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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1.16—2004.12.28）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起来的美国作家兼评论家。她以独到而敏锐的观察，别开生面的视角，以及真诚而警世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末美国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其人生经历既特殊又典型，几乎可以代表她那一代美国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
桑塔格生于纽约市、逝于纽约市，身处全球文化风云激荡的中心之一，却始终充满热情地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她是一个早熟的爱书人，三岁开始读书，熟知并热爱欧洲文化。十六岁起，她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48—1949）、芝加哥大学（1951）、哈佛大学（1954—1957），以及牛津大学的圣安妮学院（1957）学习文学和哲学。1950年，她与一位社会学教授结婚，育有一子，后于1958年离婚，从此没再结婚。1953年起，桑塔格开始在大学里任教，包括康涅狄格大学（1953—1954），纽约市的市立大学和莎拉·劳伦斯学院（1959—1960），哥伦比亚大学（1960—1964），拉特格斯大学（1964—1965），教授英文、哲学、宗教以及创作。此外，她还当过杂志的主编和电影导演。当然，她的主要头衔是小说家、评论家和随笔作家。
桑塔格在美国文学界成名较早。她三十岁那年，小说《恩主》（1963）问世。三年以后，桑塔格出版了文集《反对阐释》。这两部作品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为桑塔格日后的创作生涯奠定了基调。此后，她始终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相关范畴里齐头并进，并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最终将她成就为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桑塔格的主要作品包括：小说《死亡匣子》（1967）、《火山恋人》（1992）、《在美国》（2000），文集《激进意志的风格》（1969）、《论摄影》（1977）、《作为隐喻的疾病》（1977）、《土星照命》（1980）、《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重点所在》（2001）、《关于他人的痛苦》（2003），短篇集《我，及其他》
（1978），电影剧本《给食人者的二重奏》（1969）和《卡尔兄弟》（1971），以及短篇《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991），舞台剧剧本《床上的爱丽丝》（1993）等。此外，《苏珊·桑塔格读本》在1992年问世。1995年，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苏珊·桑塔格谈话录》。迄今为止，她的十七部作品已经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
在桑塔格的一生里，她始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作家。也许是她的思想有时过于偏激，例如她早期的反智主义姿态和对形式主义的过度偏爱；也许是她的表达有时过于直率，例如对“9·11”的评论，对美国军方的虐囚行径以及对古巴、以色列等国政治时事的批评，等等。她的坦率虽然表现了她的敏锐和真诚，但也使她在赢得广泛赞誉的同时，受到批评甚至否定。当然，就连这个特点，也和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颇为合拍：二战后的美国不是一向都那样富有活力，充满生机，同时又矛盾迭出，冲突四起吗？不论是学生运动、女权运动，还是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都在推动着美国社会，可同时又在质疑它，否定它，并重新塑造着它。社会的现实充满了悖论，这个时代的产儿，它的代表人物桑塔格，自然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幸运的是，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对思想活跃的桑塔格颇为青睐，给予她颇多的肯定与褒奖。桑塔格是世界笔会美国中心的会员，并且担任过一届主席（1987—1989）。她也是美国艺术科学院和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成员。她还曾获得过多项荣誉和奖项，包括国家级的文学大奖，如国家学院和美国研究院文学奖（1976）、全国评论界书奖（1978）、国家图书奖（2000），以及法国（1984）和意大利（1992）等他国颁发的文学奖。
从青年时代起，桑塔格就一直思想上活跃而敏感，艺术上兴趣广泛；渴望改变世界的愿望又使她崇尚先锋艺术的实验新观念。她曾经被评论界称作“青年批评家中难得的大胆而有独创的一个”
，而她在文学、戏剧、电影、摄影和政治方面的文字，又使她成为在艺术、哲学、文学、政治以及道德等多个层面上，“分析现代文化的”、既有“严肃追求”又有“无穷智慧”的作家
。不过，与此同时，桑塔格又被说成是名不副实的，因为有人认为她的文笔“复杂”、“冷酷”，甚至“她的思想的质量与她在美国文人中的声望不成正比”
。还有的评论家不屑于她对欧洲文化的景仰姿态，等等。这些批评，不论褒贬，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桑塔格的特点和影响，有助于我们去接近和理解桑塔格。
的确，从桑塔格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各种文体中，总能看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观念，例如思想与感情，良知与感性，以及道德与美感。对于桑塔格，这些观念是不可割裂的相互对照物，一个是另一个的理解途径。正是这样的艺术姿态，将桑塔格造就成不拘一格的作家。她既写评论，也写小说；既写当代，也写历史；既关注流行文化，又酷爱古典文艺；既评论色情与摄影，也探讨沉默的美学甚至法西斯主义美学。她热情张扬艺术的“愉悦”作用，也坚信艺术的“影响和改变”能力。在桑塔格那里，可以看到一个活跃的思想，一个自由的灵魂，一个孜孜不倦研究艺术和人性的探索者，一个不断重新发现世界和自我的精神游侠。难怪，赞赏者称她“充满热情”，“始终探索”，而她则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痴迷的审美者”和“着魔的道德家”。
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桑塔格的中文文学作品，就是她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入了她的8个短篇，包括作者本人建议纳入的近作。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品味到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些美国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知识女性的经历，以及当代美国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美国文坛上，桑塔格是一位有着特殊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她具有女性的细腻观察力，良好的学术训练和敏锐的生活感悟力。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意象并能归纳其象征意义，同时又有着独到的文字表现能力。然而这一切都还不是构成桑塔格独特文风的关键。应当说，真正造就了她的当代艺术家地位的，是她在先锋实验的创作表面下，骨子里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关怀。正是这种特质使她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诊断出社会的问题，揭示当代美国人的精神征候，并且用艺术的而且通常是先锋艺术的手法，去真实而深刻地表述她对生活的感知。
多年前在哈佛读书时，我就开始喜欢上桑塔格。1991年回到《世界文学》工作，却没能实现介绍她的愿望。有意思的是，十数年之后，桑塔格不仅在我国得到全面译介，而且读者甚众。如今再次阅读和翻译她的作品，发现她的确是我国都市人时下颇需要，也颇适合阅读的一个作家。桑塔格所关注的事物，她在作品中展现的生活场景和人生片段，竟都是当今中国的都市人所必须面对却又时常迷惑困顿的。都市人在道德及价值观上的混乱与迷惘，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与迅疾发展的现代文明间的一致和冲突，他们的努力和热情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否定和挫败，似乎都可以在桑塔格的文字当中找到表现，甚至会让人恍然大悟般意识到，原来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它们早已经在别的地方发生过并被记载下了。在这方面，桑塔格比《西雅图不眠夜》的编剧、幽默的爱芙闰
更广阔，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也更深刻；而在观念的激进与手法的先锋上，桑塔格又不逊于著名的才女作家玛格利特·阿特伍德，同时又比她更可读，更有普遍性。桑塔格的深刻和敏感，加上她的机智和流畅，使她的思想得以越过学术的边界而更为广泛地传播，并终于穿越时间和空间，以中文翻译的形式和我国的读者见面，并且迅速地赢得了一批热诚的读者。
短篇集《我，及其他》是桑塔格的著名创作之一，收入的短篇代表了她的几个重要主题，并且互相关照，可以串在一起阅读。《朝圣》可被视作了解桑塔格那代人成长经历的入门之作。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和她所经历的故事，不仅同作家本人的经历相似，同时也代表了整个战后一代美国人的成长。战后的美国，因为吸纳了大批的欧洲知识分子移民，大大刺激了文化和艺术领域的繁荣。小说中的两个中学生，已经从传统的学校教材中解放出来，尽管仍有新旧思想的冲突，但新思想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已是不容置疑地强大了。那些年轻人，那些未来的知识精英们，早已不满足只从本土文化中汲取营养，他们已经在向往并有能力去接受更为丰富的欧洲文化。文化的启蒙也不仅仅局限于读书一种形式，大批移民艺术家丰富了战后美国的文化生活，使青年一代能够直接受到优秀音乐的熏陶，使他们在教育上大大地优越于他们的父辈。而当时盛行的英才教育思想，更是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在战后民主平等的新世界里，他们能够冲出平凡的家庭背景，凭了个人的天分和努力，成为不平凡的人。视野的开阔和良好的文化启蒙，正是桑塔格这一代美国知识精英们得以形成的条件。美国能够在二战之后从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迅猛崛起，是与当时的新式自由教育分不开的。
如果《朝圣》可被看作战后美国知识分子的成长故事，《美国魂》则可以被视为关于这代人成人之后的经历。不过，也许应该把《美国魂》当作寓言故事来读，因为这不仅会使阅读本身较为轻松，也会使它不那么伤感。在表面的嘲讽下，《美国魂》充斥着精神上的困惑与茫然，甚至质疑与痛苦。就如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字眼“他们在召唤她，也在禁止她”所着意强调的，那些由美国各色名人所代表的种种价值观念，尽管充满了生命力乃至精神感召力，却也同样的含意不明、混乱不清，让人不知该如何识别判断，该何去何从。每当女主角需要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时，她就会听到伟人的指点，可却又因指点不明而一错再错，以至于到了临死之际，竟又期望能够一切回归到过去，回归到她用了一生去否定和摆脱的传统。事实上，社会革命和道德革命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的解放，还有更多的精神困惑和无所适从。在令人兴奋的自由状况下，她（们）会作出革命的，违反本性的事，并下意识地同现存的社会秩序及道德规范对抗。这种对叛逆的渴望以及同时对秩序的需要，既构成了女主人公与社会和自我的冲突，也折射出那一代人的矛盾心理和精神困境。
故事中的人物聚在一起时，谈论的是共产主义、自由恋爱、种族融合等当时的时髦话题，故事又同时对那些肤浅地理解这些事物的现象，作出既理解又感慨的叙述。例如，当女主人公和一个黑人发生性关系时，她说服自己这是为了去接近和了解黑人，是为了“民族的意志，民族的目标，还有民族的存在”，因为白人和黑人之间这种共存又矛盾的状况，正是“美国的困境”。“美国的困境”这个词，令我想起美国著名的风俗画家诺曼·洛克威尔的一幅名画《我们生存的问题》（1964）。画中有四个戴着臂章的高大白人男警察在行进，他们中间，走着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手拿书本上学去的黑人小女孩儿。了解了美国的这一现实及其对崇尚民主平等的战后那代白人知识分子的影响，就可以理解故事中这看似荒唐的细节，实际上充满了痛苦和迷惘，而女主人公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那么地荒诞不经，而是一代美国女性的真实写照。
另一篇小说《宝贝》，则在心理的层次上，更为具体而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价值观的混乱，及其对教育下一代造成的直接后果。《宝贝》是一篇心理问题小说。它的形式独特而简单，仅仅是病人对医生的叙述。医生的声音从未真正出现过，通篇只是病人在讲话。偶尔病人会重复一句医生的问话，使读者意识到，这篇独白的第一听众应当是心理医生而不是读者本人，从而拉开阅读的距离，进入分析的角色。桑塔格是以充满理解和同情的笔触讲述这件伤心事的。乍看上去，夫妇二人轮流去看医生，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简单的安排。然而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渐渐明白，那真实的原因是，每每说到伤心事，原想一吐为快的夫妇俩均感到苦不堪言，正所谓欲罢不能，欲言又止，时而言辞闪烁，矛盾暗生，时而心慌意乱，无所适从。夫妇二人的叙述便因此常常在时间上是混乱的，逻辑上是不清楚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两人轮流去看医生，另一个人似乎才可以得空稍稍松一口气。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物与这样的情节，拼贴式的叙述方式才十分贴切，恰到好处。整个故事仿佛是一幅没有画框的拼贴画，画面上零乱地贴满了一张张写满伤心事的纸，每页纸上除去注明了“星期一”，“星期二”的字眼，再没有其他提供给读者的背景信息。
事实上，那位医生早已了解病人的症结所在。但是他耐心地面对病人夫妇，倾听他们的言不由衷，他们的躲闪回避和延宕，因为他对隐藏在叙述下面的痛苦早有冷静而清醒的准备。那对夫妇所讲述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经历，例如他们那貌合神离的婚姻，沾沾自喜下的困惑和痛苦，以及他们那个宝贝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各种问题，而且还包括了所有这一切所象征的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精神困境，他们富裕却又乏味的生活状态，以及由于错误的价值观念所导致的教育子女的惨痛失败，甚至还有对美国现实的深刻反省和批评。就连故事中的宝贝所患的“扁桃体增生”，也是一种看似普通但十分复杂的疾病。这种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识别混乱，使自身免疫系统将好细胞误认作坏细胞并将其消灭，遂引出严重后果。读过《作为隐喻的疾病》的读者，自然可以理解这个象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宝贝》是一支美国现代文明的哀歌。
《宝贝》的创作形式尽管是独特的，但它仍然是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形式上则更特别，它既可以拿来当故事读，还可以搬上舞台演出。可是在这个舞台剧里，人物虽然不少，角色却都无名。五个无名无姓的“声音”，依情节需要来再现这个或那个人的言语，一切都是间接的，被重复的。想象一下五个“声音”坐在台上，你一言我一语地复述着朋友之间关于一个艾滋病人的谈话，这本身就是对想象力的刺激。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篇名呼应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特洛罗普的同名百章长篇小说。故事中，生病的主角不曾出场，也不曾提到他的姓名，全篇由他的一些朋友的谈话（间接引语）组成。涉及的人物（其中不少是言说者）共二十六人，他们的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正好从A排到Z。也许作者借此暗示他们代表着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从而组成了所有的语言和世界。从这些友人的交谈中，读者得以了解到病人的情况。他大概三十多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生活富裕而时髦。他住在曼哈顿的时尚地区，一栋曾经是旧商用房的顶楼，宽敞的家中还有不少的艺术收藏品。他是单身汉，而且是时髦的双性恋者。他的朋友们肯花时间反复地谈论他，是因为他患上了令所有人恐惧的疾病——艾滋病。朋友们对他的关心是真诚的，但也是有私心的。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们不是普通的朋友，他们是相信性滥交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关系早已经因了这曾经时髦的举止而被联系在了一起。一个人生了艾滋病，便在所有朋友当中引起连锁反应。他们为朋友难过，也为自己担心，不知道这条看不见的联系什么时候会在自己身上显现。整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展开的。随着剧情的发展，读者得以越来越多地了解和熟悉他们，发现他们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单纯，热情，直爽，富有同情心。他们也有知识，有教养，有体面的职业。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同时也会互相嫉妒，争风吃醋。这群不再那么年轻的都市人，在可怕的艾滋病面前显得是那么地困惑而无助。他们当中，不论男女，都会时不时地热泪盈眶，因为他们都在受到艾滋病的威胁，而在这种疾病面前，他们都变得极为被动，无能为力。
和《宝贝》一样，《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是用一种疾病来象征当代人的生活状况。不过，艾滋病的象征性似乎更清楚、更直接。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他们强调坦然面对生活，却自始至终没有点出“艾滋病”这个词，仿佛这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忌。作者以感性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使它充满了感性的气氛、感性的言语、感性的记忆和感性的判断，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在重复别人讲过的话，已然经过了一道感性的过滤。
苏珊·桑塔格早年明确反对阐释。她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作用于感官的（sensuous），它们本身已经陷入意识的陷阱，因此是不宜解释的。正是这个观念推动了桑塔格去创造性地从事创作，并形成多样化的写作风格。不过，桑塔格到了晚年又曾由衷地说，小说是“心灵的教育”；并对《纽约时报书评》的采访者讲：“我当然需要读者，而且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流传下去，希望它们值得流传下去。”此刻她已经认识到，值得流传的作品少而又少，而它们都必得经受阐释的考验。
所幸的是，桑塔格的作品具有这种价值，我们今天才有可能读到她的作品中译，得以有可能从桑塔格的文字里，去体会在这个八面来风的大时代，在道德、良知、知识与艺术不断失声，甚至遭到否定的现实当中，桑塔格对艺术的执著和热爱、对真的探索和追问，是多么地可贵。她的文学经历和创作成就，才成为我们借鉴的材料。的确，桑塔格有时候可能是偏激的，甚至有谬误，但那就像迎风飞扬的自由精神之旗会在阳光下形成阴影一样，是她的成就之组成，是她那丰富人生的一部分；而对于她的读者，则是同样具有借鉴价值的。
2009年6月16日
改于白桦林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