的思想专制的结果，而是因为当时实在没有其他的理论。那时候研究人员花了很多时间来评估受研究对象的生理状况、体质和种族结构。在关于精神健康的10小时访谈中，研究人员会问到关于自慰的问题以及受研究对象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但没有人问到他们的朋友或者女朋友。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情感依附和同理心还只是情感小说的话题，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实在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