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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讲求“权术”“功利”的唯利是图行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谁又是马基雅维利，他又有什么哲学思想呢？
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个体利用他人达成个人目标的一种行为倾向，分为高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低马基雅维利主义。高马基雅维利主义重视实效，保持着情感的距离，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低马基雅维利主义易受他人意见影响，阐述事实时缺乏说服力。换句话说，马基雅维利主义无论高低都是一种利己主义以及极端强调达成目的的实用主义。
那么马基雅维利是什么人呢？马基雅维利全名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佛罗伦萨。当时的意大利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马基雅维利则为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意大利而一直在进行探索。
马基雅维利如同其余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那样，他也认为人性本恶。“人性本恶”这个观点，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圣经》中。圣经中，亚当夏娃正是因偷食智慧苹果而被赶出伊甸园的，这成了基督教所讲的“原罪”。在基督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原罪”是人们理解人性的主要方式——人性本恶。当然，马基雅维利也不例外。
面对当时意大利纷乱的政治环境，马基雅维利提出“抛弃已经不切实际的经院哲学以及基督教的教条推理，不能再从上帝和《圣经》出发来处理政治事务，必须从人性的观点以及历史事实来处理国家政治”的主张。而这就要求以人性本恶为基础、再经过历史分析来创建一套新的政治体系。这在当时对于反对宗教统治以及把国家政治引向正确方向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马基雅维利极度推崇恺撒·博尔吉亚。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理想君主就应该如同恺撒·博尔吉亚一样，恺撒·博尔吉亚处理国家政治、国际事务的手段就是一个君主应该掌握的必要手段。
恺撒·博尔吉亚曾经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征讨艾米利亚-罗马涅，继而占领伊莫拉、弗利、里米尼、法恩扎、乌尔比诺等地，进而觊觎佛罗伦萨属地阿雷佐。马基雅维利因为被委派出使到恺撒·博尔吉亚处去要回被占领领土而亲眼见到过恺撒·博尔吉亚处理国家政治以及权力斗争的过程，其中就包括如何施展阴谋诡计，如何轻易掠夺土地，以及暗杀、使用法庭消灭政敌。
博尔吉亚曾派遣手下将领欧柯以残酷手段镇抚新近征服的罗曼迦那，然后差人杀了欧柯，并使他的尸体身首异处，最后弃置于席塞那的广场上。此举不仅安抚了当地人民的抱怨，也操纵了人们的想象力，让人们认为这个残暴嗜杀的行为并非博尔吉亚的本意。对于这件事马基雅维利曾在书中评价道：这个残暴的景像“同时带给人们满意和惊讶”。
正是亲眼见到博尔吉亚的这些把人性之恶用于政治所带来的非凡成果，马基雅维利才突然发觉自己的理论以及目标终于找到了现实原型——当然，也有可能是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博尔吉亚的行为后，才突然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认识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后才有了自己的学问。但不管怎么说，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与博尔吉亚的事例都存在着逻辑辩证关系。
马基雅维利找到自己学问理论的根基后，更是将它逐步完善并系统化。
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国家的君主要以人性之恶的观点来处理国家事务，对待国家事务处理的直接对象——人，也要以人性本恶的观点来审视。
对于君主的人性本恶，马基雅维利提出“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作为君主，必须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处理国家事务，而不是沿袭宗教政治的处理方式。经历了军队力量匮乏造成的失败后，马基雅维利更是提出“军队和法律是权力的基础。在和平时期，军队起到维护社会治安，象征国家军事力量的作用；在战争时期，军队就成为了君主抵抗外来侵略，保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并以此指出军队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为了强调君主集权，他更是要求“君主大权独揽，注重实力，精通军事”。
做出了这一系列保证绝对君主集权的主张之后，马基雅维利更是赋予君主以抗衡世俗的思想——“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效果是否有利，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有害，既可外示仁慈、内怀奸诈，亦可效法狐狸与狮子，诡诈残忍均可兼施”。这种把君主从道德的束缚中解脱的思想，才真正是马基雅维利理论的关键——君主处理任何国家事务都不需要承担道义负担。
而对于国家统治对象的人的人性之恶，马基雅维利又提到：“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预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正是因为人性的恶，才使得人性善变，很多时候无法完全符合国家政治的节奏。这就要求君主必须处理好自己国家的民心，正确看待国民的人性恶可能带给自己的危害。对此，马基雅维利又指出“君主可以和贵族为敌，但不能与人民为敌”。这正是人性之恶导致的。君主如果不顺从人民的人性，那么他的政治生命将会有彻底结束的危险。
应该说，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些绝对的君主集权的思想，如果君主是一个有能力的“英明”君主，那将是一种利器，握住它能够无往不利；而如果君主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它同样也是一把利器——杀死自己都绰绰有余。因为它赋予君主能够赋予的最大权力，却让其承担起必须承担的最小义务。这就是一把双刃剑——杀敌很好用，伤己也很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