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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爆发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这场历经曲折，震撼全欧，延续几十年的大革命从一开始便出现了革命派和保王派。革命派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决心推翻千年之久的封建王权。波旁王室的当朝国王乃是路易十六，聚集在他身边的乃是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的贵族和教士。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享受的一切封建特权、财富和荣耀。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则处于没有权力、备受压迫的状态，他们渴求改变现状。两派之间进行了殊死斗争。革命派要打倒这股封建势力，自然集中打击国王。但路易十六和祖父路易十五不同，虽被视为无能无害之辈，但还进行过一些改革，支援过美国独立战争，不是一个他祖父那样荒淫无度、大肆挥霍的昏君。革命派的矛头便指向王后，把她和历史上著名的妖姬淫娃相提并论，把一切脏水泼在她头上，给她取了“奥地利母狼”“亏空夫人”的绰号，安上各式各样的罪名。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之后，到1793年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处以死刑，死于断头机下，时年三十八岁。
茨威格把这样一个王后的一生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加以描述，写下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并加以“一个平庸的人的肖像”这样一个副标题，显然是想拨开纷繁杂乱的历史迷雾，还历史人物本来的面貌，也让读者从这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中，看出当时的叱咤风云者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且看茨威格如何以心理分析的方法，从人性的角度描写她的一生。在茨威格笔下，她既非保王派所说的纯洁无瑕的伟大圣女，亦非革命派攻击的下贱娼妇，而是“一个性格平庸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并不特别聪明，也不特别愚蠢；既非烈火，亦非寒冰；没有从善的特别力量，也无作恶的坚强意志……一个不好不坏的女人，没有心思去做恶魔，也没志向去当英雄”。
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以睿智、开明著称的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小女儿。作为娇生惯养的公主，在维也纳美泉宫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这位公主和普通百姓家的女儿毫无差别：聪明伶俐，但不深刻；悟性不低，但不努力；美丽迷人，举止优雅；温柔善良，活泼开朗；轻率成性，漫不经心；贪玩懒惰，不爱学习，不爱思索；知识限于肤浅，注意力不肯专注……女皇的娇女，上天的宠儿，她也的确看不出有努力的必要。可是命运偏偏让她作为加固奥法同盟这一政治联盟的女主人公下嫁给国力强大，而实际上已经日趋衰微的法兰西王国路易十五国王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这不是一桩因为爱情而缔结的婚姻，而是两大帝国之间进行的一桩买卖。
茨威格接着便描写这对年轻的王太子夫妇，在新婚之夜的奇特经历。未来的路易十六国王，对年轻美貌的新娘居然毫无兴趣。这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为性无能所困扰，洞房花烛夜并未成为两人婚姻的高潮，丈夫对妻子毫无柔情。这种已婚未婚的状况持续多年，等到王太子登基成为路易十六国王，还依然没有变成名副其实的丈夫。国王无能已是公开的秘密，成为宫廷笑柄，使王后蒙受羞辱，国王遭人耻笑。最后是大舅子，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亲自前往巴黎，说服路易十六动了手术，才平息了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小夫妻之间的这一床帏秘密，使得他们有七年之久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叙述这件后宫隐私，是为了说明国王何以对王后百依百顺、俯首帖耳。这对了解今后事态的发展至关重要。国王由于性无能而产生自卑感，在闺房里不像丈夫，在众人面前不像君王。他看不惯王后挥霍成性、纵情游乐，不喜欢王后的游伴，觉得这些游乐有失王家风范，不合他的口味，但是夜夜在闺中备受羞辱，又怎能在大白天摆出主子的谱来？于是他便完全屈从于王后的意志，毫不反抗。
然而七年之久，守着一个名不副实的丈夫，望梅止渴，情欲被煽起又强行压下，整夜受着青春的煎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不自然的克制，使得这心理生理都有正常要求的少女永远得不到满足，变得烦躁、懊恼，又羞又恨。夜里的失望使她白天渴求用别的方式发泄，燎起的神经只有用激烈的游乐才能得到平静。难以排遣的柔情竟化为对女性的友谊。害怕失望，对卧床望而生畏，跳舞游乐饮宴观剧直达清晨四五点。她的那种纵情娱乐的疯劲实乃婚姻不幸造成的绝望心情的变形。就这样，一个稚嫩的公主便逐渐变成一个骄纵的王后。
1773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王太子妃第一次进入巴黎城，城里万人空巷，欢呼、鲜花，盛况空前，玛丽·安托瓦内特深受震撼，写信给她的母亲，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上星期二我经历了一次盛典，我今生今世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进入巴黎的入城式。人们想象得出的一切荣耀，我们全都收到。但是感动我最深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可怜的百姓显示出来的柔情和激情。尽管处于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依然因为见到我们而欢欣鼓舞。在推勒里宫的御花园里人群如此众多，足足有三刻钟，我们进退不得。这次散步之后回来的路上，我们在露天的平台上又足足待了半个小时。我亲爱的母亲，我简直没法向你形容大家在这一时刻，向我们迸发出来的爱和欢乐。在我们退下来之前，我们还向民众挥手致意，他们高兴已极。处于我们的地位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就赢得友谊。可是再也没有更加珍贵的东西了，这点我已经很好地感觉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可惜这位深受感动、欣喜异常的王太子妃容易激动，也容易忘怀。访问了巴黎几次之后，她完全被声色犬马所吸引。那些身处沉重税收的高压之下，还对她表现出柔情和激情的民众，渐渐被她忘怀。她把享受这两千万民众的热爱当作她的权利，“丝毫没有想到，权利也意味着义务。即便是最纯洁的爱，如果没有感到回报，最后也会疲惫”。
逃离了凡尔赛宫和宫中令人厌烦的礼仪，玛丽·安托瓦内特觉得“似乎逃出一座暖房，进入自由的空气。在这里可以依着自己的性子生活和享受，而在那边（在凡尔赛）只为位子而活着。她兴致勃勃地出入娱乐场所，定期造访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意大利喜剧院，参加舞会，出入赌场。最最吸引她的是化装舞会。因为化装舞会上的行动自由，是允许她享受的唯一自由。在这里，在面具的掩护下可以无忧无虑地纵情欢笑。在巴黎可以纵情娱乐，乐享人生”！岁月流逝，1774年4月路易十五驾崩。王储即位成为法王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从太子妃升到王后，使她终于置身于众人之上，不再臣属于任何人，只听从她自己任意妄为的脾气。可是她并没有利用她拥有的权力和自由，作为王后赢得胜利，像她母亲那样，而是作为女人赢得胜利。于是她在之后的十五年里变成整个宫廷最为时髦，最能卖俏，穿着最好，最为骄纵，尤其是玩得最为高兴的女人，成为引领时尚的一代名媛，风姿卓绝叹为观止的洛可可王后。茨威格无情地指出，这个年轻的王后，近小人、远君子，母亲的遥控她阳奉阴违，充耳不闻。两位年长的顾问和导师，也不能无休止地在贵为王后的弟子耳边絮聒个没完。而那些精通一切诱惑灵魂、销蚀意志之道的宫廷佞臣便乘虚而入，王后身边恃宠而骄，牟取私利的“闺蜜”想方设法促使王后弄权，造成闺蜜干政。
这些年她从未踏进过一家市民的住房，从未出席过一次议会的会议，或者参加过一次法兰西学院的会议，从未造访过一次医院、市场，从来没有试图了解她的人民日常生活的一星半点。在探访巴黎时，总是只待在消遣娱乐的花花世界，金碧辉煌的狭小圈子里。她乘坐着豪华马车来来回回，却与真正的人民和真正的巴黎擦肩而过。你置人民的疾苦于不顾，又怎么能叫民众对你好感如旧？王后不懂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始终是载舟覆舟的关系。二十年后，国王夫妇终于被人民所唾弃。
究竟谁是王后的敌人？玛丽·安托瓦内特做梦也没有想到，密谋叛乱的司令部分布在卢森堡宫、王宫、美景宫和凡尔赛宫里，其首领乃是路易十五的三位终身未嫁的公主、国王和王后的姑妈。因为年轻的王后大权在握，三位年长的公主无人搭理，自尊心受到严重损害。等到王后越来越失去人心，三位公主居住的美景宫便越来越门庭若市，一切失意的贵妇，遭到贬抑的贵族，都在美景宫定期会面，秘密制造中伤王后的谣言，在凡尔赛宫里广为流传。这是老一辈的痛恨王后的敌人。
与此同时，新的潮流激醒了聪明的市民阶级。他们受到卢梭关于权利的教诲，看见邻近的英国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形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回到祖国的法国人，带来了大洋彼岸陌生国度的消息。在那里，社会等级和阶层的差别，通过平等和自由的观念而被取消。新一代人看不惯法国的宫廷无能，政府衰败。路易十五的情妇当政终于结束，代之以玛丽·安托瓦内特不经意的“王后弄权”和波利涅克等人有意识的“闺蜜干政”。这些要求有个新制度，更好的秩序，对时局不满的革命派，聚集在奥里昂公爵的王宫里。这位公爵是和王室同样古老的支脉之后，王后伤害了这位平庸已极的贵族的虚荣心，阻止他获得法兰西海军元帅的权杖。感到深受侮辱的奥里昂公爵，决意反击，成为一切革新派、自由派的领袖。还有那些不满分子，很有教养却怀才不遇的市民，闲着没事的律师，蛊惑人心的家伙和新闻记者，一切极不安分、过于活跃的力量，日后凝聚起来成为革命突击队的一分子，也都聚集在奥里昂公爵的麾下。
这支强大的队伍正枕戈待旦，等待进攻的信号，人人都认清了方向，知道了口号：反对国王！尤其反对王后！
革命尚未爆发，王后已被弄得声名狼藉。王后的随心所欲，国王的竭力袒护造成了敌人攻讦的诸多口实，杜撰虚构的王后秽行竟成街谈巷议的话题。
茨威格告诉我们，在革命派和反动派之间还站着一个人。此人也许是王后最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她丈夫的亲弟弟，普罗旺斯伯爵，日后的路易十八国王。在路易十六无嗣的七年里，这位御弟一直做着“国王无嗣，弟继兄位”的春秋大梦。可是王后紧接着一连生下两男两女，这位御弟篡夺王位的阴谋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他便不得不走着隐蔽虚伪的道路，不动声色，强压住徐徐冒烟的嫉妒之火，一直等到革命爆发，他才活跃起来。等他逃到国外，不是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他的兄嫂，而是竭力用挑衅的宣言，使囚居在国内的国王王后处境日益险恶。他借法国革命派之手，把他的兄嫂侄儿送进坟墓，希望在他们的棺材里找到他渴望已久的王冠——这个希望果然得到实现。
骄傲的王后对这种仇敌环伺、险象丛生的局面，并非浑然不觉，她也知道有不少攻击她的讽刺诗文，她那哈布斯堡家族的骄傲使她蔑视危险，鄙夷不屑地把这些点点滴滴的脏水从衣服上拭掉。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盛行讽刺小曲的时代，人们写这种东西攻击宫廷中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法兰西的轻浮在国王面前也不止步，而我也未能幸免。”她的态度何等“洒脱”，却不知这些仇恨和贪婪合作制造的卑鄙无耻的产品，成功地达到了它们预期的目的：使玛丽·安托瓦内特无论是作为女人，还是作为王后，在整个法国都彻底为众人深恶痛绝。
在这期间，博马舍的喜剧把贵族当成笑柄，把市民塑造得聪明伶俐，也动摇了千年王权贵族神圣的根基。而王后居然在她的独立王国特丽雅侬宫中上演《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并且亲自扮演女主人公的角色。在市民的讪笑和贵族的愚昧之中，法兰西王国的基石渐渐松动。茨威格没有描写法国人民如何啼饥号寒，民不聊生，于是民怨沸腾，革命的浪潮高涨，而是通过王后日渐脱离人民，王室变成孤家寡人的过程，表现了民众拥戴的年轻王储和王太子妃，如何变成民众唾弃、万民憎恨的国王和王后。正当轻浮的王后乐陶陶地醉心于洛可可王后的轻歌曼舞之际，突然风云变色，响起晴天霹雳，革命的风暴终于爆发。
大革命爆发后，聪明人都急流勇退。王后旧日的游伴，国王的二弟阿尔托阿伯爵，宫廷显贵都纷纷抛弃王后，逃往国外。王后身边一片寂静。这时，真正的朋友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就是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
茨威格在尘封的史籍里，把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瑞典贵族费尔森引到读者眼前。费尔森伯爵是王后的挚友。他们两人的初次邂逅发生在1774年1月20日的一次假面舞会上，玛丽·安托瓦内特那时还是王太子妃。以后他们的感情就在秘密中发展，无论是法国宫廷还是王后的敌人都不知道费尔森的存在。一直等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王后的朋友们四下逃散。费尔森才在1789年8月底正式登场，出现在凡尔赛宫。在以后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日子里，费尔森成为王后唯一可靠的朋友和助手。10月6日，国王全家被迫从凡尔赛移居巴黎城里的推勒里宫，行动受到限制。费尔森便成为国王夫妇对外联系的唯一可靠的信使。1791年6月20日至25日，国王全家准备逃亡。整个出逃计划，从筹措费用，定制马车，到制订计划，安排沿途各站官兵的接应，都由费尔森一手操办。其中最惊险的一步是如何走出推勒里宫，登上出租马车，驰到巴黎城外。费尔森亲自担任马夫。出逃失败，费尔森又冒着生命危险，再闯推勒里宫，和国王王后一起密议，商讨新的营救计划，在王后卧室里和她单独待了一个夜晚。可以想象，这对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到国王被处死之后，王后被囚禁在重点把守的塔楼之中，远在国外的费尔森也没有放弃营救王后的努力。王后被杀之后，费尔森对王后的缅怀并未终止。
保王党人不愿承认费尔森和王后的亲密关系，无法想象一个圣洁的殉道者王后竟然会有一个情夫。费尔森家族的后人也羞于承认这段恋情，不惜涂改甚至销毁费尔森的日记和王后给他的书信。殊不知这些动了手脚的地方正好欲盖弥彰地暴露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真情和实情。茨威格特意举出一封为编选者忽视的抄件，在信件的末尾写着：“别了，一切男人当中最深爱我的，和我最深爱的男人。”茨威格写道：“一个王后这样勇敢，这样超乎习俗地称呼一个男人，毫无疑问，早已把她缱绻柔情的最后证明交给了他。”
这位游戏一生的王后竟然还有一个情人，至死不渝地怀着深情思念着她。这也足以使这不幸的女人在临终之时感到慰藉。
所以汉斯·阿克瑟尔·封·费尔森是王后生平埋得最深的秘密。没有他的存在，许多历史事件便不可能发生。茨威格不惜用感情浓重的笔触，介绍这两个人的几乎可说是匪夷所思的恋爱，把它称之为“一出心灵的戏剧被公之于众，内容精彩绝伦、险象环生，一曲牧歌，一半发生在宫廷的阴影之中，一半已笼罩着断头机的阴影，是那种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这样难以置信，只有历史自己才敢于命笔撰写：两个人在火烧火燎的恋情之中彼此委身，迫于义务和谨慎，极为胆战心惊地把他们的秘密严加隐瞒，一再被迫分离，又从渺若星空的两个世界彼此苦苦寻觅，一个是法兰西王国的王后，另一个则是北国陌生的小容克贵族。在这两个人的命运当中横亘着一个正在崩塌的世界，一个世界末日般不祥的时代——一页熊熊燃烧的历史，正因为人们从这些半已抹去，残缺不全的暗号和密码当中，只能逐渐参透这些事件的整个真实情况，这段历史才更加显得激动人心”。
法国革命终于摧毁了暴政，砸烂了旧制度，开启了新时代。一向被人轻视的第三等级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法国发生了天翻地覆，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的内容迅速传到欧洲各国。
这个革命受到欧美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革命政府宣布华盛顿、克洛卜斯托克和席勒等人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公民。黑格尔、谢林和荷尔德林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在图宾根种下自由之树，围着自由之树欢呼舞蹈。席勒甚至一度打算举家迁往法国，足见法国革命如何深得人心。
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个复杂的概念。茨威格对他们进行了如下的分析：
“革命派的成分十分复杂。总的说来，是两种人。明显地区分为两种典型：出于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和出于怨恨愤懑的革命者。理想主义者，希望以市民阶级的统治取代贵族阶级的统治，用自由、平等、博爱取代千年王权，一心想把群众提升到他们自己的水平，提高群众的教育文化、自由和生活方式。国民议会中占多数的吉伦特党人和雅各宾党人中的一部分便是如此。
另外一种是长期以来日子过得不好的革命者，他们想对那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进行复仇，试图把他们新的权力发泄在从前有权有势者身上。他们投机革命，提出极左的口号蛊惑人心，希冀夺得更大的权利，因为权利就意味着利益。”
这样一种状况，自然会引起革命派内部争权夺利的纷争。
果然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政府以“自由”的名义，把原来在革命政府中掌权的温和派革命者吉伦特党人罗兰夫人等送上断头台。罗兰夫人在临行前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名言：“啊，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行！”1792年9月，担任司法部长的丹东，大开杀戒，制造九月恐怖，杀人无数。
受到法国革命威胁的欧洲各国迅速组织起反法联盟，企图一举扑灭法国革命的烈火，联军直逼法国国境。法国的革命军队初战失败，旺代和里昂的保王党先后起义。内忧外患交相逼近，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危在旦夕。于是巴黎和全国群情激愤，慷慨悲歌，热血沸腾。革命派中的激进分子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嗜血。断头机不停地运转，乱葬冈里无名尸体堆积如山，不计其数的无辜百姓纷纷成为恐怖行动的牺牲品。
其实革命派也并不是非要把国王夫妇置于死地不可。就是在这种群众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况下，1792年12月，开庭审讯路易十六。1793年1月16日，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国王的命运，革命派本来只求废黜国王便算达到目的，大部分温和派吉伦特党人，前一天还决定不杀国王，在公开表态时，慑于激进派的压力和民众的激烈情绪，此时迫于形势也纷纷主张处死国王。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刑。
然而保王党营救王后的计划并未中止，而且每次都险些成功。革命派当中的激进分子便对王后严加防范。保王党的营救之所以还有可能，都是因为革命者内部受贿的人员充当内应。这些貌似革命的激进分子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其实都已开始腐化、堕落。
负责照管国王全家的，是这批满怀怨恨的革命者当中最为恶劣的人物埃贝尔。最为高贵、最有头脑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卡米耶·德穆兰，圣·鞠斯特早就看出这个极端龌龊的拙劣文痞，是玷污革命荣誉的一个脓疮，他贪污受贿，位居要津，拼命敛财。正如圣·鞠斯特所说：“就像只爬行动物，根据时代的阴晴和危险的情况，变换着自己的颜色。”
这样的变色龙在法国大革命中并非个别现象。三朝元老、警察大臣富歇，自动还俗的天主教主教，历届政府的外交大臣塔勒朗，都是这一大变动时代的典型产物。
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位奥地利幼稚娇嫩的小公主，在奢华无比的凡尔赛宫里，从太子妃变成王后，为万众艳羡，为全国仰慕，过着昏天黑地的奢华靡费的生活十五年之久。直到二十九岁，巴士底狱攻陷，涌向凡尔赛的民众呐喊、怒吼，一直攻进王后的寝宫，被杀害的近卫军的头颅在长矛尖上摇晃，王后这才感到命运的压力，开始奋起反抗，与此前判若两人。一向慵懒成性、贪图安乐的年轻女子，毅然决然地接受挑战。国王迟钝，逆来顺受，王后便挺身而出，变得出奇地勤奋好学，没有秘书，没有助手，一切都亲力亲为。和外界通信，接见来宾，制订计划，向外国发出呼吁，谋求外援，想方设法麻痹敌人，千方百计想夺回她丈夫和儿子即将遭到褫夺的权力。出逃失败，王室的境遇更加困难。但是王后并不气馁。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生前，当女儿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未能很好地接受母亲的谆谆教导，此时她却以女皇为榜样，临危不乱，临危不惧。以后命运的打击越来越沉重，国王被废黜，成为囚犯，旋即被处以死刑。国民公会继续囚禁遭到废黜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把她当作人质。可是奥地利皇帝并无通过交换俘虏，接回这位奥地利的公主之意。而保王党营救废后的行动一再发生，于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被移囚关押死囚的贡西哀尔杰里监狱。无耻文痞埃伯尔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对于王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女子施加完全没有必要的非人道待遇，仿佛不如此便无以表示自己革命意志的坚定。他把不到十岁的王储和年仅十五岁的公主，全都从王后身边夺去，让一个半文盲鞋匠西蒙充当王储的导师，旨在把这幼童教育成一个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粗人。革命法庭准备对王后进行审判，埃贝尔罗织了大量的罪行，想出无耻之尤的乱伦罪，促使王储亲自出面控告生母，最后甚至命令一个宪兵待在王后的囚室里，监视她的一举一动，连王后临刑前更衣都必须在宪兵的亲眼监视之下进行。这位奥地利的公主经受严峻的考验，才悟出“只有在不幸之中，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道理，失去了王冠，恢复了人的价值。无论是在囚室里，法庭上，面对看守，面对法官，甚至面对亲生儿子在埃贝尔之流教唆下和她对簿公堂，她都表现出人的尊严和才智，以她父母和列祖列宗的榜样，极力保持镇定，不失尊严，接受命运的打击。作为王后，她是失败者；作为人，她变成了一出悲剧的主人公。
茨威格在本书中不想对路易十六的统治和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详加阐述，只是借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生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用来激起读者的联想，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描写的是十八世纪的政治家，勾勒的却是当代政治家的众生相。政治在他们手里，直如纸牌。人人都想欺骗别人，以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各种政治力量互相角逐。德国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竞相争夺人民的拥戴。最无耻的自然是纳粹。纳粹（Nazi）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的缩写（NSDAP）。这批政治骗子也以革命者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主义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势力强大的德国，盗用这些铿锵有力的字眼来作为他们罪恶匪帮的称号，借以欺骗群众。几年来，希特勒向各方面作出许多允诺，使各党派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纷纷受骗上当。他们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保王分子，原来国防军的军官都视希特勒为“自己人”。可笑的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首领胡根贝尔格
，自恃和希特勒有秘密协定，十拿九稳将在希特勒内阁里获得最重要的席位。这位自作聪明的政客想利用别人，却为别人所利用。他实际上在为希特勒上台效犬马之劳，却还白日做梦以为希特勒在帮他飞黄腾达。这样愚蠢的骗子又何止胡根贝尔格一人？日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领袖之一的丘吉尔，在他1935年发表的《当代伟人》一书中，也误判希特勒为当代伟人之一。
关于这部传记，弗洛伊德曾经给予高度评价。茨威格的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心理学家，几乎读过茨威格所有的作品。他认为茨威格的这部传记超过了他以往写作的所有传记。“感谢您的慷慨，我现在几乎拜读了您所有的大作。关于人和命运的各种描绘，我不由自主地想说，我觉得它们当中没有一部像最近这本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这样令人信服，感人至深，并且很可能和那如此难以把握，可又无法替代的历史真实如此的吻合。”（1932年10月20日致茨威格信）不仅如此，他对茨威格的风格也极为赞赏：“便是那充分成熟，摆脱了某种激越夸张的语言，以及描述仅限于最贴近最必要的事物的手法，也证明是大师的手笔。”
翻译这本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传记，我获益良多。在此书即将面世的时候，我要感谢国内外的朋友们：我的同窗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罗新璋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卡琳·莫瑟尔·封·费尔塞克博士（Frau Doktor Karin Moser von Filseck），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卡佳·施密特女士（Frau Katja Schmidt），热情地帮我解答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肖丽媛女士和编辑部主任欧阳韬先生一如既往，热情而持久地对我鼓励和支持。我的合作者曲耀君女士，不仅把我六百多页的手稿和两次修改稿打进电脑，还帮我查找了许多人名和事件的出处，保证了译文完稿的速度。
但愿茨威格的中国朋友能够喜欢这部译作。
张玉书
2016年12月9日
下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