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母亲逝世一年多了，每逢想起她，我常常会想起奥登悼念叶芝的伟大诗篇中那个令人惊诧的句子——那几个字既概括了艺术成就有时可以带来的小小不朽，同时又是如此异乎寻常地暗示消亡。奥登写道，叶芝死了之后，就立即“变成他自己的仰慕者”。

亲爱者、仰慕者、诋毁者、著作、工作：暂且不去计较很快就会被扭曲或至少被修饰过的回忆录，暂且不去计较很快就会被分散掉或派发掉的财产，暂且不去计较图书馆、档案馆、录音、录像和照片——显然，一个人的一生所能遗留下来的，不外乎就是这些，不管在世时活得多好、多和善，不管在世时有多大成就。

我知道很多作家，他们尽其所能，在面对必死性时，至少以这样一种幻想安慰自己，即他们的著作将会活得比他们更长久，以及活得比他们的亲爱者——这些亲爱者会在他们余生信守记忆，不管这余生还有多少——更长久。母亲就是这样的作家，写作时用一只想像的眼睛盯着后代。我应补充说，由于她对消亡怀着纯粹的恐惧——哪怕是在她临终时痛苦的最后日子，她也毫不含糊，毫不接受——作品活得比作者更长久这个想法并非只带来些许安慰，而是根本没有安慰可言。她不想离开。我不敢说我对她躺着等死时的所感所想了解有多深——三个月内相继躺在两个医院病房的两张病床上，身体几乎变成一个巨大的痛处——但这至少是我可以确定的。

我还能说什么？就个人而言，当然有很多可说，但我不打算这样做。因此，在这篇文章中，让我也成为一个仰慕者而不是儿子，介绍她这本最后的随笔集。这本随笔集大部分是她在世时亲自挑选和整理的。要是她能从血癌中获得哪怕些许的延长生命的缓解，我敢说她还会对这本书作出补充，修改这些文章（她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不做这些功夫的书），并且毫无疑问还会作些删节。她对自己的著作极度自豪，同时无比苛刻。但是这类修改需由她自己来做，肯定不是由我这个仰慕者来做。未来几年还会有苏珊·桑塔格的其他著作出版——日记、书信、未结集的文章——而它们将由我和另一些人来整理。但不是在这里，不是现在。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有可能了解并充分按照她的意思来做。

然而，即使在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也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她最后这本书具有在别的情况下没有的特殊重量。不可避免地，它将被视为一次总结，视为她的最后文字。她自己不把这本书视作她最后的文字这个事实，以及在疾病剥夺了她的作家身份之前（早在她逝世前，她的作家身份就已被可怖地剥夺了）她心中仍充满各种写作计划尤其是计划写多个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这个事实，一点也不会改变这个印象。而这个印象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本书收录的随笔和演说，颇能代表母亲最关注的很多问题——政治的、文学的、知识的、道德的——尽管绝非所有问题。

她对一切都感兴趣。确实，如果让我只用一个字来形容她，那将是热忱。她想体验一切，品尝一切，去一切地方，做一切事情。就连旅行，她曾经写道，也被她视作一种积累。她的寓所可以说是她头脑的内容的具体化，里面充满着几乎挤满的、品类令人吃惊地繁多的物件、艺术复制品、照片，当然还有书籍，无穷尽的书籍。她的兴趣的范围可以说是难以（至少对我来说）测度，无可比拟的。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国旅行计划》中，她写道：

二十年来我答应自己死前要做的三件事：

——爬马特洪恩山

——学会演奏羽管键琴

——学中文

在另一个短篇小说《诉说》中，她写道：“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能使用的。瞧我脑中所有这些东西：火箭和威尼斯教堂、戴维·鲍伊和狄德罗、鱼露和巨无霸、墨镜和性高潮。”她接着补充说：“而我们知道的远远不够。”我想，对她来说，生活的乐趣和了解的乐趣是同一回事。这就是我以仰慕者的身份从她的大部分著作中学到的，包括从这本书。

我常常逗母亲，告诉她，虽然她基本上不在她的著作中讲自己，但她的赞赏性的随笔——例如其中三篇最出色的，论罗兰·巴特、论瓦尔特·本雅明、论埃利亚斯·卡内蒂 ——所包含的自我揭示也许比她想像的多。至少，它们是理想化的评论。这时，她便会笑起来，略表赞同。但我永远无法确定她是否真正同意，现在依然无法确定。当我在也收入本书的《关于美的辩论》这篇文章中读到“美是理想化的历史的一部分，而理想化的历史本身又是安慰的历史的一部分”时，我又回想起我们这类谈话。

她写作是不是为了安慰自己？我相信是，尽管这更多是基于直觉而不是头脑清醒的判断。我知道，美对她来说是一种安慰，不管是在她充满热情和坚持不懈地去参观的博物馆的墙上，在她无限推崇的日本寺庙内，在她晚上在家中写作时实际上从未间断地陪伴她的严肃音乐中，还是在她寓所墙上那些十八世纪绘画复制品中欣赏到的美。她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被美折服的能力令人吃惊地顽强并在不管多么分散注意力的恶劣环境中存活下来。”我猜，她在这里一定是想到她生命中环境最恶劣、最分散她的注意力的遭遇，即她的疾病，她的两次严重摧残她但仍被她克服的癌症发作（显然，这篇文章是在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患癌之前写的）。

人们有时在谈论母亲的著作时说，她在美学主义与道德主义、美与伦理之间左右为难。她的任何有眼光的读者都会看到这方面的力量，但我认为更敏锐的评说会强调她著作中的不可分割性。她写道：“我要冒昧地说，从一生深刻而漫长地接触美学所获得的智慧，是不能被任何其他种类的严肃性所复制的。”我不知道这对不对。但我知道她本人的每一根纤维都相信这点，知道她那近乎虔敬地坚持从不错过一场音乐会、一次展览、一出歌剧或一出芭蕾舞的态度对她而言是一种效忠严肃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沉溺，是她作为一位作家的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品味，更不是一种瘾。

可以说，她被引向一艘“虔敬船”。她擅长赞赏。本书另一篇文章《一九二六年……》是对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的一次沉思。在这篇文章中，她把三位诗人形容为陶醉于神圣的艺术谵妄中的一个神（里尔克）及其两个俄罗斯崇拜者。关于两个俄罗斯崇拜者，她写道：“而我们，他们的书信的读者，都知道他们也是两个未来的神。”对母亲来说，这种崇拜的恰当性是不证自明的，而她终生都在崇拜，直到她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可以说，这已变成她的第二天性。这就是她那些赞赏文章的精髓。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她对她作为小说家的作品的珍视，远甚于她写的任何东西，但是她无法停止写这类文章——一如这本书最后一次表明的。

做干细胞移植是她最后的、也是微弱的生存机会。在做移植前，她常常提到她未能写出她想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一些已在她的日记和练习本里规划好了。然而，当我有一次问她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写文章推介别的作家，包括从她写作生涯初期推介的纳塔莉·萨洛特到列昂尼德·茨普金、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和她生病那年推介的安娜·班蒂（这些文章也都收录在这里），她说这是一种责任，一度被她称为“传播福音的冲动”，而写小说本身则给她带来作为作家的快乐。但她永远无法仅仅把自己视为作家，而在论班蒂的文章中她谈到“好战的阅读”。我想，正是那个好战的读者，或她在别处说过的心中那个“世界改进者”，促使她写大部分随笔，而小说则被迫停滞。她当然很清楚。在她七十岁生日时，她对我说，她最渴望的是时间，她渴望有时间从事小说创作，因为随笔写作频频地、长时间地分散她的注意力。随着她病情恶化，她常常以沉郁的语调谈到被浪费的时间。临终前，在写维克托·塞尔日时（此文也收录在这里），她认同她心目中这样一个以前的时代，它具有“内省的能量、热情的求知、自我牺牲的准则和巨大的希望”的特征。这种绝不带反讽意味的承担，永远使母亲的诋毁者们苛责她。但是，反讽或厌世永远不可能吸引一位在亚利桑那州南部和洛杉矶郊区度过整个少女时代、其家庭并不重视知识的嗜书如命、患哮喘病的女孩。她写道：“当我在亚利桑那州做学童，等待成长，等待逃入更广大的现实时，使我得救的，是看书……接触文学，接触世界文学，无异于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不完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监狱。”

我认为，她对极端严肃性的坚持不懈，使她屹立不倒，而正是这种严肃性使她的诋毁者们坐立不安。显然，她自始至终都感到，放弃这种严肃性，放松下来，将意味着动摇。在她论卡内蒂的文章中，她赞同地援引他的话：“我试图想像有人要莎士比亚放松。”母亲知道如何玩输赢游戏。

她不知道的，是如何筑起一道墙，使她自己与文学以外的承担，尤其是与她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的所有政治介入隔开。虽然我非常欣赏她那篇关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酷刑照片的文章（也收录在这里，连同论述所谓的反恐战争、以巴冲突和伊拉克战争的一些文章和一篇访谈），但我真希望这不是她著作中最后一篇重要作品。我希望……嗯，我希望她写的是一个短篇小说。首先坚称她不是以“作家身份”发表她的政治意见，而是她本人，她还补充说“一位作家所能产生的影响纯粹是附加的”，并说它如今“已成为名人文化的一个方面”。

但是，母亲怀着疑虑看待的并不只是她身上的行动分子。在这本随笔集中，一如她经常在她的著作中所做的，她一而再地不是回到她作为作家的角色而是回到她作为读者的角色。在她那篇论翻译的文章《世界作为印度》中，她指出：“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读者。我从阅读中建立标准，再通过这些标准来衡量我自己的作品，也正是根据这些标准我看到自己可悲地不足。我是从阅读——甚至早于写作——而开始成为一个群体——文学群体——的一部分的，该群体的作家中死者多于健在者。”现在，她已加入死者。现在，她已变成她自己的仰慕者。尽管我希望——这希望之强烈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不是这样。读者，该交给你了。

戴维·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