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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希恕八纲释六经解 |
第一章 |
张仲景根据伊尹《汤液经法》，总结出集汉代以前医学大成之《伤寒杂病论》。该书辨证论治体系完备，方剂配伍精当，临床疗效确切，更创立了“六经学说”。两千年来，各派医家尊《伤寒论》为经典，奉为圭臬，称仲景为“医圣”。历代名家都研究六经，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伤寒学派可以说是国内中医界最大的一个学术流派，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伤寒论》原文只有三万多字，注释研究《伤寒论》的中外学者逾千家，专著达两千余部，现存书籍约六百种，论文两万多篇，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理论体系。
如此浩瀚的中医宝库，对于仲景“三阴三阳”的实质，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论点多歧，延续千年，使学者在临证时，摸不着头脑。《伤寒论高校教学参考》一书达117万字，收集有关伤寒六经的学说和认识，就有如下之众。
1. 前人：经络说、脏腑经络说、六气说、经界说、形层说、八纲分证说、治法分经说、正邪交争说。
2. 近代医家：脏腑经络气化（经络、脏腑、脏腑经络气化结合、脏腑气机升降）；病证分类（六病、证候群、综合体说、病理层次、阴阳消长、邪正斗争、病证结合说）。
3. 引用新说：巴甫洛夫学说、应激学说、时空概念、模糊聚类、数学集合论、神经病理单位、逻辑学推理。
如斯诸家之论，使学者感到眼花缭乱，无法理出头绪。在诊病处方时，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欲要理解《伤寒论》之“三阴三阳”，犹如“哥德巴赫猜想”，深奥费解，遥不可及。
胡希恕老师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结合临证实际，独辟蹊径，依据“八纲”，对“伤寒六经”有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诠释，对于中医临床工作者来说，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老师讲：大凡疾病的发生，源于正气和邪气两个方面。《伤寒论》第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为正气相搏”“正邪分争”，第174条“风湿相抟，身体疼烦”，《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寒虚相搏”“风血相搏”“枯泄相搏”，均说明人体正邪交争，阴阳失和，疾病乃生。
正气：是指人体五脏六腑的元气、真气，即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具有抗病能力。如卫气、荣气、阳气、脏气、胃气、肝气等。《金匮要略》云：“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则无疾病发生。
邪气：《金匮要略》言：“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凡详之，病由都尽。”即“三因学说”的由来。
邪气侵入，正气奋力抵抗，正邪交争，导致疾病发生，疾病发生必有病情反应表现。病邪反应，必有病位，病位是固定的。《伤寒论》第51条“脉浮者，病在表”，第285条“脉细沉数，病为在里”，第74条“有表里证”，第148条“……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都说明表里是绝对的，半表半里是相对而言。
表、里和半表半里，是罹病人体一般的病位反应，阴阳、寒热、虚实是罹病人体一般的病情反应。通过“四诊”，采集到发病的证候（《伤寒例》第三，录其证候诊脉声色），仲景以八纲的分析，归纳疾病为六种类型。即阳、实、热皆属太过，统称为阳；阴、虚、寒皆属不及，统称为阴。表、里、半表半里反应太过的证候，即分别称为三阳病，反应不及的证候，即分别称为三阴病。按数来讲，应该是九纲，习惯以表里包含半表半里，故简称为八纲。
表、里和半表半里是病情反应的病位，而不是病变所在的部位。中医临证时，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病，都可以根据疾病发生的证候，使用“六经”的辨证规律，进行辨证施治。胡希恕老师总结为“万病不离八纲，不离六经”“中医辨证论治的主要精神，是在罹病人体规律性反应的基础上，讲求的一般疾病的原则性通治大法”。
《伤寒论》谓“六经”，并非《内经》所述十二经中的“足六经”。此六经在人体无病时，没有证候发生，则无八纲和六经可辨。也就是说，人体无病时，《伤寒论》的六经是不存在的。彼六经在人体无病时，经气仍在运行。《素问·举痛论》谓：“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经气运行“起于中焦，出云门……至期门，（再）上注肺”，周而复始，如环无端。
关于“六经”的详细解释如下：
若正邪交争于人体的腠理、皮肤、肌肉、筋骨之间，即为表证。其症状表现在“八纲”中为阳、实、热者，即称之为“发作着的太阳病”（胡老用语）。如：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汗出恶风、恶寒发热、头痛、身体疼痛、或咳、或喘、咽痛等。其症状表现在“八纲”中为阴、虚、寒者，即称之为“发作着的少阴病”。如：脉微细、但欲寐、恶寒、蜷卧、心烦、咽痛、口中和等。
关于肺应属于表证的解释：
肺吸入空气，与外界相通，“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寒邪也同样犯肺，肺应属于表证的病位。其病情表现为发热而咳、咳喘、上气、胸满、结胸、鼻衄等。太阳病与少阴病都有咽痛、咽干、或咳、咽中伤、声不出……在治疗用方上有桔梗汤、麻杏甘石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小青龙汤、陷胸汤。因此可以说，在“六经”辨证时，可以把肺定在表证范围内，有太阳病与少阴病之分。
若正邪交争于人体的消化道，从咽、食道、胃、肠至后阴之中，即为里证。其症状表现在“八纲”中为阳、实、热者，即称之为“发作着的阳明证”。如：胃家实、腹满、烦躁、大便硬、身热、汗多、口渴、潮热、不恶寒但恶热、便脓血等。其症状表现在“八纲”中为阴、虚、寒者，即称之为“发作着的太阴证”。如：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时腹自痛、脉弱、脏有寒等。
若正邪交争于表证之内，里证之外，广大的胸、腹腔之间，即为半表半里证。《伤寒论》第97条曰：“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第148条称“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其症状表现在“八纲”中为阳、实、热者，即称之为“发作着的少阳证”。如：口苦、咽干、目眩、脉弦细、两耳无闻、往来寒热、胸胁苦满、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其症状表现在“八纲”中为阴、虚、寒者，即称之为“发作着的厥阴病”。如：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吐蛔、四肢厥逆、手足逆冷、厥而呕等。
在疾病发展盛衰的过程中，常有表里相传的病情，或自表传入半表半里或再传于里，而不言六经递传，则与《内经》所论大不相同。也有病本阳证，而后转为阴证的，或病本阴证而后转为阳证的，即为阴阳转变。
若前证未罢而后证即见者，即称为并病。如太阳少阳并病、太阳阳明并病、少阳阳明并病。若病初发之时，二经或三经证候同时出现，即称为合病。如太阳阳明合病、三阳合病。
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1948年杨绍尹撰书，认为《伤寒杂病论》保存了《伊尹汤液经》的全部内容。并考证张仲景原序，证实“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23字为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加入。20世纪50年代经方大师胡希恕老师十分赞同杨氏的观点，树起“以八纲辨六经”的大旗，阐明仲景传下来的经方医学有别于《黄帝内经》的医经医学，倡导“方证辨证”是辨证论治的基础。
198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教授《敦煌古医籍考释》在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内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一卷，梁·陶弘景撰。证实《辅行诀》从《汤液经法》的360首方剂中检录出60首。
冯世纶对《辅行诀》研究多年（1992～2013年），发表多篇论文。以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证明《伤寒论》据《汤液经法》而成书。
关于《辞海》词条“八纲”释文的商榷。
《辞海》：“八纲”，中医学名词。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类证候的总和，是中医辨证的纲要。见明·张三锡《医学六要》。张景岳《景岳全书》曰：“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又：“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清·程国彭《医学心悟》曰：“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即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
权威《辞海》如此解释八纲，笔者感到有失公允，仅选数条《伤寒论》经文，证实“八纲”源于《伤寒论》。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7）“此阴阳俱虚。”（23）“阴阳自和者必自愈。”（58）“欲攻其表者，此误也。”（29）“伤寒表不解。”（40）“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56）“急当救里。”（91）“表有热，里有寒。”（176）“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11）“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70）“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115）“虚故引水自救。”（282）
彼“八纲”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辨证制方，进行治疗。此“八纲”以“六经”为辨证的基础，依据历经两千多年，千锤百炼，经久不衰的“方证”，拿来就能扩大应用于临床。冀《辞海》再版时，加注胡希恕阐明“以八纲释六经”“方证辨证”，创建有别于医经医学的经方医学。
仲景著《伤寒论》示人以六经辨证之大法。奈其言精理奥索解较难，三阴篇最为难读，而少阴病更易使人迷惑：如呕吐下利与太阳病者无殊，腹胀不大便与阳明病者略同，始可发汗似太阳之在表，咽痛用和法似少阳之有热上炎。“脉微细，但欲寐”的提纲，亦只是气血虚弱的病况，并不足以贯穿上述之复杂病情。历来注家都附会于《内经》，只在征引上下工夫，力求条条有据而不管前后自相矛盾。余尽去诸注，抄读原文，逐条细研，前后对照。兹不计粗拙，探讨于下，希同道指正。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之提纲只表明微细不足的脉象及虚惫欲寐的病情，这是三阴病俱可能有的沉衰现象。其实少阴病提纲是与太阳病提纲相对而言。即是说：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则为太阳病；若上证脉不浮而微细，并且其人有但欲寐之情况者即为少阴病，少阴病在表并非个人臆测，请看下面之论证。
《伤寒论》第7条曰：“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这是说病之始正邪交争于表，都有恶寒之症，发热恶寒者是发之太阳病，无热恶寒者是发之少阴病。
又同书第131条曰：“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这是说明病在表者禁用下法。若病发于太阳而反下之，则表邪内陷可致结胸；若病发于少阴而反下之，则表邪内陷可致虚痞。
从以上两条可以看出，表有太阳少阴不同的见证，凡在表之病均宜汗法而禁下法。
《伤寒论》第301条曰：“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这是说少阴在表的病本以无热为常，然始得之亦有发热的，故谓“反发热”。但脉沉而不浮，表证虽备而属少阴，故以麻黄附子细辛汤温阳散寒解表。
又同书第302条曰：“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这是说，在表的少阴病得之二三日时，常不能传里而无里证，当用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解表。
以上两条是少阴病在表而用汗法之证明，视其方药均属温阳散寒而解表。反之可以肯定，少阴病之表证的属性是阴、虚、寒无疑。这是“麻黄汤”剂，以下再看“桂枝汤”剂。
《伤寒论》第20条曰：“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这是说原为太阳病桂枝证，由于误用麻黄汤发汗，遂致汗漏不止，其人恶风者为表犹未解，但无热是病已转少阴。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为津血大伤的结果，亦即病转少阴的原因，故以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又同书第21条和22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这是太阳病之误下证，促为阳脉，胸满是气上冲，这里的气上冲为表未罢，仍从太阳为治，用桂枝汤法（同书第15条也说：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因误下伤里气故去芍药为妥。但上证若脉不促而微（微为阴脉），又加恶寒者，为表未罢已转少阴（少阴脉微），应以桂枝去芍药汤加附子，而从少阴为治。
汗后或下后表不解，桂枝证仍在者，当用桂枝汤法解肌，不得用麻黄汤法发汗，这是治表证的准则。但遇在表之少阴病必加附子，与前少阴病治以麻黄汤剂必用附子者同理。
综上可以看出：少阴病是属于阴、虚、寒（与阳、实、热相对）之表证，治之以汗法，或用麻黄剂，或用桂枝剂，必用附子。但少阴篇中所示治法，相当复杂，并非发汗一法所能愈。解释这一问题必须从传经谈起，仲景论传经着眼在表里相传，与《内经》之递经相传大有区别。即病常自表传里，或自表传半表半里，或自半表半里传里，或自表传半表半里再传里。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三阳篇，也同样适用于三阴篇。故少阴篇也有表里不同的论治，试分别述于后。
表证邪浅而病轻，里证邪深而病重。阳病常有余易治，阴病常不足难疗。少阴为虚为阴，不同于太阳能久持于表，故仅二三日即传于里。尤其表气虚于外者常见脏气虚于里，故少阴病传经入里更易发为太阴病。少阴篇有关呕吐下利诸论，大都属于内传太阴之证。故《伤寒论》第277条曰：“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试观少阴篇治下利诸方：如白通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等均属四逆辈。证同太阴，治亦同太阴是也，太阴病提纲有吐、利证候而少阴病提纲则无，为何？盖太阴病者，邪至深而阴至极，生气欲尽多在此时，少阴传太阴既易且速，治之即可微汗而已，误则病危。故于少阴篇中，多详论太阴危笃证候。
少阴并病是指少阴病未罢，又合并其他病者。少阴易传太阴，当然亦有少阴与太阴并病。《伤寒论》第304条曰：“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这是说，少阴病得之一二日时，病当在表，然口中和是已有太阴脏寒不渴之机，而背恶寒正是里寒外见之候，此即少阴与太阴并病。法当温里，以附子汤主之。
又第305条曰：“少阴病，身体疼，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大意是说，少阴为病在表，故身体疼，骨节痛而脉沉，原宜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但其手足寒为阴寒内盛逆厥之象，是少阴已并太阴之征，故以附子汤主之。
综上，表里并病，若里实热者，须先解表而后攻里，若里虚寒者须先救里而后解表，此即仲景论治之定法。以上两条均主以附子汤，即先救里而后解表之意，这是少阴太阴并病的治疗原则。
大承气汤原属阳明里实证的攻下猛剂，而少阴病却用其急下，确实费解。但此正足以说明少阴病是属于在表之病。因表病传里，是可以转变为太阴病或转变为阳明病的。而少阴易传太阴而少传阳明，此和太阳易传阳明而少传太阴恰成对比。在太阳病，里脏实（脏气不虚）而多湿者，则太阳易传太阴；在少阴病，里脏虚而多满者，则少阴亦有传阳明之虚中夹实证。《伤寒论》第322条所示“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明是阳明里实的证候而出自少阴篇，只不过说明它是由少阴传变而来。唯此三条三急下所论，既无潮热，又无谵语，是否有燥屎也不能确诊，何得以用大承气汤急下呢？须知少阴病之作，血气已虚，病虽在表，亦宜微汗（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中的麻黄用量均不过古制二两）；若少阴之邪传至阳明，虚燥相搏，虚将因燥而竭，燥将因虚而结。正虚病实，将难措手，只有乘其初萌，急下可已。若循常规待其燥屎已成而后攻之，势必病危不治。试观《伤寒论》第320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二三日为始可传里之时，而口燥咽干亦不过胃有不和之象，竟宜大承气汤猛攻，病机刻不容缓，是示人“始得之”“二三日”争取解表。如其里传太阴则须虑其阴极而亡阳，必须急温；如其里传阳明须虑其阳亢而亡阴，必须急下。察微知渐，方称良工。
咽痛一证虽表里俱有，然多见于阳而甚少见于阴。今咽痛又出于少阴篇，令人迷惑。其实，亦为少阴内传少阳之病变，所示甘草桔梗诸方，大都属于和法，则可知已转属少阳。少阴之邪传至少阳，热循孔道上炎则咽痛，素体精血枯少者，势必致为咽伤烂赤。
少阴与太阳同是病邪在表之证，而其属性则为阴、虚、寒（即少阴病为阴、虚、寒之表证），同样有转变之虞。依据病人体质，传至太阴则呕吐下利；传至阳明则腹胀不大便；传至少阳则咽痛。同样有并病之成，即少阴与太阳并病。本病不但有其固定的特征，而且有传变的规律。医者须详察之，观其脉证，随证治之。对少阴病的讨论，势必涉及其他五经病以及六经辨证基础等问题的讨论。由于篇幅所限，以后详谈。
《伤寒论》厥阴篇，只有四条（第326、327、328、329条）明文提到厥阴病。第327、328条，条文甚简，不好解。第326条曰：“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第329条曰：“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仅仅有以上两条证候，并未明示治疗方证。今人感慨，不知张仲景所论厥阴病的真面目，此成为尔后研究《伤寒论》的最大难题。对此，多数医家从书堆里主观臆测判断，认为是：①寒热错杂证；②厥热胜复证；③寒证；④热证。更有人认为是厥阴温病。对第338条“……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也多持有疑虑，厥阴病怎么仅有“因蛔而厥”一证？丸者缓也，乌梅丸怎能主治“阴阳气不相顺接”（第337）之危证？既不可理解，又不好使用。
据胡希恕老师“以八纲释六经”的辨证方法，笔者尝试做如下见解，不知妥否。
1. 仲景论表证和里证，多达315条（太阳病为阳、实、热的表证共178条；少阴病为阴、虚、寒的表证共45条；阳明病为阳、实、热的里证共84条；太阴病为阴、虚、寒的里证共8条），半表半里之证“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148）仅为1条，这是客观存在的。
2. 古人认识疾病，在那不可能超越肉眼观察的年代，医生主要通过感官（望、闻、问、切），感知病人临证时的证候表现。人体无病时，伤寒六经分证是不存在的。人体无病时没有证候，辨证也就无从谈起。
3. 古人通过反复实践认识到三阳病（太阳、少阳、阳明共272条）为常见病、多发病，此时人体正气尚存，抵抗能力强，针对疾病的证候，实施方证及用药治疗，有一套全面而准确的经验总结；对阳气已衰，抵抗力低下，不常见的三阴病（少阴、厥阴、太阴共109条），相对而言，前人的认证、选方、用药经验，确实缺乏。
4. 特别强调的是，有人体诸多脏器的广大胸、腹腔，发生正邪交争剧烈“阴阳气不相顺接”的厥阴病，古人更是难以用感官来感知。所以《伤寒论》中死证21条，厥阴死证在六经中最多，有8条（太阳死证2条，阳明死证4条，少阴死证7条，少阳、太阴无死证）。难治有4条。
5. 厥阴病最常见且重要之症状为“厥”。第337条曰：“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正邪交争于阴时，其表现为厥。在厥阴篇56条中，有厥、厥逆、厥冷等证候者占32条，出现“厥”字近百次。由此可见，厥阴病是重症、危证，病情复杂且多变，只能用阴阳抽象辨证，证治示范亦从略。所用白虎汤、承气汤、小柴胡汤、桂枝汤、吴茱萸汤、瓜蒂散、四逆散等，也只能说明“知犯何逆，随证治之”（16）而已。乌梅丸、当归四逆汤的治法，也过于简单。
综上所述，胡希恕老师认为，厥阴病的病位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半表半里。其病情表现为厥、手足厥冷、手足厥寒、手足厥逆，在八纲辨证中属阴、虚、寒。多数由少阳转阴而来。半表半里的胸、腹腔有诸多脏器，功能衰退邪气盛时，正邪交争于阴，阴阳气不相顺接发生的病证多重且危，病情复杂多变。故仲景强调：“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335）体表怕冷、恶寒、厥逆时，体内必发热（体温在39℃以上，感染性疾病），所以出现“其喉为痹”（334）、“口伤烂赤”（335）、“必发痈脓”（332）、“必便脓血”（334）（341）、“咽喉不利，唾脓血”（357）等重症。当时实践经验有限，治疗大法不多。仲景的绝招就是“以法救之”（244）。因此厥阴病死证居伤寒六经之首。胡希恕老师推荐：应该用柴胡桂枝干姜汤主治阴、虚、寒的厥阴病。乌梅丸、当归四逆汤亦可。
在古代，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相当一部分国人都患有蛔虫病，“其人当吐蛔”、“其人常自吐蛔”（338）、便蛔，仅凭肉眼就能观察和诊断。因此，把腹腔发生的搞不清的诸多急证所致的“厥”证，都认为是蛔虫引起的“厥”证，用乌梅丸来安抚，“蛔闻食臭出”（338）。治疗效果不佳，医生束手无策，所以“死”证居多，比少阴病多一条死证。
笔者用两个例子说明上述看法：
其一，笔者1962年学习病理课程时，在展示标本的教学楼，见到一个如鸡蛋大的胆囊结石。从中间切割成两半，在横断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小蛔虫的干尸。
其二，笔者毕业后，1968年初来到新疆农村，为农民服务。1970年初夏，一位中年妇女带一个约六岁的男孩来卫生院看病。说孩子经常晕过去，一会儿又好了，吃饭明显减少，有时恶心，前几天吐过一条蛔虫，活的，白天手足发凉，晚上手足发热，有时肚子痛，不知啥病。患儿清瘦，面色不华，皮肤干燥，四肢较细，腹部略膨起，扪之有蠕动感，因吃得少，两天未大便。按胡老讲：患儿娇小予小柴胡汤加大黄比予大柴胡汤稳妥。如法给患者两剂。当天傍晚，患儿母亲双手捧着一个铁簸箕跑来了，里面有大小20多条蛔虫，乱动吓人。说，患儿空腹喝了第一剂的头煎后，约半小时，就哭着拉了这么多虫，真把人吓死。我吃惊不已，嘱把余药服完。回访得知，患儿好了，饭量大增，再没有晕过。
昔日的蛔厥证（338），从上述可想而知。今天的厥阴病（336），绝大部分住进了急诊科或病房。然而，厥阴病的讲课、讨论、考试，仍将继续。
张仲景总结出《伤寒杂病论》，两千多年来，经久不衰。注解《伤寒论》的著作，远远超过了后世对《论语》《孟子》研究的总和。《伤寒论》有如此强的生命力，主要是发明了“辨证论治”和“方证辨证”两大系统。一是创立了“六经八纲”“辨证论治”的基础，提纲挈领地阐释了人体复杂疾病现象以及疾病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二是建立了“方证辨证”的治疗方法，简洁可靠，确切有效。前者是理论架构，后者是实际应用。理论联系实际，常可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伤寒论》的灵魂是方证辨证。“方证”是指经方的适应证，“辨证”就是辨某方证以及人体发生病情时整体反映的证候。只要这两个证能相对应，能相吻合，就可以治疗，不管它是西医说的什么病。前人总结“有是证用是方”，又称“方证相对”，相符即可应用，不必受脏腑、病因、病名等拘束。方证不合，难起沉疴。所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中医的“证”完全是科学的，不需要用西医的“症”来救命。
本院中药房备有中草药约500味，《中医大辞典方剂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5月）收有方剂7500余首，据目前的研究表明，有名称的方剂数量约10万首。医保能报销的病名9925个（包括手术及专科疾病）。如此大数，临床中医师怎样才能给病人一个合适有效的处方？目前常见有三种方法：一是六经八纲辨证；二是脏腑理法方药辨证；三是根据经验用方。
前一种方法为“方证辨证”，善用经方，侧重于应用。经方者，自《神农本草经》《伊尹汤液经》《伤寒杂病论》，至少有三千年的临证实践，与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息息相关。其一，经方历经千锤百炼，经久不衰，疗效经得起考验。经方是通过无数人的生命与时间而积累下来的，而不是拿小白鼠做过实验，就给人用上了，实验结果是不能成为临证指南的。其二，经方的药味组成简练严谨，很多方证精到无法减味使用，如麻杏甘石汤、甘麦大枣汤、小建中汤、四逆汤、理中汤、承气汤、白虎汤等。经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成可靠，经得起重复，拿来就能使用。对那些尚未明确诊断的疾病，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治疗。
后两种方法，已被广泛使用，多基于自己的经验，随意性强，颇有局限性，能否有效，心中无数，特别是脏腑辨证易受B超、拍片报告的干扰。基本上是自己“造方”，药味多，处方大，疗效较差，费用陡增。
《伤寒论》中论说方证：“证以方名，名由证立，有一证必有一方，有是证必用是方，方证一体。”［张志明.试论《伤寒论》六病分证的特点及其意义.浙江中医，1980（1）：22］。桂枝汤方证、麻黄汤方证、承气汤方证、柴胡证、桂枝证，这是古人长期医疗实践的总结。张仲景根据《汤液经法》中行之有效的方剂及其适应证，以六经来分类，用八纲来分析，形成了112方398条的《伤寒论》。其中，约二分之一的方证最适用于今日临床中的常见病、多发病。
胡希恕老师讲：辨证论治的程序是，采集证候反映，用八纲分析病情，以六经进行病位归类，得出治疗方证，最后给予适方。并强调：“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
首先，要尽可能多地掌握《伤寒论》的主打方证。老师称之为“临床常遭遇的方证”。包括方证的主证、药味组成、用量以及使用方法。要熟记，能背诵，得要领，打好基本功。腹中空空，何以致用？
第二，要辨证准确。“方证”是医生的“武器”，是客观存在的，是历经数千年的医疗实践，科学地淘汰，去粗取精，提炼升华而形成的。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关键在于方证辨证是否正确。“辨证”是凭医生的主观感知和辨认来认准证候这个目标（证候一词，始见于《伤寒论》伤寒例第三）。“方证”和“证候”这两个“证”的相对应是有误差的，认准了疗效很高，有时很神奇。认不准了，就没有治疗效果，甚至延误病情，成为仲景所说的“坏病”。怎样纠正呢？《伤寒论》第16条明示：“……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说明，得病以后，经过汗、吐、下、温针等方法治疗，仍无效果，再不能用桂枝汤解表了。要重新根据其脉象与证候的反映，采用新的“方证”和适方治之。后面的“随证治之”之“证”，并非前面的“观其脉证”之“证”。它是经过医生对新发生的脉证，进行新的思考和认识以后，明确“知犯何逆”而辨出来的“证”，从而进行治疗。
第三， 一部《伤寒论》，通篇讲误治后，传经多，变证杂，成为坏病。遵胡希恕老师讲“传经不拘日数，坏病不管病因，观其脉证，随证治之”进行救治。
今天中医基本上看的都是坏病，采用“方证辨证”尤为重要。坏病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发病之时，没有及时就医，实在坚持不了，才到医院看病。②医生用药不当，病情加重了。③滥用广告药及保健品之后，出了问题来找医生。④有一部分病人，经过吊针输液仍不见好转，“去找中医吧”。⑤素有多种慢性病，如“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等，又患了新病。坏病何其多，正是发挥中医“方证辨证”优势的绝佳机遇，遵“随证治之”进行对证下药，而不是“随病治之”。仲景不放心，特别叮嘱全书只言一次的“常须识此，勿令误也”（16）。
第四，要抓主证。症状是辨证的前提，抓住主证，围绕主证进行辨证，八纲就不会错，兼证就迎刃而解。所以开处方只要大方向对，就会有一定的疗效。《伤寒论》第101条曰：“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强调一证，即是主证。主证是一个症状，也可能是数个症状。例如：半夏厚朴汤，喉中如有炙脔；芍药甘草汤，脚挛急；射干麻黄汤，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大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心中痞硬；桂枝汤，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小柴胡汤，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眩。
第五，“方证辨证”可以由博返约、执简驭繁地进行“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即多种疾病发生同样的证候，可采用相同的方证治疗；一种疾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不同的证候，就要采用不同的方证治疗。也就是常说的“一方常治多种病，而一种病常须多方治疗”。例如：症状相同，病因、病位不同，治疗则相同；症状、病因、病位相同，病人体质、年龄、性别不同，治疗则不同；症状、病因、病位相同，病人体质、年龄、性别也相同，但发病地域、季节不同，则治疗不同。
第六，方证辨证的病名问题。因化验检查、书写病例、医保商保、疾病证明、书写文书、与病人沟通、采集病史等，中医必须用西医的病名，否则就无法工作。但是辨证选用方证时，必须用中医的证候、症状及病名，因为“六经”“八纲”无法摒弃，否则就成了个人经验用药。笔者意见，与病人沟通、书写病例时，中西医病名汇通兼容，怎样合适就怎样用。“方证辨证”时，一定要用中医的证候、病名，进行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六经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治疗方证。
第七，《伤寒论》质朴无华，可靠实用，不像宋代以后的故弄玄虚、取类比象、舍本取末。岳美中先生总结为“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从客观以立论，投药石以祛疾”的学术特点。故方证辨证基本不谈脏腑归经、五行生克。
第八，《伤寒论》有合病、并病之论，治有桂枝麻黄各半汤（23）、桂枝二麻黄一汤（25）、桂枝二越婢一汤（27）。即病有合病，治用合方。经方，药味简练而精，缺一味药即不成方，主证明确，便于合方运用。胡老在方证辨证中，善于合方应用，心中有数，疗效肯定。如桂枝汤合真武汤、大柴胡汤合桂枝茯苓丸、半夏泻心汤合吴茱萸汤、小柴胡汤合当归芍药散等，请看胡老医案。
“方”者经方也，“证”者证候也。王永炎院士谓：“证候是人体对疾病病理生理变化整体反映的概括。”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在于方证。“方证”者乃经方的适应证，是客观存在的，是辨证的尖端。“辨证”者即仲景的“辨脉证并治”（《伤寒论》标题），是医生的主观认知和判断。通过望、闻、问、切，辨八纲、六经，辨坏病、预后，辨“随证治之”“以法治之”，辨“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给出适合病情的方证，进一步明确处方、用药、用量及煎服法，以达到治愈疾病之目的。
附：辨证论治的基本概念
胡希恕老师于1965年着手撰写《中医辨证治疗学》一书。笔者听课时，摘抄其“总论”部分“辨证论治的基本概念”一节。供参考。
辨证论治一名词，乃抽象地说明中医是以证为据的一种治病方法。不过此之所谓证，与众所熟知的症状大有不同，症状是指罹病人体有异于健康时的一切反应而言，如头痛、腹痛、发热、恶寒、脉浮、脉数……均属其例。至于为证，乃是通过一系列的固定证候，而对于疾病的一种认识。即如包括表、里、阴、阳、寒、热、虚、实的八纲，和包括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六经，即都属于表达疾病不同内容的为证称呼。所谓辨证，就是依据患者当时所反应的证候，以辨其为病，是发作着八纲和六经里面的哪一或哪些的证。所谓论治，亦即依此所辨明的证而论其合理有效的治疗方策。基于事实的证明，尽管疾病的种类繁多，致病的因素复杂，但凡病的发生和发展，总是不出于八纲和六经的为证范围。故以八纲和六经为尺度准绳的辨证论治，自亦无病不可辨，其理之所在，暂置不谈。然即此事实，亦足以说明八纲与六经，均不外是罹病人体对于一般疾病的规律性的一些反应。以是可见，中医辨证论治的主要精神，即是于此罹病人体规律性的反应基础上，讲求一般疾病的通治大法。
例如《伤寒论》第1条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即是说，患者若现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一系列的证候时，即可确辨它是发作着的太阳病（这是以六经名证，若易八纲则可称之为表阳证），唯此所称的太阳病，并不是某一个别病变的专称，乃具有同样征候的一般疾病的通称。当然也可以说，它是罹病人体对于疾病规律性反应上的一个共同环节，而它经常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为一系列的固定证候表现出来。故无论是什么病，只若出现这样的特征，便可依治太阳病的发汗原则而进行适方的治疗，即能将其治愈的。中医恒以一法而治多病，和治一病而须多法，即是这一精神的有力证明。
以上所述，虽是辨证论治的主要精神，但还不能说是对于它的足够认识。八纲与六经固属辨证论治的尺度准绳，并可确定于此做出原则性的施治大法。于前例已经谈过，凡病若确辨它是发作着的太阳病，便可依法施以发汗法的治疗，即不会错误的。不过可资发汗的方剂为数很多，是用桂枝汤呢？麻黄汤呢？还是葛根汤呢？难道任取一种发汗剂，即能治愈所有的病吗？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其实上面已有进行适方治疗的一语交待。所谓适方，即适应整体情况的一种方剂。即是说，无论任何一种治病的方法，必须选用适应整体情况的方剂行之。即如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特征的太阳病，固然依法当发汗，但若同时伴有发热恶风脉缓等证候时，则宜处以桂枝汤；若同时伴有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脉紧等证候时，则宜处以麻黄汤。此外如葛根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越婢汤……虽同属于发汗的法则，然亦有其不同的适应证候为选用的标准。若用得其反，不但无益，且足为害。某方剂的适应证候，即称之为某方的适应证，或简称之为某方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大青龙汤证……以是则中医的辨证论治，既须依据某些固定的特征，以辨八纲和六经而确定施治的准则，还要基于整体的证候反应，详究所属方证，以行适方的治疗。它的程序是：罹病人体的证候反应→八纲→六经→方证。若透视其治疗精神，可做这样的定义：辨证论治是于罹病人体规律性的反应基础上，而更适应整体的讲求一般疾病的通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