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外交就如同人生，失败通常比成功更能给人教训。后见之明的人觉得，出色的行动与决策可以保证成功，但事实上成功可能只是源于幸运或无心插柳。反之，失败却可以明示出道路与需要避开的误区——按照现代官僚的说法，也就是“总结经验”。我们不妨带着这种想法再来看看1919年巴黎发生的事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用引人入胜的笔法记录了那次决定未来的会议。她记述的一些故事绝对可以称得上成功，可是未能禁受得住历史与结果的检验。这是一部研究决策失误的作品——这些决策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很多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我们。

把新闻头条当作历史，就会觉得镜厅签约和20年后的德国入侵波兰这两者间存在直接关系。但麦克米伦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她认为这种被广受认可的历史观扭曲了巴黎决策的本质，而且忽视了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事件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对后续事件有很大影响——它是“协定停战”，在德国本土上没有发生战斗。麦克米伦写道：“如果德国被彻底击败，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发展。”在最高统帅部之外，大多数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军事上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也不把1918年11月11日当作战败日。希特勒就利用了这种心理，承诺要废除《凡尔赛和约》。这种承诺非常受欢迎，而且对他的上位很有帮助。一种广受认同的观点是，战胜国提出的赔偿要求太过苛刻，导致德国经济崩坏，从而为希特勒掌权铺平了道路。但麦克米伦并不这么想。

从“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到小小帮厨出身的越南人胡志明，不管是以何种标准评价，1919年巴黎这场大戏里面都是名角。而且，从历史上看，这也是头一次有美国人登上世界大舞台的中心。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让从未见过他的千百万民众欢呼雀跃，又让与他共事的人失望沮丧。他是个孤僻的理想主义者，幼稚且死板，既有高尚的品格，又有矛盾的心理。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健康状况，甚至他那傲慢无知的老婆，都是影响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因素。

在卸任后的8年里，威尔逊的声望起起伏伏，但他一直能引发人们研究的兴趣。而且，要想理解美国现代外交政策，就要去解读威尔逊。从赫伯特·胡佛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的众多支持者认为，威尔逊在巴黎和美国参议院里的政敌才该为史上最高尚梦想的破灭负责。包括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在内的其他人则将威尔逊视为一个意志坚定的对手。美国主权的捍卫者、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就指责威尔逊试图破坏美国宪法。冷战末期兴起的另一种观点批评威尔逊不切实际，过度看重道德目标。这一派中最知名的人士当属乔治·凯南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们称威尔逊“太爱幻想”，但也承认他这个人“奠定了后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让基辛格没想到的是，他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就把威尔逊的画像挂在了白宫内阁室，以示纪念。]

此种辩论永无止境，就如同迷雾一般，但有件事情是明确的：当威尔逊在1918年12月抵达法国的时候，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振奋人心，点燃了全世界的希望之火，尤其是“自决”这个开创性的概念。然而，对消息不灵通、在谈判细节上准备不足的威尔逊来说，他似乎并不明白自己口中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后来承认：“当我使用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多的民族会接连不断地找上我们。”

用麦克米伦的话来说，“自决”这个概念“充满争议，而且并不明确”。即便是在当时，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就曾问道：“总统在说‘自决’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个什么单位？是人种、地区，还是团体？……这种说法只会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千万条生命会因此葬送。有人为了这个原则会不惜诉诸武力，但理想主义者无视这种危险，等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太迟了。最终‘自决’必然落得个万众唾弃的下场，被人们当成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

蓝辛率先意识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今天许多最为痛苦的纷争，究其核心也都存在这种情况。不过话说回来，威尔逊的梦想本身并没有错，是他的决定使梦想破灭（例如让日本占领中国的山东半岛），是他的决策让世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回到美国后又犯了一个截然相反的错误：不顾轻重，拒绝向参议院中的温和派妥协。结果导致他失去了让美国国会通过《凡尔赛和约》的机会（也失去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机会）。

现代社会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就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人们做出的决策：1991年到1999年间的四次巴尔干地区战争；伊拉克危机（该国今天的国界线是英法两国角力以及地图粗制滥造的结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库尔德人自治问题；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纠纷；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永无休止地争抢土地，都觉得自己才是获得应许的百姓。

随着和平缔造者在巴黎会面，新的国家出现了，大的帝国灭亡了。“四巨头”抱着不可名状的雄心壮志，一心想要修复从欧洲到遥远太平洋的半个世界。但是，他们面临的国内压力、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以及他们无法调和的矛盾主张，到最后实在是太多了—纯粹是因为力有不逮，谈判者们做出了那些永远都要回响在历史中的交易与妥协。

即便是在当时，他们也觉得自己为以后的问题埋下了祸根。也为这些问题贡献了一份力的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已经萌发的危机具体会持续多少年，这个我说不好，但或许我可以说要持续好几个世纪。没错儿，这份条约会给我们带来负担、麻烦、痛苦、困难，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麦克米伦把某些重大的、戏剧性的事件描写得栩栩如生：在控制南斯拉夫大部分海岸的方案落空后，意大利从巴黎和会上负气出走；日本占领山东半岛，导致了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整个亚洲从此走上了战争与革命的道路；奥匈帝国解体，数百万匈牙利人被永远地隔在了自己国家之外；“四巨头”对苏联新政府无可奈何，只是在俄国内战期间派出了一支象征性的远征军；奥斯曼帝国的消失，20世纪最知名的领袖之一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上台；还有从巴尔干南部不同民族中诞生的南斯拉夫（建国伊始的名字叫作“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虽然它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在铁托元帅（Marshal Tito）的领导下生存下来，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在1919年拼凑出来的国家分崩离析了。四场战争接踵而至——先是斯洛文尼亚战争，然后是克罗地亚战争，再然后是波黑战争，以及最后的科索沃战争。（在马其顿地区酝酿的第五场战争被勉强避免。）

1995年秋，我们美国自己的和谈团队在巴尔干地区四处游说，力图结束波斯尼亚地区的战争，这时候我想到了《凡尔赛和约》。读着哈罗德·尼克尔森《缔造和平，1919》（ Peacemaking , 1919，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1964）的节选内容，我们打趣地说，现在美国的目标就是捣毁威尔逊的遗产。我们在1995年11月强迫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南联盟的领导人前往俄亥俄州的代顿市（Dayton），逼着他们坐下来协商结束战争的事情，这时我们实际上埋葬了《凡尔赛和约》的另一部分内容。2002年春，仍然以“南斯拉夫”名义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两个地区又采取行动，同意将自己的国家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终于让这个《凡尔赛和约》的产物站到了彻底解体的边缘——这或许只是通往全面独立的中转站。

在代顿，我们只是要解决难题的一小部分；而在巴黎，和平缔造者们要解决的是全世界的问题。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精彩地描绘了在巴黎的这些人想做什么，他们在何处取得了成功，以及他们为何失败。这是一部非常适时的作品。这段故事不仅阐明了过去，还照亮了现实——只有伟大的历史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段故事可以指导我们的未来。我唯一的遗憾是，这本书未能在10年前面世。不过现在它就在眼前：带领着你我走进那段读起来欲罢不能的历史。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