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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但画面更多的是触动人心而不是以理服人；数据不会说谎，但难免有时会造成假象。因此，画面和数据的结合就可以尽可能保证真实性。正因为如此，我才用数据和故事一起来向大家介绍目前为止在我看来格兰特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第一条是，积极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对积极精神状态的判定可以独立于道德、文化因素的影响。但为了实现客观的判定，我们必须通过真实记录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来证明“积极精神状态”这一定义的有效性。这一点非常重要。80多年前，很多人都把希特勒追捧为伟大领袖，却认为丘吉尔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政客。同样地，可能只有在80年后，我们才能对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大布什、小布什以及奥巴马等历任总统的领导才能做出客观评价。不管是评价领导人、做学术研究还是在生活中，只有通过长期观察——不只是几年，而是几十年——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本书所有内容都印证了这一点，尤其是第7章对这一点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第二条是，如果我们抛开精神病理学去研究积极的精神状态，就需要理解适应性应对（adaptive coping）这个概念（参见本书第8章）。就像有些疾病中的发炎和发热症状一样，很多看似艰难的人生阶段恰恰是情况好转的时候。当我们对挫折越来越应付自如时，我们的应对机制也更加成熟。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第三条，幸福的人生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爱。这里的“爱”并不一定要是年幼或年轻时候受到的关爱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但一个人如果年幼或年轻时受到关爱，那么他以后的人生也更容易充满爱，也更容易在其他方面获得成功，比如收获名望、高薪等。同时，这个人的处事方式也更容易让别人靠近他而不是疏远他。大多数人生赢家在30岁之前都发现了爱，这也是他们成为人生赢家的原因。我将在第6章中讨论亲密关系的变迁。
然而，第四条发现是，人的确是不断变化、不断成长的。童年并不能决定人的一生，第5章会把这一点解释清楚。卡米尔的故事也是一个例证，一个在伤痛中成长起来的典型例证。
第二、三、四条之间有着显著的联系。生命中我们总是被周围的关爱所影响、所鼓舞。历史75年、耗资两千万美元的格兰特研究得出了一个简单直接、只有五个字的结论——幸福就是爱。维吉尔（Virgil，古罗马诗人）在多年之前用三个词就表达了同样的观点——Omnia vincit amor，爱能战胜一切。但可惜那时候他没有数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第五条是，积极的影响远比消极的影响更重要，而且，对成年后的心理状况影响最大的是童年经历的总体状况而不是单独的某次伤害或者某个亲密的人。关于这一点第4章有更详细的内容。想一想卡米尔生病住院的那一年你就能明白我刚刚所说的“积极的影响远比消极的影响更重要”。
第六条是，如果对受研究对象进行长期观察，你会发现他们会变的，而影响健康状况的因素也会变化。生命中充满了变数。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人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也没有人生下来就注定成功。一个在其他方面都条件优越的男孩因为遗传了酗酒的基因而慢慢走向颓废（参见本书第九章）。相反，一场重病反而使不幸的卡米尔摆脱了孤独和严重的依赖心理。
最后一条是，前瞻性研究的确能破解关于人生的谜题。在第十章我会对这一条做简单的讲解，只希望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因为第十章的确是关于人生的谜题，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然而，如果将来这些谜题被解开，那也很可能是得益于格兰特研究这种跟踪整个生命周期的科研项目。格兰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长达75年的行为记录而不是类似于判断或者选择这种主观看法，这些记录可以让我们反复验证并不断改进关于幸福人生的一些新旧观点。
在项目初期，格兰特研究的开创者们就开始收集那些像我这样有异议的人可能会用来反对他们观点的证据。我从一群认真负责的园丁那里继承了一片被他们精心呵护的果园。40年来我收获了果实也将结出的果子推向市场。
为了检验我们现在的结论是否成立，这项研究还在不断进行中，所以如果有天我不干了，也会有人来接替我。但目前取得的成果还是应该归功于阿伦·博克、克拉克·希斯和露易丝·格雷戈里·戴维斯（Lewise Gregory Davies），是他们开创了这片果园；也应归功于查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 McArthur），是他们一直以来为果园施肥、修枝剪叶。格兰特研究的发展过程本身就像是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在下一章我会为大家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