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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不仅在明清两朝备受推崇，许多近现代中外名人也对其赞誉有加。其开创的阳明心学也被许多人视为教人立德建功的思想瑰宝。
例如，晚清思想家严复认为：“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
日本儒学家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最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它简易朴实，不仅便于学习掌握，而且易于实践执行。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不分种族，不分老幼，都能理解和实践阳明的良知之学。”
阳明心学为什么在近现代备受中外名人推崇呢？这是由其特殊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传播方式所决定的。
宋明理学不光倡导“存天理，灭人欲”，还像传统儒学那样追求“内圣外王”的奋斗目标。程朱理学进入明朝中期后，逐渐暴露出许多严重的缺陷。比如朱熹推崇的“格物致知”以“穷理”（探知天理）为最高目标。他还主张“先知后行”。这使得许多读书人沉溺于儒家圣人言论的教条，而远离真正的经济民生、邦国大计。平时指点江山，好不快意；临事却胸无一策，不堪大任。王阳明为了“正事”（经世致用），立志开创新学说，重塑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长期以来，程朱理学始终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其“内圣外王”之道忽视了对精神世界的修炼，从而制约了人们的实践水平。
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从外在事物中寻找“天理”。“天理”显然是一个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许多人就算苦读一辈子四书五经，也未必能从孔孟程朱的哲言中领悟其真谛。而王阳明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要用“致良知”的方法修炼内心，每个人都能发现存在于自己内心的与生俱来的“天理”。这个根本性的转变，使得宋明理学中遥不可及的“天理”变成了（理论上）人人都能获得的心力。
如果说程朱理学因过于高深教条而脱离大众，那么王阳明的心学则从其一诞生就比较贴近社会大众。这与两个学派不同的济世思路有关。
在很大程度上，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质疑，是由于对朝廷感到失望，对道学家“引君于道”的方针路线不抱希望。
程朱理学治国平天下（外王）是靠“引君于道”来实现的，通过向当朝统治者传播理学正道，实现儒家道统与政权法统的合一。若想做到这点，士人必然会把目光聚焦于朝堂之上，导致学术中心依附于政治中心，远离普罗众生。如此一来，士人不入朝堂就无从对君主施加影响力。程朱理学致力于获得官方主流学说地位的原因也尽在于此。
但王阳明的心学崇尚“天理即是良知”的观念。心学将天理归于人心，而不假托于任何外在之物，包括皇帝本人。虽说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同样追求维护忠君爱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但程朱理学把“忠”看作遵循外在“天理”的表现，而阳明心学认为“忠的理”本身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而与具体的所忠之“君”无关。
如此一来，王阳明就将宋明理学的“格物”内化，使得“格物”不再是儒者垄断的专利，而是社会各阶层都能进行的修身之道。
自从儒家在春秋诞生以来，一直以精英士人为主要受众。尽管儒家有着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许多博学鸿儒出身贫寒百姓家，但儒学一直与民间思想存在隔阂。孔夫子与孟夫子把儒家士子定义为“君子”，平民百姓则归入需要君子去教化去拯救的“小人”之列。包括宋明理学中最兴盛的程朱理学，也同样延续了这种精英文化视角。
但按照社会发展规律，一个社会往往存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个范畴。精英文化流行于社会上层，并往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着全社会。然而，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也有着一套自己的大众文化体系。这种大众文化往往与精英文化相互冲突，成为主流精英（比如程朱理学家）批判的对象。这也使得理学家与民间的思想观念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传统的“引君于道”路线，使得理学家更关心君王是否遵守天理正道，而不屑于打通与民间大众的思想隔阂，这正是造成程朱理学与社会实践越来越脱节，不断趋于僵化教条的根本原因。
王阳明经过宦海沉浮后，不仅对程朱理学的正确性产生质疑，也对“引君于道”的治国平天下路线心存疑问。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程朱理学与民间思想存在隔阂的问题。假如一个学说不能引导广大民众走向天理正道，那么这个学说一定是与社会现实脱节的。
对于强调“知行合一”的王阳明而言，只有人人都能躬行实践的修身之法才是好方法。他曾自信地说：“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作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作。”（《传习录》）王阳明没有完全抛弃“引君于道”的路线，但他更强调的是“觉民行道”的使命。
通过传播心学来引导普罗大众“致良知”，认识到存在于自己本心的“天理良知”，然后按照“知行合一”的理念来躬行实践，做好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条路线就是所谓的“觉民行道”。
当时，明朝的大环境并不乐观，这是王阳明把传道重心由君主转向民众的根本原因。由于明朝中期朝政恶劣，民众期盼着某种形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并非政治体制上的彻底变法，而是学术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王阳明的心学并没提出像后来张居正变法那样具体的改革措施，但其思想内核已经偏离了走向僵化的程朱理学。这就较好地顺应了社会求变的思潮，为后来的种种变革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资源。
近现代推崇王阳明的中外名人，大多面对着同样的求变图强背景。旧的社会秩序已经病入膏肓，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这正需要人们努力去寻找新思路、创建新办法。
按照王阳明的理论，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通过“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来完成自我升华，从而进一步在社会实践中创立事业。在破旧立新、克服社会危机的实践活动中，人们不仅需要面对强大的旧事物，还必然要承受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阵痛。假如一个人没有强大的心力与意志，没有可靠的指导思想，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阳明心学恰恰在这点上拥有比程朱理学更强的指导意义。所以，阳明心学在近现代成为中外各界名人推崇的学问，取代了没落的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