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狂妄地说:当我闭上眼,这个世界就不在了。拉美特利则说:人是机器。
面对人类无知似的狂妄,拉美特利的观点无疑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当我们认为人的精神能够不朽,好人死后能够被送上天堂,坏人死后会被打下地狱时,拉美特利严肃地告诉我们:“当知觉熄灭的时候,思想也就熄灭了。”人仅是自然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仅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物种。当我们期望思想的永生、精神的不灭、灵魂的不朽时,我们就已经脱离了自然,脱离了这个以物质为基本依托的客观世界。那时,如果是一个人这么想,那他就站到了他思想的悬崖;而如果所有人都这么想,那人类就站到了文明的边缘。人只有脱离实际的物质世界,才会把自己与物质世界区分开,才会认为自己拥有物质世界中别的物体所不具有的那种属性——不朽。没有人会否认人类的伟大,没有人会无视人类社会文明的辉煌,更没有人不知道人类所创造的理论世界的瑰丽。
但是,人只是人,以前做不到肉体不老,现在也做不到精神不朽。从前各国的各个朝代,每一个皇帝、国王都梦想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之后,平民大众也都幻想帝王无法完成的愿望在自己身上实现,但最终无数努力都付诸东流——人的肉体不能不死。确信了这一点之后,帝王以及平民又都把不朽的目标转换到了自己的灵魂上面——既然以前只说了肉体必须死亡,那么与肉体相脱离的灵魂是不是可以达到以前的期望呢?这种想法是对于“肉体长生”的变相移植,期望自己的“精神”长生。直至二十一世纪,这种想法依然存在,甚至很多拥有很高学识的人也有这种思想。但拉美特利告诉他们,人的灵魂只能依附于他的肉体,不要再做死后上天堂的虚妄的梦了。
对于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拉美特利曾说过:“运动和感觉永远是互相促进的,无论在一个完整的机体里面,还是它的机构已被破坏。思想原来只是感觉的一种功能,而理性的心灵也只是用来对观念进行思索和推理的感性心灵罢了!”人的思维,人的理性,人的精神,都必须要依靠肉体的运动和感觉才能存在。我们无法做到把精神和肉体分离开,精神一旦离开肉体的运动、感知便什么都不是。所以说,那些抱着“精神不朽”想法的人该醒醒了。精神同我们的官能同生同长,同样萎黄:哎呀!它一样要死亡。
人,首先是物质的人,其次是自然的人,而后是动物的人,最后才是思想的人。人的思想对于物质世界的影响总有它的局限性,对此,拉美特利说道:“一条毛毛虫不能够了解自然的无穷变化,从来就没有过一条最聪明的毛毛虫会想像到它一朝会变成蝴蝶。”对于物质世界、对于自然世界、对于动物世界、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人类思想的认识就如同毛毛虫对于蝴蝶一样——显得是那样渺小,那样微不足道,那样力不从心。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能力界限。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人会狂妄地认为自己能够搬起一座大山,同样也没有人能够抓住一个独立的氧分子。大到一座大山我们力不从心,小到一个分子我们毫无作为。那么我们究竟能够做到什么?我们能力的上下限又在哪里?我们的能力范围是什么?对此,我们只能说,人就如同一台机器,有他自己固定的“范围”,只是这个范围随着人类发展在不断地变化。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只能抓住我们能抓住的,拿起我们能拿起的。
相较于拉美特利时的机器,人类更像现在的工业机器人——人的肉体就是机器本身,而人的灵魂则是我们给它编制的程序——客观肉体是“硬件”,主观思想是“软件”。而软件的使用范围及能够制造的产品和改变环境的作用,必须通过硬件来呈现。软件无法要求硬件完成它无法做到的事情,必须考虑硬件的客观实际并与硬件进行匹配,才能达到它的编程目的。这就如同前面提到的,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人搬起一座大山,也无法要求一个人抓住一个独立的氧分子——硬件做不到的事,软件编制再完美也是没用的。
而对于硬件来说,软件也是不可少的,其作用不可或缺。很多人都认为拉美特利完全反对人类思想的作用,实际这是他们逻辑上的一个误区。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主要是反对那些狂妄自大地认为人类超脱于物质世界的人。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拉美特利对于思想的公正态度——他曾经说过:“假如说机体组织是一种美德,并且是首要的美德,是一切其它美德的泉源,那么教育便是其次的美德。如果没有最好的脑子,这最好的机体组织也是白费的。恰如一个体格最健全的人,如果没有见过世面,终生只能是一个粗鄙的乡下佬。”在拉美特利生活的时期,还没有现代常见的能够进行编程的工业机器人,大多数都是结构简单且必须由人随时操作才能完成任务的无逻辑机器。如果拉美特利知道现代有可编程的工业机器人的话,那他说“人是机器”这句话时就会更有气势——对于他来说,人更像是能进行编程的机器人。
正如同拉美特利所说的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作用一样——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即便体格再健全他也只能是个粗鄙的乡下佬。这句话虽然含有一定的歧视意味,但是却实实在在地说明了人的思想(即软件),对于人的肉体(即硬件)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软件的指导、协调,硬件的能力再强大,也仅是一堆废铜烂铁。
面对自然的强大,人类必须承认自己的渺小;当我们提到动物时,必须想到人类也是它们中的一员。而拉美特利说的“人是机器”也只是告诉我们:人类要谦逊。
谈到培根,就不得不说说培根的著作《新工具》。培根在这部著作中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进行科学研究。“实验调查”,就是指必须进行实验验证,进行调查考证,只有与实际相联系,一个理论、一个学科、一种哲学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实在的、令人信服的知识。
基于实验调查的原则,培根提出一种强调科学实验以及实验调查为指导的新逻辑方法——归纳法。
人是自然的臣仆和解释者,只有顺从自然,才能驾驭自然。为了驾驭自然,我们必须先了解自然,必须知道对于自然我们能改变什么,必须遵从什么。而“归纳法”正是培根找到的“了解自然,顺从自然,驾驭自然,改变自然”的方法。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名祷告文中说:“我的上帝,请赐我宁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而归纳法就是上帝赐予培根的“智慧”。
有一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巡幸到培根的府邸。由于女王生活在宅深墙高、平民止步的宫殿里,平时结交的人也仅限皇宫贵族,往来之所也仅限达官显贵们奢侈华贵的住宅,再加上对于平民甚至普通贵族的生活完全一无所知,所以当她看到培根简朴的宅第时,不禁惊叹道:“你的住宅太小了!”陪同在伊丽莎白女王身边的培根仔细端详了自己的房舍后,耸耸肩说:“陛下,我的住宅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只是因为陛下抬举我,光临寒舍,才使它显得小了。”
实际上,培根除了以哲学知识的渊博著称,他的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也广为人知。但连他自己都认为“其实已经不错了”的房子,只是不如当时的上流且仅限于能和女王交往的那部分上流社会的人所能居住的房子那么豪华大气而已。
人当以幼时而见其长,以小事而见其大。这是一件小事,但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很多隐含的大事。
表面看,对于这件事的应对反映出培根政治精明、为人机警——他无法批评伊丽莎白女王脱离群众,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完全一无所知以及当时贵族的奢侈,这就如同下级面对上级无意间说出“你过得很简朴呀”一样。从政治角度看,没有哪一个下级会说“你见到的太少了,见识太浅薄”“你脱离了群众”“不是我太简朴,是你太奢华”,而必须采取一个巧妙的方法进行处理。培根的这种处理方法就很具有政治智慧。
另一方面,培根的应答也传达了他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首先就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任何思想行为都不会违背他的哲学思想,即他对于归纳法的哲学理解。只是培根更强调归纳过程,而非归纳得出的结论。我们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女王提到房子小时,培根的应答可解析为四个部分:培根不转移话题;培根没有说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使自己如同与女王交往的其余皇宫贵族一样生活;培根给出了女王明确的回答;培根是以女王本次驾临为理由给出的答案。
培根不转移话题,这说明培根不愿意脱离实际,他不愿意如同他所反对的那些宗教哲学家和陈腐的传统诡辩式哲学家一样——无法联系实际,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培根能够面对现实,这就是他的人与哲学的特点。
培根没有说自己不如女王平常交往的贵族皇室一样有钱,从而住不起他们那么大的房子,用不起他们用的那些奢侈品。这就说明培根并不看重已有的归纳结论,或者说不看重旧有的理论本身,否则他也不会不谈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毕竟作为一个政客,比别人“廉洁”怎么说都算是一个优点,而且从这件事显示出的政治智慧来看,培根有能力以此为借口对自己进行“大肆褒奖”。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对于自己哲学思想以及行为方式的坚持——对于旧知识不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并且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
培根对于女王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说明培根确信归纳法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且能够指导行为,或者说,培根相信他的任何“归纳解释”都能令女王满意。
培根以女王本次驾临为依据进行的“辩解”,虽然解释本身在逻辑上有诡辩成分,但是,培根用特定的环境条件解释对应的环境问题,本身就符合培根归纳法的行为标准。这就是培根归纳法的一种体现——普遍的理论不能解释特殊的事件,只有对应的条件分析才能解释特殊的问题。
由培根的这件轶事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归纳过程本身而非从归纳得到的理论。这正如同学习——很多人学习是希望通过学习获得什么东西,例如知识、技能、名声、经验。换做培根,学习的价值只在于学习过程本身,在于检验自己的知识,在于“学习”这个互动过程。任何不能保持互动的学习所得到的知识都不会是一个实在的知识,任何一个缺少实验归纳的理论也不会是一个实在的理论。
培根一生都在进行实验归纳,他的一生是一个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探索、实践的过程。
1626年3月底的一个风雪天,培根在伦敦北郊乘坐马车。当时他正在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路过一片雪地时,突然一阵思维饥渴——培根的思维饥渴就反映在他的归纳以及实验调查上——他做了一个实验:宰了一只母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不幸的是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引发了支气管炎,而且病情恶化,最终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一个崇尚实验调查以及归纳检验的哲学家,最终因自己的哲学而死,这是思想界的不幸,但却是他的幸运——我们因失去一个哲学大家而不幸,他却因自己成为一个自己思想的纯粹支持者而幸运。“死得其所”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利·沃登爵士为培根题写了墓志铭:圣阿尔本子爵如用更煊赫的头衔应称之为“科学之光”“法律之舌”。这里不谈“法律之舌”,单就“科学之光”而言,培根的实验归纳以及他为此而坚持的一生,再加上对后世的影响,这个头衔对他来说是毫不夸张的。
基于培根哲学的科学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是“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与其说培根的思想是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实验,不如说培根是对唯物主义的经验部分的归纳以及科学实验过程的归纳。对于培根,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个归纳主义哲学家,或者更严格些说应该是归纳行为主义哲学家——相较于被人强调归纳结果,他更强调归纳过程本身。
正如墓志铭上对他的“科学之光”的评价,培根的归纳思想带给现代人的,正是一束看清未来的“科学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