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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不谈统计数据了，我想用一个真实的例子来向大家证明爱的力量。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肯定比1000个数字都更有说服力。
1938年，戈弗雷·迈诺特·卡米尔刚刚加入格兰特研究时，大家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个高个子、红头发、举止得体、立志于学医或者从政的男孩。但研究人员逐渐发现，看似“正常”的戈弗雷其实是一个深度抑郁症患者。在他加入格兰特研究的第10年，研究人员对每位受研究对象未来性格的稳定性进行了预估，预估结果分为A到E五级。戈弗雷的评定结果是E，最差的一级。
然而，虽然在那时戈弗雷的人生看起来一片灰暗，在晚年时他却书写了人生的灿烂篇章。他在“十项指标”中的总分是5，排在了所有受研究对象的前25%。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呢？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怎样走向成功的呢？原因很简单——终其一生他都在不停地寻求爱的力量。
卡米尔的父母属于上层阶级，但是两人在社交方面都相当孤立，并且性格多疑、几近病态。阶层的优越性并不能决定孩子的童年幸福与否。“爸爸的缺点妈妈同样也有。”19岁的卡米尔曾说道。
46岁时，他很难过地重复了一遍自己之前说过的话：“我既不喜欢也不敬重我的父母。”露易丝·格雷戈里在格兰特研究中负责访问受研究对象的家人，他说卡米尔夫人是“我见过的最容易紧张的人……很善于自我欺骗”。
一位儿童精神病医生30年后看到卡米尔当时的记录时说，卡米尔是格兰特研究中童年最灰暗的受研究对象之一。（在这类评估中我们一般都会采用不同来源的证据。）
卡米尔既得不到关爱又尚未培养起独立感，还是学生的他采取了一种下意识的生存策略——频繁地去学校医务室看医生。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卡米尔并没有任何病症，以至于在他大三时，一个一贯很温和的医务室医生都不耐烦地对他恶语相向：“这孩子快成一个神经病了。”
卡米尔一味地诉苦是一种不成熟的做法，这并没有拉近他和别人的关系，反而让别人越来越疏远他。别人感受不到他的痛苦，反而很反感他强迫别人听他诉苦。
在“二战”开始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觉得卡米尔将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出息，至少按照当时格兰特研究者的标准来看是这样。他很瘦，但不符合肩宽臀窄的体征，所以只能说是瘦弱，算不上阳刚健美。他不擅长运动，大学时候的学业表现也并不十分突出。
即使按照我的标准，他也不属于能成为人生赢家的那种类型。他的童年很不快乐，寻求他人帮助时也并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受，而且不善于人际交往。“二战”期间他只是二等兵，这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因为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等后来我进入格兰特研究时，我也没看好他。
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刚刚成为医师的卡米尔还试图自杀过。在加入格兰特研究第10年时他又接受了一次性格评定，那时研究人员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卡米尔“不适合从事医疗工作”；尽管他得不到关爱，但他非常愿意照顾他人、关爱他人。但是在与一位精神病医师谈了几次之后，卡米尔对自己有了全新的看法。他对我们说：“我现在已经不受疑病症的困扰了。以前总是怀疑自己患病，应该算是一种自我惩罚，因为情绪太激动而应受的惩罚。”
意识到自己因为情绪冲动而陷入抑郁后，卡米尔不再将频繁就医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手段，也不再下意识地通过这种方式惩罚自己，而是转向一种更加成熟的情绪处理方式——转移注意力。他努力将注意力从那些让他情绪极度波动的问题转到不带感情色彩的事情上来。
他姐姐去世时，他向我们研究所寄来一份验尸报告，简单地附了一句：“这是一份验尸报告复印件，我想这应该算是需要向你们报告一下的事情吧。”他并没有提及自己的感受，甚至没有提到姐姐去世这件事情本身。
他也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他母亲去世的消息，而是试图淡化情感、冷静陈述一项客观事实。他轻描淡写地写信告诉我们：“母亲留给我一份遗产。”不论这种方式有什么缺陷，总归比之前的一味诉苦要更容易让人接受。很多人以前对他一味求医诉苦感到厌恶，但现在觉得他更好相处了。
尽管青少年时期总是怀疑自己患病，但卡米尔实际上对自己的身体和感受都不甚了解。他确实有一些感受，但这种感受到底是什么呢——一种疾病的症状，焦虑，还是臆想？他无法区分。
压力大时他会产生生理反应，并且他觉得对于这些生理反应不能不管不顾。然而，在32岁自杀未遂后进行反思时，他才开始区分生理反应和情感反应并关注这些反应产生的原因。自那时开始，心理压力还是会使他产生消化不良、腹部疼痛、手凉、胃疼等症状，但卡米尔不会再去跟医生说自己得了什么病，或者通过抱怨自己身体的不适来表达需求、寻求关怀。相反，经过心理治疗后他意识到，这些生理症状只是心理压力的外在体现。
接着，35岁时的一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肺结核，他在一所退伍军人医院度过了14个月。10年后他是这样回忆当时刚刚入院的心情：“医院很整洁；我可以在病床上躺一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就能出院了。”“我很庆幸自己得了这场病。”他说道。
事实上，在这次真正生病住院的经历中，他感受到了安全感，这是他在童年、在频繁就医以及之后刻意淡化痛苦的阶段都没有感受到的。卡米尔觉得这段住院的经历就像是一次宗教意义上的重生。“有个名字以S开头的护士一直在照顾我，”他写道，“这一年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了。”
出院后，卡米尔成为一名独立医师，还结了婚。他成为一位负责任的父亲，同时还担任诊所负责人。在出院后的5年里，他很快就接连完成了亲密（intimacy）、事业巩固（career consolidation）和传承（generativity）（参见本书第5章）这几项成人发展任务。他的婚姻持续了10多年但并不十分幸福，所以最终他还是和妻子离婚了。但他的一个女儿在她50岁的时候，曾在受访时告诉我，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认为他们的爸爸是一位模范父亲。
在后来的这几十年间，卡米尔的应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之前他选择转移注意力（下意识地避免情感波动），现在他倾向于一种无意识的、更加为他人着想的方式——帮助他人，其中就包括一种提携他人成长的传承性心愿。他现在成为一名乐于付出的成年人。
虽然30岁时，他不喜欢那些特别麻烦的病人，但40岁时，他却习惯了照顾别人，实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梦想。他在波士顿开办了一家专治过敏性失调的大型诊所，这是他第一次负责一个机构。他还发表论文，他的论文让其他医生能更加理解那些童年不幸的哮喘病患者有什么特殊的情感需求，并更好地解决这些病人的需求。
现在他说医生这个职业最让他喜欢的就是“过去我一有问题就去寻求他人的帮助，但成为医生之后我更愿意让别人到我这里来寻求帮助”。这与他刚毕业时的焦虑心情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女儿曾跟我说道：“父亲天生就有付出的能力。在帮助他人时，他像5岁小孩玩游戏一样开心。”
在我55岁、卡米尔接近70岁的时候，我问他从自己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我现在依然还在向孩子学习啊，还没学完呢。”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回答很巧妙，还意味深长了地补充了一句，“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吗？”
我有点失望，我原本以为像他这样情感细腻的人会给出一个更加言之有物的回答。但两天后，我正准备去卡米尔的同学聚会跟他的同学们谈谈时，我在哈佛广场遇到了他。他眼里含着泪，激动地说：“你知道我从我的孩子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吗？我学到了爱！”许多年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他女儿谈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彻底相信了卡米尔说的这句话。我跟很多受研究对象的子女都交谈过，但这位女儿对父亲的爱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开始写戈弗雷·卡米尔的故事时，我其实还不知道是什么使他的人生出现转机。显然生病住院的那一年改变了他，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他55岁时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在他生病住院时曾看望过他；我在40岁认为是他在那14个月里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改变了他。但我们俩的看法其实都不算是合理的解释。
现在我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我做了很多年跟踪研究，经历了很多年的成长才明白，我们应该重视爱的力量。爱的表现形式——上帝、护士、子女、善意的旁人等等——对每个人来说是不同的，但任何形式的爱都充满力量。
卡米尔75岁时，他具体讲述了爱如何改变了他。这次他并没有提到弗洛伊德和耶稣。
过去很多家庭不太和谐，我小时候的家就是这样。长大后我的工作倒也非常顺利，但真正让我庆幸的是我逐渐变成了一个平和、快乐、愿意与人交往、对他人有所贡献的人。在我小的时候《绒布小兔子》（The Velveteen Rabbit，译者注：西方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还没有普及，所以当时我没看这本儿童经典读物。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爱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完整、健全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爱才能让我们成为真实的存在。我童年时没有获得关爱，现在我也明白原因是什么。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在其他地方找到了爱的力量。这个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是爱无处不在，爱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伟大力量。人是很柔软的动物，我们的周围充满着爱和善意……年轻时我从未想过我的晚年可以如此充实如此充满活力。
生病住院的这一年改变了卡米尔的一生，但卡米尔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他获得新生后抓住机会顺势而行，进入了持续30年的快速上升期。意识到爱的力量后，他不仅获得了职业上的启发，而且灵魂得到了重生；他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他接受了两次精神分析；他还重返教堂，重拾年轻时期的习惯——这样一来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弥补了童年以来的缺憾，并且将关爱播撒给他人。
又过了几年，卡米尔77岁了。77岁时卡米尔认为过去的那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再婚了，在工作上那些比他年轻30岁的人都甘拜下风。他把花园打理得整洁漂亮，他还很热衷于参加社区里三一教堂的活动。他坚信耶稣去医院看望过他，我一直以来都对他的这种想法不屑一顾，现在看来也许我不该这样。
80岁时，卡米尔为自己办了一场便餐生日聚会（译者注：便餐聚会指参加聚会的人每人自带一份菜），300个教堂里的朋友都前来为他庆贺。卡米尔请来爵士乐队为大家表演。
82岁时，在攀登他钟爱的阿尔卑斯山时卡米尔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追悼会在他所在的教堂举行，教堂里挤满了前来悼念他的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主教在悼词里说道。他的儿子说：“父亲的一生很简单，但充满了爱。”要知道，卡米尔在30岁之前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建立起相互关爱的关系。所以人是会变的。但同时每个人的内心总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卡米尔在住院那年之前就从未停止过对爱的追寻，之后很快发现了爱，只不过是因为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成全了自己罢了。
在戈弗雷·迈诺特·卡米尔80岁时，他的生活就连亚里士多德都得承认是幸福的。但在他29岁时，当研究人员在性格稳定性评价中把他排在全体受研究对象中最差的3%时，谁会想到他最终会成为这样一个幸福安详、乐于奉献、倍受关爱的人？
可是，如果我们明白幸福只是马车、爱才是拉动马车的那匹马，如果我们意识到所谓的防御机制、非自愿的应对方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那么卡米尔的转变就不难理解了。
30岁前，他的处事方式以自我为中心，处理情绪的方式是频繁就医、寻求帮助；50岁时，他更为别人考虑，培养起一种务实、宠辱不惊的处事方式。历时75年的格兰特研究表明，幸福有两个要件。一个是爱，另一个是找到一种不排斥爱的处事方式。戈弗雷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个故事作为引子，希望读者通过这个故事对本书的观点有大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