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了评判成功的标准并对受研究对象的各方面表现进行评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检验格兰特研究记录下来的各种变量以及受研究对象的各种品性之中(关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的变量)哪些最能促成人在晚年的成功。
事实上,从一开始格兰特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成功的前提条件。另外,刚开始收集数据的那几年刚好是“二战”初期,当时研究者们最关心的是怎样的人适合当军官。最早那批研究者认为,身体素质好才是领导力的前提,而优越的身体条件是指体育型体质并且男性体征明显(臀窄肩宽)。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
为了证实这个观点,研究者在1945年对后备军官训练营中的新兵做了一次研究。在该项研究中,男性体征明显的受研究对象中41%的人被认定为“当军官的好苗子”,但是男性体征不明显的受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的评价。然而,并没有后续的记录表明这些“好苗子”确实成了出色的军官。
按照本章开头P.D.斯科特的那句话来讲,因为缺乏事实证据的支持,那些研究者的理论还有待证实。而我想做的就是对三种观点进行验证:第一,我个人比较感性的观点——相信爱的力量;第二,早期格兰特研究者笃信的身体素质论、先天条件论;第三,现代商业社会的金钱决定论。身体条件、金钱以及关爱,哪一个最能促成“十项指标”所定义的成功呢?事实胜于雄辩,在科研领域尤其如此。现在是时候用事实来解决理论的分歧了。
表2.2中,A部分包括10条先天条件方面的因素,用来验证先天条件是否是晚年成功的前提,包括生理因素和非生理因素。前6条是第一批格兰特研究者提出的,他们认为这6条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尤其是成为军官或者商店经理的前提条件。(格兰特研究的资助者威廉·格兰特很关心这一点,他本人是一位连锁商店经理人,格兰特研究的名字就来自于他;更多关于威廉·格兰特以及前4条因素的内容请参见本书第3章。)
前6条是:出身(家庭富裕、家世显赫)、善于社交、男性体征(窄臀宽肩)、体育型体质、耐力和运动技能。我自己又添加了另外4条先天因素:童年时期的好性格(参见第4章)、家族中有酗酒史、家族中有抑郁症史、父辈和祖辈的寿命长。
我还选取了3个变量来验证社会经济背景对受研究对象的成功有多大影响。为了确定受研究对象父母亲的社会阶层,研究者进行了家访,并综合考虑了父母亲的收入、职业地位以及街坊邻里的阶层。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也要经过评定。
先天条件、社会经济背景这两方面的因素都确定了之后,接下来就必须直面《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提出的质疑、证明“爱的力量”了。我也不得不再次面对最初那个让我被迫放弃分组对照实验、转向“十项指标”法的难题——缺乏数据。研究已掌握的信息中,并没有数据能直接表明受研究对象在童年时受到多少关爱。
我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确切地验证我的观点:与他人之间的爱和情感是实现幸福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与他人关系的融洽程度也很难衡量,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在1940年,还没有人提出亲密关系这个概念,格兰特研究最早的那批专家顾问——那些生物计量心理学家以及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当然也没有提出。关于这一点后面再细讲。这里我想说的是,在对受研究对象进行“十项指标”评估之前,我只收集到了关于受研究对象人际关系的4个角度的客观评价结果,所以我只能根据这4条来评判人际关系与成功人生之间的关系。这4条就构成表2.2中的第三类变量。
受研究对象和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受研究对象大学时期才开始参与格兰特研究,那时受研究对象和他们的父母都接受了我们研究人员的深度访问。这些采访就是格兰特研究现有的关于受研究对象早期家庭生活状况以及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关系的最早的资料。
显然早期家庭的生活状况和受研究对象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亲密关系这方面最重要的因素。然而,那时研究人员还没有对受研究对象的童年成长环境打出确切的分数,打分是我加入格兰特研究以后的事了。(我会在第4章里介绍我们如何以之前掌握的事实为基础对受研究对象的童年成长环境进行打分。)
第2个亲密关系方面的预测变量是全体研究人员对每个受研究对象的“整体状态”集体评定出来的级别(在受研究对象本科毕业时,大概是他们21岁的时候)。评级的标准如下:
一级:受研究对象“在应对问题时没有严重的问题”;
二级:受研究对象“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冷淡”或者太“敏感”;
三级:受研究对象“非常不合群”,或者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第3个预测变量是受研究对象在20~35岁之间无意识应对方式(更常见的说法可能是心理防御机制)的成熟程度。这一条由我在受研究对象47岁时根据研究以前掌握的信息进行评定(在前瞻性研究中回顾性地分析以往的数据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对于当时没有收集到的数据,现在无法弥补)。关于这一点后面也会细讲(参见第8章)。
要记住这一章只是一幅草图,具体的细节会在后面的内容展开。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采取的防御机制影响着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像幽默应对或者耐心应对这类成熟的应对(有时候叫作防御)方式往往能拉近我们与别人之间的关系;至于无意识动作和臆想症这类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尽管采取这类应对方式的人暂时会感觉良好,但却会给人留下太以自我为中心的印象,会使得人们渐渐疏远这些人。
最后一个预测变量是30~47岁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尽管这个变量是在1975年、受研究对象中年时才被评定的,我们还是把它算作人际关系方面的4个预测变量之一,因为我们找不出比这更早的能反映受研究对象亲密关系能力的客观变量了。评判这个变量的标准是下面6个简单直接但十分客观的问题:
受研究对象是否已经保持了超过10年的婚姻关系?
受研究对象跟子女关系亲密吗?
受研究对象有好朋友吗?
受研究对象与自己的原生家庭之间保持着愉快的联系吗?
受研究对象是否加入了某个社会组织?
受研究对象和别人一起玩游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