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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验证才能揭示真理，事实验证才是理论的基石。
——P.D.斯科特
这一章我会细致地讲一讲我们如何开展、如何利用纵向研究，以及纵向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我会用实例证明前瞻性纵向研究获取的信息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惯用方法获取的那些信息有什么不同。我会通过数据和故事来解释我们的研究成果，整本书我都会将数据和故事结合起来。
2009年，《大西洋》月刊的编辑问我格兰特研究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就立刻答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情感。”我的这个回答并没有任何官方证据的支持。这个回答马上遭到了一家主流商业周刊的质疑，他们尖锐地指出：像关系、情感这类不切实际的概念在人吃人的现实世界有什么价值？
显然，我卷入了人类发展研究中历时已久、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争论：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哪个更重要？换句话说，身体条件和成长环境哪个更重要？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发表各自的主观看法，但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客观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加入格兰特研究已经40年了，我是否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数据来回答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呢？
首先我想通过对比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从实验对象中选取两个对照组，一组人拥有优越的身体条件，另一组人成长环境良好、拥有幸福的童年。我可以比较50年后这两组人的状态。之前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对比，事实证明2009年的时候我也无法完成这项实验，至少不能严格按照我设想的规则来做。在格兰特研究中，身体条件的资料汗牛充栋，可后天培养方面的资料却寥寥无几。
要知道，我掌握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格兰特研究。“先天条件”这方面的信息很容易得到。在20世纪40年代，格兰特研究的研究人员都坚信，具有典型雄性体格的男性更容易获得成功，而且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关于受研究对象身体条件的信息。所以，很容易判断哪些人的先天条件优越，至少身体条件是很好判断的。但是“后天培养”却情况不同。
在下一章我会细讲，最早一批研究人员并没有考虑到他人的关爱会是影响成功的因素。现在的人格研究者往往不考虑人的面相，而20世纪40年代时被研究人员忽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环境因素几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更不用说家庭氛围这些更加细微的因素。由于这方面的信息有限，所以我很难判断哪些受研究对象的成长环境比较温馨。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曾经被《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过。对于我当时受访时的回答，这家报纸的评价是：关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要让21世纪的华尔街精英相信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爱，那可不太可能。
但我的兴趣由此被激发了。我现在是真的想看看格兰特研究的数据对关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的辩论能带来多少启发，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根据现有数据所能说明的情况来重新界定这个问题，要明确“成功”和“爱”这两个概念的意义。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哪个因素最能促成人在晚年的成功，是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还是儿时受到的关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先解决一些其他问题。首先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提出的问题：什么才算成功？高中学校里的足球明星通常被看作是青少年当中的成功榜样，但是一名优秀的四分卫一定能在晚年时成为人生赢家吗？
后来我想到，尽管人们可能会争论400米赛跑和跳高相比哪个更难一点，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能在“十项全能”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类似地，用单一指标来定义成功肯定又会遭到《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质疑，也会引发争议，所以我就设计了一套“人生赢家十项指标”——涵盖了各个方面的人生晚年十项成就。我还想看看这“十项指标”与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具体来说是与出色的身体条件、优越的社会背景和幸福的童年之间有无关系。
我的这种设计充分地反映了前瞻性纵向研究，尤其是长远研究视角的优越性。我也将格兰特研究一直在探索的许多具体的、孤立的问题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察，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会细讲。我就像是用一架望远镜快速地把一副巨大的画面尽收眼底，将几十年间的理论观点和分歧梳理清楚。这也算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将大家带入格兰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