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通向峰会之路
从巴比伦到凡尔赛

尽管丘吉尔在1950年首创了“summit”（峰会）这一词语，但峰会这种活动古已有之。确实，峰会活动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发源于远古时代部落首领之间的谈判。但是事实上，历史上举行过的峰会往往规则不明、成败难料，也往往被斥为毫无益处、极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举动。要想理解峰会外交在20世纪的繁荣兴起，我们就需要弄清在之前的历史中，它为什么毫无发展。

外交行为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的近东地区。公元前18世纪中期，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流域的各国和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阿肯那顿（Akhenaton）王朝所遗留下的档案都记载了各国与其邻国经常性的使节往来，使节们带来的往往是贸易需求或者是战争威胁。这种交往很难称为成熟的外交“制度”——使节们并未驻留在对方国家，也没有受到豁免权的保护——但已经是被认可的外交形式。然而按照我们的定义看，那时候的外交峰会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事情大多数也都是小国的统治者去向大国的国王效忠。仔细想来，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从时间上看，在那个年代，一位腿快的信使从埃及前往巴比伦也需要走上六个星期，同时，还要提防路途上的种种危险。一位小国国王要冒险走过如此长的路程就已经是低声下气了。大国的统治者们虽然在信件中称兄道弟，但从不直接会见小国来者，除非是在战争中成为对方的战利品。不过那就不是一场外交峰会，而是一次归降仪式。 ¹

外交活动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古典时期也很兴盛。小城邦与大城邦比邻而居，它们迫切地希望维持自身的独立自主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外交就成了必要的手段。因此，使节们（ presbeis ） 频繁地穿梭其间，订立盟约或商讨和平条约。这些使节并非专业的外交人士，但经常是著名的政治家，善于说服他人；有些也是雄辩家，公元前5世纪20年代，莱昂蒂尼城邦（Leontine）派往雅典的高尔吉亚（Gorgias） 就是这样的例子。使节们在严格的指令下开展工作，在谈判中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并且，他们不仅仅要和斯巴达寡头政治的统治者们打交道，还要面对雅典五十人团 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 ²

罗马帝国时期，皇帝支配着一切，公元1世纪中叶，元老院授权皇帝可以缔结条约。但在帝国的全盛时期，它的外交状况则和青铜时代的近东相似。要想保证边境的安全，帝国就要依靠卫星城邦的拱卫。不过，与其说是在平等前提下举行峰会，还不如说是小城邦的统治者们作为附庸者在监禁下被押到罗马觐见，或者说是因为国内政治诡变而避难逃亡到那里。 ³ 然而在公元2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变得危机四伏，皇帝也越发愿意发动战争，结果就是整个朝廷随着皇帝从意大利的中心地带转战北部或者东部边境。随着帝国根基日趋不稳，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和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这对共治皇帝——共治皇帝在此后的罗马历史上很常见——在公元2世纪60年代首创一种做法，即在边境的不同地点，皇帝不仅会见外国使节，而且会直接与外国最高统治者会面。例如，369年，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Valens）在多瑙河河畔与哥特人的首领阿塔纳里克（Athanaric）会面；五年后的374年，在莱茵河河畔，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和阿勒曼尼（Alamanni）国王马克利努斯（Macrianus）举行了和平会谈。这样的峰会见证了西罗马帝国晚期的衰落以及帝国皇帝和蛮族仇敌间相对平等的地位。峰会常常在帝国边界的界河——多瑙河、莱茵河或幼发拉底河——河畔举行，因为那里是无主之地，不归属于任何一方，对于双方统治者来说，增强了平等的含义。374年，瓦伦提尼安一世站在船上与莱茵河岸边的马克利努斯谈判。615年，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 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和波斯统治者沙欣（Shahin）将彼此的船并排停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进行了双方最高层次的会谈。 ⁴

东罗马帝国盛期的统治者们曾试图在君士坦丁堡掌控一切。他们将外国的统治者们带（或押）到面前，或通过信件和自称是“国王之音” ⁵ 的使者们（ legati ） 进行谈判。在1096年和1097年，帝国皇帝阿列克塞一世（Alexius C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特别重视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们会面，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Comnenos，1143—1180年在位）在1147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也是如此。不过当东罗马帝国在14世纪走向衰落的时候，皇帝则像西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那样四处奔走，但远没有先辈那样强势。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1391—1425年在位）则被迫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各王室间寻求帮助，以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的境遇低微到将珍贵的书籍分发给这些国家，还拿所谓的基督的圣袍诱惑这些国王。这是绝望中的外交：就在曼努埃尔二世死后不到30年，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 ⁶

相比之下，在后罗马时期的西方，个人外交更加常见，这样的例子往往出现在王室成员打算把国家分而治之的时候［类似于《李尔王》（ King Lear ）开场的那种情形］。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在法国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期，“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 死后所举行的一系列峰会，特别是843年的凡尔登（Verdun）会议和870年的墨尔森（Meersen）会议。 尽管领土的安排已经事先由专人经过数月的实地勘察之后不辞辛劳地研究拟定，但仍为自己的君主们面对面地讨价还价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这样的会议由他们亲自发誓或交换人质做保证。在其他时候，召开峰会则是要缔结精心准备好的和平协议，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 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在1177年于维也纳的会面正在此列。这次会议在中立国领土上召开。而像罗马帝国晚期那样，其他的峰会是在边界上召开的。无论在哪里举行峰会，所选择的地点都要保证双方君主的地位平等以及人身安全。 ⁷

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峰会是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萨（Canossa）的会面，这次会面生动地诠释了地位平等的重要性。这次峰会在德语中被称为“ der canassagang ”，意为“卡诺萨之行”，而在意大利语中则是“ l’umiliazione di Canossa ”，意为“卡诺萨之辱”。确实，这次会议就是一场羞辱。在主教叙任权这一问题上，皇帝和教皇展开了权力斗争。亨利四世宣布废黜教皇，结果被教皇宣布开除其教籍。这一教皇敕令不仅危及了皇帝不朽的灵魂，还使他面临德国贵族的叛乱。于是皇帝试图和教皇见面，但教皇因为惧怕流血而选择在帕尔马（Parma）南部的安全之所——卡诺萨城堡中静修，迫使皇帝前来拜见他。当年的历史场景传说颇多，但人们一般认为，亨利四世在深深的积雪中跣足褐衣等了足足三天，期待和教皇见面。1077年1月28日，亨利四世终获召见，这位君主在教皇面前跪求宽恕。教皇赦免了皇帝，这两位基督教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还一起做了弥撒。两个人的和解很短暂——亨利四世在第二次被宣布开除教籍后带领大军横跨阿尔卑斯山脉进军教廷，还拥立一位“伪教皇”取代了格列高利七世——围绕这些事件的传说远远比事件本身精彩。在德国宗教改革过程中，亨利四世被奉为国家权利的捍卫者，天主教教皇的灾星常常被封为“新教第一人”。在对抗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 Kulturkampf ）中，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72年5月14日于国会大厦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们不会去卡诺萨，肉体和灵魂都不会去。”这被视作新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不接受外部势力干涉的决心。亨利四世站在卡诺萨城堡门外瑟瑟发抖的形象成为19世纪晚期德国艺术作品中常见的形象，那句“去卡诺萨”（ nach Canossa gehen ）在德语里成了被迫赎罪的代名词。对于德国人来说，“卡诺萨”一词就相当于英美两国民众心中慕尼黑会议所代表的意义。 ⁸

对于峰会的参加者来说，安全问题和地位平等问题一样重要。1419年，因为和英国的战争、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不时发作的精神错乱，再加上和他的远亲勃艮第公爵约翰（John，Duke of Burgundy）的权力斗争，法国国内陷入了动荡之中。同年9月10日，公爵和王太子（Dauphin） 相约在鲁昂（Rouen）附近的一座桥上会面。双方都由侍卫重重保护，桥中间立有栅栏，栅栏上开有一扇门，门的两边都有门闩，只允许双方都认可的人通过。但在会谈过程中，公爵被说服穿过了那扇门，结果被王太子殿下的侍卫们乱刀砍死。王太子殿下后来登基称王，是为查理七世（Charles VII）。他从英国人手中收复了大部分的法国领土。他的儿子路易十一（Louis XI）于1475年和来自约克家族（Yorkist）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IV）前往法国亚眠（Amiens）附近的皮基尼（Piquigny）签署和平条约之时，约翰公爵的遭遇仍然历历在目。编年史家菲利普·德·康米尼（Philippe de Commines）如此描写在索姆河（Somme）桥上的这次峰会：路易十一坚持要他的工匠们在桥的中间搭建一排“木头格栅，结实得要像关狮子的笼子一样，格栅的栏间距不能宽于一个人的手臂”。不过两位国王还是设法隔着格栅拥抱了对方，安全融洽地展开了会谈。 ⁹

中世纪晚期是前现代峰会外交的全盛时期，其原因和我们在后面要讲述的故事息息相关。在1500年左右，欧洲大陆上已经出现了几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当然，它们的国运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君主的作为。在当时，峰会外交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能力。最负盛名的碰撞之一就是1520年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在被后世称为“金锦之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 的会面。英国这位仍然拥有着“法兰西国王”头衔的年轻君主于1512年与法国重开战端。在他的顾问——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的斡旋下，双方停战，并决定举行峰会，希望达成一项完美的、长久的和平协议。会议的地点就位于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最后一块飞地加来（Calais）的边界上（就在如今的海底隧道出口附近）。那是一处浅浅的谷地，名叫瓦勒多尔（Val d’Or）。峡谷两边的地面被小心翼翼地重新修整，确保任何一方都不会居高临下。特别修建了一座大帐，周围环绕着数千顶帐篷和一座300平方英尺（约28平方米）的木城堡。国王的会议和宴会都会在大帐中进行，而其他的与会人员则会待在那座木城堡之中。光是亨利八世的随员就有5000人以上，而法王则用了10年才还清这场峰会的花费。不单单是峰会的会场，峰会的程序也是小心谨慎地拟定的。1520年6月7日，那天恰好是圣体节（Feast of Corpus Christi） ，两位国王在约定的时间带领部下全副武装地分别到达峡谷的两侧。双方都害怕对方布有埋伏，气氛紧张而沉闷，双方都一言不发。两位国王催马向前，来到了约定的位置——由立在地上的一支矛做标记，他们相互拥抱，沉默终于被打破，两个人下马携手走进大帐开始会谈。在之后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双方相互比武，不停地宴饮，举办一场场的舞会。会议的最后，在英法双方合唱的赞美诗中，一场大弥撒（High Mass）露天举行，布道的内容就是和平的价值。当时有人认为，这场峰会可称得上世界第八大奇迹。 ¹⁰

金锦之地的峰会和如今的峰会在成本和精心安排上很接近，形式远大于实质。英法两国在1521年重开战端。在很多方面，两国天生就是对手，而且亨利八世无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利益上都和法国的敌人，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 ，有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在金锦之地的峰会之前和之后，亨利八世都和查理五世见过面。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史时，史学先驱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认为那是个人外交“最富有成效”的时代。相比之下，他把这场峰会看成个人外交“奢华壮丽”的顶点。近代为亨利八世作传的作者之一艾莉森·韦尔（Alison Weir），也把这场峰会戏称为“奢华的装腔作势” ¹¹ 。不过其中也蕴含着更深层次的策略。英法两国骑士们在两个星期的相处过程中只是相互比武，而并非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在整件事情的安排上，沃尔西自然会为自己留下好处，不过他也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为两个民族的精英阶层建立联系，以便同仇敌忾。如果这次会议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此后各国都能“有勇气召开这样的会议” ¹² 。

沃尔西对于峰会外交的设想和16世纪的欧洲政治体制格格不入，而且也被好斗的君主们破坏殆尽。在峰会的准备阶段就可以看出，骄傲自负无处不在，无论真假，双方都对对方获得的利益十分敏感。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康米尼在字里行间就对这些会议表达了难以容忍的反感。他写道：“任谁也不能妨碍国王亲随的长长的队列和装满用具的马车，国王们总想着自己的要比对方的更奢华壮丽，没什么会比受到嘲笑更令人敏感的了。”有时候，麻烦仅仅就是双方营盘里流行的服饰不同。在这点上，他指的是1463年法王路易十一和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Castile）的会面。双方闹翻就是因为“相互嗤之以鼻和蔑视”，“两位国王后来再也不全心全意地热爱对方”。康米尼相信，峰会即使不是在相互指责中落幕，也很少会有成效。虽然1475年路易十一和爱德华四世在皮基尼的会面“罕见地按照安排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过双方所有的表现都是伪善的”。总之，康米尼的结论是：“两位伟大的君主最轻率的举动就是相互见面，显示双方的平等。……让富有智慧和忠诚的大臣们想出法子来调解双方的分歧岂不更好？”他颇有先见之明的话语在20世纪不断应验，言中了所谓的官僚主义者对峰会外交的看法。 ¹³

事实上康米尼的建议在16世纪越来越被人接受。正如我们所见，千百年来，各国之间互派肩负明确使命的使节已是惯例。15世纪中叶，包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在内的意大利北部相邻而又不睦的几个城邦邻居，发现在对方城市中派驻长期的使节来搜集情报和缔结同盟都很方便。没过多久，各个城市就开始建立相应的机构来管理相应的文件。从1490年开始，在西班牙的带领下，各个欧洲大国也纷纷开始效法这个模式。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之间的相互敌对关系则促进了这种做法。向各大国的宫廷派驻使节变得很平常，亨利·沃顿（Henry Wotton）爵士一语双关地形容他们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被派到国外撒谎的家伙”。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朝代更迭和宗教信仰都会引发战争的时代，考虑到在路上耗费的时间和经历的磨难，长期驻留在外的大使们送回的报告比起个人的外交峰会可是要省事得多。还有就是，所获得的错综复杂的情报需要专门的官员来梳理判读。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an I）时期坐镇伦敦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和腓力二世（Philip II）宫廷里的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érez）正是其中的代表。君主们不必再顾虑日常的外交活动。 ¹⁴

外交方式的改革部分原因是政府组织的官僚化，政治思想的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可以从“state”一词用法的变化上发现端倪。在14世纪，拉丁语中的“ status ”（在其他语言中写成 estat、 stato 或者 state ）一词主要用于指代在位的统治者本人，就像今天我们使用的单词“status” 。例如，编年史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在1327年描绘法王爱德华三世（King Edward III）款待外国高官的时候就曾提到，他的王后“看上去拥有无上高贵的地位（ estat ）”。逐渐地，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政府机构。在马基雅维利16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作品中， lo stato 指代的已经是一个独立机构，不再是在位统治者的一部分权力。无独有偶，英国政治评论家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在16世纪30年代也认为当权君主的“职位和责任”就是在位期间“维护已取得的国家利益”。这些观点的核心就是认为公众利益理所应当地高于君权，从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在激进分子的眼中，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权推翻暴君统治，于17世纪40年代开始的英国内战则体现了这样的观点。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在回应这次统治危机的时候把辩论提升到另一个层次，把“state”一词定义为“人造之人”（an artificial man），指称全体人民，接受一位国王的绝对君权统治。（他的“人造的灵魂……赋予身体以生命，使其能行动”。）从中世纪君主们的地位到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那个“人造之人”，词意上逐渐而又不引人注目的变化对于政治思想来说十分重要。同时，这也让君主们的外交峰会加速落幕。像政府的管理一样，外交也不再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了。 ¹⁵

不过，驻在外国的使节们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被破坏殆尽，这场改革一直持续到1648年广为人知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签署之后。达成此和约并不是通过高层的峰会，而是代表109位国王的176位全权大使进行长达5年的具体磋商的结果。 ¹⁶ 这109位国王大多是德国领土上的小国统治者，他们之间的宗教信仰之争激烈到连使节都不能面对面坐下来商谈——信仰天主教的使节们聚集在明斯特（Münster），信仰新教的使节们则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集合。两座城市相距30英里（约48公里），谈判全靠双方中间人辛苦地传递信息。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的欧洲局势大体上是和平的，人们普遍接受各国皆为君主国且有宗教自决权的原则。17世纪下半叶，两个世纪前意大利各城邦之间建立的使节制度已在欧洲大陆上得到巩固。路易十四（Louis XIV）治下的法国首先向欧洲各国——无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都派出了一系列的使团，这迫使他的敌人也做出同样的回应。各国的外交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外交活动也变得规律起来；法语也取代拉丁语成为外交领域的通用语。外交峰会有时也会举行。1697—1698年，俄国沙皇彼得（Peter）游历欧洲，特别是他和英国的爱德华三世的几次会面，让沙俄搭上了末班车，加入了欧洲外交圈。沙皇陛下还设立了“外交大臣”一职，并按照欧洲惯例在各国建立了大使馆。 ¹⁷

除了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各国派出的大使主要是贵族成员，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能更恰当地代表国王本人。使节们常把这一使命当成一种流放，带着将来能升职的希望上任。与此同时，在他们的祖国，16世纪的那些专门负责情报研判的官员在18世纪已经发展成了拥有自己所辖部门的外交大臣。法国在这方面再次领先于人——法国外交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26年，而英国要到1782年才有所行动。新兴国家美国紧随其后，在1789年建立了相关机构，不过，美国人很快就把“外交部”这个名字改成了“国务院”。 ¹⁸ 外交机构的发展进一步限制了峰会外交的范围。不过当权者们还是保留着自己的个人外交渠道，路易十五（Louis XV）就是个突出的范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成立了自己的内阁，或者可以叫作私人办公厅，把外交部门最为重要的事务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他尝试举行峰会也就不令人惊奇了。为了和奥地利和睦相处，他于1769年在尼斯（Neisse），1770年在诺伊施塔特（Neustadt），两次和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Joseph II）会面。 ¹⁹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是腓特烈大帝进行个人外交的原因。1792年到1815年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Napoleon）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影响了整个欧洲。拿破仑是个天生的独裁者——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也是个“流氓头子” ²⁰ ，常常干涉外交活动，原因是外交活动和战争行动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还有就是他对不能立刻获得解决的问题很不耐烦，以上因素使他走上了峰会的舞台。1807年6月，俄国人在弗里德兰（Friedland）战役中被击败之后，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求和，拿破仑则要转向西面和英国人对抗。他们两个人像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一样在双方控制的边界上见面，地点就在靠泊在涅曼河（Niemen）上的一只木筏上。法国人搭建了两顶帐篷，用白色亚麻布做篷布，大一点的帐篷就是给两位皇帝用的。6月25日的第一次会面令人激动：尽管沙皇陛下要比对方高6英寸（约15厘米），但他对会见毫无信心，拿破仑的魅力令他倾倒；而这位小个子的前炮兵少尉则第一次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和一个欧洲老牌国家的皇帝平起平坐。在一年前的耶拿战役（Battle of Jena）中被拿破仑大败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只能在瓢泼大雨中立于岸边作壁上观。作为仪式象征的木筏几天后被拆掉了，但两位皇帝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拿破仑在各种场合都在奉承沙皇，他宣称：“我俩在一个小时内达成的共识比我俩的代表谈上几天所达成的都多。” ²¹ 事实上俄国人接受了法国人提出的条件，加入了反英同盟——还包括背弃自己之前的盟友普鲁士——两手空空而归。1807年7月，条约在提尔西特（Tilsit） 签署，这标志着拿破仑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也表现出峰会的诱惑力。通过面对面的会谈，亚历山大一世把自己“置于他人掌控之中，在会面中被人征服”。 ²²

拿破仑骨子里的好斗基因给欧洲带来了威胁，也迫使那些与其为邻的国家最终不情愿地联合了起来。在双方对抗的后期，君主、大臣在军队的配合下，让彼此间的磋商变得容易起来。1813年1月，亚历山大一世就带着他的军队一路打出俄国，直到1814年8月才班师回朝；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子爵 ）于1814—1815年间在欧洲大陆上长驻达一年半之久。在维也纳会议上，这种合作成为一种制度。旷日持久的和平会议就是要终结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尽管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加了会议，但其实真正的工作是由来自四个主要同盟国家（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加上法国的外交大臣完成的。其他国家的使团代表们在会议上无所事事，消遣度日（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有名的双关语“ le Congrès ne mache pas; il danse ” ）。 ²³ 接下来的几年中，依靠战时结成的关系，结盟的外交大臣们在各种会议上继续私下会晤。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在和卡斯尔雷子爵于1821年10月会晤之前说：“我能在几天的会晤中获得很多……比用6个月相互写信获得的多。” ²⁴ 在这些会晤中，俄国代表常常就是沙皇本人。不过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沙皇和卡斯尔雷子爵相继去世之后，外交活动却衰退到拘泥于形式。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构建的人际关系破裂了；此外，欧洲大陆上也是一片平和景象，看上去已经不再需要个人外交活动了。偶发的危机也常常会由使节们开会讨论解决，这样的会议一般是由主办国的外交大臣主持。 ²⁵

在通信缓慢的年代里，使节们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一封从伦敦寄往圣彼得堡的信件要走上一个月。根据1822年的文献记录，一封加急邮件寄到维也纳需要一周的时间。 ²⁶ 不过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里，铁路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生根延伸，蒸汽船也极大地缩短了海上旅行的时间。电报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通信领域，处理紧急事务的时候，加了密的电报取代了手写的信件。由于信息的发出和回复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即使是地处偏远国家首都的大使馆也能每天都接收到国内的指示。1904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爵士颇多抱怨，认为在外交部的操纵下，大使们已经退化成“十足的提线木偶” ²⁷ 。

交通变革让政府首脑们再一次插足外交领域。1878年6月至7月间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在很多方面都堪称现代峰会的前身。德意志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亲王 主持会议，饱受病痛困扰的俄国首相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公爵和来自奥匈帝国的首相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assy）伯爵 均参加了会议。英国的代表团由刚刚被封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Lord Beaconsfield）率领。这是欧洲历史上关键的一次会议。1876年，奥斯曼帝国在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对民族主义者的残酷镇压，使其饱受欧洲诸国的谴责；1877年，俄国借斯拉夫基督徒问题和土耳其开战则广受好评。不过好评在俄国挟胜利之威于1878年3月签下《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之后出现了转向。这项条约建立起了一个大保加利亚，其版图北起多瑙河，南至爱琴海，东起黑海，向西几乎达到亚得里亚海。大保加利亚和俄罗斯帝国紧密的关系引起了奥匈帝国的恐慌，还导致了德、俄、奥匈“三皇同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的解体，而“三皇同盟”恰恰是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础。俄国人势力的增强引起了英国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沙文主义者”一词由此成为流行语。俄国人的举动也让迪斯累里颇为警惕，他的新外交目标是在巴尔干地区扶持土耳其，以平衡俄国人的扩张。俾斯麦召开这次柏林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涉及整个欧洲的危机。 ²⁸

保守党的宣传和迪斯累里的官方传记将其描写成会议的胜利者。74岁高龄的首相在哮喘和痛风的摧残下勇敢地挽救和平。他被柏林的上流社会和会议代表们交口称赞，尤其是俾斯麦自己也发出了著名的感慨：“这个老犹太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迪斯累里在大保加利亚问题上的强硬反俄演说故意使用了英语，而不是外交领域里惯用的法语，这一招更是险中求胜；他还命令一列火车整备待命，准备随时返回国内，据说这一举动让与会各方都迅速倒向他的立场。 ²⁹ 经过30天的磋商，20次的全体会议，以及一顿搭配恰当、适合各国人士口味、包括“青豆”（菜单上用的是英文） ³⁰ 在内的最后晚餐之后，于1878年7月13日，《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最终签署。该条约体现了英国人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意愿：保加利亚被一分为三，其中一部分仍由土耳其控制，但基督徒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英国人获得的额外好处是获得了塞浦路斯岛。7月16日，迪斯累里返回伦敦，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从查令十字车站（Charing Cross Station）到唐宁街10号（10 Downing Street）首相官邸的道路上挂满了彩旗。在首相府楼上的阳台上，他告诉欢呼的人们，他从德国带回了“光荣的和平”。

在英国国民的眼里，《柏林条约》就是这样签订的，峰会上的首相是位英雄。不过，《柏林条约》的基础早在会议之前就已打好。迪斯累里手下的能臣，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侯爵 和俄国、土耳其、奥匈帝国三国分别展开了秘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这些谈判非常重要，近来一名为侯爵作传者称，“柏林会议上的重大问题”其实是“早已达成的结论”，在首脑碰头前就得到了解决。柏林会议本身除了是“闻名遐迩又多彩多姿的欧洲盛会”，也“不甚要紧”。 ³¹ 身为塞西尔家族贵胄的索尔兹伯里侯爵并不相信首相，还把他看成一个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者和“拙劣的骗子”。侯爵抱怨说，在柏林会议上首相只是“依稀了解状况”，“看起来已经把我们之前达成的各种协议抛诸脑后”，需要不断地用便笺提醒他以便备忘。至于迪斯累里，他确保在会议上英国能拿到想要的利益，执意要索尔兹伯里侯爵共乘敞篷马车从车站前往首相官邸，在窗口一起向群众致意。当首相从他敬爱的女王手中接过嘉德勋章（Order of Garter） 时，他请求也给索尔兹伯里侯爵颁发同样的勋章。（这让一位改革党议员嘲讽说，他们确实获得了“光荣的和平”。） ³²

关于参加峰会的领导人是不是外交傀儡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有个折中的判断。索尔兹伯里侯爵确实完成了重要的基础工作：若是真的存在失败的风险，峰会压根儿就不会召开。另外一方面就是，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仍未妥协，即使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协议也满是分歧，所以柏林会议并非仅仅要完善细节。进一步说，有关保加利亚的议题极有可能因为俄国的抵制而搁浅，因此迪斯累里的反俄演说给众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若要求不被满足的话，英国将不惜一战。 ³³ 真实的情形是，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侯爵配合完美——彬彬有礼的首相大人在会上施展了圆滑的社交手腕，在商讨阶段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冷静理智的外交大臣在幕后操劳，商定协议，敲定细节。 ³⁴ 他们在柏林签订的条约并没有解决长久以来的巴尔干危机，但缓和了英国国内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外交政策激烈火爆的辩论。

很大程度上，让柏林峰会得以成功举办的原因是铁路。迪斯累里从伦敦前往柏林花了四天时间，还要算上因为他要节省体力而中途停站过夜的时间；带着胜利的喜悦，他回程用了不到三天。政府首脑们并非唯一在交通变革中获益的人群，君主们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数都是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子辈或孙辈，有着相互联姻的复杂关系。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亲身践行的君主外交臭名昭著。1888年登基后不到两年，他就解除了功勋老臣俾斯麦的职权，还宣称：“我是德国政策唯一的制定者，整个国家都该跟随我的脚步。” ³⁵ 无论是像宣称的那样还是真实的情况如此，他都喜欢四处出击，喜欢坐火车或者轮船去拜访他的皇室亲属们，但是他的政策缺乏连续性，摇摆不定。他的个人外交颇令大臣们头疼，其中的一位——菲利普·楚·奥伊伦堡（Philipp zu Eulenburg）伯爵——曾不耐烦地表示：“两位君主之间的交流只有在谈论天气的时候才会让人长出一口气。” ³⁶ 大臣们不得不疲于奔命，应付皇帝的情绪，还要消除他到处插手产生的影响。

这位德国皇帝在外交方面最让人记忆深刻的离经叛道是1905年7月在芬兰湾的比约克岛（Björkö）和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峰会。两位表兄弟把自己的游艇并排停泊，双方在整个晚餐过程中的对话相当激烈。第二天上午，双方签署了一份条约，结盟防止任何一方受到他国攻击。德皇对自己的外交胜利喜出望外，不过他的宰相大人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对此却以辞职相威胁。沙皇的顾问们也指出，《比约克条约》（Treaty of Björkö）内容与俄国和法国之间牢固的同盟关系相悖，而法国自1870年被德国击败后，便与德国结为仇敌。条约中的一项条款要求法国也要在条约上签字，不过俄国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Vladimir Lambsdroff）伯爵告诉沙皇：“向两个相互之间有利益冲突的敌对国家承诺同样的事情是万万不可的。”沙皇讪讪地回答道：“我和你一样无法理解《比约克条约》。” ³⁷

随意性很大的君主外交在当时不值得一提，外交政策还是要掌握在外交大臣们手中。君主们的会晤在国事访问中逐渐成了象征性的仪式，如此举动在现代社会中代表着国家接受国王统治的合法性。 ³⁸ 不过外交官或外交大臣无法解决1914年7月的那场危机，也没能让随后那场可怕的消耗战和平告终。由贵族们关起门来缔结密约的“旧外交”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批评家们希望看到能顾及选民利益而不是狭隘的国家利益的“新外交”来谋求国家间的长久和平。这些思想在英国国内被像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大加宣扬，但是被大西洋彼岸的、自许为救世主的白宫主人采用。

美国在整个19世纪都置身于主要外交圈之外，距离吵吵闹闹的欧洲诸国3000英里（约4800公里），让这个国家的外交看起来更像在装腔作势，对国家安全毫无裨益。驻外使团和领事们都是非专业人士，高层的外交人士则是政治分赃制的得益者——在总统选战中提供政治上和资金上的支持而获得回报。直到20世纪，美国政府在国外还没有任何外交驻地，新任大使上任时要先找到并租下一处符合他身份的官邸。 ³⁹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的头10年才慢慢好转，这不仅体现在外交队伍的专业化方面（是欧洲外交强有力的挑战者），还体现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方面。1905年8月，在复杂曲折的秘密沟通之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将日俄战争的双方邀请到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美国海军基地谈判。总统本人并没有出席，但也自始至终紧密关注着谈判，有几次还把谈判会议的地点挪到自己在长岛的家里。《朴次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的签订多亏了罗斯福的外交斡旋，这也为他带来了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⁴⁰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实现地区势力平衡，但他没有简单地沿用欧洲外交法则。恰恰相反，他让美国在参与世界事务时独树一帜，认为：“我越了解沙皇、德皇，还有天皇，我就越对民主感到满意。” ⁴¹ 他的继任者，1913年至1921年在任的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则强化了美国的使命感。美国在1914年严守中立，是“一个心向和平的伟大国度，时刻准备为居中调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协商和平与和解代言” ⁴² 。威尔逊并不认为这场战争只需要德国负责。即使是1917年无限制潜艇战迫使美国参战后，他也自觉地把美国定位为“协助”角色——加入协约国消灭德国军国主义，也很坚决地向协约国推行国际新秩序。1917年7月，他对自己的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 上校这样说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对和平的看法上和我们大相径庭，战争结束后，我们要让他们像我们一样看问题，因为我们捏在手里的还包括他们的经济……” ⁴³ 1918年1月，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其中就包括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的设想。国联的宗旨是要在有条件的基础上维持和平，条件包括公开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最大限度的裁军至“与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水平，以及兼顾当地民众利益和殖民政府要求的“自由、无偏见、绝对公正地调解所有殖民地问题”。威尔逊的观点抓住了世界上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协约国的领导人却对此充满怀疑。 ⁴⁴ 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冷淡地评论说：“上帝授‘十诫’给我们，我们打破了它们；威尔逊就给了我们‘十四点’，那就走着瞧吧。” ⁴⁵

1918年的秋天，美国的物资和金融援助加上美军在大战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让威尔逊风头正劲。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道：“从没有过一位哲学家能用这样的手段约束住世界上的君主们。” ⁴⁶ 德国和它的盟友们最终被战败之时，它们越过欧洲诸国直接找到威尔逊。11月11日的停战协定内容明显是建立在“十四点计划”之上的，这使英法两国相当愤怒，但豪斯警告两国，若不遵守协定，两国将失去美国的援助。最终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做出让步，允许在和会上讨论海上航行自由和德国的赔偿问题。之后，他认定“十四点计划”的其他条款也“给我们的解读留下了足够的余地” ⁴⁷ 。不可否认的是，威尔逊确实用自己提出的条件终结了这场战争，不过是否能维持和平还有待观察。

其实总统不必亲自参加和会。历任美国总统也从未在任职期间离开过西半球 ；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ey）总统在美西战争之后曾想出访欧洲，不过要因在外访问而延长任期让他觉得法理不足。起初，威尔逊是想在大洋彼岸遥控会议的，他对自己的内弟说：“豪斯会出席，我会获知每天的会议进展。”他还认为政府首脑进行谈判并非惯例。 ⁴⁸ 很多民主党内的高层也同意这种看法，倾向于采用老罗斯福在长岛遥控朴次茅斯会议的办法。新闻编辑弗兰克·科布（Frank Cobb）警告豪斯，如果威尔逊前往巴黎，“而不是坚持做人类自由的仲裁官”，他“就只是个和别的谈判者讨价还价的谈判者”。留在华盛顿，总统可以“在指挥岗位上”，也是“在世界民主最后的审判庭上” ⁴⁹ ，进行裁决。

强势的建议在威尔逊身上适得其反，潮水般的反对言论反倒说服威尔逊前往巴黎。他声称个人名望要是不能被用作外交武器就毫无价值，“一棵植物如果因为太娇气而无法在公众面前展示，它还是枯萎吧，越快越好” ⁵⁰ 。他也认为自己只要能参加预备会议，协商解决条约的主要内容就行，这样他在欧洲就不会逗留太久。 ⁵¹ 威尔逊注意到他最主要的两位对手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也会在会上扮演积极角色；会议所在地巴黎就是前者的主场，后者可以在伦敦和巴黎两地方便地往来。威尔逊觉得自己有必要出席会议来制衡这两个人的阴谋。他在私下评论说：“我之所以要去欧洲，就是因为协约国政府不想让我去。” ⁵² 对于总统来说，这些都是令人信服的观点，不过说到底，他还是沉醉于权力。威尔逊开始相信，自己不仅代表着美国，也为全世界人民代言。1918年，在巴黎、伦敦和罗马等地受到的热烈欢迎让他心中确信自己肩负着重任，要将个人声望转化成一个持久民主的胜利。一位持怀疑观点的英国外交官认为，总统前往巴黎就像“一位初入社会的名媛被她的首场舞会盛况所吸引” ⁵³ 。

不过和会的真实情况却和威尔逊的希望相左。从1918年12月3日到1919年7月8日，他在美国国内仅仅待了两个星期，而在国外的时间却超过了六个月，这样的缺席任期在美国历任总统当中还真是独一个。 ⁵⁴ 原因是协约国还未准备妥当，和会在他到达欧洲将近一个月之后才开始。预备会议就已经证明，唯一要紧而又错综复杂的是，利益相互冲突的28国代表团很难达成一致。事后看来，威尔逊的谈判方式很容易受到批评。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越过统治者拉拢欧洲人民。” ⁵⁵ 不过在和人民建立联系以及构建外交关系来助他达成目标这方面，他还是动作缓慢。他在1917年9月就组建了一个由学者和记者组成的被称为“咨议会”的智囊团。尽管这个智囊团拟出过大量有用的参考报告，但总统在听取专业人士意见这方面远不如英国人。在像“自决”的概念和他极为重视的国际联盟组织架构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总统的模棱两可也让人感到惊讶 ⁵⁶ ；而在国联架构问题上，他不得不和一个庞大的英国团队合作。他远不是凯恩斯名言中的那位“哲学家”，而“仅仅是位预言家”。 ⁵⁷ 正因如此，在会议进行到艰苦的讨价还价阶段时，在四人理事会［威尔逊、克列孟梭、劳合·乔治以及意大利领导人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上，他特别不擅长像国会辩论那样的唇枪舌剑。在这方面，正如弗兰克·科布警告过的一样，总统仅仅是一个谈判者——还是一个不够机敏的谈判者。

在另外一方面，威尔逊的地位比看上去的要弱势一些。停战协定的签署和德国在革命中的崩溃使美国人面对协约国的时候手里的筹码缩水了。威尔逊让英法独自面对战争的威胁现已不重要了：德国人的军队靠不住。再者，与总统认为欧洲公众和自己观点一致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是，1918年年底在英法两国的选举中，民意戏剧性地倒向了右翼。民意逼着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面对和平时要采取严酷的态度。这两个人起码还能代表民意，而在1918年11月进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赢得了多数票。威尔逊要想通过任何和约都得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这意味着应当采取两党都主张的方法调停战争，但总统的代表团中连个有分量的共和党人都没有。值得再提的是，他对扫清障碍达成目标依然充满信心。

因此，威尔逊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形势都相当不利，乍看上去仅仅是从他的角度出发的不妥协立场，切实反映出了他对所有问题的认识。预备会议没能速战速决的主要原因就是总统阁下坚持认为缔结任何和约必须有国联的参与。尽管这让会议拖延了几个星期，但威尔逊还是相信，如果不这样做，欧洲盟友和国内的参议院就不会接受这个观念。他明白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需要这项和约，他也认定国内对国联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不会把他们的反对者逼到破坏和平进程的地步。威尔逊的想法不都是空中楼阁：美国人在维护自己国家自由的同时也打算成为影响世界的力量。1918年12月，他对一位英国听众说，美国“对欧洲政治不感兴趣”，但很关心“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伙伴关系”。 ⁵⁸

威尔逊在第一局取得了胜利：到1919年2月中旬的时候，国联的盟约被牢牢地确立了下来，不过代价高昂。威尔逊之后立即赶回国内处理急务，这时他才发现政治上的反对派力量到底有多强大。等他返回巴黎已经是3月中旬，总统不得不寻求对条约进行修改，特别是要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地位——就像1823年问世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所表明的那样——不受国联干涉。作为一个痛恨力量对比和势力范围影响的总统，这让他十分尴尬，他也意识到，作为回报，协约国需要他做出妥协。协约国的策略，用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Billy Hughes）的话简单说来就是：“只要给他国联，他就会把其他的东西都给我们。” ⁵⁹ 威尔逊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会让步，不过在关键问题上还是会为协约国留有余地，这包括德国的战争赔款、对莱茵河西岸15年驻军计划和美英对法国的安全保证。总统疲惫不堪，在席卷世界的流感大潮中不幸病倒。不过和劳合·乔治一样，他很清楚解决和平问题的必要性，也很清楚应该重建德国，防止革命。豪斯在他3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布尔什维克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的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 ⁶⁰

就这样，在预备会议上没有字斟句酌的相互商定，也没有和德国相互磋商，条约就直接强加在了德国人的头上。这一做法不仅和原来的停战协定相悖，条约的内容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也相差甚远，还引起了德国国内的强烈反抗。最终，德国人被告知，要么在24小时内接受条约，要么就面临被入侵。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Hall of Mirrors）里，两位战战兢兢的德国代表在1000位敌对国家代表面前签下了条约。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一刻甜美异常，因为1871年的时候，俾斯麦同样也在镜厅里宣告了普法战争的胜利。然而威尔逊的自由主义计划和这个“迦太基”式的和平条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在德国人心里埋下了长久的仇恨，希特勒在后来的演讲中巧妙地把这个说成“背后捅刀子”。协约国领导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劳合·乔治在仪式结束后准确地评论说：“我们在25年之后会以3倍的代价重演这一切。” ⁶¹

此外，威尔逊带回国内的和约没能在参议院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美国没有加入国联，这使得这个国际组织自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虽然几个月以来在大西洋对岸的会议使他筋疲力尽，亢奋的总统阁下还是在国内进行了最后一次跨越8000英里（约1.3万公里）的巡回演讲。1919年10月，一次中风几乎夺走了他的生命，也使他瘫痪着度过了剩余的总统任期。这对于个人外交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提示，他的命运也萦绕在之后的总统继任者头上。就坐在轮椅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来说，据说“威尔逊的悲剧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当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越南战争中于1969年黯然结束总统任期之时，常常梦到自己像威尔逊一样瘫痪着躺在白宫的红厅（Red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里。他会惊醒过来，踉踉跄跄地到走廊里找到威尔逊的画像，抚摸着画像安慰自己，威尔逊已经去世，而自己还活着呢。 ⁶²

1919年的巴黎和会常常被认为是现代峰会外交的开端，但也许是曲解。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次峰会仅仅是偶然。在头两个月里，十人理事会（Council of Ten，由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首脑和外长组成）和他们的顾问以及秘书们在运作和会。3月24日，这个人数激增到50人（消息泄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威尔逊提议加速会议进程，四巨头抛开日本，只带着一名口译员单独会商。直到4月中旬，他们才在会议上增加了一名会议记录员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英国内阁秘书）来保证已经取得一致的议题被记录下来。 ⁶³ 即使如此，会议议题也常常要通过专门的委员会而不是政治家们来解决。还有就是，《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仅仅是和各战败国签署的五个条约中的一个而已，和会在此后仍然继续进行，直到距会议开始时间一年之久的1920年1月。从很多方面来看，巴黎和会其实是一场混合式会议，是峰会与旧式和会不稳定的嫁接产物。

在20世纪20年代，各国对巴黎和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反应。按照一位大失所望的英国前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的说法，“民主外交”的“超级缺陷”就是代表国家的使节们“必须降低自己预想的标准去迎合其他人的感受”。为此，“自由开明”的劳合·乔治不得不向下议院做出回应，而那里充斥着被尼克尔森嗤之以鼻的“《每日邮报》（ Daily Mail ）式的想法”。 ⁶⁴

巴黎和会激发了劳合·乔治出访的热情，他之后也有几次个人的外交出访（尤其是当会议地点安排在宜人的地中海度假胜地的时候），顶点是在1922年4月的热那亚会议上，他希望把德国和苏维埃俄国拉回欧洲政治圈。劳合·乔治得到了新成立的内阁秘书处的支持——秘书处因位于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中临时处所，被俗称为“花园别墅”。秘书处成员与外国领导人见面和起草文件都极少和外交部沟通，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 就曾是其中一员。外交大臣柯曾（Curzon）爵士有好几次想用辞职来抗议“劳合·乔治的独裁” ⁶⁵ 。1922年10月，“威尔士巫师”（Welsh Wizard） 辞职之后，外交部才重新掌握了外交事务的执行权和决定权。除了1929年10月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 和赫伯特·胡佛总统为尝试解决英美海军竞赛举行的会晤之外，已经不再是政府首脑而是外交大臣统领外交事务了。这很像是1815年之后的那段时期：世界局势似乎再次进入足够安全的状态，可以把外交事务放心地交托给外交官们了。

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会议于1925年10月在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湖畔的洛迦诺（Locarno）举行。参加者是外交大臣和部长们——英国的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 、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德国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会议的主要成就是保持了法德两国莱茵河西岸的边界现状，并同意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这些协定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磋商，大多由张伯伦协调安排，几个月后他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在1926年同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看上去同样重要的还有在洛迦诺会议上的友好气氛。尽管“和乡巴佬一样迟钝和淡漠”，英国外交官迈尔斯·兰普森（Miles Lampson）承认，他被“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的雄辩和显而易见的真诚”“感动到极点”。 ⁶⁶ 所谓的“洛迦诺精神”成了会议外交模式的参照基准。

然而，回顾一下，洛迦诺会议的成果看上去更是模糊不清。不用放弃任何东方的领土要求，施特雷泽曼成功地使德国重整旗鼓；对东方，特别是波兰的领土要求，为下次大战提供了借口。然而，大多数的荣誉都归于张伯伦。在维多利亚车站（Victoria Station）举行了特别的欢迎仪式，而且更像1878年迪斯累里的是，他立即就获得了嘉德勋章。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称赞他解决了“难倒自大战以来所有政治家”的问题。鲍德温的前任之一贝尔福（Balfour）伯爵 说，张伯伦的名字将和这个很可能的“文明转折点”“密不可分”。 ⁶⁷ 对一位在父亲“激进的乔”（Radical Joe） 的盛名之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来说，这种赞美令人欣喜若狂。张伯伦这样告诉他的妹妹：“我对我所取得的圆满成功和紧随其后的褒奖大吃一惊，甚至有点害怕。” ⁶⁸ 1925年10月22日，在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内维尔（Neville）单独进餐的时候，内维尔注意到奥斯汀的日记：“从早上8点到夜里11点，他在洛迦诺的磋商几乎没有停顿过。也许对他来说，其他的东西都自然而然地被忽略了……回顾会议，他发现自己自始至终没犯过任何错误。” ⁶⁹ 内维尔难以掩饰他对奥斯汀的嫉妒，我们在此后也会看到，他没忘记哥哥的成绩。

1919年的巴黎和会的混合特征和20世纪20年代对个人外交的反对是巴黎和会无法被明确地称为现代峰会开端的两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缺少构成现代峰会的关键因素。

关键因素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飞机。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在1903年开创性地飞上了天，但第一班定期客运航班（始于佛罗里达）和第一条空中邮政航线（始于德属非洲）到1914年才开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飞行器逐渐成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突的主要力量已经开始使用大规模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编队，法国人再次走在前列。1917—1918年，德国戈塔（Gotha）轰炸机对伦敦的突袭造成了恐慌和暴乱，让诸如意大利的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英国的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美国的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这样的飞行员在推断之后做出了战略轰炸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成为决定性武器的预言。空袭误导了对伤亡数字的估计，20世纪30年代，火力和航程都有极大提高的单翼机让军事计划的制订者对伤亡数字的估计飙升。飞机可以用来打仗，也可以是一种交通工具。航空邮政便是主要的促进因素，不过航空旅行也有所发展：根据1934年的记录，世界航空客运里程已经达到近20亿英里（约32亿公里），各国的主要航空公司都已经成立，在美国有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在欧洲则有法国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和英国的帝国航空公司。1927年5月，航空旅行进入了神话时代，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首次单人单机飞越大西洋，成了国际偶像。 ⁷⁰

政治家们也抓住了航空旅行的潜力。1932年3月的德国大选第二轮中（政府限定的选举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以此将纳粹党的暴力活动降到最低），阿道夫·希特勒包下一架飞机以便在21座城市进行演讲，他甚至还顶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在全国停飞的情况下前往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这种前所未有的航空旅行带有未来主义的色彩，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赋予了纳粹党的口号“元首统治德国”（The Führer over Germany）另外一层含义，仿佛这位自称为救世主的人真的从天堂降临，向他的人民发表演讲。 ⁷¹ 几个月之后的7月间，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效仿了希特勒在德国的飞行。他打破传统（候选人应该在“前廊”等候党派代表的通知），直接飞往芝加哥向民主党大会发表演讲。这是步好棋，向党内显示了他不会被身体上的伤残束缚，也凸显了他的承诺——“给美国人民的新政”。次日的一幅漫画上，一个虚弱的农夫正抬头望着一架腹部喷上了醒目的“新政”字样的飞机飞过。另外一方面，在顶风飞行而且中间落地两次的情况下从纽约州的奥尔巴尼（Albany）到芝加哥才用了9个多小时。一直到他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峰会之前，罗斯福再没坐过飞机。 ⁷²

飞机本身的表现就能证明，它是现代峰会的必要前提。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政治领导人们想去拜访外国同行只需要几个小时而不是好几天（正如蒸汽机车时代和蒸汽轮船时代），更不是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卡诺萨之行便是如此）。作为一种军事武器，飞机也是现代峰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原因就是飞机能向平民投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1938年的9月间，一位英国首相坐飞机去阻止灾难从天而降。

峰会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声电影：电影和新闻纪录片从默片时代走出来。在林白飞越大西洋之后几个月，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于1927年10月在纽约举行了新片《爵士歌王》（ The Jazz Singer ）的首映式。影片里阿尔·乔尔森（Al Jolson）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台词：“你们还什么都没听到呢。”他在银幕上的口形和录在唱片上的声音完美同步。 ⁷³ 20世纪30年代早期，“音画同步”在美国和欧洲的电影院里变得平常。最初，和娱乐大众一样，电影也可以作为新闻的载体。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呼吁以及巴黎和会凭借默片时代的影像传遍全世界。收音机把政治家们的讲话带入了千家万户，富兰克林·罗斯福借此证明了自己熟练于“炉边谈话”。在30年代，新闻纪录片结合了图像和声音。1934年，英国约有4300家电影院，每周的上座人数约有1850万人；5家新闻片制作公司，每家每周会拍两部新闻纪录片用于电影正片开始前的暖场。 ⁷⁴

像飞机一样，新闻纪录片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例如，它们将1937年格尔尼卡（Guernica）遭受的轰炸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5家新闻片商之一的高蒙电影公司（Gaumont）首先播出了这样的片段：“现代历史上最为恐怖的空袭可以说成……5个小时地狱般的凶残施虐。”接下来的18个月里，高蒙电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有关预防空袭的新闻纪录片，为影片里的飞机配上了可怕的字幕“遮天蔽日”，或“如同大群蝗虫过境”。这些影片引起了猜疑，人们认为1938年伦敦会遭受轰炸。 ⁷⁵

英国的观众们也从新闻纪录片中了解了夸夸其谈的希特勒，后来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大独裁者》（ The Great Dictator ）对希特勒的讥讽摧毁了这个形象；人们也从新闻纪录片中获得了对自己国家政治家的牢固印象。要是没有新闻纪录片，你就无法理解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担任保守党领袖的斯坦利·鲍德温在全国上下的巨大号召力。鲍德温是位很棒的演员，谈吐自如，说起话来就像和你在聊天，而不是在会议上高谈阔论，每句话都简明清晰，还会巧妙地使用他那只朴素的烟斗。（在一次早期的电台讲话中，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停了下来，在麦克风前划着火柴点上烟斗。）观察家们发现，选民们“觉得通过电影了解鲍德温，比了解之前的首相更多”。这些经验在鲍德温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的身上也没有被丢弃。 ⁷⁶

现代峰会的舞台已经布置完毕——航空助其成为可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让其有了用武之地，新的大众媒体使其家喻户晓。1938年9月15日，现代峰会舞台上的大幕被戏剧性地拉开了。 Kfg7vX3qqRiFoqLlBVld3p+bvZBlMnwsK6/QrWvuSVMXKEzG4BGT9D3RhAYgnl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