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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总讲，法律就应该像炉子一样，你不碰到它，它不会烫伤你；你一旦碰到，它就会让你知道厉害。这讲的就是法律的“信”，讲的就是治国要讲究“诚”。而商鞅就很明白，“诚信”对于一个人很重要，对于一个国家更重要。
秦孝公在位时，曾委任商鞅为左庶长以及大良造主持秦国的变法改革。在当时，秦国旧有的制度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在普通百姓、王公贵族的心中根深蒂固，变法的消息传出来，根本就没有人相信这次变法的可信性以及可行性，毕竟这个法律是祖先留下的。商鞅也知道大家并不相信这次变法能够顺利实施。但是为了顺利变法，他必须改变这个严重影响变法施行的情况，最后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在都城南门立了一根木桩，派手下召集人群，而后张贴了一张布告说，只要有人把这根木桩从南门抬到北门，就给五十金作为奖励。在当时，五十金已经是不小的一笔钱。周围的人越聚越多，都在议论纷纷，说“把这根谁都能拿动的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却给五十金，不太可能”“这可能是官府开的玩笑”。一群人人数不少，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全在交头接耳质疑布告的真实性。最后，一个年轻人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说愿意试试。年轻人轻松地把木桩搬到北门后，早就等在北门的官府人员当场就把五十金奖励给了他。而此时，围观的群众才知道，商鞅确实没有开玩笑，布告上讲的都是真的。
商鞅通过这件事来说明他设立法律的诚信。在当时，公众对于秦国新政实行的态度就如同对待搬木桩给五十金的态度一样，都认为那是个笑话。而实行这两个“笑话”的主角，在旁人眼中又都是同一个人——公孙鞅。于是，一个笑话成为现实，另一个笑话明显也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那么，商鞅为什么要讲究立法的诚信呢？因为在商鞅看来，不论人性善恶、人心如何，一个人对于国家也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虽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商鞅关心的不是人心美丑、人性善恶的问题，他关心的是人在面对国家事务时的行为。在约束百姓的日常行为上，作为国家强制力的军队很多时候起到的只是威慑惩处作用，要让国家真正正常运作，没有稳固的法律诚信，完全靠国家强制力是无法成功的，国家强制力仅能起到维护法律诚信的作用。
立法以信，则民心可用；众法俱信，则国以诚得治；治国以诚，则国家政令无不遵从；百姓遵从法令，国家必然如指臂使。
只有公民认为法律提出的要求和做法是严肃的，他才会按照法律所要求的去参加日常事务。商鞅正是知道法律严肃性即法律诚信的重要，以及很多普通百姓、王公贵族在当时都没有看到秦国新法的法律诚信，才会通过让人搬木桩并对其奖赏来体现施行新法的严肃性。为了维持法律的诚信、严肃，商鞅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次太子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律必须从上到下一致遵守才能得以推行，否则百姓就不再信任朝廷，太子触犯法律，他的老师难逃教育不善的责任，应当受到处罚。”结果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子贾被惩处——一个被割了鼻子，一个脸上被刺了字。
每一项现有的法律都能体现它的诚信力，国家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诚信。商鞅正是为维护一条具体法律而惩处了太子的老师，才得以避免国家诚信的丧失。这次维护仅是一个特例，但并非仅此一件。商鞅深切地知道法律必须如同火炉一样，让任何接触它的人都会被烫伤，这样才能达到法律的目的。国家强制力必须在法律诚信受到威胁时发挥“烫伤”的作用。这正体现了商鞅对待人性和国家的观点——你人性无论善恶都没关系，但如果你的人性是恶的，且又在法律面前以违反法律的形式表现了出来，那国家就必须进行惩处。没有违反现有法律的现象，国家的各项政策就能以诚信得以顺利运行。
国家的诚信力得到了百姓的承认，百姓能够自觉遵从旧的法律，那么颁布新的法律自然也能够更加顺利。这才是国家诚信力在法律施行上的最终作用。开始时，就是因为当时百姓对于国家诚信的信任严重弱于对于已经过时的旧有制度的信任，商鞅才通过在城门口立木桩让人搬运而给予巨大奖赏的做法来加强国家诚信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从而强化新法的严肃性。已经实施了很多年的法律，早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遵从这些法律都成其自然。但新的法律，尤其是涉及范围极广的法律，人们要适应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是新法实施的困难。而国家诚信得以维护，人们能够预见到新法的严肃性，这样就会减少很多阻力。很多时候，如果国家诚信力足够，那些严重影响人们生活的决策，甚至与以前法律相矛盾的法律，在新旧法律的交替中都能平稳地过渡。这就是商鞅期望通过城门立木达到的效果。
一个国家，如果人们能够依照要求执行旧的法律，那么对于新的法律，人们也一样能够按照要求进行适应。这样一来，这个国家的君主处理国家事务时，就会如鱼得水。“政通人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国家的政令能够通达，人民能够完全配合国家的政治行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已经是施政者能够提的最高要求了。生活在一个政通人和的国家，只要法律能够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那人们就是幸福的。
商鞅看到了立法诚信的重要，才能使百姓遵从法律的规范；知道国家诚信的重要，才能保证新法的施行。国家的各项法律都能顺利实施，才能保证国家的治理顺畅，而正是秦孝公以及商鞅对国家的顺畅治理，才有了秦朝的后来的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