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序言

从这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教训，应当为全人类带来和平与了解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于绞刑架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有70多个年头了，在这场长达数年的浩劫中，诺曼底登陆战和市场―花园行动无疑是西线战场最为著名的战役之一，而柏林战役更是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场大会战。描写三场战役的著作浩如烟海，几十年来被诸多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反复钻研。

中国的军事历史爱好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看过银幕版《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这两部电影拍摄于20世纪，其中宏大的战争场面令人震撼，电影的原著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在读者中间也有不凡的口碑。2005年，中文版的“二战史诗三部曲”在国内上市，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它们时，那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十几年之后自己能有机会对这套书进行校译重修。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科尼利厄斯·瑞恩的“二战史诗三部曲”都堪称不朽。20世纪50年代中期，瑞恩开始撰写《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出身的他，以独特的视角和写作手法，为人们展现了这场宏大的登陆战役爆发前后，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瑞恩的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史，甚至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战史，他并不直接描述交战双方在战前如何排兵布阵、厉兵秣马，战斗打响后又如何针锋相对、调兵遣将。他的写法另辟蹊径，从元帅、高级将领到士兵、普通平民，以战争亲历者为切入点，摘取他们的口述实录并与档案资料相结合，按照时间线再现战争的全部经过。国内知名战史作家余戈先生曾经评价《最长的一天》，就像“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装了一万个摄像头，这种上帝般的控制能力建立在对几千个人的访问之上”。瑞恩擅长呈现逼真的历史画面，在宏观上，有完整的或基本的“面”；在描述发展进程的时候有不同的“线”；具体到人物时，则有无数生动细致的“点”。当点、线、面完美结合时，就是几乎接近历史真相的战争场景。“他让自己的书充满活生生的人的所作所为与喜怒哀乐，而不是一堆干巴巴的史料”，叙事精准、文笔丰富鲜活，让读者在阅读时犹如在观看一场精彩的电影，这种宏观概览之下凝视微观历史细节的写作手法，至今仍为许多战史作家效仿，成为非虚构写作的典范。

作为战地记者，瑞恩亲历了三部曲中描绘的诺曼底登陆战和西线的其他战役，他曾采访数以千计的军人与平民，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石。有人说，一个伟大的新闻记者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当代史学家，瑞恩当之无愧。他的作品中，战士的英勇牺牲、战争的残酷暴力、人性的文明光辉与原始本能的残忍，全部坦坦荡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在阅读三部曲的过程中，读者会为将帅最终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而感慨，为官兵在生死关头或幽默或荒唐的言行举止而大笑，为军人在战争迷雾之下的种种误判唏嘘不已，为平民百姓的各种遭遇时而惊悸，时而欢呼。

“二战史诗三部曲”初版面市时，受当时的条件限制，书中难免有一些错漏之处。首先，大量军事术语或者专有名词的翻译，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其次，诸多地名和人名本应该区分国籍，不能全部按照英语发音翻译，再加上初版没有保留译名的原文，对于想要核查出处的读者来说非常不便。不止一个战地城市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法，偶尔还会见到英军击毙美军这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闹剧，这可真是“考验”读者的功底。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中信新思文化的编辑团队委托我重新校译，一一核实书中出现的人物以及历史细节，务必复原瑞恩“无一人无出处”的原作品质。

校译重修绕不开对人名地名的修订，书中的地名都按照国家出版的地名辞典和地图进行了核对修订，对于一些难以查询到的小地名，也尽可能按照相关国家的语言发音进行音译。国外作者很少书写全名，非正式场合下将中间名省略或者只写首字母，而且很多时候仅仅保留姓氏，这一点和中国人的习惯完全不同。我在修订的时候，只要能查到的姓名，都在首次出现时保留了全称和职务，以免出现重名人物，给大家造成困扰；对于出场的军人，则尽可能写清楚他的部队番号、职务和军衔，以此减少混淆和陌生感。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陆军的编制比较特殊，如果仅从字面直译的话，十有八九会让读者产生误解。例如“爱尔兰禁卫团”，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称呼，而不是我们熟悉的步兵团或者装甲团的建制单位，有必要写清楚后面的营级单位番号。由于原文中团以下单位很少注明番号，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二战时期的英国陆军和美军参战部队的建制，查到了每场战役中英美军队单位的具体番号。

由于各国军衔体系的历史传承不同，不同的层级上面都有符合各自国情的特色军衔，因此各国之间的军衔并不能一一对应起来。比如，德国军队没有准将军衔，却有兵种将军和大将，因此欧美各国就将德国将军的级别降了一级，以其少将军衔来对应本国的准将军衔（少将以上以此类推），瑞恩在原文中就是这么写的（将德语的少将对应成英语的准将）。此外，德国的士兵军衔分为五级，而一般国家只有两级，这就导致英美作者将德军高级别士兵的军衔写成了士官军衔，在某处程度上产生了混乱。我在翻译时尽可能查询了所有出现的德军士兵人物的资料，恢复了其原本真实的军衔。武装党卫军作为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特殊部队，其军衔体系和党卫队内部其他系统（主要是普通党卫队、党卫队机动部队、党卫队集中营骷髅部队）的军衔并不一样，又和国防军完全不同，瑞恩在文中将武装党卫军成员的军衔全部写成了国防军军衔。为了保证史实的准确性，我最终选择恢复德国的军衔。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战后数十年来无数研究者的整理归纳，令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料去修正原作者和初版的错漏之处。例如，《最长的一天》中，几首苏格兰风笛曲，“Highland Laddie”被译成《高原女郎》，“Blue Bonnets over the Border”被译成《花坛边上的蓝色女帽》。我查询后发现，这两首曲子都是苏格兰名曲，Laddie是苏格兰语，意思是男孩、少年，而Blue Bonnets是传统的苏格兰男性戴的帽子，有时候甚至可以代指苏格兰人。“Blue Bonnets over the Border”是苏格兰民谣，背景是1745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边境战争，无论如何与花坛扯不上关系。

国外曾有研究者分享了英军第1空降师所有军官的简历，这为修订《遥远的桥》提供了很多方便，基本上英军空降部队的每个军官的全名、军衔和职务都能找到确切的参考资料。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校译过程中，我尽自己所能理顺了文字，修订了错漏，我相信就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言会有很大提升。我希望当读者阅读新版作品的时候，相比老版本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一本好书应该让更多的读者分享，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骄傲。

董旻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