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Summit”（峰会）这个词由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创。在冷战时期的黑暗日子里，1950年2月14日，丘吉尔在爱丁堡（Edinburgh）的讲话里呼吁“在最高领导层面上与苏联再进行一次会谈”，并且补充说：“峰会外交不会让形势变得更糟。” ¹ 是什么原因促使丘吉尔将“summit”一词引入外交领域尚不清楚 ² ，但这个词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期攀登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的活动而不断地出现在英国的报刊上。1953年5月11日，丘吉尔在下议院进行演讲时再次提出要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议”，他希望在“各国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实现和平。 ³ 当时人类正准备第八次尝试登顶珠穆朗玛峰，而当月月底，珠穆朗玛峰终于被征服了。

无论是何种原因让丘吉尔使用了这个词，人类对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痴迷使他的这个比喻扎根于大众心中。1955年7月，美、苏、英、法领导人在日内瓦的会面，被《时代》（ Time ）杂志宣传为“峰会外交” ⁴ ，美国国务院也将“峰会”一词作为官方用语 ⁵ 。许多漫画家，比如笔名为“Vicky” 的漫画家，喜欢把世界领导人画成要么望着顶峰，要么在山尖上如坐针毡（图I-1）。到了1958年，“summit”这个词已经成了《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年度热词——社会热点的有用晴雨表。如今，这个词已是我们政治语汇中的日常用词，它在很多语言中都有等效词语了。 ⁶

熟悉易生轻慢。丘吉尔这个引人注目的“峰会外交”的说法值得推敲。莎士比亚曾多次使用的“parley”这个古语，是指敌对的双方为达成妥协而进行的危险的谈判。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 Titus Andronicus ）中，诡计多端的塔莫拉皇后（Empress Tamora）就对罗马的贵族埃米利乌斯（Aemilius）这样说道：

你走上前去吧，做我们的使者

告诉他们皇帝要和他们谈判

去和好战的卢修斯…… ⁷

而“巅峰”（summit）——危险而高峻——这个词则让人联想到因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等而闻名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化遗产。山为险境，“征服”它，恰能令人获得成就感和解脱感。拜伦（Byron）勋爵在诗中写道：

聚集着壮阔而险恶的无穷气象，

似向我们表白：大地能戳穿天的幕帷，

而把我们留在底层，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人类。 ⁸

巅峰本身就是个奇境。在山顶，无论这个人审视角度善恶如何，他都会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1816年，雪莱（Shelley）第一次到达阿尔卑斯山下时也被深深地震撼了：“山峰突然在眼前出现，无比巨大的陡峰让人欣喜若狂，近乎癫狂。” ⁹

丘吉尔口中的“summit”一词也是对犹太-基督教传统里圣山的再现：摩西攀上西奈山（Sinai）受“十诫”，基督欲在地上建国，耶稣登山变像，等等。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只有在立于光秃秃的巅峰之上时，才能体会到自己在宇宙间的渺小。在J.M.W.特纳（J.M.W.Turner）的名画《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 Hannibal and His Army Crossing the Alps ）里，末日般的天空背景下，汉尼拔这位伟大的将领骑在战象上的背影极其渺小。这幅画创作于1812年，被解读为拿破仑败亡的预兆。 ¹⁰

无论山峰有多险峻，很多登山者都难以抗拒登顶的魔力。1921年首次对珠峰考察后，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写道：“攀上群山的最高峰要具备的能力苛刻得可怕，并且每一种能力都关乎生死，聪明人会认真地谋划，战战兢兢，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可马洛里并没按照自己说的去做，1922年他再次前往珠峰，并在1924年第三次赴珠峰尝试登顶。当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他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名言：“因为山就在那里。”

和很多人一样，对于马洛里来说，登上山顶就是一个极大的诱惑。1924年6月8日，透过云层的缝隙，他小小的身影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距离登顶的营地不远处。75年后，他的被冰冻的遗体在雪中被发现，但他是否成功登顶仍然是个谜。他的一个同伴弗朗西斯·扬哈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推测，马洛里的自负战胜了理性。“有两个选择，要么第三次撤回，要么死在山上；后者对马洛里来说可能更容易点，而前者所带来的痛苦，对于一个男人、一位登山家或一位艺术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¹¹

丘吉尔首次使用“峰会外交”一词时也关联了一些文化意涵。敌对双方的危险碰面，意味着无论敌我都会重视这一引人注目的行为，开创壮观的新局面；意味着一位领导人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冒险，要么成就他的声誉，要么毁掉它；意味着一旦开始就很难回头。

在峰会上青史留名会诱惑很多政治家。搞定了国内的事务之后，他们很自然地就会被国际政治峰会所吸引。很多政治家认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40年表述的观点：“这个世界上人类所创造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伟人们的奋斗结果”。 ¹² 他们越接近权力之巅，也就越能理解和托马斯·卡莱尔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说过的那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¹³

本书描写的峰会故事跌宕起伏，正如一段登顶的旅程——与会的各方向上艰难地攀爬，为的是实现在峰顶的会面，再带着各自的成果回到山下。书中对“伟人”们和他们在峰会上的对手们所秉持的原则进行了探究，以便厘清这些参与其中的人究竟是创造了历史，还是因为能力所限而成为时局的失败者。然而，就像是初次的约会、一场牌局，或一次意在签约的商务会谈，峰会因其史诗般的特性而深深地植根于世人心中。在峰会上，与会的领导人有没有错判对方？自己表现如何？谁又在峰会上收获颇丰？他们在会议桌上的表现也是本书的另一看点。

我们可以说，峰会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可以把这一历史追溯至青铜时代的巴比伦王国。但我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认定，由于安全形势的多变和身份地位的差异，各国领导人通常会避免最高级别的会面，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峰会外交是近代史上的发明，航空助其成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令其有用武之地，而新闻纪录片和电视这类大众媒体使其家喻户晓。典型的说法是，峰会是指两位或三位政府首脑面对面地直接会晤商谈。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末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峰会外交大行其道。此后随着通信技术、军事技术的进步，上面提到的三个条件便不再适用了。本书最后一章详细回顾了这半个世纪的峰会外交，并审视了冷战后的峰会外交形势。在本书最后，我还要承认，把这些历史上纷繁复杂的重大事件付之于笔端确实要比在其中如履薄冰容易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从相关历史资料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启示。

本书所讲述的并不是关于所有峰会事件的通史，而是对有代表性的六次峰会的个案研究。第一次峰会是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准确地说，是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三次会晤，这次峰会也开了现代峰会的先河。之后我的写作对象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丘吉尔、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和斯大林（Joseph Stalin）三人在克里米亚的会晤决定了战后欧洲的形势。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虽然如今恶名在外，但我认为，人们压根儿就是误解了这两次峰会的意义。在冷战早期，峰会外交也偃旗息鼓。不过，1961年，当时的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和那位好斗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维也纳的会晤重新开启了峰会外交。双方火药味十足的碰撞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相比之下，1972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莫斯科的会晤则富有成效，双方的会谈使得冷战进入了缓和期。但并非所有的峰会都是在超级大国的元首之间举行。在1978年的戴维营，这一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胜地被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选中，作为在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之间斡旋的会议地址。最后，我对1985年的日内瓦会议进行了剖析，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两个人由此开始的一系列会晤让冷战最终得以和平结束。 ¹⁴

以上提及的六次峰会可以被简单地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峰会，着重表现了双方领导人的对抗或碰撞。1938年9月间，张伯伦要想和希特勒谈下去就只能飞往慕尼黑；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会面的目的，谨慎地说来更像相互之间的试探和审视，但会议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第二类峰会则是与会双方的全方位峰会，双方领导人面对面会谈是在各自专家和顾问的协助下进行的，同时，与会双方也都想在峰会上解决实质性问题。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和1978年的戴维营会议可归为此类。会议上的磋商很圆满，不过，双方都是基于错误的假设，这反而破坏了已达成的协议的实施，协议因此搁浅。第三类峰会可以称为成效性峰会，综合了个人峰会和全方位峰会的各个元素，但除此之外，峰会本身其实也是一系列会议之中的组成部分，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各方面专家纷纷登台亮相。1972年的莫斯科峰会开启了这一模式，不过没有大获成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偷偷摸摸、尔虞我诈的做法。相比之下，1985年的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则要归功于罕见但至关重要的合作关系——双方领导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和他们的顾问之间的团队协作。

峰会是一种外交手段，是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开展的国家间对话。对这些峰会展开分析为研究20世纪国际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纪里，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全面战争，要么是积极备战。在这个世纪里，1914—1918年间血战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生活在空袭的阴霾之下，因此开始尽力思考如何避免战争。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是绥靖政策在外交方面的延续，人们在之前往往把这一政策看成为实现和平而做出的牺牲和忍辱负重。不过1945年后，“绥靖”一词变得臭名昭著，恰恰是因为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带来的尽人皆知的后果。冷战早期，美国选择遏制政策——毫不退让，不与苏联磋商。1961年肯尼迪试图和赫鲁晓夫对话，其结果不亚于一场灾难。基于在国际关系上苏联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假设，1972年尼克松采取的政策成功地让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这一成果让罗纳德·里根这位古怪而又激进的冷战斗士在富有远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协助下缓和了下来，并共同改变了冷战世界。可以看到，绥靖、遏制、缓和、改变，这些原则和政策在几场峰会之中都得到了体现，由此我们能够勾勒出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纪那并不为人所知的轮廓。

这几场峰会中的大部分会被人肤浅地理解——有些会被看成陈词滥调、老生常谈，然而还是有不少新东西值得一提。比如，慕尼黑会议如今已被视同凄惨卑微的投降，但是认真梳理过1938年张伯伦和希特勒之间的三次会晤之后，你就会发现局势其实更加错综复杂，会议的主动权在英德两国之间反复易手。战争没有在1938年爆发并非因为张伯伦，而是因为希特勒在峰会的压力下丧失了开战的勇气。雅尔塔会议往往被美国人描述成一场背叛，但当我们把眼光从波兰问题上挪开，看得更远一点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与会的各方势均力敌。事实上，雅尔塔会议的成果在很多方面对于西方国家并非坏事，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源于预先的假设和后来的事态发展。

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为之后的峰会建立了基准，这也是为什么它们会被特别提及。不过在仔细研读过这些会议的原始发言记录和相关文档并充分展开想象之后，本书对所述及的峰会的剖析结果都是很令人惊讶的。之所以说要仔细研读，是因为会议上的用词非常重要，精准的用词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图能得到正确表达，避免被误解，而赫鲁晓夫在1961年维也纳会议之前评价说肯尼迪比他的儿子还年轻（见本书第4章），这样不经意的话语则会暴露领导人的内心想法，但我们仍然要在研读这些文档的时候发挥想象力，因为我们所读的这些文档有助于解决现今的问题，而不是用来启迪未来的历史学家。保存这些文档的人们往往对所达成的协议感兴趣，而不是达成协议的过程。人们熟悉的套路是，那些人会对本国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文过饰非，却很少关心领导人在交流过程中的语气和肢体语言；他们不会花时间仔细思考在会议上谁先开口，谁退缩不前，关键议题是如何提出的，哪些话题又被刻意地遗留了下来。这些文档也是政治性文件，需要留给国内的同僚们和国际上的盟友们看。有些时候，文字也会被润色一番，使之能为政治家们的表现加分。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白厅（Whitehall）流传着这样一首作者不详的小诗：

当伟人们要把餐饭享受，

秘书却留下来，瘦了又瘦，

记录和汇报很费脑筋

要把长官认为自己本该做过的事情写好。 ¹⁵

因此，若要理解这些，就必须在字里行间捕捉内容，也要把官方文件和参加者的日记甚至是回忆录（即便有后知后觉的修正）相互对照，寻求真相。需要牢记的一个要点是：政府文件本身并非历史事实，但能让历史学家们重建真相；或者，说得更准确点，这些文件可以让我们还原事实，那些当时的与会者因为不知道对方的筹码而无法了解的事实。

在我的这本书中并没有太多的术语，内容都是基于政治性文献中所载的磋商和谈判。在描述过程中，我把每次峰会都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谈判，执行。换句话说就是：领导人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又是怎么坐上谈判桌的；他们在峰会上是如何针锋相对，又是如何在不胜寒的高处展现自己的外交手腕；最后，他们从峰会上带回了什么样的成果，又是怎样向怀疑论者、政敌或国内的看客们和国际盟友们交出成绩的。成书过程中，我也在最后一章里提出并进一步分析了一些对于领导人来说本应考虑却很少有机会严格或深刻领悟的问题。

本书也希望在此能促进对峰会外交重要性的讨论，这是被学者们和评论员们莫名其妙地无视的要点。 ¹⁶ 但复杂的国际峰会外交仍然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幕。其中，自信而又演技娴熟的领导人们为了了解并摆布对手上演了一出出好戏。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坐上谈判桌，顶着来自政治上、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沉重压力据理力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露出软肋。他们爬得很高，很危险，并相信在峰会上他们能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