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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验证了表2.2中列出的17个预测变量与成功之间的关系。10个先天条件方面的变量代表了早期研究人员的观点，3个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量代表现代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可能也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观点），最后4个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代表关系理论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观点。
我承认最后这4条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选择得不太精细，但是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在“十项指标”法之后得到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当然不能作为预测变量。另外，表2.2也体现了每个变量和“十项指标”总分之间的联系。
从表2.2可以看出，10个先天条件变量和3个社会经济变量与成功关系不大。与早期研究者信奉的“体格决定论”相关的两个变量（体育型体质和男性体征）与成功之间的联系根本一点都不显著，3个社会经济变量也是一样。家族酗酒史、抑郁病史以及家族平均寿命与80岁时的“十项指标”总分不相关。
格兰特研究在挑选受研究对象时非常看重善于社交、外向的性格（参见第3章），但结果证明这种性格与成功也没有联系。（然而最后一章会讲到，用复杂的心理学方法评定出来的“外向型”性格的确非常重要。）事实上，13个先天条件和社会经济变量中，只有4个与“十项指标”总分联系显著，而且仅仅与“十项指标”中零散的一两项联系显著。所以说，先天条件和社会经济变量与成功之间的关联比较弱，而且不成体系。
然而，人际关系方面的4个变量对成功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每个变量都至少可以预测“十项指标”当中的6项，4个变量合起来对整个“十项指标”都有重要意义。另外，4个人际关系方面的变量中，每一个都与其他3个联系相当显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共性。总之，形成亲密关系的能力决定着受研究对象各个方面的成功，正如表2.3所示。
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让这些抽象的结论更加易于理解。比如，我们发现，就所得最高收入来说，智商110~115的受研究对象与智商150以上的受研究对象没有显著差别，体育型（肌肉型）体质的受研究对象与瘦型体质和胖型体质受研究对象没有显著差别，来自蓝领阶层家庭的受研究对象与来自上层阶级的受研究对象也没有显著差别（参见表2.2）。
另一方面，年少时与兄弟姐妹关系良好（幸福童年的其中一个因素，参见表2.2和附录三）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那些与兄弟姐妹关系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兄弟姐妹的受研究对象高出51000美元（按2009年美元价值来算）。来自温馨家庭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来自不和睦家庭的受研究对象高出66000美元。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年均工资比没有受到母亲关爱的受研究对象高出87000美元。
在亲密关系方面得分最高的58名受研究对象入选《美国名人录》的可能性比一般受研究对象要高3倍，这些受研究对象在55岁到60岁之间最高收入的平均值是243000美元/年（按照2009年美元价值计算）。
相比之下，在亲密关系方面得分最低的31名受研究对象最高工资的平均值只有102000美元/年。应对方式最成熟的12名受研究对象的平均最高工资达到惊人的369000美元/年，应对方式最不成熟的16名受研究对象只有159000美元/年。这些变量与受研究对象晚年时期的幸福有着同等显著的联系。
所以我当年在受访时不假思索提出的观点是成立的。后天培养比先天因素更重要——至少更能促进“十项指标”所代表的晚年时期的成功。而后天培养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满关爱的环境（温馨的童年成长环境，参见附录三）。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点，待会儿我会用一个受研究对象的人生故事来解释这一点，并解释前面提到的这些结论在现实中是如何体现的。但首先我想做一点说明并在讲故事之前说一点题外话。
说明：在整本书中，我似乎一直在说精神健康的人比精神不健康的人性格更好。这似乎有一点责备受害者的嫌疑，但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涉及道德评判。这个观点只是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吃饱肚子（包括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的人更能为别人着想，遭受饥饿（包括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之苦的人更容易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更容易在受到伤害时发动攻击。
题外话：对于体格决定论以及早期研究者的其他观点，我一直都没有盲从。还记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体质医学和人类体格学主导着理论界，持种族优越论的可不只是德国人。然而，我在探索“十项指标”法的时候其实还是属于整个格兰特研究的一分子，也受到其他研究人员的影响，再加上手头就有大量的相关资料供我使用，因此我还是决定验证一下体格和军官潜质之间的关系，验证一下这个在当时被奉为圭臬的观点。
“二战”结束时，有的格兰特研究对象被提拔为少校，而有的却还是二等兵。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研究结果显示，受研究对象退伍时的军衔与他们的体格、父母的阶层、自身的耐力甚至智力都没有多大关系。真正与军衔有关系的是童年时温馨的家庭环境以及他们与母亲、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在27名童年最温馨的受研究对象当中，有24名都至少当上了中尉，有4名当上少校。相比之下，在30名童年最凄惨的受研究对象当中，有13个人连中尉都没有当上，而且没有一个当上少校。优秀的军官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军官的好苗子，也不是因为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苦练身体素质所以才成为军官，优秀的军官是从温馨的家庭中培养起来的。这个研究结果肯定会让人体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胡顿（Earnest Hooton）（参见第3章）大吃一惊，他是受格兰特研究邀请为我们的研究写下第一本书的人。
我讲下面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光有观点是不够的——无论我们多么坚持自己的观点，也需要去验证它。
第二，如果我们不利用信息的话，信息也就不能发挥价值。我通过实验，解决了格兰特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问题，然而我所用到的数据已经存在了大约70年了。
第三，纵向研究可以让我们避开很多陷阱并摆脱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的难题。纵向研究让我们更加灵活，我们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些旧问题重新发问，也可以针对过去的数据提出一些新问题。这是这本书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会反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