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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先生是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够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思想家，也是道教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汤用彤打青年时开始就对道家怀有非常的敬意，并于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力求实现精神的飞跃，所以他对于道家学问的研究多有真知灼见，深得道家精髓，为学术界所称赞。
在《道德经》中，千百年来最为人所重视的一句话，也是所有学道者所期望达到的至高境界，就是那句“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所谓“和光同尘”，就是要含光内敛，混同尘世。它要求为人处世不标新立异，不张扬自己的特殊之处，能够心平气和地融入社会，融入周围的环境，从而达到玄妙齐同的境界。所谓“无所特显则物无所偏争，无所特贱则物无所偏耻”，虽然心如明镜，但不过分赞扬什么，也不过分贬低什么，态度不缓不急，这样就能远离纷争和耻辱。
也有人说“油和水怎能混在一起呢？君子和小人，界限森然”。这都是偏见过盛、是非外露造成的。一个人不能做到和光同尘，势必会有愤世嫉俗的情绪，当这种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骚人”。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高洁有才之士，但往往在处事态度上过于激进，就导致了很多问题。不是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就是将自己逼上人生的绝路。所以，高唱“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论调，无疑是不明智的。
人天性都有向往美好的一面，对美好的追求也势必会让人对黑暗、罪恶产生痛恶感。有人主张嫉恶如仇，有人也主张“疾恶不可太盛”，好像都有各自的道理。没有嫉恶如仇的心思，会让自己沾染同样的恶习，给自己身心带来巨大伤害。但疾恶太盛，也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陷入僵局，以致渐渐养成挑刺的习惯，专察是非，专挑人错。怎么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道家就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挫其锐，解其纷”。
“挫其锐，解其纷”与“和光同尘”一样，可以连在一起理解。它有两层意思，其不单单是针对别人的习惯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更主要的是针对自己偏激的态度、意念做出的应对措施。“锐”字表现为偏激的事物和态度，“纷”字表现为烦恼和错乱，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而一个人唯有将自己偏激的意念和心中的烦恼都挫解消化，才能让身心两方面呈现出非常健康的面貌。如此，才有可能将别人的恶念和坏习惯消解于无形之中。
以上是从个人修养方面去理解，从治学角度去看，道家“挫锐解纷”的治学态度也能有助于将思路打开，在整理历史疑难问题时，也能疏通关键，在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中，当数汤用彤对道家学术的贡献最大。
汤先生开创了中国当代的魏晋玄学研究。因魏晋玄学与佛学渗透在一起，而玄学本就不好理解，佛学本身又是一块硬骨头，如此，千百年来这就成为了中国哲学公认的难题。唯有汤先生一人硬碰硬，披荆斩棘，开辟出了一条道。他正本清源，从汉学着手，把经名学、正始玄学、元康玄学、江南佛学变迁从头到尾理得清清楚楚，断得干净利落，从纷繁错杂、难以梳理的玄学历史理出道家的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的精神面貌。其为学的态度和治学方法，恰恰又暗合了道家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处事主张。所以有学者称汤用彤先生是当代的新道家，是众学者中深具道家情怀的典型代表。
汤用彤性喜不争，恬淡中和，他以无为而治的理念，主治管理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院校，并成效显著。其子汤一介先生对父亲为人处事所体现出的道家无为作风颇有感触。他说：“我记得他当哲学系主任只管两件事：一是聘请教员，二是指导学生选课。其他事他大多不闻不问。这可能也是他少与人发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当时哲学系只有一个半时助教，管管日常收发；文学院也只有一个办事员。我认为，这样精简的机构是比较适合学校的运作的。人员少了矛盾少了，就可以行‘无为之治’。”
如此看来，“无为”比“有为”确实高明。无为而治需要大智慧的人恰如其时地推行，如果单从形式上理解无所作为，而不深入理解无为之真谛，则难免失于皮相，最终等同于疏懒迟钝。道家的无为之教，并非让人什么都不去做，而是消化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即“挫锐”；避免做蠢事、瞎折腾，即“解纷”，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和光同尘”的效果。文学家吴宓曾在日记中说到：“（汤用彤）治事处世，纯依庄老，清净无为，以不使一人不悦为原则。”这一描述颇为契合《道德经》中“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的圣贤气象。无怪乎哲学家冯契说“汤先生有点像老子”。
以上所举对“挫锐解纷”的分析都是从为人处世、治学、管理等小的方面去理解的，广而大之，也可以从治国外交的角度去理解。但基本性质是不变的，人身就是一个小国，就是一个小宇宙，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如同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要将国内尖锐势力的力量消解，将动辄崇尚兵戈解决问题的力量弱化，将霍乱国家的根本的政策和作风慢慢清除，唯有如此，才能让国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才能不战而自强，让其他国家顺服，彼此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