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主流经济学出身的。读的教科书、专著、论文都是主流经济学的。出于赶时髦,也读了点儿新剑桥学派、新左派和新制度学派,诸如琼·罗宾逊、斯威齐、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但颇为不屑。而且,读这些非主流的东西,反而加强了我对主流经济学的信念。以后我按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写教科书、专著或论文,也用这一套来讲解和思考。如果把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宗教,我就是一个“受洗并虔诚的信徒和传教士”。
不过在学习与思考中,在与学生、朋友的交流中,我对主流经济学“教义”的基础之一——“理性人”假设有了些许不敬。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是“理性人”。理性人的特点之一是自私,即“经济人”;特点之二是自觉地(或者说本能地)按最大化原则行事,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机会成本、边际分析法等原则做出选择。但随着阅读面的扩大和在社会上活动交往的增加,我对这种理性人假说逐渐有所动摇。“自私”固然是人的本性,但自私的人也有许多不自私的行为。这种行为肯定不是主流,但对社会却有不可忽视的效果。在美国,没有那些成功人士的捐助,能有那么多的名牌大学和基金会吗?正是许多人无私的奉献,才有了这个社会上许多美好的东西。按理性的方式行事,更有些远了。许多人其实是以非理性的方式行事的。以我自己为例,效用最大化、边际分析法,我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实际消费中有几次想到了这些原则?而且从事后来看,我的许多次消费肯定是边际效用为零,甚至为负。这种不理性在许多人身上都多次发生过。即使那些创立这些理论的人,他们会完全按照理性的方式做选择吗?看来经济学这个手电筒是用来照别人的,但最后谁也没照到。
理性人假说的动摇绝非小事,因为整个经济学体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离开了这个前提,严密、精致的理论分析,逻辑性极强的数学推导,就都不那么坚实了,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要打个折扣。经济学的基本中心之一就是证明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建立在理性人假说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论证明了这一点。从历史实践来看,谁也不会否认市场机制。但“完善”二字绝谈不上。市场机制出了多少问题?引发了多少次灾难?人们选择市场经济,并不在于它完善,而在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当然,经济学家也不会长期忽视这些问题。其实,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者、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他提出“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同时,也提出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看不见的手会引发的问题。可惜他的继承者新古典经济学家忽略了后一种分析,而夸大了前一种分析。也许还有特立独行的学者想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被势不可当的主流经济学淹没了,也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因愚蠢的虔诚而不思考其他。
不过人们终究会不断追寻真理。强调理性人假说和市场机制完善性的主流经济学总会遇到挑战。最早产生影响的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西蒙教授认为,人不可能像主流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完全理性,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有理性,但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时理性,有时不理性;在有些问题上理性,在有些问题上不理性。换言之,理性是有限的。西蒙由于这个理论和其他贡献而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后兴起的则是我们这里要重点介绍的行为经济学了。
主流经济学日益数学化,靠数学推导建立了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在现代,奠定数学分析方法基础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我们不否认数学工具的运用和由此产生的数学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对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但主流经济学并不完善,数学方法也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唯一方法,这就产生了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不是纯理性人,而是社会人。决定人们决策的不仅仅是经济理性,更重要的还有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中既包含理性,也包含许多非理性的,或者利己但不理性的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无法用数字来表达,也不能包括在数学模型中。数学模型中用随机变量来代表这些无法衡量与无法预测的因素,实际上否认了这些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运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就要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类行为的实验出发。所以说,观察现实和实验经济学是行为经济学的基础。2002年,对实验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弗农·史密斯和对行为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丹尼尔·卡尼曼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绝非偶然(可惜另一位对行为经济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由于英年早逝未在获奖之列)。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大师理查德·塞勒终于在2017年获得诺奖。行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因此我称之为“接地气的经济学”。
理查德·塞勒也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而且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获得诺奖当之无愧。塞勒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芝加哥大学是盛产诺贝尔奖得主的地方。塞勒在《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等知名刊物上发表过许多重要文章,也出版过许多著作。本文将根据已译为中文的《赢家的诅咒》《助推》和《“错误”的行为》来介绍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
《赢家的诅咒》出版于1991年,是塞勒的行为经济学论文集。20世纪80年代,塞勒在康奈尔大学任教,一次开会时另一位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他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影响甚大,被广泛用作研究生的教材)告诉他美国经济学会正在筹办一份《经济展望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杂志,收录的文章主要介绍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且不难读,我在美国进修时常读这本期刊,回国时还带了一些,并在回国后写的《重要的还在于学习》中对这本杂志称赞有加),希望他写专栏。在巴里·奈尔伯夫(他是介绍博弈论的《策略思维》的作者之一,这本书也极好,我常推荐给学生)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奖获得者)的鼓励下,塞勒就经济中的反常现象为该杂志撰写专栏。这个专栏从1987年第一期开始。塞勒写了4年,共13篇文章,这本书就由这13篇文章组成。
这本书13篇文章的中心是分析经济中的反常现象。反常现象是指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和预测不一致的现象,但在现实经济中普遍存在。这些现象包括与囚徒博弈不一致的公共产品“搭便车”,与利己动机不一致的利他主义,与最后博弈不一致的对公正的关注,与传统理论不一致的行业间工资差异与流动性解释,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赢家反而吃亏的“赢家的诅咒”,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评价更高(禀赋效应)、对损失的反应大于等额收益的损失规避与无差异曲线分析的不一致,与效用分析中偏好的转逆不一致的偏好反转,与消费函数不一致的跨期选择,与消费和储蓄理论不一致的心理账户,与传统博彩中不一致的热门—冷门偏差和前两名及前三名市场的无效率性,股市中有效市场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1月效应、周末效应、月度转换效应等的不一致,华尔街股市的均值回归,封闭式共同基金的四种反常现象,外汇市场上的远期贴水溢价、风险预期失误等。
从对这些反常现象的分析中,塞勒运用博弈论、金融学、劳动经济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知识在消费者选择、自我控制、储蓄行为和金融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构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
禀赋效应。 这个概念由塞勒在1980年提出,基础是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前景理论。这一概念认为,人们在决策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即对“避害”的考虑大于“趋利”。这就挑战了消费者选择分析的基础,即效用取决于客观资产价值,而且它还冲击了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配置的最初状态与效率无关。根据禀赋效应,最初的产权配置应更注重效率而不能过分指望市场调节。
跨期选择。 此概念由塞勒与其合作者列文斯坦在1989年提出。跨期选择是指将成本与收益分散在各个期间进行决策。在跨期选择的情况下,人们的长期理性选择能力是值得怀疑的。与忽略心理分析的经济学家不同,塞勒认为心理学对这种决策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他注重心理学理论与经济研究的结合。
心理账户和储蓄理论。 人们如何评价不同的经济交易下的公平?塞勒在1990年提出,消费者经常会从价格比较中提取积极或消极的交易效用,并与自己的消费偏好结合得出相应的公平标准。人们更倾向于把小的损失和大的收获合并起来看待。心理账户概念最重要的是自我控制,它假定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也会在心里记账。塞勒对主流经济学中莫迪格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做出了两点重要的修改:一是人们对收入的敏感大于各种形式的财富;二是人们缺乏耐心,短期内对贴现率的重视大于利率。
行为金融理论。 在这个领域塞勒贡献甚大。他提出在评价投资组合时,短视的损失厌恶使一大部分投资者放弃股票投资的长期高回报率,去投资具有稳定回报的债券。塞勒发现了“输者赢者效应”,即投资者对过去的输者组合过分悲观,对过去的赢者组合过分乐观,导致股价偏离其基本价格。等一段时间之后市场自动修正,前期的输者赢得正的超额收益,而前期赢者的超额收益为负。据此,他提出了预测股票收益的新方法,即采用反转策略买进过去3~5年的输者组合,卖出赢者组合。塞勒对股市的研究有三项重要结论:第一,价格变动可能与影响进出市场的习俗相关;第二,机构投资者对他们的投资组合进行季节性调整是一种“装饰门面”的活动;第三,日历效应与好消息、坏消息发布的时间选择相关。塞勒对封闭基金、折价或溢价等均有研究,这些研究对金融理论和现实的研究影响重大。
2000年后,塞勒把他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运用于分析消费者行为和政府政策之中,这些成果体现在他与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于2008年合写的《助推》中。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由此可以看出,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消费决策以及指导政府如何运用政策来引导人们做出这种决策。行为经济学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真刀真枪运用于实际的,不是黑板上的经济学,而是实用性很强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英文“nudge”(助推)一词的原意是“用胳膊肘等身体部位轻推或轻戳人的肋部,以提醒或者引起别人的注意”。以“助推”为书名,就是提醒你可能会犯的错误,助你回归正确之路。但如何助推呢?
塞勒把人的思维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假思索的直觉,即“直觉思维系统”或“自动系统”;另一种是比较认真的思考,即“理性思维系统”或“省思系统”。主流经济学假设人们用的是理性思维系统,但现实中人们运用更多的则是直觉思维系统,这种思维方式会引出错误的选择。这就需要设计一种方式,让直觉思维少犯错误。如为儿童摆放食物时,把有利于健康的食物放在容易看见、容易够到的地方,这种食物摆放方法就是助推。他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的概念,这就是在不牺牲人们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运用助推的方式来引导大家。助推是一种全新且有效的引导式管理模式。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桑斯坦用助推的方法帮助奥巴马竞选取得了成功,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也十分欣赏他们的思想和实践。
这本书第1~5章分析了如何用助推来克服偏见与谬误。靠直觉思维,难免会做出错误选择,如吸烟、肥胖等等都是这种偏见与谬误导致的结果。得克萨斯存在的在高速公路上乱丢垃圾的现象通过“不要给得克萨斯抹黑”为中心的公益宣传助推而得以消除,同样,用数字也可以为人们戒烟戒酒助推。第6~9章“探索如何更好地省钱、投资和借贷”,即家庭理财方法,直觉思维导致许多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关心养老问题。塞勒建议:第一,为储蓄计划设计自动登记的方式;第二,“明天储蓄更多”。这就是要在传统的社会养老之外助推人们更多地进行储蓄。在讨论了参与一项保险计划并决定投资多少钱之后,又讨论如何进行投资,以及如何设计更好的信贷方案,如何打造更为人性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第10~12章讨论如何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包括面对政府针对人们的医疗健康问题提供的复杂选择体系,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如何提高器官移植中的捐赠比例;如何为健康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例如环境保护。第13~15章分析在许多没有多少自由的领域,如教育、医疗、婚姻中如何通过制度改进创造更多的自由。第16~18章可以看作总结,介绍了一些小的助推,提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助推,但要警惕恶意的助推行为和助推者,并建议把助推作为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以外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本书《“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可以看作一本回忆录,不过不是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而是对行为经济学从1970年到现在的发展历程的回忆。书中介绍了众多经济学家对这门学科做出的贡献,勾勒了一幅群体图像。当然,也有塞勒本人在这一学科中耕耘并做出贡献的记录,包括他与特沃斯基、卡尼曼等人的合作。读这本行为经济学发展史,你会对这门学科的内容、贡献与社会的关系有更多的了解。只有知道了这门学科重要概念与理论的形成过程,它与实验经济学的关系等相关内容,你才能更好地理解行为经济学。
了解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还应该注意几点。第一,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扬弃”。它用的许多概念和分析方法仍来源于主流经济学,不了解主流经济学也学不好行为经济学。塞勒也认为,就整个经济学而言,还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主流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无非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失误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使经济学更贴近现实、更接地气,从而更有助于建设一个美好世界。第二,行为经济学前途无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行为经济学,它目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微观领域,但塞勒预见它会进入宏观领域,还会有更丰富的成果。第三,行为经济学主要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它用的例子、进行的实验都以美国为背景,分析的中心是美国人的行为。它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国人的行为有自己的特色,心理也不同于美国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与美国有很大区别。因此,如何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国人的行为,设计出适合中国的助推方法,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也许在运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国人的行为时,我们还可以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三本书都不是“沉闷的经济学”,也没有数学统计,读起来很有趣,大家都可以读懂。这三本书可以浅读、泛读,也可以深读、精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并有不同的启发与收获。读者可以先读《“错误”的行为》,对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再读其他两本书。
愿你愉快地读完这三本书,帮助你摆脱“偏见”与“谬误”,做出更好的选择,你也可以“助推”一下朋友和家人,让新的一年更加美好。
经济学家 梁小民
2018年元旦
一般来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其所在的领域获奖的。一般来说,一旦一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意味着其所在的领域进入了经济学的主流。一般来说,一旦其所在的领域进入了经济学的主流,这个领域的原创力就会减弱,随后涌进来的是无数跟风的研究。
但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却不一样。
即使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塞勒身上依然洋溢着一股“异端”气质。获奖之后,他在其任教的芝加哥大学简短致辞。他在致辞里讲道,或许这是院长和系主任第一次没有用“浑蛋”这个词儿来形容他。然后,他又“补了一刀”:以后领导们还会不会再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他也不确定。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台下的院长、系主任,可能还有素来跟塞勒不和的几位资深教授,恨得牙根痒痒却又不得不故作大度且开心的样子。
塞勒研究的领域是行为经济学。这是最近十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经济学领域之一,也是少数从不驱逐“外来人口”的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向来认为自己的学科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他们不“入侵”其他学科的阵地,就是给其他学科莫大的面子了,怎么可能容忍其他学科“入侵”经济学的地盘呢?唯独在行为经济学的帐篷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亦正亦邪。在正统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看来,行为经济学就是瞎搞。塞勒的同事,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法玛(Eugene Fama)教授曾经这样评价塞勒:“他做的研究很有趣,但什么价值也没有。”法玛对塞勒还算客气,两人有时会一起打打高尔夫球。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经济学大牛,也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勒(Merton Miller)教授,据说在楼道里见到塞勒连招呼都不打。
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死气沉沉的经济学最需要的就是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而无论是环顾还是远眺,隐隐然具备挑战原有“霸权”、发动一场革命的新领域,可能也就是行为经济学了。甚至,我们有可能期待,未来的社会科学将打破藩篱,统一为一种社会科学,那么这种社会科学的发源地就是行为经济学的营地。
理查德·塞勒有三部重要的著作,一是其学术自传《“错误”的行为》,二是《赢家的诅咒》,三是他与著名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合著的《助推》。中信出版社现将这三部重要的著作一并出版,可以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塞勒教授以及行为经济学。
塞勒教授1945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他的家族是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塞勒教授的父亲是保险公司的精算师,母亲是一名教师。跟别的学霸不太一样,塞勒上过的学校不算最好的——他大学本科在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硕士和博士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读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个经历有点儿像一个中国学生在重点大学读完本科,然后到普通大学读了硕士和博士。要知道,很多经济学的学霸都是一路从哈佛、MIT(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顶级名校读下来的。如果你是在哈佛、MIT读经济学,好处是能够直接跟着导师(尤其是年轻一点儿的导师)一头扎进学术前沿,走上一条捷径。像塞勒教授这样的求学经历,可能更多地要靠自己摸索,但也可能正是由于走了这样一条路,才使得他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走上这条“离经叛道”的路注定充满了艰辛。塞勒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罗森说,当年,塞勒的老师们对他能够取得的成就“并不抱多高的期望”。刚刚博士毕业的时候,塞勒很难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只得在罗切斯特大学当一名类似“临时工”的讲师。他写的论文也不符合主流学术期刊的口味,很难发表。更要命的是,塞勒觉得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错的。
主流经济学假设人们都是理性人——如果你是个消费者,就不会乱花一分钱。广告、推销员、“双11”,对你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如果你是个生产者,就不会丢掉赚每一分利润的机会。决策失误、一时冲动、错失良机,对你而言根本不可能发生。就像塞勒教授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假设我们都有爱因斯坦一样的智商,计算机一样的记忆力,圣雄甘地一样的意志力。理性人假设并非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工作假设,到最后,这种假设发展成了经济学家的信仰。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决策一定会导致所有的资源都得到最优的配置,因此,市场经济是完美的,所有的政府干预都是错误的。讲到这里,你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要誓死捍卫“理性人”假设了。
在《“错误”的行为》一书中,塞勒讲到自己是如何逃离这一“范式”的。塞勒还在罗切斯特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其中问了受访者两个问题:
A. 如果社会上流行一种致命的疾病,染病的人会在一周之内没有痛苦地死掉。你染上这种病的概率是万分之一。请问,假设你不幸染病,那么你愿意最多花多少钱治疗这种病?
B. 同样是这种病,假设你的老板要派你到疫区调查情况。到了疫区之后,你染上这种病的概率是万分之一。请问你的老板要给你多少赔偿,你才愿意到疫区去?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这两个问题是等价的,都是在问“万分之一的死亡率值多少钱”,但是,受访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却差异很大。很多人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花较少的钱治疗,但在第二种情况下却要求得到巨额的补偿。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塞勒去找他的指导老师求教。他的指导老师却说,别在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
于是,塞勒只好自己去寻找答案。有一次,他读到两位以色列籍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关于决策心理的研究,又听说他们要到斯坦福大学访学的消息,就专门跑到加州,找到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卡尼曼就是畅销书《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也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特沃斯基是卡尼曼的合作者,要不是他去世得早,他也能一起获奖。他们三个人志同道合,共同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不同之处在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是从心理学攻入经济学阵营,而塞勒则是打开了经济学的大门,欢迎心理学的进入。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会怎么解释塞勒发现的反常现象呢?他们提出了“前景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决策者会选择一个参照点,其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参照点来决定,而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加敏感。也就是说,如果是在赚钱的时候,人们当然赚得越多越快乐。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实验中,收益增量带来的快乐强度大约是增量的0.5~1倍;但如果是在赔钱的时候,人们赔得越多越不开心。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实验中,损失增量产生的痛苦大约是同等收益增量的2.5倍。也就是说,人们特别不愿意遭受损失。
塞勒则提出了“禀赋效应”,与“前景理论”互相印证。“禀赋效应”讲的是,人们非常不愿意失去自认为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理论对经济学的冲击很大。比如说,按照“禀赋效应”,即使不考虑交易成本,所有权的最初分配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源的最终配置。
塞勒教授在反对“理性人”假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禀赋效应”其实仍然假设每个决策者都会试图使其偏好最大化,只不过要考虑到一个“参照点”,也就是“禀赋”(所有权的最初分配)。后来,塞勒教授又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理论。这个理论进一步偏离了主流经济学,却和现实更为接近。
“心理账户”理论注意到,消费者会把其支出分为不同的账户,比如花在买衣服上的钱、出去旅游的钱,或是买菜的钱。如果你去海南度假,花了20 000元。刚刚回来,又听旅行社说,有一个去北海道的旅行团,可以给你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团费原价20 000元,现在只需要5 000元。你会考虑吗?很多人都会犹豫。但是,如果这时候商场打折,原价20 000元的名牌服装,现在的价格是5 000元,你会考虑买吗?我相信很多人会立刻掏钱买。这说明消费者是把出去旅游的钱和买衣服的钱放在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中。
为什么会有“心理账户”呢?塞勒教授讲道,这和我们的“自我控制”有关,我们之所以把钱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是为了防止自己乱花钱。在“心理账户”理论的基础上,塞勒教授进一步提出,消费者的效用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获得效用,即买到了商品和服务之后获得的满足感,另一个部分是交易效用,是跟交易价格相关的。交易效用又跟消费者心目中期待的“公平价格”和实际交易价格之差有关。如果消费者觉得交易价格比他心目中的“公平价格”更高,即使他买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东西,也会觉得很不爽。
总结一下,在塞勒教授看来,人性比“理性人”假设所想象的更为复杂。人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限理性的。人没有坚强的意志力,只有有限的意志力。此外,人不是完全自私的,因此公平问题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
《赢家的诅咒》是塞勒教授在《经济展望期刊》上发表的专栏文章的合集。他的这组文章旨在发现经济学中的“反常”(anomalies)。“赢家的诅咒”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文章。
20世纪70年代,研究油田拍卖的几位工程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假设有个油田的开采权要拍卖,有很多家石油公司来竞拍。谁也不知道这个油田在地下的储量到底有多大,只能靠自己猜。每个公司都会给这个油田一个估值,每个公司都按照自己对这个油田的估值报价。
一般来说,公司会按照比自己的估值低一些的价格报价,而报价最高的公司将获得油田的开采权。但在现实的拍卖中,结果如何呢?这三位工程师发现,一般来说,竞拍中的赢家往往会变成输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糟糕的情况是,油田的实际价值没有竞拍成功的公司的报价高,这家公司花的钱越多,亏的也就越多。稍微好一点儿的情况是,这个油田的价值比公司的报价高,但没有公司当初的估值高,所以公司也会觉得吃亏了。这就叫“赢家的诅咒”。
真的有“赢家的诅咒”吗?1983年,两位经济学家巴泽尔曼和萨缪尔森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在课堂上拍卖一个存钱罐子,罐子里装满了硬币。学生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每个学生都来猜,到底里面有多少钱。猜完了就竞价,出价最高的学生可以获得这个罐子和里面的硬币。罐子里实际上有8美元的硬币。他们做了许多次实验。学生们的猜测各不相同,平均估值是5.13美元。也就是说,大部分学生对罐子的估值都远低于真实价值。但赢家的出价平均是10.01美元,这意味着,平均每个赢家要亏损2.01美元。
课堂实验或许无法代表真实世界,但在现实生活中,“赢家的诅咒”比比皆是。比如,在1969年阿拉斯加北湾油田的拍卖中,赢家的出价是9亿美元,而次高的报价是3.7亿美元。这是不符合理性假设的。如果按照理性假设,赢家的报价和次高的报价应该相差不多才对。这只是一个特例吗?当然不是。研究者观察了很多油田竞拍,发现在26%的案例中,中标价是次高价的4倍甚至更高,在77%的案例中,中标价至少是次高价的2倍。
从1954年到1969年,墨西哥湾地区拍卖出了1 000多份租约,其中有62%的租约是赔钱的,另有16%的租约勉强持平,只有22%的租约最后赚了钱,但收益率并不高。我们再来看看身边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央视广告“标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家企业争相在央视砸下重金,抢夺“标王”的桂冠。1995年孔府宴酒的中标金额是0.31亿元,2015年翼龙贷花了3.6951亿元,才拿下“标王”称号。荣登“标王”宝座的企业当然有好企业,比如茅台,但大部分“标王”很快就变成了“倒王”。听我给你报报它们的名字:孔府宴酒、秦池酒、爱多VCD、步步高和熊猫手机。“赢家的诅咒”纠缠着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企业:2002年,孔府宴酒宣告破产;秦池酒已经无人知晓;2004年,爱多VCD的掌门人胡志标被判有期徒刑8年;2005年,熊猫手机的前掌门人马志平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被批捕。而那些没有破产的“标王”企业,在成为“标王”之后就真的平步青云了吗?恐怕这里面的苦闷,只有它们自己知道。
为什么总是会有“赢家的诅咒”呢?有两个原因。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因为竞拍者不知道标的物的真正价值,所以只能靠主观猜测,这就会带来判断失误。其次,最直接的原因是傲慢。赢家过于自负,总认为自己比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判断更为准确,而且求胜心切,志在必得。抱着这样的心态,不犯错误那才叫反常。
在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自然会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比如,如果开车的人不系安全带,骑摩托车的人不戴头盔,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非要规定大家系安全带或戴头盔,是不会有效果的,大家不会听政府的话。如果有人吸毒或是卖淫呢?在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也是你无法干涉的。反对吸毒或是卖淫,只会使吸毒或卖淫转入地下,反而更难控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吸毒或卖淫合法化。
我想,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反对政府的直接干预。政府来规定我的孩子必须学什么知识,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政府来规定我的饮食搭配,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即使政府说这样的饮食搭配是更健康、更合理的。但是,通过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也很容易做出其实不利于自己的选择,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政府是否应该帮助个人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
2008年,塞勒教授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合著了《助推》。这本书很快成了全球畅销书,也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书中提到,我们可以采取一种“自由意志的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改善人们的最终决策。自由意志和家长制听起来是水火不容的,却能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自由意志是指我们要保留人们自主决策的权利。家长制是指我们可以适当地影响人们做决策的过程,好让他们做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选择。
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强制规定人们不能吃垃圾食品,只能吃健康食品,这就是一种粗暴的干预。尽管政府的用心可能是好的,但结果一定很糟。这种粗暴的专制主义在现实中随处可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呢?比如,我们可以把新鲜的水果以更低廉的价格、更方便地提供给消费者,那么,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主动地选择健康食品。这就是塞勒和桑斯坦所说的“助推”。
吃不吃健康食品,其实还是小事。像养老金计划,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件大事。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非常复杂,员工需要在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正如我们说过的,选择的机会越多,人们就越不愿意做出选择。于是,许多美国人就放弃了参加养老保险计划。这一选择对自己不利,因为到了退休之后,员工的收入水平会下降;这对政府也不利,因为这最后还是得由政府买单。有一些美国公司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以前的方案是你要主动选择,才能加入养老保险计划,如今的方案是如果你不反对,就默认你同意参加养老保险计划。
塞勒和桑斯坦提出了“明天储蓄更多”的方案,并得到美国国会中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支持,这在美国政治中也算是一个奇迹。“明天储蓄更多”是公司为其员工提供的养老金计划。签了这份合约的员工在加薪时,其在养老金账户中的储蓄额也会自动调高,于是,储蓄率随工资的上涨而上升。如果员工觉得存得太多,他们也有选择退出该计划的自由。这一方案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欺诈和隐瞒,只是巧妙地把人们的懒惰天性和他们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让人们自己做出更有利的选择。
在塞勒和桑斯坦看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要做出小小的调整,就能极大地改变决策的结果。比如,总会有人把尿尿到公共厕所的小便池外边,但是,如果在小便池里刻上一只苍蝇,男士就会自动地瞄准那只苍蝇尿尿,于是,尿到小便池外边的现象便减少了80%。如果你想让人们节约能源,仅仅在墙上张贴一些“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标语是没有用的。如果让每个家庭在收到账单的时候,都能够从账单上看到自己的用电量和邻居的用电量的对比,那么,出于“同侪压力”,很多人就有更大的自觉性去注意节约资源。这说明,帮助人们改进其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提供反馈。
对于是否在政策设计中采用“自由意志的家长制”方法,我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必须先相信政府是无私而善良的,才能相信它会为了我们的利益,帮助我们改善决策。但是,这一方法也给了我们很多日常生活的启示。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也是发自内心的,为了让孩子和学生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是该奉行毫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原则,粗暴独裁的专制主义原则,还是找到一种中庸的“自由意志的家长制”呢?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何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