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慕尼黑，1938年
张伯伦和希特勒

“慕尼黑会议”在现代外交中是声名狼藉的一幕。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政治家们把它当成一个可怕的提醒：如果民主屈服于独裁将会发生什么。 ¹ 然而发生在1938年9月29日—30日的慕尼黑会议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之前还有9月15日在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下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召开的会议和9月22日—23日在莱茵河河畔的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亦译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会议。而慕尼黑会议则是波澜壮阔的两周之中的最高潮，以此张伯伦创造了现代峰会。 ²

1917—1918年，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相继崩溃，这在中欧和东欧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此前还在各个帝国统治下保持低调的各个民族一窝蜂地开始了自己的建国大业。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的民族思想变成了各国民族主义团体的“圣经”：拿1918年之后的波兰为例，之前被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统治的领土上的人口中，波兰人只占三分之一；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仅仅占到总人口的一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被称作“苏台德人”（ Sudetendeutsch ）的德意志人。苏台德人为争取完整公民权所进行的抗争给了希特勒充分的借口来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他最初的企图是吞并苏台德地区，不过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将所有讲德语的人口所在的地区并入第三帝国，进而蚕食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是德国的宿敌——法国和苏联。德国一旦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就会消除这个威胁。更重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矿产和工业可以满足贪婪的德国的战时经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上将坚称，后凡尔赛体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是“不可忍受的”，“一定要找出对策消除德国的这个威胁，有必要的话可以采取军事手段”。 ³ 1937年间，陆军起草了一份应急计划——“绿色方案”（Case Green）——准备闪击捷克斯洛伐克。不过贝克和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希望逐步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连像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这样的狂热纳粹分子也持同样看法。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会让德国过早地陷入和英法的战争，而且德国人认为，美国人很快也会参战。德国的军队不仅没准备好面对这样的硬仗，过快的整军备战也会引起国家资金周转不灵，只能靠大规模的借贷相抵。财政部长警告说，若是在1938年开战，战争就会在金融市场上摧毁帝国的信用，更不用提发动世界大战了。 ⁴

衡量过这些建议之后，希特勒还是决定立刻使用武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他开战的欲望是此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然，张伯伦对和平的愿望也同样强烈。在哈布斯堡王朝曾统治过的德国领土上，希特勒成长的地方，仇视捷克人很是常见。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希特勒把战争视为一种自然的合理的事情，它能考验并加强种族在国际上的生存竞争能力。他想争取主动还有更直接的原因。1938年的5月20日—22日，在这个周末里，关于德国军队正向捷克斯洛伐克开进的谣言加上捷克人和苏台德人之间爆发的冲突引起了恐慌，仿佛战争一触即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动员了部分的后备军以应对。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 告知德国政府，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按照条约有义务介入战争，而英国“也会根据情况或政治需要参战” ⁵ 。这哪里算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事实上，德国也没有入侵的打算。媒体认为，希特勒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的坚定态度而退缩的，这使一直对自身形象十分敏感的元首大人十分愤怒。在5月30日，他指示将军们：“在近期通过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是我坚定不移的决定。”“绿色方案”“最迟”在10月1日前必须执行。 ⁶

国内的压力也是希特勒做此决定的原因之一。1938年2月，他就用担任过驻英大使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换下了自1933年起就担任外交部长的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Constantin von Neurath）。里宾特洛甫之前曾是酒商，在希特勒上台的过程中也只是个次要角色。他一直都是个亲英分子，还酷爱戴圆顶礼帽，并随身携带一把雨伞。但在伦敦任职期间，他僵硬的外交作风和咄咄逼人的纳粹思想令人退避三舍。更糟的是，他经常失礼，例如向国王致敬时居然会行纳粹的举手礼，这使他成为笑柄，并被称作“砖头大使” 。原本亲英的里宾特洛甫因此打心底里对英国充满仇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抓住各种机会怂恿希特勒开战，还劝说希特勒认定西方大国不会参战。 ⁷

1938年2月，希特勒利用德国军官团的丑闻攫取了德国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权。这位前陆军下士决心将他的意志强加给将领们，而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小试牛刀。 ⁸ 他不顾贝克的反对一心备战，8月中旬，这位总参谋长被迫辞职。他还三番五次近乎无理地干涉“绿色方案”的细节制订，强迫心中不快的将领们把正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防守严密的西部边境作战计划改成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希特勒内心还是不希望看到第二个凡尔登战役——德国军队“把血流干”的教训——不过这些也显示了他在争夺霸权的战争中那不入流的指挥才能。 ⁹ 到了1938年夏天，希特勒相信，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必须经由战争解决：从根本上说，这将是一次对他人格的考验。

在北海的对岸，我们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对于张伯伦来说，努力实现和平几乎成了他追求个人满足的方式。在伦敦没人会反对受捷克人歧视的苏台德人获得某种自治权。这和英国多数人认为《凡尔赛和约》已经不能再合理规范欧洲秩序的想法密不可分。作为欧洲一个主要强国的德国，其权利不能被剥夺；德意志民族重归祖国的要求不该被否认。正因如此，德国在1936年4月重占莱茵河西岸以及在1938年3月兵不血刃地吞并奥地利的时候，英国人并没有提出抗议。英国的保守派同时还厌恶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同盟关系。但也有人对苏台德问题有着不同的解读。在欧洲大陆上崛起的独裁统治面前 ，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仅存的民主国家之一挺身而出。这种政治上的稳定现在受到了德国的复苏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政治的威胁。此外，德国空中力量的快速发展已成为英国直接面对的新威胁，而英国的海军力量已大不如面对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II）、法国的拿破仑和德皇海军的那些时期，不能为国家提供足够的保护了。在下议院饱受了温斯顿·丘吉尔等人的尖锐批评，政府从1934年开始着手实施一项重要的空军重整计划。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是攸关欧洲整体稳定和安全大局之中的一环。希特勒仅仅是想纠正《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吗？或者想成为另一个拿破仑，应该在萌芽时就被掐灭？在这些问题上，英国国内的意见是有分歧的。

和法国政府不同，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任何官方的义务，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和法国在东欧地区的联盟体系产生瓜葛，而这一体系就是为了让复苏的德国陷入双线作战之中。然而以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为首的法国联合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派认为应该信守法国对其做出的承诺，而另一派则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达拉第则在其间举棋不定。从根本上说，一个羸弱分裂的法兰西是无法抛开英国而独自开战的；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巴黎要听伦敦的——用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François Bédarida）的话说就是听“英国老师的” ¹⁰ 。

说到英国老师，其实就是在说内维尔·张伯伦，他在1937年5月以68岁高龄接过了斯坦利·鲍德温的首相之职。尽管他出身于政治世家，但显得很另类。他的父亲约瑟夫即便不曾担任过首相一职，也算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晚期的政治要人；同父异母又大他6岁的哥哥奥斯汀注定是传承家族传统的人选：在剑桥大学攻读完历史专业后就直接进入政界，40岁就当上了财政大臣。相比之下，内维尔则是在家乡的伯明翰大学学习冶金专业，后来经商，然后才开始从政，这使他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姗姗来迟；而在国家兵役总监职位上的经历也让他受挫不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不过在1924—1929年间，充沛的精力、勤劳的工作作风和改革的热情使他在卫生部长的职位上大显身手。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哥哥奥斯汀退出政坛后，内维尔先是担任了财政大臣，后就任首相。

在财政大臣位子上将近六年的工作经历让张伯伦巩固了自己积极主动且能力出众的形象。除关心使英国在经济衰退中复苏之外，他也是最早支持重整空军军备的人之一。在新闻纪录片中，他还是位演技高超的演员，在摄像机面前庄重而又健谈，善于引导舆论。带着对鲍德温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的失望，张伯伦入主唐宁街10号之后决心直面威胁日益严重的欧洲和平态势，重塑英国外交政策。1938年1月，他将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爵士从外交部常务次官的位子上换下，让这位强烈反对希特勒的官员担任位高权寡的政府首席外交顾问，接替罗伯特的是更听话的亚历山大·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爵士。2月间，神经极易敏感紧张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因不满张伯伦对意大利的政策而请辞，个子高挑、面容阴郁的保守党同事哈利法克斯伯爵成为他的继任者。哈利法克斯伯爵本性容易妥协——无论是在印度担任总督时处理甘地（Gandhi）问题，还是在外交大臣位子上面对独裁者，都是如此。张伯伦也是在后来才发现哈利法克斯其实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确实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团队。首相大人在1938年5月私下里写道：“我要感谢这位沉着稳重的外交大臣，他从未让我担心过。” ¹¹

在修复了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之后，张伯伦接下来希望和德国达成一项协议，以在欧洲的领土问题和非洲的殖民地问题上的妥协来换取对德国军事力量扩张的严格限制。这就是所谓的“绥靖政策”，或者可以称之为“欧洲和平”。1938年5月的战争恐慌之后，苏台德问题必须在各方进一步行动之前得以解决已是势在必行。因此，英国政府从法国政府的背后走向前台，意图担任调停人。8月初，一个由实业家、前政府大臣朗西曼（Runciman）爵士 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布拉格，试图让双方坐下来就苏台德自治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在伦敦，人们辩论的却是要不要比5月份更加坚决地重申：英国绝不会袖手旁观法国独自参战，以此让希特勒再次退让。很多人相信，如果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英国政府能明确表明这样的态度，德国人就不会参战了。

德国国内也有人这么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一个特征就是英国人很了解希特勒政策的根本所在，这还多亏了德国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成员们。8月中旬，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舒曼津（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这位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作为密使代表贝克和军队中的温和派前往伦敦，和范西塔特和丘吉尔进行了会谈。他坚持认为，战争目前“注定会发生”，时间就定在9月末；他补充说：“把5月21日的事情当成个人失败的希特勒不想让这样的事情重演，极力想抹去这段记忆。除了他，德国上下没人希望开战。”克莱斯特解释说，里宾特洛甫说服了希特勒，使他相信英法两国会袖手旁观，只有通过态度坚决的警告——英国不会独善其身——才会阻止希特勒开战。这也会鼓舞德国国内的“对现政府不满”并意图推翻其统治的政治力量。 ¹²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是知道这些谈话的，不过克莱斯特是一位“激进的反希特勒分子”，还热衷于“煽动德国国内的朋友”推翻纳粹统治，因此张伯伦认为“他说的话要大打折扣”。 ¹³ 其他的消息来源表明，希特勒还未决定是否开战。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爵士和戈林有联系，这位现任的德国空军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王牌飞行员，如今贪图享受的胖子，是那些不愿意和英国产生冲突的要员之一——至少在德国做好战争准备前不愿意。因为担心在东欧的经济扩张会受到影响，他尽全力反对里宾特洛甫煽动战争，还向英国人提供消息并安慰说希特勒是希望避免冲突的。

8月30日，在一次特别召集的内阁会议上，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对这些相互矛盾的情报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德国领导人会在1938年年内解决苏台德问题，但尚未决定是否使用武力。哈利法克斯说，以开战相威胁极有可能将国内的和帝国统治区 的意见割裂开来（而英国所倚仗的恰恰是帝国统治区大量的军事人力资源）。一旦遏制措施失败，英法两国便无法阻止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¹⁴ 用张伯伦自己的话说，他的外交政策仅有两条原则：“没有国家，当然是说没有民主的国家，在外交方面应该以战争相威胁；除非是做好了开战准备并决意开战。”他在夏天的时候读过的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的《坎宁的外交政策》（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ning ） 更是“强化”了这个信条。张伯伦在几天后的信件中写道，这位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外交大臣所秉持的规则是：“反复实践过的是，永远不要威胁他人，除非你具有相应的实力。”张伯伦还在内阁中对希特勒的心理进行了评价：一个态度坚决的警告也许会吓退某些政治家，不过“希特勒先生会抛开他的部长们，沉醉于自己的想法中”。在给他的妹妹们的信里，张伯伦则是更直接地说：“让上亿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半疯癫的人手里，这样还不够可怕吗？” ¹⁵

张伯伦和他的阁僚们讨论战争的危险时，并不只是在讨论中欧地区的冲突或德国向法国开战的事情。他们相信希特勒的空军有能力立即对伦敦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伦敦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居住着英国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还是英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港口和铁路枢纽。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眼里，用鲍德温的话说就是“轰炸机总会突破进来的”。对从天而降的“致命一击”的恐惧萦绕在大众的脑海中，更有书籍和电影加深了这种恐惧，在官员的眼里这一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1966年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回忆道：“我们在1938年对空袭的想法和如今人们对核武器的想法一样。”军方联合参谋委员会在1936年10月的估算表明，遭到空袭的第一周内伤亡数字就会达到15万人（这个数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遭受空袭的伤亡总人数还多）。回想起来，这个官方的预计在对德国空军的估算上几乎就没有正确的地方——飞机的数量、飞机的载弹量、每吨炸弹造成的伤亡人数都被夸大了。事实上，在1938年，纳粹轰炸机的航程还无法满足从德国起飞去轰炸伦敦，直到1940年希特勒控制了比利时和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才使德国具有了这种能力。这是对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的严重误判，严重影响了空军力量的防御策略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 ¹⁶

绥靖政策的批评者也夸大了空中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1934年的讲话认为，在空袭的前10天内，造成的伤亡会达到三四万人；而在1936年，他则暗示在第一轮全面空袭下，伤亡人数会达到15万人。 ¹⁷ 危言耸听让政府把精力放在了本土防御上，而不是放在向法国部署飞机和地面部队上。1938年9月，丘吉尔敦促政府在对德问题上设置底线，并揭穿希特勒的虚张声势，不过他仅仅是位在野议员。张伯伦才是要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误读希特勒并让伦敦毁于空袭负责任的人。这严重考验着首相的良心和政策。

8月30日，内阁同意不发出正式警告，并且继续“让德国人摸不透”英国的意图。 ¹⁸ 哈利法克斯审慎的声明得到了内阁高级官员们的谨慎响应，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不过，也有一些内阁的低级官员表示了担忧，希望以加快海军部署来表达英国的坚定态度，主要的倡议者就是脾气火暴的海军大臣达夫·库珀（Duff Cooper，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他和四位持不同意见的阁僚都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在全局中的重要性”：若是捷克斯洛伐克崩溃了，东欧其他国家也会落入德国的势力范围。他们认为，无论形势如何，法国都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入侵之后开战，这会使欧洲陷入全面战争，而英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则小心翼翼地把议题定得很死，仅仅讨论开战是否有利于协防捷克斯洛伐克。 ¹⁹

库珀把内阁讨论的内容泄露给了像丘吉尔一样的国会反对派。这让张伯伦把讨论限定在四个人的小圈子里：他自己、哈利法克斯、约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和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爵士。作为财政大臣和内政大臣，西蒙和霍尔手上掌管着国家两大关键政府部门，而且两人还都在30年代早期担任过外交大臣。张伯伦很看重他俩的忠诚，尤其是西蒙，此人因为是个声名狼藉的禄虫 ，劳合·乔治对他的评价是：“坐在篱笆上太久以至于灵魂都已经变得铁石心肠。” ²⁰

在外交方面，张伯伦最倚重的外交顾问并非贾德干爵士，更不是范西塔特，而是霍勒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爵士。这位职业公务员以他的数字处理能力和劳资谈判而名声在外。威尔逊的官方身份是政府的首席工业顾问。《每日先驱报》（ Daily Herald ）称他：“看上去很像一个上了年纪又默默无闻、下个星期就会破产的书记员。”不过张伯伦在财政部的时候就很倚仗威尔逊，而且在当上了首相之后，还在唐宁街10号给威尔逊留出了一间办公室，向他咨询各方面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在内。“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很有权势。”《每日先驱报》一本正经地表示，“不过不受欢迎。” ²¹

随着危机的升级，首相将决策制定转移到自己有信心掌控的渠道上来。但这个小圈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哈利法克斯被来自范西塔特的备忘录淹没了，后者坚持认为：“我方一份态度坚决的声明加上［苏台德地区的］地方自治……德国的对手会强大到令希特勒不得不重视起来。”范西塔特还尖刻地评论说，英国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成功地让“德国人摸不透”，不过“德国人猜错了，之后战争就到来了”。 ²² 9月4日，他的提议动摇了哈利法克斯，外交大臣打算让亨德森向希特勒递交一份警告，表明如果法国履行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英国也将参战。但张伯伦和其他高级阁僚们坚决不同意，原因是亨德森发来的一些夸饰的警告：“希特勒很有才能，但他近乎疯癫……再来一次5月21日那样的事件会让他疯掉的。”希特勒向纳粹党代发表演讲在即 ，他们不想“冒险触怒希特勒，使他做出比他宣称的更野蛮的事情”。 ²³

9月12日，在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宣称，“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所遭受的痛苦难以言表”，而且形势正在变得“不可忍受”。 ²⁴ 不过这距离希特勒设定的军事行动期限还有两周，他仍然没有迈出这一步。霍勒斯写道：“有喧哗，有骚动，不过对话的桥梁还没有断。” ²⁵ 就在英国人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希特勒的演讲却使苏台德地区爆发了新的骚乱。9月13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出戒严令，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领导人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中断谈判，逃往德国。法国人担心战争迫在眉睫，似乎已经失去了勇气：达拉第提议，他和张伯伦应该与希特勒见面会谈，和平解决这一危机。不过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张伯伦的回应。那天晚上，首相决定实施“Z计划”，单独与希特勒会面。

张伯伦和四人小圈子已经在8月末讨论过这个想法。最初的提倡者是谁已不可考，不过劳合·乔治和哈利法克斯这样的英国政界高层都曾和希特勒会晤过。8月下旬，哈利法克斯考虑过让“重量级人物”和希特勒会面，“以便促使德国方面接受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有人推荐朗西曼，不过哈利法克斯没有同意。 ²⁶

如此看来，“Z计划”并非全新的提议，但张伯伦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确实“让哈利法克斯倒吸一口冷气” ²⁷ 。一个原因是首相大人坚持要乘飞机前往。这个计划只有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午夜前的11点” 才会实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张伯伦不可能像迪斯累里在1878年那样花上几天时间坐船或者坐火车前往德国。首相需要一种引人注目的姿态来阻止希特勒在战争路上一路狂奔，并抓住主动权。正如他向妹妹们说的那样，让希特勒来伦敦这一想法“并不适合我，因为这会使我吸引眼球的策略失去关注度” ²⁸ 。这一想法的另一惊人之处在于，张伯伦是自愿赌上自己的名声来进行个人外交斡旋的。他认为：“英国首相这样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会大大满足希特勒的虚荣心。”他还相信，“和一个人面对面聊的总要比在信里写的多”，而且“对英国态度的怀疑也会通过讨论消除，比其他方式好”。 ²⁹ 毕竟，希特勒异于常人。张伯伦始终认为自己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这个想法支持他去和这位孤僻的独裁者会面。 ³⁰ 这不仅可以判断出希特勒是不是个正常人，还能消除他身边幕僚（尤其是里宾特洛甫）的谗言带来的影响，阻止德国领导人的疯狂举动。

张伯伦也考虑到了这一举动对国内的影响。在1938年6月，保守党研究部的主任约瑟夫·鲍尔（Joseph Ball）爵士曾警告说，如果目前国内的政治氛围持续下去，下次大选的时候“政府的反对党将大获全胜”；他预计在1939年秋天的大选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³¹ 张伯伦也肯定预见到了外交成功对他在国内名声的潜在影响。

然而，抛开外交和政治不谈，对于张伯伦来说，很显然，这次和平调停成了一项个人使命，很大程度上出于他的一厢情愿。1937年10月，他曾写道：“我所考虑的是深远的计划，是在欧洲和亚洲的绥靖政策，是要最终解决军备竞赛问题。”在财政大臣任上，他告诉自己的妹妹们：“我压根儿不用搬起石头，现在我只需要动动手指，整个欧洲都会脸色大变。”1938年3月，在获赠赫伯特·阿尔伯特·劳伦斯·费舍尔（Herbert Albert Laurens Fisher） 的新作《欧洲史》（ History of Europe ）的时候，张伯伦回复道：“现在的我正忙着创造欧洲历史，而没有时间阅读大作。” ³²

张伯伦甚至希望解决一个困扰了英国政界几个世纪的问题，他告诉妹妹们：“如果我能解决爱尔兰问题，这将在我们家族史上留下奇妙的一章。” ³³ 这些话让我们得以窥探到张伯伦的内心深处。对于外界，张伯伦一家上下一体，团结如一。然而，内维尔·张伯伦总是把自己与父亲和哥哥相比。1932年2月，他推行了极其重要的帝国特惠制，张伯伦把这一政策明确形容为关税改革的“奠基”，而关税改革则是他的父亲在29年前提倡发起却未竟的心愿。 ³⁴ 在张伯伦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之后，他的妹妹希尔达（Hilda）在写给他的信中表示，她为首相感到“无比的骄傲”，并相信：“在我的想象中，只有我们的父亲才能构想出并实践这一壮举！”希尔达“很对”，张伯伦在回信中说，“这也是出自爸爸的本心”。 ³⁵ 可以同样肯定的是，张伯伦一定没忘记1925年的那个漫漫长夜，他所读到的奥斯汀在洛迦诺会议之后自鸣得意的内心独白。 ³⁶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豪感的家庭里的边缘成员，内维尔感到，现在是时候在名望的战场上胜过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了，这也是人之常情。

首相小心翼翼地为“Z计划”保密，他最初的意图是，不告知德国人他的到访，直到他起飞之后。不过亨德森警告他说，如果希特勒不想和他见面，或者希特勒觉得自己受到逼迫的话，只需要轻描淡写地说一声自己感冒了，这样的话对于首相就是一个奇耻大辱。张伯伦听从了这个劝告，事先向希特勒发出了询问，却没向内阁征求意见。 ³⁷ 9月初，几位可靠的大臣被告知了这一消息，不过却严令“不得在内阁内外”谈及此事。怒气冲冲的范西塔特告诉张伯伦，这“就像亨利四世前往卡萨诺对教皇卑躬屈膝的重演” ³⁸ 。9月13日，就在把张伯伦出访的消息告知希特勒之前，霍勒斯·威尔逊打起了退堂鼓，在一张便笺上匆匆写下几个问题来询问西蒙：“您认为在首相这样做之前召集内阁会议是不是更妥当一些？”而这位财政大臣的回复则是：“我认为绝无必要，内阁会支持首相的，这点你也同意。” ³⁹ 张伯伦在等待希特勒回复的同时，直到9月14日中午11时才把这件事通知他的内阁成员们。根据达夫·库珀的回忆，“大家毫无异议，热情同意” ⁴⁰ 。即使是常常批评首相的哈利法克斯，也为张伯伦的大胆之举吃了一惊。

张伯伦于9月13日发出的消息在很晚才被亨德森交给德国外交部，内容如下：

鉴于局势日渐紧张，我计划立即前往和您会面，以期得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我打算乘飞机出行，也已准备好在明日启程。请告知您会在何时何地与我见面。若能尽早答复，我将不胜感激。

希特勒当时还在上萨尔茨山（Obersalzberg） ，而里宾特洛甫则在慕尼黑，两地距离100多英里（约160公里），而且这两个人都不习惯于早起。9月14日上午9点30分，外交部副部长欧内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 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里宾特洛甫。12点15分，焦虑不安的亨德森给外交部打去电话询问，被告知里宾特洛甫正在赶往向希特勒汇报的途中。到了下午2点40分，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给魏茨泽克，表示希特勒“大方地欢迎张伯伦的到来”。关于希特勒是否应该去伦敦或者在北海的游艇上与张伯伦会面，这个问题在德国人内部还有过争论，不过两个建议都被否定了。张伯伦获邀于15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如果他愿意，可以带上夫人一同前往），亨德森则要自己从柏林赶过去。 ⁴¹

当里宾特洛甫带着张伯伦来访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在9月14日上午驱车赶往上萨尔茨山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希特勒的反应如何呢？ ⁴² 两个星期前，元首私下里说，不想看到英国军事介入这场危机，并补充说，他对德意志民族称霸充满信心。他认为英国是在虚张声势，拖延时间，并宣称拒绝任何英国政府官员来访。 ⁴³ 希特勒向波兰驻德大使承认，张伯伦玩弄的把戏让他有些不快。当然，他也说自己不会拒绝英国首相的来访，但他认为“张伯伦是来郑重其事地宣布英国会出兵远征” ⁴⁴ 。在德国高层决策者中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9月14日，仔细分析张伯伦的提议带来的“巨大震撼”时，纳粹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les）认为，“狡猾的英国人”正试图通过“道德上的借口”自保，还要把开战的责任推到德国的身上。 ⁴⁵ 在外交部紧急调来的从柏林开往慕尼黑的专列上，魏茨泽克心情阴郁：“明天，在贝希特斯加登，两国要么获得和平，要么走向战争。” ⁴⁶

9月14日晚9点，伦敦媒体被召集至唐宁街10号的一场特别发布会上，时间的精妙安排使该消息能通过夜间广播和第二天的报纸传播出去。激动的报界记者们冲出会场，挤进每个电话亭联络编辑把消息发出去，围观的群众则贴在玻璃窗外急切地聆听内容。站在战争纪念碑（The Cenotaph） 下的一位女士说：“希望仍在。” ⁴⁷ 张伯伦的举动突然之间驱散了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战争阴霾，资深记者比佛利·巴克斯特（Beverly Baxter）如此描写道：“我这辈子都在报道激动人心的重大新闻，但从未收到过如此引人注目、如此激动人心、如此令人感动的消息。” ⁴⁸ 德国驻伦敦代办西奥·科尔特（Theo Kordt）也感同身受，向柏林汇报说：“我从未见过气氛转变得如此之快……报纸上报道的男男女女在街道上喜极而泣，这毫不夸张。” ⁴⁹ 在大西洋对岸，《纽约时报》称，这是个“惊人的决定……还没有哪位英国首相做出的姿态能如此不同寻常，如此勇敢，还是以如此谦逊的方式”。不过在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看来这还不够谦逊，却是相当丢脸。他惊叹道：“这仗是打不起来了，不过也要清算一下英国人的赫赫威名了……英国已被打倒了。” ⁵⁰

第二天早上，这次出访成了英国报纸上的主要新闻，而报纸上的额外报道又提高了这件事的关注度——也是在头版——贝克因德军尚未就全面战争做好准备而辞职；对迪斯累里在1878年出访柏林的记忆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几乎所有的编者按都是一边倒地表示赞许。亲保守党的《每日邮报》大力宣传说：“这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它将改变整个国际局势。这一重要决定是由张伯伦首相自己做出的，这体现了他伟大的政坛经历中充满智慧、富有远见、勇往直前的优秀品质。” ⁵¹ 即便是常常批评政府政策的自由党报纸《新闻纪事报》（ News Chronicle ），在不确定这次会谈是会“拯救和平”还是会“背叛民主”的情况下，也在头版社论里说道：“英国首相今天以一个在现代外交史上也是大胆且令人激动的举动赢得了尊重。无论以什么名义，内维尔·张伯伦一定会青史留名。” ⁵²

这个国家在9月14日—15日一夜之间国民情绪的转变可谓意义深远。过山车般的公众情绪变化也为解释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为什么在人们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带来启迪。9月15日，星期四，张伯伦早早动身离开唐宁街10号，留出时间在门阶上让记者们拍照。《标准晚报》（ Evening Standard ）记者写道：“首相打扮得就像是去公园散步一样，手里还拿着把雨伞。”那把雨伞引发了国际讨论，后来沦为了笑柄。不过《星报》（ Star ）提醒读者们说：“这只不过是张伯伦的老把戏，用‘道具’使你印象深刻。”——在维多利亚时代，内维尔的父亲约瑟夫常把一朵新鲜的兰花用胸针别在上衣的扣眼中，戴一副镶金边的单片眼镜，这让他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是丘吉尔的雪茄和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 的烟斗一样，张伯伦也有符合自己形象的标志，《星报》猜测就是雨伞：“紧紧地、直直地、硬硬地、牢牢地卷着，像它的主人，在历史上也留有自己的一笔。” ⁵³

张伯伦坐车从唐宁街前往伦敦西面的赫斯顿（Heston）机场。他的座机是英国航空公司所属、由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伊莱克特拉（Lockheed Electra） ，他在飞机的舷梯上摆好姿势让记者们拍了很多照片，还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提高了人们的期望：“我的政策一直是力求捍卫和平，元首阁下准备接受我的建议则让我有信心期望和他的会面不会无果而终。” ⁵⁴ 陪同首相前往的有霍勒斯·威尔逊和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后者是外交部中央司司长（负责处理法国和德国事务）。还有一架飞机载有两位女秘书和两位保镖 。故意地——其原因之后我们会谈到——张伯伦没有带上外交大臣，而且，即使加上斯特朗这位在外交部做得风生水起的新人，代表团也没有人会说德语。 ⁵⁵ 张伯伦要依靠德国外交部派来的翻译和书记员，这在之后也造成了麻烦。不过和之后的峰会相比，这次出访的简单之处正如张伯伦强调的想法一样：就是两位领导人私下里的会面，要建立并培养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大多数报纸报道说，张伯伦从未乘过飞机，不过这其实并不准确：张伯伦曾在伯明翰机场的一次飞行演示中上天转过一圈 ⁵⁶ ；不过那次和今天飞越英吉利海峡直抵德国的4个小时空中旅行比起来是天壤之别。上午8点35分，飞机起飞，张伯伦在几天后回忆说：

我必须承认，在伦敦上空我看到下面的房屋离我有几千英尺的时候有点晕；不过这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我开始享受闪亮的白色云朵之上那壮阔无边的景色。接近慕尼黑的时候，我们飞入了风暴之中，有段时间在云中盲飞，飞机摇摆颠簸得就像大海中的孤舟。后来空乘人员过来告诉我们说飞机将要降落，我在降落的时候更是紧张了好一会儿。不过在看到领航飞机为我们导航的时候，我的疑虑被打消了。很快我们就滑行到了机场主楼…… ⁵⁷

这些文字来源于张伯伦每周写给他未婚的妹妹们的信件，在信里，他总把自己说得漂亮一点，因此，我们不妨认为他其实更紧张。

当然，为丈夫担心的张伯伦夫人也收到了连续的报告 ⁵⁸ ：

“9点20分，飞机飞过敦刻尔克。”

“10点35分，已飞过科隆38公里，一切正常，天气晴朗。”

“11点15分，到达法兰克福，一切正常。”

中午时分，一袭黑衣的安妮·张伯伦（Anne Chamberlain）独自从白厅走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参加了一场为和平特别召集的祈祷。只有教堂管理员把她认了出来，她和其他祈祷者一起围坐在被虞美人花环绕的无名英雄墓碑旁。在晚上，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见之后，她又来到教堂。当天前往大教堂的人数接近4000人。 ⁵⁹

压力固然不小，不过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当首相大人在12点35分降落在慕尼黑的时候，他看上去神清气爽，泰然自若。迎接首相的队伍中的一员，驻德大使亨德森，是这么认为的。张伯伦回应说：“我可是顽强而又结实的。”当里宾特洛甫向他致以正式欢迎问候的时候，张伯伦回答得也很轻松。

“以元首和国家的名义，向您致敬。”

“谢谢您。”

“您的旅途还愉快吗？”

“很愉快，谢谢您，相当不错。”

《每日快报》（ Daily Express ）的记者塞尔柯克·潘顿（Selkirk Panton）对这个非正式而又不那么“德国式”的欢迎仪式很是吃惊。没有仪仗队，没有乐队，也没有什么致敬礼——也许是太仓促来不及准备。有些人向首相行纳粹礼，并以“Heil”致敬，张伯伦则脱下礼帽挥舞着回礼。潘顿称之为“民主的敬礼” ⁶⁰ 。

使团乘专列由慕尼黑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并于下午4点刚过抵达。在那里还有一场欢迎仪式，更多的群众以“Heil”致敬（大部分人穿着巴伐利亚民族服装），首相也多次脱帽回礼。驱车很短一段距离就到达了张伯伦下榻的当地一家大酒店。酒店的老板也是突然接到命令，要为英国客人和包括里宾特洛甫在内的德国部长们腾出24间客房。张伯伦的房间是皇家套房，常常是为前德皇的妻子准备的，套房里包括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早餐厅。不过首相并没有在此享受服务，只是稍事休息，把灰色的礼帽换成了一顶黑色的。威尔逊则抓紧时间和白厅1234号 通了电话，还让张伯伦的秘书保证和国内的电话线路畅通。抵达酒店半小时之后，首相和里宾特洛甫以及两名随员乘车赶往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山的别墅——在距离镇子不远的山上。《纽约时报》把这一举动形容成穆罕默德（Mahomet）前往山上。 ⁶¹

希特勒在1922—1923年间的冬天迷恋上了巴伐利亚地区阿尔卑斯山脉。处于德奥边界山脉间那高耸的峭壁和深不可测的峡谷成为他最喜欢的度假胜地。他常常在上萨尔茨山的旅馆中居住，在那里口述了《我的奋斗》（ Mein Kampf ）一书的一部分；还于1928年租下了附近的一栋房子，在当上总理之后，房子被修建成了一幢宏伟的别墅。在它周围，戈林之流的纳粹党的领导人们也纷纷在周围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萨尔茨山已俨然成为帝国的第二统治中心。 ⁶²

从贝希特斯加登开车上山大约需15分钟，这也留给张伯伦一些调整自己呼吸进行放松的时间，不过最有可能的是——像其他的峰会参加者那样——他非常激动。下午4点55分，车队到达别墅外。张伯伦没有像哈利法克斯那样冒失地把希特勒当成为他拿帽子和大衣的侍者 ⁶³ ，不过却和哈利法克斯一样，几乎无视了这位元首。他告诉自己的妹妹们，希特勒看上去“一点都不起眼，站在人群里你是注意不到他的，真的会把他当成油漆工一样的小角色”。在内阁会议上，张伯伦更是直白地说希特勒是“我见过的最普通的男人”。 ⁶⁴

在德国外交部的翻译官保罗·施密特（Dr.Paul Schmidt）的翻译下，几句欢迎词之后，希特勒和张伯伦两人跨上台阶，走向会议室。那间屋子用油画、挂毯、名贵家具和很多裸体塑像装饰着（张伯伦讽刺地评论说）。最大的特点是一扇占满墙的巨大窗户，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上萨尔茨山的景色；但是张伯伦来访的时候正下着雨，只能看到山谷的底部。喝过茶，张伯伦试图打破沉闷，但发现，希特勒和很多人一样，不擅长寒暄。

“我常听说这间屋子，不过比我想的要大多了。”

“您在英国可是有比这还大的屋子的。”

“那您一定要来英国参观一下。”

“迎接我的应该是示威的反对者吧。”

“嗯，也许该选个好时候。”希特勒听到这句话脸上似笑非笑。东拉西扯了一阵后，希特勒唐突地询问张伯伦要如何进行会谈，是否要双方各有两三个人出席。首相说他希望一对一地面谈，这个在会谈开始前的约定把恶毒的里宾特洛甫排除在外，这也是与其相对应的哈利法克斯没出现在代表团之中的原因。于是，下午5点20分，在施密特的陪同下，两位领导人走上楼去，进入希特勒的会客厅开始会谈。出乎张伯伦意料的是，他们谈了三个小时。 ⁶⁵

在各自表达了改善英德关系的愿望后，张伯伦开始出牌。 ⁶⁶ 他建议用余下的时间“表明各自的立场和看法，以便相互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意图”，第二天再谈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换句话说，张伯伦是想从整体形势逐渐过渡到具体问题，在解决棘手问题之前先了解对手。这和他的整体策略相符，要把苏台德问题放在缓解整个东欧紧张局势的背景下讨论。不过希特勒很快就识破了张伯伦的这个想法，坚持“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刻不容缓”，因为当天已有300名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被杀，还有更多的人受伤，这种情况需要立即解决。有关300名德意志人被杀的事情完全不实，而且很可能是故意捏造的，不过这却让希特勒占了先机。“好吧，”张伯伦说，“那就先谈吧。” ⁶⁷

接下来，希特勒开始口若悬河——他说话常常拐弯抹角——不过目的明确。他坚持说自己不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他的立场是建立在民族信心之上，反过来，民族信心又取决于他给出的承诺。这包括要把德国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周边国家的德意志民族并入第三帝国。奥地利的700万德意志人已有先例，现在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300万德意志人想要如此。元首痛心地说，远离此地 的德意志人则不在此列——他还是明白什么是“可能”和“不可能”的。于是，张伯伦就这样听着希特勒在施密特的翻译下夸夸其谈，但是他现在已被推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之上。首相打断了希特勒：“等一下，您是说300万德意志人必须并入帝国吗？这样您就满足了？没有其他的要求了？我这么问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您的胃口更大，您还想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回应说，如果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的目的被满足了，那么波兰、匈牙利、乌克兰境内的少数民族也会效法这个模式而脱离当局统治 ⁶⁸ ；这暗示着捷克斯洛伐克会自行解体。不过他也坚称，他只对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感兴趣。希特勒把这一问题说成在他身边的“矛尖”，他的情绪也高涨到了这次会面的最高点：“我想回到现实中来。不过300人在苏台德地区被杀，这样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样的问题必须立刻得到解决：我一定要解决它，我不在乎是不是会发生世界大战。” ⁶⁹

张伯伦再一次妥协了。不过他抓住了希特勒话里关于300万德意志人并入德国的要求，强调“元首做出了保证，之后不再对其他地区提出任何可能使德国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领土要求”。他还冷淡地说道，他们两位领导人也许会“阻止一场因为300万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而发生的世界大战”。 ⁷⁰ 首相提议他们应共同呼吁捷克斯洛伐克对该地区的暴力事件保持克制，进而为进行建设性讨论创造条件。不过希特勒再一次生气地提出了300人被害的事件，要求立刻解决问题。张伯伦也失去了冷静，质问希特勒，如果元首态度是如此坚决，为什么还同意他前往德国会面？“我是在浪费时间。” ⁷¹ 希特勒做出了让步，表示在当天或者第二天还是可以讨论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的；不过当张伯伦再次提出停止备战的建议之后，他也毫不客气地提出英国是否同意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所居住的区域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希特勒声称，这符合《凡尔赛和约》中有关自决权的内容。

官方层面上，朗西曼的使团提出的解决方案中，苏台德地区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统治下获得自治权，所以希特勒的要求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从策略上说，张伯伦如果能表明这要求是一个新的情况，需要和内阁商议，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他毫无表示 ⁷² ，而且没有经过讨价还价就做出了让步，他害怕因为一个和英国利益毫不相关的问题会立刻触发一场战争。首相告诉希特勒，他个人接受关于人口和领土转移 的提议，不过他需要和自己的同僚们以及法国政府商量，检验提议的可行性也是个复杂的过程。同时首相还要求希特勒尽最大努力阻止形势恶化。元首谈到了德国庞大的战争机器，警告称一旦机器开动，就没有停下来的可能（这和1914年的说法一样）。按照张伯伦的话来说，最终双方都同意“若元首能安抚德国人民，我也会尽我所能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保持克制” ⁷³ 。之后双方起草了一份声明，表示“针对现状双方充分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张伯伦第二天将返回英国和内阁进行磋商，“几天之内，将会进行进一步的会谈”。 ⁷⁴

在下楼的时候，和之前上楼的时候比起来，希特勒的态度显得非常友好，还提议张伯伦应当在“一切都结束之后” ⁷⁵ 再次来访，观赏山景。和英国代表团其他人员——他们在楼下尴尬沉默地干等，可供闲聊的话题早就用光了——会合后，张伯伦一行在晚上8点15分离开了别墅，去酒店过夜，第二天飞回英国。

会谈的结果和英国人期望的不同。报界认为这次出访会持续三四天；内阁成员，甚至还包括张伯伦的妻子，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读到首相已在回国途中的消息时大吃一惊。 ⁷⁶ 张伯伦自己还打算在第二天下午和希特勒进行一次全面对话，并在第三天着重详谈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实际上在几个小时之内，他就在苏台德问题上做出了妥协。难怪希特勒要鼓掌欢呼，“就像受到了一次极为成功的款待”。甚至忠心耿耿的威尔逊也承认，在晚餐时当听说“不会再有会谈”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的。 ⁷⁷ 不过张伯伦也不是好惹的。口译员施密特对首相的印象很好，他在1925年于洛迦诺也为张伯伦的哥哥奥斯汀担任过口译——奥斯汀脸上的表情总是波澜不惊，不过“内维尔·张伯伦可不像他哥哥那样冷漠拘谨；正相反，他面对希特勒的各种要求时表现得都很灵活”，敢于直面对手。此外，施密特还惊讶地发现，当希特勒在叫嚣要冒险一战的时候，张伯伦那句生气的回应，“那您为什么还让我来这里！”事实上逼退了对手。 ⁷⁸ 由于希特勒公开宣称要在9月末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他对张伯伦许下的约束部队和推迟时间的承诺中一半是因为这个情绪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看，张伯伦获得了他需要的喘息机会。尽管如此，希特勒的胃口还是从苏台德地区自治变成了对领土的要求。首相也不知道内阁同僚们会不会认可这个要求。为了增加说服力，张伯伦在9月16日晚上把这次会谈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在内阁小圈子里讲述了出来，也在第二天的午餐前后向全体内阁成员告知了会谈内容。他说，在到达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形势很明显是“急切紧迫的，如果他不去的话，敌人如今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气氛极其紧张”。张伯伦也解释了为什么自己威胁要回国，这“也许就是这次会谈的转折点”，在那之后，“希特勒先生变得安静了”，而且会谈也更加理性了。内阁高级成员们一致支持首相，讨论的话题也变成要不要进行全民公投和说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话题上来了。 ⁷⁹

达夫·库珀认真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即使目前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法，也不会是麻烦的结束；只要纳粹在统治德国，欧洲就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不过没有几位阁僚表示不同意见，就连库珀自己在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承认“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很可怕”。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苏台德问题是希特勒的“最终要求”，还是“开胃小菜”？首相大人则说，这是个“只能靠实践才得出的判断”，他的看法是：希特勒说的是实话，他也没发现希特勒“有精神失常的迹象，只不过很容易激动而已”，有时候会“忘掉自己在说什么而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这个人的能力很难被忽视……在某些方面他很难接受不同意见”。不过，张伯伦宣称，“相当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希特勒的要求已经被“严格限制住了”。 ⁸⁰

张伯伦所说的话都是仔细斟酌过的，也很重要。他否定了在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之前的想法，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疯子。他反而认为这位德国领导人是一个意志坚定、难以对付而且性格反复无常的对手，但是这个对手会满足于有限的目标，也会恪守诺言；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可以与之展开有意义的谈判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内维尔·张伯伦理想的谈判对象。张伯伦向内阁成员表示，在分别时希特勒提出要再一次举行会谈，他还补充道，“其他渠道得来的消息”（德国外交部的官员拍霍勒斯·威尔逊的马屁时说的）称，希特勒对首相“印象不错”。首相对内阁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之后的谈判会主要靠个人感情”。事实上，首相把自己看成了外交改革的先驱者。他告诉内阁诸位官员：“万众瞩目的出访会谈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我们要面对的特殊形势要求我们采用一种全新的依靠个人的外交手段。” ⁸¹

即使是一些张伯伦最亲密的同僚也表示怀疑。内阁里一直在批评库珀的国防协调大臣 托马斯·英斯基普（Thomas Inskip）爵士私下指出：“首相大人讲述的故事令人难过……明明是希特勒占了主动，他就是在敲诈首相。” ⁸² 不过在9月17日的会议上，包括库珀在内，没有人愿意因为布拉格而搭上伦敦。

在内阁的支持下，或者说，默许下，张伯伦向法国寻求支持。第二天，9月18日，星期天，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和他的重要阁僚以及顾问抵达伦敦（他们也是乘飞机抵达的——再一次地提示了飞机已替代火车成为危机外交活动中的交通工具）。早些时候，当张伯伦通知达拉第要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时，法国总理“看上去并不太高兴”，他在巴黎告诉英国驻法大使，一些人建议他和希特勒进行双边会谈的提议被他拒绝，是因为他认为英国应该派代表参加会谈。 ⁸³ 不过当天英法之间的会谈还是亲切友好的，对张伯伦来说，是富有成效的。法国人是不希望在苏台德地区出现全民公投的，他们怕德国人会用这个方式解决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不过他们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德意志人口超过半数的地区的主权交给德国。作为回应，法国人说服了英国人（到目前为止，英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和捷克斯洛伐克有任何条约上的义务）一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其他的领土“不受侵犯”。

从上午11点到半夜，从正式会谈到私人会面，这一天让双方都筋疲力尽。最后，两国政府于9月19日清早联合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š）发信，简述了提议。两国要求最晚于21日获得回复，因为张伯伦计划在那天再次会见希特勒。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抗议这一提议会“完全肢解”国家的时候，得到的回复却是，任何拖延都会加速德国入侵的进程。在布拉格的英法使节被命令“无论何时收到这条消息都要立即转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于是他们在9月21日夜里2点叩开了赫拉德欣宫（Hradschin Palace）的大门。贝奈斯刚刚睡下，这是三天来他真正睡着的时候，不过还是被叫醒来接受这条消息。在21日的晚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主要政治派别都选择了屈服。 ⁸⁴ 然而英国的报纸上确实空空如也，张伯伦要霍勒斯指挥报界大亨们和自己站在一起，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按要求合作了。 ⁸⁵

其实贝奈斯原则上接受对领土有限的割让，希望能借此满足德国人的胃口，并在17日秘密告知了达拉第。法国总理又告诉了张伯伦，张伯伦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默认当成了维护他自身政策的正当理由。同样，英法两国在21日发出消息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米兰·霍查（Milan Hodža）密询法国政府，希望能获得一份最后通牒来解释在国内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政府的投降之举。 ⁸⁶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们看上去就像是自愿的受害者一般，很清楚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牺牲。来自英法两国的压力极度残忍，就连平时说话很委婉的哈利法克斯也“毫不客气地表示，如果贝奈斯不把这事情交到我们手里，那我们就撒手不管了” ⁸⁷ 。

9月20日，张伯伦的小圈子里有人表达了对英国政府在这次危机中陷得太深的担忧。为什么英国政府不是直接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回复转给德国人，让希特勒和贝奈斯两个人敲定细节就行了？霍勒斯·威尔逊说：“这样就和首相之前扮演的主导力量前后矛盾了。”但如果按照他的阁僚们的建议，张伯伦继续在公众的眼里扮演主要推手的话，他也“十分渴望”能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一些让步来作为希特勒“从我们这里获得巨大让步”的回报。把主权转让的标准从德语人口占50%提高到80%？或者说服希特勒停止调动部队来缓解紧张局势？第二天，霍勒斯从报业大亨们那里获得了证实，他们一致认为，公众“很期盼”张伯伦能第二次访问德国，“以显示他已经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了让步” ⁸⁸ 。把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推向峰会，首相大人也把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推到了悬崖边上。

9月22日，星期四，张伯伦于上午10点45分再次从赫斯顿机场起飞。和之前那次一样，他向等待的记者们强调，苏台德问题的和平解决是英德关系更好发展的“重要开端”，也是他真正追求的“欧洲和平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德国外交官西奥·科尔特再次前去送行，他向柏林汇报的时候说，反对之声也有所抬头，他引用一天前丘吉尔和艾登以及工党和贸易联盟的话说，张伯伦是“充满焦虑地离去的”。 ⁸⁹

这一次英国代表团只能飞到科隆，从那里坐车前往位于伯恩南面的温泉小镇哥德斯堡，那里的豪华酒店——彼得斯贝格酒店（Hotel Petersberg）——可以鸟瞰莱茵河的美景。希特勒就住在河对岸的德尔森酒店（Hotel Dreesen），1934年他就是在那里策划了恶名昭著的清洗计划 。张伯伦一行不仅包括威尔逊和斯特朗，这次还有外交部法务处负责人威廉·马尔金（William Malkin）爵士 ，亨德森也从柏林再一次赶了过来，加入了代表团，这次他还带上了他的一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Ivone Kirkpatrick）——此人可以流利地使用德语，去年还为哈利法克斯和希特勒的会谈担任口译。在上次会谈里，张伯伦只能靠德国官方的口译员保罗·施密特和希特勒交流，他在会后生气地拒绝了由施密特记录的会议纪要，自己靠记忆整理了一份。有些说法认为是里宾特洛甫故意为之，意在激怒张伯伦，以此报复自己被排除在会谈之外；更有可能的是希特勒授意，想要最大化体现其意愿，不过却让张伯伦有苦难言。 ⁹⁰ 在亨德森的强烈抗议和宿敌戈林的调解下，外交部长才勉强拿出一份过得去的记录副本。 ⁹¹ 就这样施密特仍然在会谈中担任口译员，但柯克帕特里克会在场证明他翻译的准确性，并为英国方面做准确的会议记录。这也是张伯伦在峰会进程中手段逐渐成熟的一个标志。

不同于上次会谈，哥德斯堡星期四下午的天气很好。下午4点的时候，张伯伦和他的代表团在一大群记者和观察家的注视下乘车穿过莱茵河渡口——这让亨德森想起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年度赛艇对抗赛。 ⁹² 在德尔森酒店，希特勒和张伯伦握手致意，之后施密特与柯克帕特里克两人陪同双方上楼进行会谈。会议室里有一张长条桌，上面铺着绿色的台布；屋子里至少可以坐20个人。希特勒走到桌子的一端坐下，张伯伦则坐在他的右边，施密特和柯克帕特里克坐在他的左边。在静坐了一刻之后，希特勒向张伯伦举手示意，仿佛在说：“该你说了。” ⁹³

张伯伦开始向希特勒陈述已准备好的当前形势总结，他说到了上次会面时形势的僵局，也说到了在过去的一周里已经取得的进展；他还简要地介绍了现在已经被伦敦、巴黎、布拉格三方接受的方案——在一个国际委员会监督之下进行领土主权的转移；他也提出了目前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一些问题。他说完之后坐了回去，施密特回忆，他的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仿佛在说：“我干得不错吧？” ⁹⁴

希特勒先是表示很感谢张伯伦为危机的和平解决所做的努力，然后他问起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否同意这些提议。

张伯伦说：“同意。”

“很遗憾，”希特勒回答说，“不过这已经没什么用了。” ⁹⁵

张伯伦坐直了身子，脸因为生气而变得通红。 ⁹⁶ 希特勒则开始对形势的变化进行抨击，喋喋不休地大谈特谈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与德意志人一样的声明，还谈到了德国边境逐渐升级的冲突和“不断涌来的难民”所造成的“岌岌可危的局势”。希特勒说，边界问题必须在10月1日之前“获得最终而且全面的解决”。

直到希特勒的话被口译员翻译完，张伯伦才回过神来。他用外交辞令表示对希特勒的立场“既失望又不解”。上次两人见面时希特勒曾说，如果张伯伦能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为解决问题做出努力，德国很愿意就此展开程序磋商。张伯伦向希特勒快速地说明了自己是如何努力劝说自己的内阁、法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他说他事实上已经“丝毫不差地满足了希特勒，而且还不用任何德国人流血牺牲”。他越说越生气，认为“必须要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张伯伦将他第一次访问德国时受到热烈支持的情形与这次访问做了对比，那天在赫斯顿机场遭人批评，有人还向他发出了嘘声。为什么这些讨论过的提议不再被接受了呢？

希特勒做出了一点让步——柯克帕特里克推测他是不想看到会谈这么早就破裂。 ⁹⁷ ——他说目前只有一个方法能和平解决目前的危机。各方必须立刻认同一个新的边界划分——而且不需要任何国际委员会的监督。希特勒提出的新边界划分方案将“遵照已有的可信地图，按照语言划分边界”。他认为，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接受边界划分，那他就会按照公民投票结果，立刻出兵占领这一地区。最后，两位领导人一起下楼和里宾特洛甫、威尔逊、亨德森共同研究地图，其上标明了希特勒画好的边界。张伯伦试图逼迫希特勒划定具体范围，不过希特勒总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过错而火冒三丈。（整个会议过程中，希特勒不断地收到新的有关边境冲突的报告。）又累又饿的首相和元首相约第二天上午继续会谈，不过要在各方各自进行深刻讨论之后进行。张伯伦旧调重弹，认为如果希特勒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达到目的，那他就不会冒险开战。希特勒在告别的时候表示自己不相信这次危机会和平解决，也承认自己从未认为张伯伦可以为危机做出如此的努力。 ⁹⁸

希特勒再一次打乱了张伯伦的计划。和上次一样，这次张伯伦到达哥德斯堡的时候带来的是合理而又吸引人的建议，但是每一次希特勒都提高了要求。希特勒在哥德斯堡会谈之前就和戈培尔谈过他的想法。通过研判张伯伦在之前会谈中的表现，他猜测张伯伦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将向张伯伦展示那张地图，然后就大功告成了，棒极了！” ⁹⁹

不过，抛开元首在面对英国人时的第二次战术胜利，希特勒的政策和几个星期之前一样不够明确。一方面，他还是在探讨开战的可能性，并积极备战，严格按照他划定的9月末的最后期限做准备。希特勒心里急需证明自己是位称职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洗刷5月耻辱的想法也半点没有减少。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和他们的首相大人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比希特勒预想的要积极，这也让情况复杂了起来。在哥德斯堡会谈中所使用的策略，比如地图和公投，都意味着希特勒正试图逐步蚕食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靠军事行动一蹴而就。 ¹⁰⁰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希特勒的选择会是哪一个。

换言之，对于为什么希特勒在能通过和平手段满足他所提出的所有要求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开战，张伯伦感到不解，这也揭示了他在认知上的一个重要盲点。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会谈使他相信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疯子，他的一切准备都基于对希特勒个性的判断。然而希特勒现在的表现却是毫无理性的，提出的要求也是张伯伦的内阁和英国公众意见已经表示过不可接受的。首相大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就寝，用威尔逊的话说就是“烦心倦目”；而柯克帕特里克则和一位秘书为了整理会谈记录忙到了凌晨4点。早餐的时候，英国代表团人人情绪低沉，很明显，会谈将完全破裂。张伯伦取消了原定于上午11点30分举行的会谈，并向希特勒去信，说明他的提议为什么不会被英国和法国的公众甚至“基本上全世界”所接受。威尔逊后来声称，这个想法来自他之前的工业谈判经历，目的在于逼迫对方清楚地阐明自己的意图，同时也为将来应对公众以及万一谈判破裂做辩护。下午3点55分，施密特带着希特勒的回信抵达，只不过是重申希特勒的抱怨。张伯伦再次写信，表示在没有备忘录也没有划分好细节的地图的情况下，不会把提议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午5点45分，亨德森和柯克帕特里克过河前往德尔森亲自向里宾特洛甫表明态度。两个小时后，他们带回了承诺：稍后在晚上举行的会谈将只有备忘录。 ¹⁰¹

在哥德斯堡逗留期间，张伯伦受到了来自伦敦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9月22日，星期四，下午3点，就在他和希特勒举行会谈之前，内阁就在讨论一旦会谈失败，战争迫在眉睫，英国将采用什么样的对策。傍晚时分，在接到威尔逊和张伯伦有关会谈“相当艰难”和“极不满意”的密电之后，阁僚们也因为没有可靠的信息逐渐感到沮丧；也没人从次日上午威尔逊的消息“身处雾中，不过今天也许放晴——其实，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中得到什么帮助。 ¹⁰²

到现在为止，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严厉警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要动员任何部队，以免激怒希特勒；不过法国人现在想收回这话，但是出于对张伯伦的尊重，内阁在9月22日并没有同意。第二天，内阁内部认为这已经不是阻止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正当理由了，张伯伦必须同意这一决定。英国军方也已经开始失去耐心，若是开战，他们需要提前48小时整备出发。9月23日下午，内阁向张伯伦去电，希望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获得授权动员部队。午饭后，威尔逊回电说，明天他们就会返回，这些预先措施可以先等等。不过他的有关德方备忘录和把备忘录发给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却引发了新的问题。哈利法克斯在晚上9点30分电告内阁，首相在思考如何结束会谈，但是他觉得会谈会以“某种简单但强烈的声明”结束。在和报业大亨们有密切关系的霍勒斯的强烈支持下，外交大臣向张伯伦强调：“从公众的意见看，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因我们已经让步到底线而变得强硬。”“如果能专门会见他”，这消息也应该告诉希特勒；要警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妥协之后，德国若是宣战“就是对全人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这封电报没来得及加密就发向哥德斯堡，哈利法克斯希望张伯伦在过河会谈之前就能收到，不过他很可能也希望德国人收到这封电报。 ¹⁰³

张伯伦被希特勒搞得手忙脚乱，自己的阁僚们又来添乱，在走进德尔森酒店开始第二轮峰会会谈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紧张的。这次两位领导人和各自的口译员在楼下的客厅里举行会见，他们围坐在茶几边，在座的还有亨德森、威尔逊、里宾特洛甫、魏茨泽克 ¹⁰⁴ ，讨论在晚上11点后才开始。希特勒想努力表现得亲切一点，不过张伯伦这次省去了客套，直接建议讨论德国的备忘录问题。里宾特洛甫是备忘录的起草人，希特勒表示，这份备忘录基本上代表了他个人的想法和在昨日通信中的态度。和之前一样，他暗示说如果会谈能达成和平协议，那将会是英德关系的转折点；他还补充说，这是“最后一个能沟通的议题”。不过张伯伦这次没有再次上当。作为对哈利法克斯发出的警告的响应，他表示必须让英国民众看到会谈的成果作为回报——但直到现在希特勒“只有一丁点儿回应”。希特勒十分激烈地反驳这一说法，不过张伯伦态度坚决，提出10月1日应为德国人的最后期限：“我不信元首阁下会为这区区几天就已经准备好放弃合作。”

局面越来越僵的时候，一份情报送了进来。里宾特洛甫拿过来扫了一眼，煞有介事地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宣布总动员。希特勒大叫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张伯伦则反问：“怎么了？”动员只不过是预防措施，又不是进攻的手段。两个人又就是德国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首先动员争论起来。希特勒又一次生气地要求对目前的局势采取立即有效的解决方式，他还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长痛不如短痛。” ¹⁰⁵

和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样，张伯伦现在要打出王牌了。他声称不会再进行谈判了：他会带着一颗沉重的心飞回英国，不过良心上毫无负担。但是这次里宾特洛甫拿出了撒手锏：他敏锐地指出，张伯伦和他的代表团员们压根儿就没仔细阅读这份备忘录。确实，英国人事先并没读过备忘录，他们的翻译柯克帕特里克一直忙于整理会议纪要；这使他们落了下风。不过亨德森还是用英语草草记下了其中的要点；威尔逊也清楚地记得，备忘录明确表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在9月26日—28日交出会谈所涉及的领土。

张伯伦气愤地表示：“这份备忘录完全是一份最后通牒，而不是在谈判。”

亨德森插嘴道：“是一份强制命令（ Ein Diktat ）。” ¹⁰⁶ 引用的是希特勒声讨《凡尔赛和约》时使用的众所周知的“Diktat”。

希特勒反驳说：“文件名字可是写着‘备忘录’三个字。”

张伯伦也不甘示弱地驳斥说：“我更在意内容而不是标题。”他表示，整个备忘录的内容留给英国人的感觉十分不好，会让希特勒看上去“像个征服者”。

希特勒打断了首相的话：“不，像个财产的主人。”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再次重申，英国代表团没有完整地读完德国方面的备忘录。也许这时候（备忘录有些混乱）英国人离席“私下里交谈了一会儿” ¹⁰⁷ 。双方同意让施密特把文稿全部口译成英语。在施密特翻译的时候，张伯伦对其中最令人反感的地方进行了指责。听到了这句“德国政府做出以下要求”后，首相说，这样的用词恰恰让公众感到冒失无礼。希特勒表示，只要条件得到满足，他不在乎用词是“要求”（demand）还是“建议”（proposal）。张伯伦也强烈不满这份文件的“强硬而又严苛的时间要求”，包括所提到的距离当时不到48小时的生效时间。希特勒让了一步，同意将时间延至10月1日。而且，英国代表们也尽力压缩了德军将要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最终，张伯伦表示将会把这些提议尽快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会谈在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之后于夜里1点45分结束。 ¹⁰⁸

据柯克帕特里克的回忆录记载，在会谈即将结束的时候，希特勒“用敏锐的眼神盯着张伯伦，用嘶哑的声音怏怏地说：‘您还是第一个让我做出让步的人。’” ¹⁰⁹ 他留下的官方记录给人的印象是会谈的结束很突兀而又不友好。 ¹¹⁰ 不过施密特的回忆录里也同样记录了希特勒这次罕见的退让，不过他声称气氛很轻松，两位领导人“在分别的时候气氛随和，在我的翻译下，两个人还单独交谈了一小会儿”。在他的官方记录中，两个人在门厅交谈了一会儿，张伯伦“衷心地向元首告别”，还说到几天来两人之间增进的“对彼此的信心”，这让两位领导人可以相互坦诚而又毫无戒心地进行交流。张伯伦再次表达了他的愿望，他希望目前的危机解决之后，两个人可以继续以这种精神商讨未解决的“更大的问题”，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希特勒。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张伯伦离开的时候，“真诚地说了声‘再见’” 。 ¹¹¹

哥德斯堡会议的结果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希特勒的得寸进尺再一次让张伯伦做出了退让，只不过这次困难了许多，也是第一次让希特勒把自己的要求述之成文并加以修正。希特勒还是表现得盛气凌人，而张伯伦也没有退出谈判。相反，首相大人和他的智囊团还是决定把希特勒的要求转发给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张伯伦仍然希望苏台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希望英德关系得以和解。无论怎样，张伯伦在这次峰会上已经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开弓没有回头箭。

9月24日这个星期六的早上，英国代表团在睡了几个小时之后从哥德斯堡启程返回。（柯克帕特里克可没睡，再一次熬夜整理会议记录。）亨德森和柯克帕特里克则是乘车前往科隆的，又从那里坐火车返回柏林。为了打发时间，两个人参观了科隆大教堂，情绪低落的亨德森还在教堂正厅中跪了下来祈祷和平。 ¹¹² 张伯伦和其他人乘飞机回国，并在午饭时分抵达伦敦。下午3点半，首相大人向内阁核心阁僚们汇报了本次会谈的内容，两个小时之后，全体内阁成员听取了首相的报告。 ¹¹³ 在这两个场合，张伯伦都冗长地叙述了这次出访的内容，详述了第一天的僵局，要求德国人用书面文件表达立场，还有这份书面备忘录里强硬专横的内容，但他对这次峰会做出了积极的总结。张伯伦承认自己在第一天听到希特勒提高了要求的时候十分愤怒，不过经过进一步的商谈后，他改变了看法。首相对内阁严肃地表示：“要想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很有必要了解他的动机和思考方式。”张伯伦觉得自己现在在这一点上比第一次会谈更有信心。根据内阁会议记录，张伯伦认为：

希特勒心胸狭窄，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极端的偏见；不过他不会故意地欺骗一位他所尊敬的也是一直与之谈判的对手。他笃定地相信希特勒对他有所敬重。希特勒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关键问题是希特勒是否真的如他所说把苏台德问题当成一个必须解决的民族问题来对待，他的政策目的在于民族统一，而不是统治欧洲；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希特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相相信希特勒是在说实话，而且希特勒也表示，一旦目前的问题获得解决，就不再对占领欧洲领土拥有任何野心；他还说，若当前的危机可以和平解决，将会是英德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¹¹⁴

以上就是张伯伦在总结时的辩解。他声称他已经和希特勒建立了私人感情，可以相信这位德国领导人是会遵守其诺言的——他的目的有限，苏台德问题的解决为将来达成更广泛的协议铺平道路。首相告诉阁僚们，除非是在昨晚的谈判所修改过的哥德斯堡会谈备忘录基础上进行操作，否则他看不到当前问题和平解决的出路。内阁可以自行比较这份备忘录中的要求和他前往哥德斯堡的时候准备的条件，看看是否能成为英国开战的正当而又充分的理由。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张伯伦还动情地提到了上午飞回英国时经过泰晤士河的情景，还设想到若一架德军轰炸机以同样的航线飞过伦敦上空，扪心自问自己的政府会为机翼下数以千计的家庭提供什么样的保护。张伯伦说自己感到不应该以威胁开战的手段来阻止战争。 ¹¹⁵

张伯伦希望内阁暂时休会，以便大家能细读备忘录条款，并给予考虑。尽管达夫·库珀要求立即进行动员，他还是决定如此。海军大臣表示，在开战和苟求和平之间，看到了第三种选择：“耻辱地开战”，即政府迫于公共舆论的压力，被迫参战。 ¹¹⁶ 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内阁小圈子成员在当晚进一步展开讨论，为了兜售哥德斯堡备忘录，他们甚至还请到了一位工党领导人。与此同时，威尔逊正在起草一份提议，让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割让更合民意，他尤其小心地“把‘占领’一词说得像是保证一项协议得以实施的手段” ¹¹⁷ 。

在上一个星期里，张伯伦的外交活动把外交官们扔在了一边，而且还把他们的专业意见置若罔闻。外交部的很多官员都觉得首相是带领着国家滑向一个危险境地，外交部副常务大臣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就是其中之一；他看上去是位沉默寡言的官员，但其实是个情绪十分外向的人，这在他每天用来吐露心事而随手记下的日记里表现得很直白。

当内阁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之后把立场从“民族自决”退让到领土割让的时候，贾德干把这是一次在国际社会监督下“有秩序的”行为作为借口宽慰了自己良心上的不安。他在张伯伦前往哥德斯堡的备忘录里强调：“我们已在用底线来满足希特勒所谓的主张”，如果希特勒索求更多，“那就退无可退，只有对抗”。9月24日下午的核心内阁成员会议上，贾德干之所以出席是因为讨论需要就相关事宜向他咨询，政治家们明显是在梦游一样地走向“全面投降”，而在场的他安静得可怕。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催眠”了张伯伦，贾德干在日记里写道，“首相很明显也催眠了哈利法克斯”。外交大臣向核心内阁成员们表示：“尽管还存在政治上的困难，他还是对接受希特勒的建议带来的坏处相当于走向战争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贾德干在日记中提到，“好斗的”西蒙在张伯伦前往哥德斯堡期间几乎“火冒三丈”，但如今也“见风使舵” ，他表示要考虑的只不过是领土割让的“形式问题”。晚上10点30分，贾德干开车送哈利法克斯回家的时候，“向他提了我的想法，不过没有打动他”，贾德干在睡觉前写道：“我知道我们不会开战了，不过我宁可参战也不愿接受这种耻辱。这件事之后我们在各国人民面前何以自处？我们对埃及、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统治又会怎样？……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伤心的一天，也没有如此沮丧和气馁过。” ¹¹⁸

和大部分同事一样，贾德干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没什么感情，他所关心的东西现在被我们称作“软实力”，是英国在世界立足所深深倚仗的名声。他深信张伯伦现在的做法会彻底毁掉这个东西。第二天，9月25日，他在内阁进行商讨的时候痛苦地等待着结果，终于在晚上6点抓住机会和哈利法克斯谈谈。

外交大臣说：“艾力克，你很让我生气，你让我辗转难眠。我在夜里1点醒来就再也没睡着。但我知道你是对的，首相若是要我带头表态，我会选择拒绝希特勒的条件。”

贾德干松了一口气，心怀感激地向外交大臣表示歉意。

哈利法克斯很严肃地问道：“你早知道你会让我睡不好的吧？”

贾德干回答道：“是啊，不过我睡得很好。” ¹¹⁹

在25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的内阁会议上，张伯伦重申了哥德斯堡会谈的条件：德国军队立即占领苏台德地区。和哈利法克斯跟贾德干的表态不同，他并没有真正地“带头”表示反对。首先发言的是霍勒斯，他在会上质疑，德国人在备忘录条款中并没有表示让步，他还暗示说现在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条件是“巨大的责任” ¹²⁰ 。不过哈利法克斯的发言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审慎低调的发言方式也使他陈述的内容更加具有分量。在一天前，他还表示自己认为哥德斯堡方案和一周之前内阁会议一致通过的内容之间的不同不会成为开战的理由。但现在他不敢肯定了，他认为“有序主权转移和无序主权转移之间的原则性区别，在于后者对待被割让领土上少数民族的态度”。他就此发出警告表示，摆脱不开的事实是希特勒“对我们毫无退让，条件都是他说了算，仿佛一枪不发就赢得了一场战争”。外交大臣直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是“摧毁纳粹主义，只要纳粹存在一天，和平就毫不稳定。因此，他认为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条件并不正确”。德国反对派的存在也让他暗示如果希特勒开战，“那就会帮我们搞垮纳粹的统治”。 ¹²¹

哈利法克斯并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当成“最终结论”，不过也“应时地”“试探性地”表达了他本人的“犹豫”。无论话语如何委婉，意见都很清楚。他在发言结束时承认，尽管“和首相在这次漫长的危机中合作最亲密”，但他“不太确定两个人的想法是否还相同”。 ¹²² 张伯伦感到被哈利法克斯出卖了，在其他大臣发言的时候，他向哈利法克斯递了一张草草写就的字条——“在昨晚会面之后，您完全改变了看法，这对我是个可怕的打击。”——还暗示说，如果这次法国把英国拖入战争，他就辞职。

哈利法克斯草率地回复：“我知道这样做有些残忍，但我整夜都无法入睡，受着良心的折磨……”

张伯伦的回答很尖刻：“在夜里得出的结论很少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 ¹²³

就像历史学家阿拉斯泰尔·帕克（Alastair Parker）赞扬的那样，哈利法克斯看起来“除了高智商之外，还是英国贵族的典范” ¹²⁴ 。他本能地在冲突双方之间寻求中立，也会很灵活地，甚至是似是而非地，用各种手段应对各种结局。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爵士给他起了个“灵狐”（Holy Fox）的外号。 ¹²⁵ 哈利法克斯也是一名圣公会教徒，对自己的德行要求严苛，当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会努力坚定立场。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哈利法克斯在9月4日并没有认真考虑向德国发出明确警告；但在25日，他的总结不同于张伯伦，他认为正在和自己这一方打交道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个可以与之谈判的有理性的领导人。哈利法克斯在会谈期间待在伦敦，更清楚国内和党内对首相日益增多的批评。身为一名有眼光的政治家，哈利法克斯以自己的见识清楚地意识到，艾登在争议声中辞职之后，张伯伦无法接受一年之内再有第二位外交大臣辞职。 ¹²⁶

星期日的内阁会议延时到午饭后继续，一些官员们明确表态支持张伯伦，其他人则站在哈利法克斯一边。后者表达了他们之前心中的焦虑，还表示有人会因此辞职。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驳回了哥德斯堡备忘录中的条款，认为这些条件“绝对地、完全地不可接受”。现任驻英大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缔造者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之子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送给外交部的外交照会明确表示：“由圣瓦茨拉夫（St.Wenceslas）、扬·胡斯（John Hus） 和托马斯·马萨里克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决不为奴。”扬·马萨里克还呼吁英法两国“在困难之时与我们共进退”。 ¹²⁷

为了争取时间，张伯伦告诉内阁应该在他确定法国领导人的态度之后再次召开会议，英国肯定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法国置身事外的情况下开战。驻法大使埃里克·菲普斯（Eric Phipps）爵士和博内（Bonnet） 以及其他绥靖主义者们关系密切。张伯伦在会上朗读了他发回的一条信息，其中陈述了“法国人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的立场，还提醒要防备“出现极其危险的少数聒噪而又腐败的好战分子”。菲普斯的评估吓坏了外交部的高层们，大臣副助理奥姆·萨金特爵士认为这“并不公正且具有误导性”，菲普斯的妹夫范西塔特则直接称之为“发癔症”。 ¹²⁸

在当天晚上的核心内阁成员会议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些陈述都和法国领导人的底线不相符。达拉第曾表示他和他的内阁成员把希特勒的新条件看成想“用武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并控制这个国家”。张伯伦也想尝试确认法国是否会采取抵抗措施。达拉第则回复得模棱两可：“各方都会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约翰·西蒙爵士也试着请达拉第表明态度：法国军队是会在马其诺防线后保持守势，还是会进攻德国？法国空军是否也会参与进攻？西蒙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的诘问激怒了达拉第——这位法国总理企图在这位英国来的判官面前扭转局势——英国人接受希特勒的条件了吗？张伯伦的回复言不由衷，表示英国政府只是一个中间人而已。 ¹²⁹

西蒙将和达拉第的会谈描述成“相当令人不快”。作为一个不发言的旁观者，斯特朗评价道：“这是我不幸参加过的令人最难过的会议之一。” ¹³⁰ 双方都试图推卸责任。达拉第很可能想用这样的言语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立场辩护，也想以此牵制住狡猾的英国人，以防他们背信弃义 ；张伯伦和西蒙则是想曝光法国人不愿意为捷克斯洛伐克开战的想法，并以此逼内阁里的反对派就范。在两个小时毫无结果的争论之后，张伯伦在晚上11点40分暂停了会谈，自己的内阁再次开会。他试图说明法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无关紧要，可哈利法克斯坚决反对，各位大臣的意见也仍然没有变化。首相这次决定改变自己的立场，向内阁表示他将派威尔逊前往柏林进行最后的磋商，请求希特勒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在这个问题上引入国际委员会进行监督。如果希特勒拒绝的话，威尔逊就口头警告德国人：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积极应对”，进行支援，那么英国也会参战。 ¹³¹

9月26日，星期一，张伯伦和达拉第私下里保持着沟通，以期弥合双方的分歧。法国人同意了威尔逊的出访，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特意从巴黎飞到伦敦，他谈及军事部署的时候在没有泄露太多机密的同时也成功打消了英国人的疑虑。但之后哈利法克斯在威尔逊刚刚降落在柏林的时候告诉他：“法国人明确表示了他们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的时候采取进攻措施，这会把我们也卷进来的，您要清楚地和希特勒说明，和平才是唯一的选择。”外交大臣还让外交部新闻办公室的雷克斯·利珀（Rex Leeper） 准备好了一份公报，其内容是：如果德国不顾首相为和平解决苏台德问题的外交努力而悍然向捷克斯洛伐克开战，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法国将不得不伸出援手”，英国也“一定会和法国站在同一阵线”。首相府方面十分生气，因为这份公报和通知威尔逊的消息一样，进一步显示了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立场已经分道扬镳。 ¹³²

希特勒于下午5时在柏林总理府会见了威尔逊。威尔逊向他转交了张伯伦的一封信。施密特仍然担任翻译。因为希特勒在准备当晚于体育宫（Sportpalast）发表的一场重要演讲，他情绪高涨，不断地用在柯克帕特里克的官方记录中写下的“不同意的手势”和“反感的叫嚷”打断施密特和威尔逊。最终，希特勒同意就领土割让问题会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不过条件是布拉格方面要接受哥德斯堡备忘录的条件，并在10月1日撤出苏台德地区。施密特回忆称：“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激烈的会谈之一。”以他出色的翻译能力也无法保证谈话和翻译的顺利进行。鉴于希特勒的情绪，威尔逊决定还是不向希特勒发出警告，以免激怒希特勒，使他在演讲中就宣布国防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威尔逊还是成功地约定了在第二天上午和希特勒再次会面。在伦敦的内阁反对派官员得知威尔逊的决定后十分愤怒。张伯伦回复说：“我们认为，如果会谈毫无进展，您还是会在离开之前向他传递这个特别的信息的，我们对法国人也是这么说的。不过递交这一警告应该是出于悲哀而非愤恨。” ¹³³

9月27日，星期二，威尔逊在中午12点15分再次和希特勒进行了会谈。 ¹³⁴ 希特勒昨晚在体育宫的演讲恶意满满却毫无新意，在苏台德问题上他还是毫无让步——施密特回忆说：“早上的时候是没办法和希特勒讲道理的。”威尔逊不情愿地站起来宣读了警告：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且法国按照条约义务“对德国采取战争行动”，英国政府“将有义务支持法国”。正如张伯伦所想，希特勒把这当成了法国将对德国开战的威胁，并声明自己没有入侵法国的企图。威尔逊缓慢清晰地重复了整个照会的全文，但也再次被希特勒打断。很显然，这位元首有自己的打算，想把法国人当成侵略者。张伯伦的政府最终还是在强硬派几周以来的要求下发出了警告，也许威尔逊在离开时私下说的话会在某种程度上让这个警告的效果有所减轻——“我还是想让那些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白。”——英国人现在做到了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没能做到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就是明确地告诉德国人，如果德国和法国开战，英国将不会置身事外。 ¹³⁵

但希特勒还是想要在10月1日星期六那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在威尔逊离开之后不久，他于下午1点20分命令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先头部队开始前进，保证在9月30日之前进入集结地。晚上6点，他又批准了西线德法边境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的动员令 ¹³⁶ ，而总动员的命令将在28日星期三下午2点发布。

同样，在伦敦，紧张气氛也达到了顶点。首相最终同意向海军舰队发出动员令。这个消息第二天见报后更加剧了紧张气氛。即使自己身心俱疲（“我全身都在发抖。”他有一次这么说 ¹³⁷ ），张伯伦还是没放弃和平的希望。在9月27日晚上8点的全国广播讲话结束时，他承诺：“我会为和平努力到最后一刻。”他还发出了至今还声名狼藉的声明：“就因为我们所不了解的两个遥远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争斗，我们的人民就要去掘挖防空洞，还要戴上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和荒诞。用和平原则早已解决的分歧现在却成了战争的原因，这似乎更不可能。” ¹³⁸ 不过，也许看上去确实荒诞不可能，但在9月28日，星期三，整个英国却真的在为一场很显然是于己不利的战争做准备。

战斗机司令部现有29个中队可供作战，但其中只有5个中队装备了最新的飓风式战斗机，而且没有一个中队拥有1.5万英尺（约4600米）以上的高空作战能力。沿海的雷达预警系统仅部分完工，无线电通信原始落后；用于伦敦要地防空的必要的阻拦气球、防空火力和探照灯仅仅有三分之一就位。 ¹³⁹ 从9月26日开始的那一周里，政府向家庭和单位发放了一份名为“空袭中如何保护家园”的40页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如何制作遮光窗帘，如何搭建“避难屋”，以及如何囤积适当的物资。各地方政府临时组建了900个急救站，大约开挖100万英尺（约30万米）的防空洞来作为紧急避难所；英国人还构建了大量地下掩体，仅在伯明翰一地的掩体就可以容纳1万人。正如霍勒斯在回顾这次危机的时候承认，在防空准备上，“国家还未准备好”，而且“细节上存在的问题数不胜数，影响广泛” ¹⁴⁰ ；这包括预警人员和消防设备的短缺，还有医护人员、救护车、医院床位的严重匮乏。尽管铁路部门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可以在三天内从各主要城市撤出400万人，其中伦敦一地就可以占到一半，但可行的方案压根儿不存在。 ¹⁴¹

当时的情形十分混乱，尤其缺乏防空洞；特别是1914—1918年西线战场的可怕情形唤起了大众对毒气攻击的恐慌，在分发给公众的3000万副防毒面具中，还没有为婴儿和幼儿准备的型号。每一个在星期三早上的餐桌前读完小册子的人都充满了无助感。手册详细地指导人们如何从地板到天花板加固房屋，“但在准备施工前最好向建筑工人详询”；还有诸如此类的建议：为防止毒气渗入，用胶带密封“避难屋”，用浸湿的报纸塞严缝隙，“如果家里有壁炉，用纸、布或者麻袋堵塞烟囱，在此之后绝不能再于炉格中点火”。 ¹⁴²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一封于10月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一个地域狭小却人口密集的国家里，想表达清楚人们面临被空袭轰炸时的心情几乎不太可能。要不是我身在伦敦，就无法说清这种感受。（我们曾预计仅一个晚上伦敦的伤亡就会达到3万人，就在那个星期三的早上，我记得没错，我们相信离开战只剩下3个小时。）就像面对世界末日一般，在我们的脑子里，再有几分钟时钟就会停摆，生命就会走到尽头。这些有关毁灭的景象就是源于“英国”和“欧洲”，这比仅仅想象一下一个人的家人和自己被炸成碎片还要可怕。在伦敦的七八百万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¹⁴³

在9月28日的那个星期三上午，张伯伦为避免战争灾难的发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11点30分，他向希特勒发去电报，表示如果法国和意大利也可以与会，他将再次前往德国商谈领土割让的问题。他认为“您可以不用开战就能得到所要的东西，毫无拖延”会有说服力。在同时拍发的电报中，张伯伦请求墨索里尼敦促希特勒再次召开会议。 ¹⁴⁴ 之后，他完美地敲定了当天下午在下议院要发表的声明，想要对政府就本次危机发行的白皮书中的关键文件进行补充和解释。张伯伦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措辞，他想向议员们说明自己为寻求和平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并且还想继续尝试下去。不过他也明白，政府要对战争做好准备。当天早晨，威尔逊向德国使馆的新闻官表示，首相在演讲中仍然希望“让和谈的大门开着”，但如果德军在下午2点开拔，那首相就会宣战。 ¹⁴⁵

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件事情的转折点在9月24日—25日，哈利法克斯带领内阁成员反对哥德斯堡备忘录中的条件，并且亡羊补牢地为张伯伦的峰会外交努力设下了底线。在柏林，危机的关键时刻则是9月27日—28日，在那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希特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把欧洲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

星期二的大半个下午，一个德军机械化师隆隆作响地开过了柏林的街头，沿着威廉大街，经过总理府、外交部和英国驻德使馆。喜欢视察部队的希特勒，这位从《凡尔赛和约》的灰烬中重建了整个德军的元首在窗边站了三个小时。这件事情就是故意要让外交官们和记者们深深体会到德国军队的实力，但是让他们（和希特勒本人）都感到诧异的是柏林市民的情绪。在街道上几乎没有欢呼，人们纷纷把目光移开，躲进了门廊。德国人看上去对再一次的欧洲冲突和战争似乎毫无胃口。正如希特勒一次次说过的那样，打仗拼的不仅仅是资源，更是意志。元首对此十分生气，但被劝住了。

第二天的早上让希特勒备感压力，英国人的态度现在明朗了，这还多亏了外交部的照会，还有威尔逊不情愿的警告和皇家海军动员的消息。另一个公开渠道传来的消息是，法国人召回了预备役人员。那个上午，柏林的总理府比往日还要忙乱，官员们进进出出，激动地相互议论着最新的传言，但是心里的想法肯定还是不希望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里唯一还比较激进的是里宾特洛甫和党卫队帝国长官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戈林把自己对和平的观点详尽地向希特勒进行了说明，后来还当面指责里宾特洛甫在煽动战争。他大嚷道：“我可是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元首下令开战，“我会跳上参战的第一架飞机，而你必须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座位上！” ¹⁴⁶ 外交部前任部长诺伊拉特也认为：“我们还没到开战的时候。”宣传部长戈培尔则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一些细节问题就发动一场世界大战。” ¹⁴⁷

11点15分，一直在本次危机中扮演着无足轻重角色的法国驻德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特（André François-Ponçet）抵达总理府，向希特勒警告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将使欧洲陷入全面战争。因为他会说流利的德语，在对话中不需要翻译，这更深深地刺激了希特勒。11点40分，希特勒接见意大利驻德大使贝尔纳·阿托利科（Bernardo Attolico），大使急匆匆地赶过来向元首传递了来自墨索里尼的消息，墨索里尼敦劝希特勒延迟开战计划，接受张伯伦关于四方峰会的建议，这些都是由施密特在场翻译的。希特勒想了一会儿，说：“告诉领袖 ，我接受他的建议。”这时已接近中午——距离下午2点德军总动员还有两个小时。 ¹⁴⁸

在各方面的压力中到底是哪一方面对希特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现在仍有争议。一些评论家相信是因为英国人的决心。 ¹⁴⁹ 在那个星期三一直作为希特勒随员的施密特觉得是弗朗索瓦-庞赛特有力的表态为阿托利科做好了铺垫。戈林后来说，改变希特勒态度的可能是对德国民众情绪的疑心和对墨索里尼有可能背弃他的恐惧 ¹⁵⁰ ，也有可能是因为意大利人的提议让他有了可以退让的借口 ¹⁵¹ 。无论希特勒的确切动机是什么，他的举动震惊了柏林政府的核心成员，尤其是他在这几个月里一直主张开战的态度的转变。一位高层官员在日记中写道：“没人能理解这个转变，元首最终还是退让了——这才是根本上的不同。” ¹⁵²

希特勒或许是丢了面子，不过这么做确实救了他一命。夏季的时候，军队内部反对派对他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不惜与英法开战这个与自杀无异的想法充满非议，因为德国压根儿没准备好开战。这个想法并没有因为总参谋长贝克的辞职而消失，他的继任者弗朗茨·哈尔德将军也被希特勒顽固不化的想法吓住了，他也加入了由保守政治家和持异见官员们组成的阴谋团体，策划着想要夺取柏林的控制权，包围总理府，推翻希特勒。贝克这样的组织内的高级成员还想活捉希特勒，让他接受法庭审判；但年轻而又激进的成员们想的则是直接刺杀元首。在这个计划的一个设想中，激进派秘密组织了一个突击队部署在柏林各处，大部分成员是下级军官，也有学生和工会成员。星期三上午，正要前往总理府的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将军 看到了希特勒拒绝了张伯伦的最后建议。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哈尔德，哈尔德又把消息传递给了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将军 。尽管两个人都认为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但布劳希奇认为必须确认希特勒确实决定开战，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总理府。与此同时，外交部的埃里克·科尔特（Erich Kordt）作为内应已经打开了总理府的两扇大门，以便突击队能冲进来，而且希特勒的身边也没有特别的安全人员护卫。但这时候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动员令推迟了；另外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密谋者们此时毫无选择，只有停手。 ¹⁵³

当然，这次仓促的暴动是否成功没人能够保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许是众多企图推翻希特勒的阴谋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了，比1944年7月20日的炸弹阴谋更加缜密协调。在战后，一些当年的密谋者把失败的过错全部推给了张伯伦，甚至错误地宣称，他们在9月中旬就已经准备好一切，结果却被张伯伦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搅了局。 ¹⁵⁴ 能肯定的是，张伯伦在8月间以坚决的态度公开拒绝了他们的抵抗计划，也坚决地遏制了密谋者们的行动。不过在9月的最后几天里，他们精神紧张，但准备完毕。从根本上说，是希特勒自己救了自己一命，政变者们需要用开战来说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而希特勒最后一刻的悬崖勒马挽救了自己。

这些事情英国人一无所知。本来休会到11月1日的下议院于9月28日召开特别会议，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展开辩论。几百万人在那个星期三的清晨醒来时充满恐惧，战争离他们只有几个小时之遥；上了点年纪的人们想起了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 于1914年8月4日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在下议院的演讲。会议厅中挤满了人，大家都在聆听张伯伦如何开始这次辩论。他的妻子在画廊里和几位皇室成员一起等待消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坐在贵族厅等待，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的前任斯坦利·鲍德温也在座；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国家派出的使节挤满了外交旁听席，心神不安地等待开始。在等待期间，很多人对首相面前摆放的被议员哈罗德·尼克尔森称为“奇怪的金属蜂巢”的东西很感兴趣。那是一个麦克风，是特意为把首相的讲话广播出去而安装的——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不过最后各党领袖都不愿意开此先例，这个麦克风也没真正打开过。更加让气氛紧张的是，议会按照成立以来的规定在下午2点45分进行了祷告，通告了最近去世的议员，之后还进行了就诸如失业问题之类的常规议题进行了质询和解释。 ¹⁵⁵

2点54分，张伯伦站起身来，开始就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他与希特勒的会面以及两个人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进行了漫长而详尽的说明和解释，其中一些问题已经在政府发行的白皮书中写明。整个议会鸦雀无声地听取了他的陈述，张伯伦按照时间先后的叙述方式更加重了会场的紧张气氛。在重点问题上，首相大人取下眼镜，微微抬头望着天窗；这是令人信服的表演，不过张伯伦也很苦恼于他的演讲中缺乏点睛之笔。在离开首相官邸前，亨德森打来电话，告诉他希特勒已决定推迟动员令24小时，但是还看不出希望首相来访的迹象。张伯伦倒是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但不是一个清晰准确的结果，更算不上令人开心了。 ¹⁵⁶

但是，结局则像张伯伦后来写的那样：“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可以超越眼前的这一幕。” ¹⁵⁷ 下午3点30分，亨德森给外交部打来了电话，送来了希特勒邀请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于次日前往慕尼黑会面的消息，而且意大利领袖已经接受了邀请。贾德干带着消息几乎是一路小跑地赶往下议院——都这个时候了，他倒还没忘记带上雨伞。想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张伯伦可不容易，每次传递都需要靠下议院通信员接力。这个消息由贾德干传给了正在贵族厅里的哈利法克斯；哈利法克斯紧急赶往楼下来到演讲台后面的门旁；另外一名通信员把消息传递到了坐在官员席上的霍勒斯手里。在写着亨德森消息的字条背后，外交大臣写上了：“您该马上看看这个， 我认为首相应该在演讲结束时宣布这个消息。 我觉得我们应该认为法国人也同意了。” ¹⁵⁸ 威尔逊向张伯伦的私人秘书邓格拉斯（Dunglass，本名Alec Douglas-Home）爵士示意，让他把这个写有消息的字条传给坐在前排挨着首相的约翰·西蒙爵士。整个下议院都可以看到有重要的事情在发生；但张伯伦沉浸在他的演讲之中，西蒙也无意打断他。在一次鼓掌的间隙，他把字条递给了张伯伦。 ¹⁵⁹

大约在下午4点15分，在提到当天早上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出的最后倡议的时候，首相停顿了下来，扶了扶眼镜，把字条上的消息读了出来。尼克尔森说，当时“他的脸，他的全身，看起来都起了变化……看上去像是年轻了10岁” ¹⁶⁰ 。首相向下议院表示，为了回应墨索里尼的倡议，希特勒把动员令推迟了24小时。他向着阳光抬起头，微笑着说：

我还没有全部说完，还要补充一些。希特勒先生现在告诉我他想请我明天上午到慕尼黑会晤。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经同意参加会议，我也相信达拉第先生也会同意，那么我就不需要向大家说明我的意见了。

下议院沸腾了，很多议员站到座位上，把他们手中的议事表扔向空中。在欢呼声中，首相提议休会几天，“也许我们会在更加愉快的情况下”继续开会。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边缘政策。张伯伦后来称之为“孤注一掷地抓住了在悬崖边上的最后一簇野草”。 ¹⁶¹

第二天，9月29日，星期四，伦敦城里的气氛就像两个星期之前张伯伦决定首次飞往德国一样，几乎所有人都为避免了战争松了口气，感到压力骤减，至少现在如此。内阁全体成员都到赫斯顿机场为张伯伦送行。张伯伦向记者们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像《亨利四世》（ Henry IV ）中霍茨波（Hotspur）那样说：‘抛去烦恼和危险，让我们安全地采下这朵花。’”他还回忆了“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常常重复的格言：“如果一开始你没成功，那就尝试，尝试，再尝试。” ¹⁶² 对谈判不抱幻想的批评家们改成了：“如果一开始你没退让，那就飞去，飞去，再飞去。”不过，在那个星期四，批评家们都没把这句话说出口，生怕首相会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但对此又无能为力，只能等待。

作为一次峰会，慕尼黑会议和在贝希特斯加登以及哥德斯堡举行的会议大不相同。一方面达拉第和墨索里尼都会出席——法国总理对此有些闷闷不乐，不太自在；意大利领袖则是很享受作为中间人的角色。从罗马开来的火车在路上要跑一整夜，墨索里尼在晚餐的时候大谈特谈他对英国社会充满蔑视的观察结果，把这个国家对和平的热爱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性别的失调。“400万缺了男人的女人……不能抱着男人，只好对人道主义张开双臂了。” ¹⁶³ 和先前的会议做进一步的对比可以看到，慕尼黑会议的安排相当混乱。 ¹⁶⁴ 张伯伦中午降落，当然还有威尔逊随行，斯特朗和马尔金爵士也一同前往。他们从机场直接乘车前往元首宫——那是位于慕尼黑西北、邻近国王广场的纳粹党总部——并被告知会议马上开始。张伯伦事先没和达拉第进行磋商，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交流了很长时间。两个独裁者的外交部长也都支持他们的行动，但哈利法克斯再一次被留在了伦敦。会议的参与者们并没有坐在桌边，而是坐在椅子上围成一个大圈；英国人和法国人离得太远，没法相互沟通——这并不是说张伯伦不想沟通。 ¹⁶⁵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施密特宣布各方的讨论将按需要翻译成英语、法语和德语（墨索里尼三种语言都懂，而且自恃是个语言高手 ¹⁶⁶ ）。墨索里尼首先宣读了一份自己准备的备忘录作为讨论的基础。很快，大家就弄清了这份备忘录就是基于上次德国对英法两国提议的回应。张伯伦和达拉第同意在书面备忘录准备好之前逐字逐句地研究条款。午餐很晚，会议在下午3点15分才开始休会，进餐。4点30分，会议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晚上，只是在晚餐的时候短时间被打断（张伯伦和达拉第谢绝了和希特勒还有墨索里尼共同进餐的邀请）。英国方面很关注领土割让的时间表和所割让的具体地区，但对英法做出保证的性质和德国对所占领土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财产的补偿问题也出现了长时间的争论。马尔金和亨德森也参加了讨论，前者正带领着一个小型起草委员会试图把领导人们拼凑起来的意见进行整理。这让意见草案的打印和分发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协议最后在9月30日的凌晨2点准备完毕。四方代表一起走进希特勒的办公室，那里有一张巨大的桌子，上面还摆着一个大号墨水瓶。在一切就要完美收官的时候，希特勒蘸了蘸自己的笔，不料却发现墨水瓶里没有墨水了；于是，一个新的墨水瓶在签字之前被换了上来。 ¹⁶⁷

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没有参加讨论。张伯伦在28日的最后倡议里提出过把他们列为参加者，不过在他急匆匆地赶过来签订协议的时候，这个念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最终，达拉第和张伯伦会见了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前来的两位代表，他们在旅馆里苦等了好几小时才获得召见。他们早就得到了，用威尔逊的话说，“相当明显的暗示”，要做好“严肃的选择”。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来说，接受才是最好的选择。 ¹⁶⁸

哥德斯堡备忘录中的条款和慕尼黑协定重要的不同点在于，被割让的领土减少了一点，割让的过程将会有10天的时间，而不是必须在10月1日完成。不过这些只是细节上的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张伯伦明白自己必须获得更多才好向国人交代。在9月29日的协商之余，他执意要和墨索里尼交流西班牙问题，建议再举行一次四方会谈来解决这个国家持续的内战问题。29日凌晨1点，在等待起草文件的小组完成文件的时候，张伯伦请求希特勒和他在30日上午进行私下会谈，地点就在位于风景美丽的慕尼黑东部城郊的希特勒寓所，在那里可以远眺摄政王广场。

在会谈之前，张伯伦让斯特朗起草一份有关未来英德关系简短的声明，他希望希特勒可以在上面签字。在下榻的旅馆中，斯特朗于早饭时分完成了任务，声明中强调要用磋商而不是战争来解决分歧。张伯伦对声明进行了修改，加上了这句话：“我们双方将昨晚签署的协定和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视为两国永不作战的愿望的象征。”斯特朗认为，1935年的那份英德海军协定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正相反，张伯伦的回答是，他认为这才正是英国应该和德国达成的协议；他还无视了斯特朗认为应该知会法国的建议。协议被重新打印出来之后，张伯伦拿起两份揣在上衣口袋中，前去会见希特勒。 ¹⁶⁹

张伯伦希望这次会面能成为已经被再三推迟的对当前国际问题的“概述”（ tour d’horizon ）。这在施密特的记录和张伯伦自己用铅笔在一个白色小记事本上记录了14页的笔记上体现得很清楚，张伯伦用缩写“HH”代表“希特勒先生”（Herr Hitler）。张伯伦和希特勒就西班牙内战、东南欧形势、德国对经济包围的担心和裁军问题进行了交流。希特勒表达了将空中轰炸对象仅限于战斗人员的想法。“他很厌恶婴儿被毒气弹杀死的想法。”张伯伦匆匆写就的笔记上如此记录；显然，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希特勒还有基本的人性。最后张伯伦表示，他不想耽搁元首的时间，不过他认为，如果慕尼黑会议“除了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毫无建树”是个遗憾，因此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内容是有关两国希望共同改善英德关系，加强欧洲稳定。张伯伦把声明从口袋中拿了出来，问希特勒是否会签字。在后世臭名昭著的“那张纸”在当时张伯伦心中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他整个9月进行峰会外交的最高潮，它预示着两位领袖正朝向张伯伦最渴望的欧洲和解迈进。 ¹⁷⁰

在后来写给妹妹们的信里，张伯伦说，希特勒是“欣然接受”私下会晤的，而且双方的交流也是“愉快而又友好的”，希特勒是很愿意签署这份宣言的。但是在施密特看来，他认为希特勒是不情愿地接受了邀请，连签字也是为了不扫张伯伦的兴。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希特勒在整个会晤期间“情绪阴郁低沉”，“心不在焉地听着张伯伦讲话”，还在会谈中“寡言少语”。施密特把这些归咎于慕尼黑民众对张伯伦表现出的发自内心的极大的热情。 ¹⁷¹ 无论张伯伦到哪里去，街道两旁都有人欢呼，蜂拥而至的致敬花束几乎挤爆了他下榻的旅馆。希特勒却没受到如此的关注，这也许是在那天上午的会晤中他意兴阑珊的原因之一。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希特勒现在肯定要忍受他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在最后一刻退缩了；他对张伯伦的恼怒并不是他想分享和平缔造者的荣耀，正相反，他恼怒的是因被骗而没有获得在战争中取胜的荣耀。更让他恼怒的是，他自己欺骗了自己。

不过希特勒还是签字了，张伯伦把一份文本交给了希特勒，把另外一份放在了外衣口袋里。回到旅馆，首相大人满意地拍拍口袋，对斯特朗说：“我拿到了。”当他们在当天下午飞回英国的时候，他要求斯特朗把哥德斯堡备忘录的条款和慕尼黑条约内容进行比对：这在政治上十分重要，可以展示他带回的东西比希特勒的最终要求更有价值。 ¹⁷² 达拉第可是明白两者没什么区别的。他心怀恐惧地飞回巴黎，但在飞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欢呼挥舞的手臂驱散了心头的乌云。他嘟囔道：“人们都疯了吧。” ¹⁷³ 欢迎张伯伦的场面更是隆重。在那个星期五的傍晚5点40分，当张伯伦的飞机降落在赫斯顿机场的时候，相当多的人冒雨前来迎接。他当众宣读了他和希特勒签署的宣言，随后乘车前往白金汉宫，国王在那里向他表达了谢意，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他还受邀在面向林荫路（Mall） 的阳台上接受伦敦市民的欢呼；最后，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再次坐车回到唐宁街首相官邸，然后在一楼的一个窗口前向聚在一起的民众发表了演讲。

这时候，张伯伦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公平地说，这几天乃至这两个星期以来局势戏剧性的密集变化让他筋疲力尽。（第二天，他在乡间别墅告诉妹妹们，他自己几乎要精神崩溃了，“这辈子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¹⁷⁴ 。）但是虎口拔牙般的经历让他欣喜若狂，而且当天晚上的伦敦盛景会让所有人都铭记在心。在唐宁街10号的门厅上，有人要他重复60年前迪斯累里从柏林会议上归来时的著名讲话，不过张伯伦冷冷地回绝了：“不，我才不会做那种事情。”但是他走到楼上向群众致意时，他有意走到了迪斯累里当年发表讲话的那扇窗户前。很可能是受内心深处想超过爸爸和哥哥的欲望的驱使，他的情感战胜了理智，张伯伦说：“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了唐宁街。我相信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和平。”他的前任私人秘书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Home）在经年后不加掩饰地评论说：“他立刻就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且无法自圆其说，在他的余生中一直念念不忘。” ¹⁷⁵

后来，和很多外交部的官员一样，斯特朗直接就把慕尼黑会议称作“溃败”。 ¹⁷⁶ 毫无疑问，张伯伦的个人外交行为按照后来的峰会标准来看也是很不成熟的：对对手的心理毫无研究；没有现在我们叫作“意见书”或者“简报”之类的东西；首相大人还把包括外交大臣在内的专业外交官们甩在一边；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甚至连己方的口译员和记录员都没带在身边。在谈判中，他对自己的底线坚持得不够坚定，一味地满足对方却没获得任何回报。不过张伯伦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臆断。飞往贝希特斯加登是因为他害怕欧洲的命运会被掌握在一个疯子手里；就因为他相信从本质上看希特勒是个言而有信的人，返回的时候他又幻想着已经和希特勒建立了私人感情，并且可以以此取得成果。更加危险的是他的理想主义（和骄傲自大），他认为身为一位政治家他可以给欧洲带来和平，也许还有作为一个被忽视了的小儿子想要超越父亲和哥哥的雄心壮志。张伯伦和他的大部分同僚们都深信不疑，因捷克斯洛伐克而开战就意味着伦敦大部分地区会被毁掉。这并非英国首相最后一次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大错特错。

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张伯伦政治上的同僚们最终还是对他的这次峰会行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为了避开来自内阁的批评，张伯伦把重要的讨论限定在一个内部圈子里，他飞往贝希特斯加登这一勇敢的举动让那些怀疑论者闭上了嘴巴。不过身为谈判者，他的软弱使他在苏台德地区割让问题上一再退让，让内阁成员们不知所措。即使是他的核心内阁成员也警告他在下一次会议上必须也让希特勒有所退让，并在哥德斯堡会议上一致对他施加压力，哥德斯堡会议后哈利法克斯的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人们都知道，早在9月4日，这位外交大臣就主张向希特勒发出警告，不过在这次危机中为什么哈利法克斯没有把意见坚持到底却令人费解。也许在接连两次被排除在峰会会谈之外后，有人也许会希望在飞往慕尼黑的飞机上能有他的一席之地。但是，也许是9月28日下议院的掩饰不住的狂喜，又把张伯伦推上了主导地位，就如同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前夜一样。

那么作为一位峰会参与者，希特勒的表现又如何呢？他并不是贝希特斯加登会议的提倡者：张伯伦要飞来见他的时候，他是毫无准备的。曾有一刻希特勒认为这意味着战争威胁。和张伯伦一样，希特勒对这一系列的峰会也缺乏准备：他是一位服从本能的政治家。不过在谈判桌上，希特勒却比张伯伦更加灵活，用算计好了的大吼大叫使对手不安，令其退让。就像身为口译员的施密特在贝希特斯加登就认识到的那样，张伯伦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对手，但他在实质问题上还是进行了退让，而希特勒只在细节问题上让步。直到9月28日那一天，就在哈利法克斯和霍勒斯带领内阁成员反对进一步退让的时候，希特勒先退缩了；直到那时，他还在策划战争而不是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外有英法的压力，旁侧有墨索里尼左右，内有柏林民众表现出的反战情绪的动摇——希特勒还是勒住了缰绳，接受了峰会的要求；他这么做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救了自己一命。在慕尼黑会议上，有墨索里尼的协助，希特勒精心策划，取得了和平割让苏台德地区的结果，事实上和哥德斯堡备忘录上的条件相差不多。总之，希特勒作为一位谈判者可比张伯伦更加合格，不过他可从来没想过谈判，而张伯伦，一位蹩脚的战术家，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和平，而不是战争。

这是一次虚伪空洞的胜利，希特勒从没有想过要遵守《慕尼黑协定》，事实上他很快就把自己在9月末的懦弱表现一脚踢开。1939年3月，占领了其余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之后，希特勒的企图并不仅仅是他声称的要为德意志人建立帝国，他还撕毁了在慕尼黑所签署的协定。幻想破灭的张伯伦不得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向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有可能在纳粹侵略名单上的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手忙脚乱地想要阻止德国的进一步扩张。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张伯伦仍然希望能获得和平，但是希特勒现在毅然决然地对波兰开战，也决定不再退缩。希特勒认为他已经看清了他的对手们。在1939年8月，他告诉自己的将军们：“我们的敌人只是爬虫，在慕尼黑我就看清了。” ¹⁷⁷ 他相信由里宾特洛甫炮制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阻止英法两国为波兰开战。但是现在他口中的“爬虫”不再软弱，这次轮到希特勒出现误判了。他最终和波兰开战，代价是英法两国比他预想的提前数年就加入了战争。

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希特勒深信，在1938年9月就应该开战——“那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把战争限制在局部的机会”——他是被“狡猾的资本家的代表张伯伦和他带有迷惑性的雨伞”欺骗了；张伯伦前往他的伯格霍夫别墅，心里“早就知道自己要和我们打一场残酷的战争”。希特勒大骂张伯伦：“和我说的一切都是精心准备好的，以便能骗过我的疑心，他前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时间。” ¹⁷⁸ 当然，这并非事实，张伯伦希望也是真正地为改善英德关系做出了努力。不过，争取时间这个说法也 确实 是最坏打算里的一个次要目的，因为张伯伦很清楚，在1938年开战，他的国家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为张伯伦所辩护的人们后来强调，在争取到的这一年时间里，英国完成了海岸线雷达警戒系统的布置，新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机也入列服役——这在1940年的不列颠空战中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英国情报部门夸大了德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和对空袭轰炸造成的伤亡人数的预估，希特勒在1938年还没有对伦敦进行毁灭性轰炸的能力。张伯伦要是知道了这个，肯定会嘲笑希特勒吹牛的。

不过张伯伦不是个赌徒，我们看到的是，他认定政治家在没有果断的行动力之前不应该虚张声势。在此把他和丘吉尔的外交风格相比较对研究者们很有裨益。丘吉尔也相信德国空军可以对伦敦进行毁灭性的空袭，但是他嗜赌成性，认为如果英国人可以硬撑下去，希特勒就会停止战争。他赞同在苏联的支援下英法两国联手对德作战，把张伯伦前往希特勒的乡间别墅的举动称为“迄今为止最愚蠢的行为”。在整个下议院因可以在慕尼黑举行下一次峰会的好消息而狂喜的时候，他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坐在位子上的议员之一。尽管最后他还是走过去祝愿首相“一路平安”，但是让张伯伦十分恼火的是，他还补了一句：“你只是幸运而已。” ¹⁷⁹ 在10月5日的下议院会议上，丘吉尔把《慕尼黑协定》描述成“一次全面彻底的失败”，他坚持认为，贝希特斯加登、哥德斯堡和慕尼黑三次会议的区别很小：“当有人用枪指着你要1英镑，你把钱给了，会有人用枪指着你要2英镑，到最后，独裁者同意拿走1英镑17先令6便士，留下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愿景的承诺。”换句话说，张伯伦的峰会不是进行外交谈判，而是在被拦路抢劫。 ¹⁸⁰

在丘吉尔的演讲之后，他和首相相互写信讽刺对方，信中包含着“不合身份的”和“无礼的”词语。 ¹⁸¹ 两个人的关系直到1939年的秋天才有所改善，张伯伦把丘吉尔带到了自己的战时内阁；而丘吉尔于1940年5月在继任首相后才发现，自己的前任是一位忠心耿耿、勤勉踏实的政治家，丘吉尔还盛赞张伯伦在和肠癌斗争中的坚韧精神。1940年11月张伯伦去世时，他名誉扫地，“慕尼黑会议”一词也成为一个贬义词。“没人知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命运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张伯伦在去世前反思自己的时候充满悲伤。 ¹⁸² 不过丘吉尔没有直接为他解围。在下议院的悼念会上，丘吉尔的讲话是他众多演讲中措辞最为考究的一次，部分原因是他对张伯伦产生了新的敬意，但还有就是他也被绑在了命运的车轮之上。丘吉尔对座无虚席却鸦雀无声的下议院说道：“对于一个人来说，唯一的指导者是他自己的良心，记忆唯一的护卫是他品行的正直和真诚。希特勒用疯狂的语言和姿态表示他只想获得和平，在内维尔·张伯伦的灵前，这些胡言乱语和宣泄又算得了什么？” ¹⁸³

峰会外交成就了张伯伦的名声，然后又毁了它。丘吉尔相信，大英帝国的首相应该待在自己的国家，而不应该跑到国外，拿捷克斯洛伐克做嫁妆向独裁者大献殷勤。不过这不意味着丘吉尔在原则上反对峰会；恰恰相反，他把这个当成了首相生活的一种方式。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也被指责犯下了和慕尼黑会议一样的错误。 8rXc6/aqkyTzKDTeoW42Hlbieox3kDJpdnuOCP/CFd3tu1J9jk+daN7G81IE/m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