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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希斯，医学博士，从1938年到1954年担任研究所主任，是一位极富潜力的调查科学家。他曾经和维生素B12的发现者之一威廉·卡斯尔（William Castle）教授一起共事。他也是格兰特研究中的内科医生，但他的工作范围远远不止这些，并且这么多年来还在不断扩大。他负责预算、报告、未来规划并整理受研究对象的案例总结。但是，他对于当时的格兰特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并非他的行政能力，而是诊疗能力。
格兰特研究的早期档案表明，希斯医生对病人关怀备至。每位受研究对象加入研究时，希斯都会为他做一次非常完整的长达两小时的身体检查。这是格兰特研究的例行事项之一。但一直到他离开哈佛时，返校的格兰特受研究对象还会自愿找到希斯，向他咨询个人及家庭问题。如果医学方面的咨询还不够的话，希斯也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露易丝·格雷戈里（之后冠夫姓戴维斯），一个悟性很好的弗吉尼亚人，是“铁三角”的第三位成员。博克当时需要社会调查员来采访所有的受研究对象及其家人。专业教育方面格雷戈里只读过秘书专科学校，但因为她出众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天生的采访才能，博克还是选她作为调查员。
她去世后，第二任主任查尔斯·麦克阿瑟向一名正在编写格兰特研究简史（未出版）的研究人员描述她的才干。“她到受研究对象家里进行走访时，会优雅地坐下，双腿交叠在一起，一双大大的蓝色眸子注视着受访者。通常受研究对象的父母都会被她的气质所吸引，所以什么都愿意告诉她。”她是一名专注的、善于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听众，她使得受研究对象及其家人整个一生都积极配合格兰特研究。他与受研究对象关系亲近，就像一位大姐姐。（一个很漂亮的大姐姐，她的妹妹是电影明星玛格丽特·沙利文。）
格雷戈里女士能够将已经失去联系的受研究对象重新找回，格兰特研究中受研究对象的流失率很低——同类研究中最低——得益于她的辛勤付出和人际交往才能。
一开始，格雷戈里的工作是在每个受研究对象加入研究时对其社会经历进行详细问询，然后采访其父母。那些年里，她走遍了全国各地，到受研究对象的家里去采访他们的家人。她从每一位母亲那里了解到受研究对象详细的成长经历，她还了解了受研究对象的家族史，包括有关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阿姨、叔叔阿姨的子女以及整个大家庭精神病史的信息。多年后我遇到了某些受研究对象的家人，他们回忆起格雷戈里的家访都非常开心。
在家访时，格雷戈里很看重那些积极正面的信息。通常情况下精神方面的经历调查总是很重视病症，好像我们都是从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中逃出来的一样。格雷戈里会问受研究对象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也想了解一些积极正面的信息。这不仅巩固了格兰特研究和受研究对象的关系，也意味着当受研究对象的成长经历中确实出现病症时，问题往往比较严重。
完成268次家访之后，格雷戈里也会兼职参与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她任期将满时，她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让那些没有回应的受研究对象重新参与到研究当中。在这一点上她做得非常成功。
威廉·T.格兰特在格兰特研究的创立过程中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朋友们都叫他比利·格兰特。比利在十年级时辍学，1906年开办了一家平价家居物品商店。他的第一家商店里，没有一件东西超过25美分——他对此很自豪，他的商店后来发展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沃尔玛。
格兰特基金后来也闻名世界，但格兰特基金对外第一笔赞助是1937年提供给博克的资金，格兰特和博克意见相左。博克想研究最佳健康人群，从而帮助美国军队挑选出更优秀的军官；格兰特希望他资助的这第一个项目能帮他从众多连锁商店里挑选出最能干的经理人。他们都想发掘能力超群的潜力股，但格兰特更看重社会智商和情商，而研究人员的想法和当时主流观点一样，都重视体质医学。1945年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很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但直到“二战”结束时，博克仍与格兰特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到佛罗里达州和康涅狄格州拜访格兰特的家。
弗雷德里克·莱曼·威尔斯博士（Frederic Lyman Wells）是格兰特研究的首席心理学家。具体来说他是一位心理计量学家，也是一战时主要的智力测试——陆军甲种测验的发明者之一。威尔斯来自于新英格兰地区一个学术背景显赫的家庭。他15岁就进入大学，20岁就拿到硕士学位。
从1925年到1928年，他是一些政府咨询机构的成员，比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和全国精神卫生协会等。他在格兰特研究的工作主要是确定受研究对象的人格组织、兴趣才能和智力水平。威尔斯大概是格兰特研究所有人员中最著名的科学家，在1941到1946年他担任战争部顾问，协助研发了陆军普通分类测验（一种智力及职业能力测验），这更让他名声大振。他工作认真，是一个有方法、有系统的分析人员，可惜这些才能都贡献给了枯燥冗长的统计说明。他的报告很少涉及受研究对象的性格。
卡尔·塞尔策（Karl Seltzer），哲学博士。他是一位年轻的人体人类学家，与欧内斯特·胡顿和威廉·谢尔顿（William Sheldon）（后面会有关于他的更多内容）一起共事，是体质医学的又一位拥护者，确切地讲他十分认同体型和性格的关系。约翰·W.汤普森，哲学博士，苏格兰人，和博克共同创立了疲劳研究实验室；卢西恩·布鲁阿（Lucien Brouha），哲学博士，从欧洲战场逃过来的比利时难民——这两位是研究所早期的生理学家。但两人都在1943年去世，而且疲劳研究实验室在1944年失去了资金来源。资金变化是预示科研方向转变的标志之一。体质医学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研究所里的精神病学家负责对受研究对象进行细致的访谈，每位受研究对象大约10小时。研究初期担任精神病学家这一职位的先后共有5人，但没有一个任职超过三年。其中两位后来在学术事业上卓有成就：唐纳德·黑斯廷斯（Donald Hastings）（1938年担任研究所精神病学家，以下四个括号中的年份均表示任职时间）后来成为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部的主席，道格拉斯·邦德（Douglas Bond）（1942）后来成为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威廉·伍兹（William Woods）（1942—1945）、约翰·费马菲特（John Flumerfelt）（1940—1941）和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1939—1940）也曾作为研究所精神病学家对受研究对象进行访谈。伍兹还负责26种人格特质的评估系统，这个评估系统对早期格兰特研究影响很大。
然而，不幸的是，早期的人员组成以及研究实施情况并没有反映出四个人格调查员的早期工作。他们的工作深刻影响了我后来对研究数据的解读，但在1937—1942年这些数据还很新，以至于研究人员并没能从这些数据中得出什么发现。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和哈利·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都深刻影响了现代学术界对健康人格的理解。
前三位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认知道德（超我）和非理性激情（本我）之间的病态妥协，而哈特曼、安娜·弗洛伊德和她的学生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形成于一种非自愿、但通常情况下健康的、有创造力的适应，是这种适应的产物。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和防御机制》在1937年首次出版；两年后，哈特曼出版了一本关于自我心理学的经典个人著作，英文版书名是《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然而，直到1967年，格兰特研究才开始关注受研究对象心理应对方式（参见第8章）。
哈利·斯塔克·沙利文是另一位先锋，将精神病学延伸至一种“关系”科学，20世纪中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和他的学生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才将关系科学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