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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上写着“格兰特成人发展研究”。该研究由百货商店巨头W.T.格兰特赞助，由哈佛大学卫生服务部负责实施，目的是对各方面“正常”的年轻男性开展研究。
在那个有着特别意义的下午，我还是一名刚满19岁的大二学生。在此之前，除了经济大萧条和被小儿麻痹症折磨的六个月，我的生活虽然没什么激情，倒也令人满足。
——本杰明·布雷德利，《美好生活》，1995
在这一章里，我记录了格兰特研究75年的历程，读者可以细细品读或是走马观花似的浏览一遍，总之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决定。这一段历史不仅与格兰特研究有关，也与75年间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以及不断变换的主流世界观有关。格兰特研究的历任带头人分别是：1938—1954，克拉克·希斯，医学博士；1954—1972，查尔斯·麦克阿瑟，哲学博士；1972—2004，我本人；2005年至今，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医学博士。
从1936到1937学年，阿伦·V·博克是哈佛大学奥利弗卫生学教授以及学生卫生服务部的主任。在递交给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的一份报告中，他提议要扩大校卫生部以及校医生的职能范围。根据他的建议，第一步是要对健康的年轻男性展开一项科学研究。
博克认为，医学研究中，对健康的研究和对疾病的研究应该受到同等的重视。他的提议得到了支持，他想要研究的问题也更加明晰：先天条件与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性格和健康有着怎样的联系；精神疾病与生理疾病是否可以预测；身体因素是否会影响职业选择。但他最想了解的还是：健康是什么？75年间格兰特研究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以及衍生出来的其他问题），这本书中我会尝试着去解答。
在递交给科南特的报告中，博克引用了“现代社会的压力”，他觉得“现在的学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要面对”这种压力。他认为哈佛应该帮助学生们应对这些压力。
时代在发展，卫生部的工作重点也应该转变，因为人际关系愈加复杂，我们要让大学生们在走出校园时为社会生活做好充分准备。
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博克向他的朋友威廉T.格兰特寻求赞助。格兰特拥有一家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连锁商店公司，博克是他的心理医生。1937年11月，博克得到了第一笔赞助，金额为6万美元（以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是90万美元），提供这第一张支票的机构就是后来的格兰特基金会。随后科南特以及哈佛其他教职工就批准了博克的项目。
一开始这个项目叫作哈佛生命历程研究，不久后改为哈佛社会适应格兰特研究。（这个名字反映了格兰特对商业的关注——怎样成为优秀的百货公司经理。）1947年格兰特撤资后，项目名称又改为哈佛成人发展研究。但是大家在口头上一直都把它称为格兰特研究，我也会遵循这个传统。1967年我刚刚加入研究时，还曾天真地问道为什么叫格兰特研究。一位比我资深一点的调查员面无表情地答道：“因为项目运行需要大量拨款（译者注：格兰特‘grant’在英文里有拨款的意思）。”
格兰特研究于1938年秋天启动，研究所位于坎布里奇市霍利约克街一座又矮又宽的红砖建筑中，紧挨着卫生部。格兰特研究的跨学科性研究目标从最初的人员构成上就能体现出来：一位内科医生、一位心理学家、一位体质人类学家、一位精神病学家、一位生理学家、一位社会工作者以及两位助理。当时《哈佛深红报》的编辑小丹·费恩（Dan Fenn）在提到这八位创始成员时说，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将来可能会成为哈佛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对‘正常’人的研究……他们可能会研发出一套法则，指导人们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1939年，哈佛举办了一次会议来庆贺格兰特研究的成功启动。遗憾的是，我找不到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记录。但会议召集了一批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格兰特研究。其中一位是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医学部的创始主席，也是当时格兰特研究的主心骨。
梅耶也许是美国最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在精神病学领域有着非凡的远见卓识。他1892年来到美国，想研究大脑在人死后的变化。10年后他的兴趣从针对死者的神经病理学转向针对生者的适应性神经生理学。梅耶认为，精神病学研究是对生命的研究，他出版过一篇论文来论述“生命图表”的重要价值，这篇论文很有名但可能很少有人读过。
在论文中，他呼吁他的精神病学同行们“谨慎细致地对病人的精神生活进行研究”，他认为“我们应该少讨论共性，多探讨那些有着翔实记录的案例——尤其是对整个生命周期的记录——不仅仅是片段性的表面化症状描述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转录”。亚当·纽曼和戈弗雷·卡米尔的故事都清楚表明，格兰特研究让梅耶的梦想成为现实。刚开始的规划是要做15~20年的观察记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而现在已经在进行长达75年的生命记录。
美国最伟大的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on Cannon）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与梅耶一样，坎农自格兰特研究启动以来一直都是整个项目的灵魂人物。他提出了战斗或逃跑反应的概念，作为哈佛教授他写了一本关于生理体内平衡的经典专著《身体的智慧》。生理体内平衡长期以来一直是格兰特研究的研究重点之一，所以我把我的一本书命名为《自我的智慧》，以此向坎农致敬。
詹姆斯·科南特校长也出席了会议，他带领哈佛走过了“二战”时期。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不那么为公众所知的职位——曼哈顿计划的民间行政官，在这个项目中他反对氢弹的研发。阿伦·博克也参加了曼哈顿计划。
阿伦·弗农·博克曾被《哈佛公报》描述为“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活泼敏锐、性格直率、和蔼亲切、乐于思辨、总是很忙”，但认真地说，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内科医师。他有10个兄弟姐妹，在爱荷华州的一座农场长大；他后来被哈佛医学院录取，尽管招生委员会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之前读的那所大学的名字。20世纪20年代他拿着莫斯莱出国奖学金去欧洲研究医学，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接着他又对安第斯山脉当地人的生理适应开展研究。这段经历让他对生理健康状态和积极健康产生了兴趣。
博克和他的同事约翰·W.汤普森（John W. Thompson）（也出席了会议）都是正常人类生理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锋人物，1926年哈佛大学疲劳研究实验室的成立离不开这两人的努力。在该实验室中，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一起研究人类对身体压力的适应能力。他们研发出了一项锻炼受研究对象的方法，即让他们踩上衣帽间里的那种凳子然后再下来，这个方法至今仍是心脏功能测试的一部分。
实验室的正式地址在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校园里，但派出的研究小组遍布世界各地，从热带运河区到安第斯山脉的高峰都能找到他们的足迹。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最终使得美国空军决定为新的高海拔轰炸机配备备用氧气。
博克视野开阔，他一直都在批评医学研究越来越狭隘的趋势。在接受哈佛卫生部主任这一职位时，他指出医学研究对患病人群的关注过多，他认为根据症状和疾病来区分身体并不能解决“怎样健康生活”这一紧迫的问题。博克是第一个将积极健康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的人；60年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把博克的观点引入了积极心理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即使格兰特研究开始实施后，博克依然与疲劳研究实验室保持着紧密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直到96岁逝世前，他一直坚持每天步行两英里。他也一直都明白，“正常”和“平均水平”不是一回事。正常的视力是5.0，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人们的平均视力。他的兴趣并不是研究平均水平的健康状态，而是探索人们可能达到的最佳健康状态。正因为如此，当时才挑选一批精英作为受研究对象。这才符合格兰特研究的意图。
在开始的17年（从1937—1938年的开始阶段直到1955年查尔斯·麦克阿瑟担任研究所主任），格兰特研究由创始人阿伦·博克、第一任主任克拉克·希斯以及社会调查员露易丝·格雷戈里主管。这三位的善意和付出才使得受研究对象心怀感激并一直忠诚于格兰特研究，才使得他们一直积极配合，直至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