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仲冬之歇

到了1919年1月末，和解方案的基本轮廓已经成形，有些内容更为明确一些。俄国问题、国际联盟，还有中欧国界确定这些事务，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都已经摆到了桌面上。特别委员会在对德条约的一些重要细节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例如战争损失与德国的赔偿能力、德国国界、德国殖民地与德国军队、对德国战犯的惩罚，甚至还有德国海底电缆的归属。至于如何惩罚德国以及如何在今后管控该国的大问题，只是被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三人稍稍提及。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只有这三个人。

另外一件成形的事是英美两国间出现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一位瑞士外交官将其称为“和会上最令人惊讶的事情”。 当然，在托管地问题上是有些难解的不愉快，但在最高理事会上，在各种委员会上，还有在各种走廊过道上，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大多数事务上都能取得一致看法。威尔逊从来就没真心喜欢过劳合·乔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后者有一些人格魅力。两人在进出会场时会高兴地闲聊，偶尔还会一起出去吃午饭或共赴晚宴。威尔逊逐渐意识到，和一位强大的自由党首相打交道，总要好过碰上一个保守党人。

1月29日，威尔逊告诉豪斯，他觉得美国专家与英国人密切合作会是个不错的主意。不管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豪斯还是忠实地把总统的想法传达给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本来就很重视英美关系的劳合·乔治很高兴。加拿大人也很高兴，因为他们一直害怕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太过紧张。英美两国的专家早先就在接触，听到这个消息，两拨人也是非常高兴。美国专家西摩说：“英国人是这里唯一不搞沙文主义政治的（威尔逊花了大概一周时间才看明白这个事实），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可以坦率地就欧洲领土问题交流看法。”两个代表团的代表形成了一种规律：经常相互咨询，交换机密备忘文件，用美国工兵架设在克里雍和曼杰斯帝两家酒店间的安全电话交谈。尼克尔森后来写道：“我们的确称得上是亲密无间。”过去的马克西姆餐厅包房，现在变成了见证英美合作的会议室，人们在里面讨论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奥地利以及匈牙利的边界问题。只有在涉及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时候，才出现了分歧。即便如此，也只是细节上的分歧，几乎不构成原则性问题。

就在英美关系升温的同时，法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却开始恶化。英国认为法国会同它争抢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在中东及中亚的领土。英国还担心，一旦威尔逊回国，法国就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拟定对德和约条款。汉基写道：“我发觉法国人都是些强词夺理的阴谋家，丝毫不考虑游戏规则。” 2月份时法郎有贬值迹象，法国面临金融危机，但英国人表现冷淡。他们告诉法国人，英国不会贷款给法国帮它渡过难关。还是豪斯向劳合·乔治求情，英国才拨出了一些资金。法国人收下了贷款，但对英国故意拖延一事怀恨在心。 英美两国代表觉得法国既无能又任性，只能摇头表示无奈。

法国与美国的关系尤其糟糕。法国外交官责怪威尔逊，说他用自己的国联阻碍了巴黎和会的真正要务，也就是惩罚德国的事宜。法国财政部长路易-卢西安·克洛茨（Louis-Lucien Klotz）对同事说，美国人想让德国人付现款来买美国多余的粮食，这肯定会增加法国收取赔偿的难度。美国人则抱怨称，法国人是在敲竹杠，骗取美国在巴黎提供的合作，以及法国军队的军费。之前在电影院里，威尔逊的身影一出现在银幕上，法国观众就会欢呼，现在他们则一声不吭。法国警察和美国士兵在街道上大打出手。有人甚至偷偷听到一些美国人说，自己在战争中站错了队。巴黎人把威尔逊太太当成笑料，过去一直对美国总统抱有好感的法国报纸现在纷纷发表抨击文章。

这种攻击让威尔逊非常愤怒，他有理由相信，美国人被法国政府摆了一道。在接待一位访客的时候，威尔逊气愤得连嗓音都发颤了。他向这位客人出示了一份机密文件，里面说法国媒体正在夸大俄国的乱局，强调德国很有可能重新发起进攻，还说共和党在国内拼命反对威尔逊。威尔逊在私下里大倒苦水，说法国人“愚蠢”，“短视”，“荒谬”，“不可信赖”，“诡计多端”，是“他见过的最难打交道的人”。 不过他告诉自己的医生，说他依然相信普通法国民众是好人，只是政客唆使他们走上了邪路。格雷森写道：“完全是因为法国政客在放纵愈演愈烈的反美情绪，美国老百姓才会从亲法转向亲英。总统还说，在整个事情里英国人看起来更正直、更诚实。”

一如法美关系，天气也逐渐变冷了。巴黎下起了雨夹雪，美国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打起了雪仗。有人在布洛涅森林滑雪，有人在凡尔赛镇溜冰。由于煤炭紧缺，就连大酒店里也像冰窟一样。感冒把人放倒在床，更危险的是，1918年夏天的流感死灰复燃。克里雍酒店的军医四处奔走，分发止咳药水和防疫建议。有位医生说，抽烟有极好的防病效果。

代表们纷至沓来，到最后人数远超过1000名。 为了沿袭维也纳会议的传统，英国人给自己的代表发了1500张通行证，让他们分发给别国代表。由于很多人抱怨这是浪费时间，克列孟梭宣布废除这个规矩。 参会代表中有很多外交官和政治家，但也有很多不从政的代表，这在大型国际会议上还是头一次。英国人几乎把整个信息部情报局都搬了过来，这里面就有年轻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后来两人都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知名的历史学家。美国方面有来自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教授，还有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和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家。职业外交官很是不满。奥赛码头外交部的秘书长儒勒·康邦（Jules Cambon）说这是“即兴演出”，但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三人并不在意这种看法。就像劳合·乔治说的那样：“外交官这种职业发明出来就是为了浪费时间的。”

请愿人士、记者也纷纷涌向巴黎，就连只是对和会好奇的人也要来凑凑热闹。爱情小说家埃莉诺·格林（Elinor Glyn）坐在里兹酒店的角落里，招待知名男士，写下了《女性是在改变吗？》（“Are Women Changing?”）以及《骑士精神已死？》（“Is Chivalry Dead?”）这样的文章。美国当时的海军助理部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表示必须有人监督美国海军财产在欧洲的有偿转让情况。在说动上级后他便来到了巴黎，还拖上了极不情愿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这两个人的婚姻已经是危机四伏，而现在罗斯福夫人又发现自己的丈夫对巴黎女人太过殷勤。 威廉·奥尔彭（William Orpen）和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两位画家来给参加会议的官员画像，不过后者把大量精力花在了疯狂的聚会上。 英国内阁大臣们没事就会来巴黎逗留一两天。副首相博纳·劳非常胆大，穿着一件特制的毛皮里飞行服，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劳合·乔治最年长的女儿奥尔温（Olwen），一个年轻活泼的已婚女子，曾到巴黎短暂逗留。在某天下午，克列孟梭乘车出行时让她搭了便车。两人开始攀谈，克列孟梭问她喜不喜欢艺术。奥尔温满心欢喜地说喜欢，于是克列孟梭从兜里掏出了一套画着淫秽图片的明信片。

后来成为国际咖啡馆社团元老的埃尔莎·马克斯韦尔（Elsa Maxwell）也拿到了从纽约去巴黎的船票，陪一位离婚的漂亮太太找新丈夫。这两个女子租了一栋别墅，在里面开起了大派对。潘兴将军负责提供酒水；马克斯韦尔用钢琴弹奏科尔·波特（Cole Porter）的最新歌曲；那位离婚的太太也找到了新伴侣，是位仪表堂堂的美军上尉，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有一天清晨，别墅外面展开了一场决斗。两位年轻的美国军官举着军刀打了起来。当然，又是为了另一个美国美女。

那一年，有魅力的女人在巴黎过了一段好时光。没有几位代表是带着老婆来到巴黎的，事实上多数低阶官员被专门告知不得偕妻子出行。汉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好像最漂亮的、穿得最光鲜的交际花都是大会各部门的人员带来的。他们白天怎么干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到了晚上就是唱歌跳舞打桥牌！” 清教徒般的汉基怀疑还有比桥牌更糟的事情出现。一名美国女记者与一位意大利将军同进同出，“毫不掩饰且兴致极高”。在代表们下榻的各个酒店里，女性可以随意出入男士的房间。几名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护士总是“搞错”门牌号，而且进门之后拽都拽不出来，最后被送回了国。战争似乎也击败了过去的戒律清规。作家格林严厉地指出：“巴黎有太多不堪入目的东西。女同性恋当众一起进餐，有时候是六个一起在拉鲁（Larue）餐馆……男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没有庄重可言，什么都暴露在外，就连恶习和贪欲也毫不遮掩。”

巴黎有很多可供消遣的地方。圣克卢（St Cloud）马场有赛马；只要你有钱有门路，就能找到非常好的餐馆；歌剧院上演《霍夫曼的故事》（ Tales of Hoffmann ）、《蝴蝶夫人》、《波希米亚人》（ La Bobéme ）这些脍炙人口的老剧目；戏院纷纷重新开张，演出内容从老戏到闹剧应有尽有。萨拉·伯恩哈特 出席了一次庆典活动，为法国一个慈善机构筹款；伊莎多拉·邓肯 的兄弟跳起了形意舞 ；鲁斯·德蕾珀 从英国赶过来，朗诵了一段她的独白；加拿大的代表则对音乐剧《皮皮岛》（ Phi Phi ）略感震惊。“不过我们都认为，”一位代表写信告诉妻子，“有些东西还算是开眼界。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法国人有多么渊博的知识，能摆脱我们身边的这种流行病。” 就连一到晚上10点就上床睡觉的威尔逊也去看过一出讽刺剧。他觉得剧中有的笑话太粗鄙，不过“正经的部分”还是值得一看。 埃尔莎·马克斯韦尔拖着贝尔福去了一次夜店。对这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来说，这可是生平头一遭。贝尔福还是一如既往地有礼貌，说道：“请允许我谢谢你。这真是我过得最高兴、最不要脸的一个晚上。”

有些代表的娱乐消遣就没有这么刺激，只是早上在布洛涅森林散散步，晚上打打桥牌。贝尔福一有时间就打网球，蓝辛则是在夜里默默地看些哲学类书籍。意大利代表团的头头奥兰多和桑尼诺就待在自己的酒店里，不往外走一步。 劳合·乔治偶尔会去外面的餐馆吃晚饭，也会去戏院。只是弗朗西丝·史蒂文森发觉，他不管去什么地方总会引发不幸的骚动。有天晚上，她还埋怨劳合·乔治与英国代表团里的一名年轻女子调情。“不过他对此事非常坦诚，而且我觉得这对他也有好处。所以我并不在意。”

巴黎人的社交生活开始恢复了。有那么一次，缪拉亲王 和埃尔莎·马克斯韦尔一起去参加化装舞会——缪拉扮演克列孟梭，当时身材正臃肿的马克斯韦尔扮演劳合·乔治。结果他们坐的车被一大群兴奋的人堵在了香榭丽舍大街上。在里兹酒店的酒吧里，人们见面会喝一种新式的鸡尾酒。往郊区走，在凡尔赛知名的庄园里，装潢设计师埃尔西·德·沃尔夫（Elsie de Wolfe），也就是后来的“门德尔夫人”（Lady Mendl），为知名代表准备茶点。威尔逊太太有时把威尔逊从派对和宴会上拖走，导致总统的倾慕者大失所望。

在曼杰斯帝酒店，贝尔福的私人秘书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会朗读自己写的谐趣诗，例如《爆发的和平》（“The Breaking Out of Peace”）以及《普林基波民谣》（“The Ballad of Prinkipo”）。 地下室里有自娱自乐的业余戏剧演出。奥尔彭为其中一出戏画了海报，画的是两个光屁股小孩。在这之后，讽刺剧里就加了一句合唱，唱词是：“我们是两个小奥尔彭，没穿衣服的奥尔彭。” 一位英国军官长途跋涉数百英里，来报告中欧的形势，在看到这个情形后厌恶地走开了。他对一位美国同事说：“和我平级的人，都不屑于来听听波兰那里可怕的情况。原因是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讨论是选星期二、四两天把舞池作为剧场，还是只在星期二占用舞池。” 劳合·乔治最小的女儿，16岁的梅根，玩得很尽兴。有人打趣说，曼杰斯帝酒店应该改名叫“梅根大帝”酒店。最后她的父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送她去了女子精修学校。

曼杰斯帝酒店的舞会非常有名。年轻的护士和打字员会跳最新的舞曲，从华尔兹到狐步舞无所不能。一位年长的外交官说她们像“宁芙仙女”（Nymphs） 。旁观者看得也是兴致盎然。福煦有一天过来了，问道：“为什么英国人要摆一副臭脸，屁股却扭得这么欢实？” 星期六晚上的舞会特别热闹，以至于当局开始担心这会给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考虑要叫她们消停一点儿。

不过话说回来，巴黎和会期间的舞会和娱乐远不及维也纳会议时期热闹。最常见的社交活动其实是午饭和晚宴，代表们可以在宴会上做很多有用的工作。任何人的精神头都比不上劳合·乔治，早饭时间他也要用来开会。请愿的民族就靠一顿又一顿的宴会来提出自己的要求。西摩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又要以社交大忙人的身份开始工作了。明天和布勒蒂亚努吃饭，星期六和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吃午饭，晚上和塞尔维亚人共进晚餐，星期一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马日（卡雷尔·克拉马日）和贝奈斯吃饭。” 波兰人为美国人准备了一次午宴，结果一直吃到下午5点。原因是在吃饭的时候，波兰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一个接一个地论证波兰领土主张的正当性。 中国人为外国媒体举办了一次特殊晚宴。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菜上了一道又一道，客人们等啊等，可中国人就是不说自己的事情。中国人操着极为流畅的英语谈遍了天南海北，就是不聊和巴黎和会有关的事情。到了凌晨3点半，美国通讯员走了，只留下一位听信。等这个人最终脱身的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中国人到最后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请人吃这顿饭。

有些远道而来的代表参观了战场。他们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亲眼所见：树木被炸成碎片，木质小十字架和棕榈叶星星点点地撒在阵地上。路上到处是弹片、弹坑。生锈的铁丝网缠绕在一起，坦克和大炮陷在烂泥里，还有军装的碎片，以及无人过问的尸骨。豪斯的女婿戈登·奥金克洛斯（Gordon Auchincloss）写道：“方圆数英里的大地上，只见一片片深深的弹坑，积着泥水。还有几十辆坦克，全被炸得千疮百孔。我从未见过如此惨烈又如此凄凉的情景。”代表们下到战壕里，去捡德国兵的头盔和空弹壳留作纪念。有一队人发现了一些没用过的导火索，说这是“适合给孩子们玩的小玩具”。望着曾经的城镇化作一堆堆废墟，他们慨叹万千。美国教授詹姆斯·肖特韦尔（James Shotwell）在看过兰斯市（Reims）的大教堂后说，这就像庞贝（Pompeii）古城的废墟。不过他在废墟中找到了一家卖香肠和德国酸菜的小餐馆，他的心情也随之舒缓了一些。

到2月中旬，威尔逊回美国稍做休整，工作的进度也跟着松懈了下来。官方说，威尔逊回国是去参加美国国会的闭幕会议，但官方不便说的原因则是，他要去处理日益高涨的对国际联盟的抗议。劳合·乔治也要回伦敦去应付国内的问题。在最高理事会这一边，贝尔福暂时接替劳合·乔治的位置，而威尔逊则再次忽视自己的国务卿蓝辛，选择豪斯当他的代表。蓝辛那时候还在治疗自己的糖尿病，又病又气的他大受打击，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而这种忽视绝不止这一次。在美国代表团的一次会议上，蓝辛就国联的事情给出了几条建议，但威尔逊只是冷冷地说道，他不想让律师起草和约。在场的人里只有蓝辛是律师出身，他只能认为这是对他本人和他职业的一种羞辱。威尔逊总是把重要的工作交给豪斯，蓝辛只能去开媒体吹风会，而这又是他讨厌的工作。挑拨豪斯与蓝辛之间的关系，威尔逊似乎能从中获得一种恶意的快感。而且每每听到有人说蓝辛的坏话，威尔逊总是很高兴。有一次，威尔逊太太的秘书去拜会蓝辛的夫人。在看到后者声泪俱下的样子之后，总统夫人秘书回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去外面吃过很多次饭，接受过他（总统）不喜欢的人的邀请，蓝辛先生做的每件事似乎都不能让他满意。他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这个下属有舒服的时候。” 威尔逊的这种无情最终让他付出了代价。等到和平协议需要美国国内认可的时候，蓝辛会还以颜色。

在上级缺席的时候，豪斯和贝尔福急于加快和会的工作进度。他们决定，先集中精力，至少要把对德条约的大体条款定下来（他们还在想，和会会有一个正式的阶段，细节问题可以留到那时候协商）。特别领土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各种委员会，例如赔偿委员会（最后冒出来了近60个委员会）拿到了指示，被告知要在3月6日前准备好报告。这样可以留出一周的时间做收尾整理工作，等威尔逊回来，到月底就可以把德国代表团叫来。事实证明，这个方案过于乐观了。

代表们抱怨连天，但也只能埋头苦干。在里兹酒店的一次晚宴上，尼克尔森碰到了“面色苍白、不修边幅、个头矮小、长着一张歪脸”的马塞尔·普鲁斯特 。他发现这位大作家对代表的具体工作非常感兴趣。“和我聊聊委员会。”普鲁斯特要求道。尼克尔森一开始只是说，他们一般在上午10点见面。普鲁斯特还不满意，说道：“你们坐车从代表团驻地出发，在奥赛码头下车。你们上楼梯，走进会议室。然后呢？具体点，朋友，具体点。”

在威尔逊回到美国的时候，国联公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起草完毕，在对德条约条款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大部分领土委员会也已经创建了起来，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几乎没有定论，有关奥地利、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条约也没有怎么涉及。人们不再提及预备会议的事情了，而是更多地谈论工作量的问题。这些工作必须赶在把战败国叫到巴黎来之前做完。虽然官方并未正式承认，但实际上现在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已经就是巴黎和会了。在酒店和会议室里，人们开始担心，到底能不能在世界再次燃起大火前缔造和平。

大火似乎正在巴黎燃烧。2月19日，克列孟梭离开自己在富兰克林街的住所，驱车前往克里雍酒店，去找贝尔福和豪斯开会。一个身着劳动服、之前一直藏在公共厕所后面的男子跳了出来，冲着汽车连开数枪。克列孟梭后来对劳合·乔治说，那一瞬间好像永远凝固了一样。一颗子弹打在了克列孟梭的肋骨缝里，刚好错过重要的器官。（由于手术太危险，所以这颗子弹就没有取出来，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直到他在10年后去世。）这位杀手名叫欧仁·科坦（Eugène Cottin），是个神志不清的无政府主义者。喜欢在街边围观大人物行踪的人群抓住了他，把他打了个半死。车把克列孟梭拉回了家。忠心耿耿的助手莫戴克匆匆赶来，发现克列孟梭面无血色，但是意识依然清醒。“他们从背后对我开枪。”克列孟梭对他说道，“他们甚至不敢从正面下手。”

当消息传到克里雍酒店时，贝尔福说：“我的老天，我的老天，这是在预示什么事情呢？”巴黎有很多人担心会发生最糟的情况，尤其是几天后又有消息说，巴伐利亚那位信奉社会主义的州长被暗杀了。劳合·乔治从伦敦给克尔拍电报：“如果是布尔什维克操纵了这次暗杀，那只能说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疯子。因为克列孟梭丢了命，损失最大的是他们。即便是暗杀失手，也会激怒法国民众，并因此使他们不可能与法国人做任何交易。”

克列孟梭还是忘不了摆出他那种法国人的大义凛然。去探望他的人发现，他坐在沙发上，讽刺科坦的枪法太差。“一个法国人，就在面对面的距离，开了7枪还能打偏6枪。”他还和自己的医生争吵：“医生，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我是当事人。”来照顾他的妹妹说，这都能死里逃生真是个奇迹，克列孟梭则回答道：“要是上帝想在凡间制造奇迹，那就应该阻止攻击者开枪！”他不同意给科坦判死刑：“我这种反对死刑的老共和派，看见有人被安上冒犯君主的罪名被处决，怎么能心安呢？”科坦最后被判10年监禁，不过服刑到一半就给放出来了。

表达问候的信笺如雪片般涌来。劳合·乔治与英王乔治从伦敦发来慰问，还未下船的威尔逊从大西洋上表示问候，演员萨拉·伯恩哈特在信中说：“现在克列孟梭就是法兰西。”一同致信的还有数千名将克列孟梭视作胜利之父的法国人。教皇致电赐福（克列孟梭这个反教权的老激进分子也复电“赐福”教皇）。普通的士兵将自己的奖章放在克列孟梭家门口。普恩加来一开始和其他人一样震惊，但后来非常恼怒，说：“这真是集体性的疯狂。离奇的传说掩盖了真相，毫无疑问，也会歪曲历史。”暗杀后的第二天，克列孟梭就下床在公园里走动了，一个星期后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整件事对他的精神伤害很大。威尔逊和很多人都发觉，他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专心致志了。

在伦敦的劳合·乔治正一步步地将自己的对手逼进死角。2月10日，他一下火车就直接与博纳·劳以及他的劳工问题首席顾问展开会商。内阁秘书向汉基汇报：“我稍晚些时候看到了他。他心情舒畅，精力充沛，而且对你们在巴黎做的事情非常满意，他在和矿工以及铁路工人打交道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估计再过一两周就能有结果。” 劳合·乔治阻止了罢工，安排了调查委员会，并按照他惯常的做法把劳资双方拉到同一张桌子上商量。就在这短短的几周时间里，他还捣鼓出了一个新的交通部，并向议会提交了一整套处理社会问题的法案。

相比之下，威尔逊的归国之旅则要失败得多。他在波士顿下船后立刻发表了一通演讲。演讲内容往一边倒，激怒了很多人。他说，他和美国正在巴黎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质疑他们的人都是短视且自私的。当时在华盛顿的参议员都还不知道国联公约草案的内容，但去听演讲的大众能每人拿到一份。这么做很不明智，而且威尔逊不止犯下了这一个大错误。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威尔逊的劲敌，而他的老家就在波士顿。

有人说，洛奇这个人的脑子就和他老家的土地一个德性，“天生贫瘠，但是耕得勤快”。洛奇是新英格兰贵族出身。这个人个头不高，脾气很糟，而且非常势利。和威尔逊一样，他也认为美国有义务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且也考虑要成立某种形式的联盟来保证和平。但是，他不同意威尔逊的方法，也不认为威尔逊想象中的国联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而且他讨厌威尔逊，并不只是像今天有些议论说的那样，是因为两个人的意见有分歧，也因为他觉得威尔逊是个卑鄙胆小的人。和威尔逊一样，洛奇也把政见分歧与个人不和混为一谈。

这两人当了多年的死对头。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洛奇就一直赞同支持协约国，威尔逊则选择中立。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洛奇更愿意把军队开到柏林，而威尔逊选择签署停战协议。在和谈期间，威尔逊把期望都寄托在国联身上，认为集体安全是结束战争的方法；而洛奇这个悲观主义者对人性不抱什么希望，他更愿意相信武力。他的想法是用一堆强国把德国包围起来，例如复兴的波兰、稳定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得到阿尔萨斯与洛林两地，甚至还有莱茵兰地区的法国。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加入什么联盟，那必须是加入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与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联盟，而不是把美国拖进模糊的空口承诺的国联。

洛奇代表着共和党里为数不多的中间派。共和党的一翼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他们不愿意与邪恶的欧洲联系；另一翼是国际主义者，多来自东部海岸，非常积极地支持成立国联。威尔逊本可以从许多共和党人那里得到帮助，但他把他们赶走了，因为他拒绝带任何共和党领袖去巴黎，而且在1918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他坚持表示投票给民主党就是支持和平，投票给共和党就是反对和平。而现在，他在回国途中的所作所为也让共和党感到不满。

不幸的是，威尔逊还不采取措施来消除来自自己党内的疑虑。他拒绝和一位来自南方的参议员说话，说那个人在当律师的时候“只顾拼命拉生意”。现在就连威尔逊说的小笑话听起来也变了味——当看见自己的小孙子刚刚会走时，他说道：“看他张嘴闭眼的样子，我就知道他长大后能当参议员。”豪斯说服威尔逊在白宫举行一次晚宴，宴请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威尔逊照做了，但宴会开得非常糟糕。洛奇被安排坐在威尔逊太太旁边，不得不去听她一直夸耀自己的丈夫在波士顿受到了多么隆重的接待。有些宾客在会后抱怨，说宴会上雪茄不管够，酒也没喝好。更糟糕的是，他们开始觉得威尔逊在威吓他们。正像一个人说的那样：“看起来就像主日学校里苛刻的老师在训一帮逃课的孩子。”总统本人对此非常气恼，再见到豪斯的时候他说道：“你的宴会很不成功。”

和以往一样，威尔逊安慰自己，哪怕与代表有分歧，但人民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他或许是对的。美国有份知名的报纸展开了读者调查，问他们是否支持国联，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说支持。但不幸的是，要对和约投票的不是公众，而是参议院——而且要想获得通过就要拿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并不容易。3月4日，就在威尔逊准备返回欧洲的时候，洛奇搞出了一份联名声明书，反对现有的国联公约内容，并要求巴黎和会在处理完对德条约之后，再进一步讨论国联的事情。参议员的总人数为96人，而在声明上签字的有39名共和党参议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威尔逊的第一反应是，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绕过整个参议院。

3月14日，威尔逊的火车慢慢驶进巴黎，这回在车站里迎接他的只有一小撮法国政要。他的新住所安排在美国广场，正对着劳合·乔治的房间。在驱车前往新住所的时候，去年12月夹道欢迎的人群没有了。那幢房子属于某位银行业富翁，不及缪拉酒店大气宽敞。草坪上冒出簇簇雏菊，这让人联想起巴黎和会上冒出的种种问题。 1i/dPoEdfHyJCEXCMVTwkl5pb6dpAuazaQAIoYiAR+LBEzqysFU67JBpblCGcv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