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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人讨论巴纳特地区归属问题的时候，美国人头脑中浮现出了一套复杂的领土交易，他们觉得巴纳特地区可以成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罗马尼亚从巴纳特地区拿走的土地多一些，那么它可能会愿意归还一些1913年从保加利亚夺走的领土。而保加利亚，这个罗马尼亚西南方的邻居，可能就会把一些零碎的土地给南斯拉夫。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失掉部分巴纳特地区也不会太过不满。
不出所料，这个想法始终没有实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没有妥协的意思。
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地区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并肩作战的一个国家，它在巴黎和会上自然没有代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它非但没有损失领土，反倒是差点得到了一些土地。这个国家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在美国有一些朋友，而且敌人对它也是漫不经心。此外，自决这个原则对它是有利的。至少在黑海西岸的多布罗加地区，以及爱琴海北部的西色雷斯地区，在这两个保加利亚国界线之外的地方，保加利亚人占到了大多数。保加利亚还指出，在属于南斯拉夫的部分马其顿地区，保加利亚人可能也占了大多数。不过，就像巴尔干地区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要想让人承认这一点是很难的。
没人能说清楚是什么造就了保加利亚民族。肯定不是宗教，因为虽然多数说保加利亚语的人都信东正教，但有一些人是穆斯林。也许是人种，但他们是斯拉夫人呢，还是像蒙古人那样的亚洲游牧民族？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而且，靠什么来区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马其顿人呢？毕竟他们的语言都非常相似。和巴尔干地区的其他民族一样，保加利亚民族主义也是个新生事物。或许比其他民族更新一些，因为保加利亚人自14世纪起就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比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其他民族都要久。在19世纪70年代，保加利亚人终于起义了。在土耳其人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保加利亚人之后，格莱斯顿发表了他那些最伟大的演讲。不过在1919年西欧国家的眼中，保加利亚可不是什么受害者，而更像不守信的恶棍。
有关保加利亚领土的多数问题都交由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事务委员会来处理，英法专家一致认为，这个国家的面积应该缩减。
从诞生之初到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保加利亚的国土形状就像变形虫一样，在巴尔干地区不停地变化着。在1878年，一个面积巨大的、自治的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中挣脱了出来，向西延伸到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向南延伸到爱琴海海滨。无论是对它的邻国还是对列强来说，这样一个国家都大得过头了。塞尔维亚夺走了大部分马其顿地区，希腊拿走了西色雷斯地区，而奥斯曼帝国则成功地保住了东色雷斯地区。在1912年那短命的扩张后
，保加利亚又把南多布罗加割让给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民族大梦就包括收复这些失地，以及重拾10世纪的荣光。那时的保加利亚可是一个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至黑海的大国。
如果说罗马尼亚人是巴尔干地区的那不勒斯人，那么在1919年人口大约是500万的保加利亚人就是苏格兰低地人。不苟言笑、勤勤恳恳、节俭的保加利亚人是出了名的顽固。当地有谚语说得好：“保加利亚人都是坐在牛车上猎兔子，而且还能把兔子抓到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加利亚最想要的兔子是马其顿。这也是他们的国王，一位野心勃勃、诡计多端的德国亲王，在欧洲众所周知的“狐狸斐迪南”
的目标。拿到马其顿不仅控制了爱琴海海岸，还控制了从中欧通往南方和中东的铁路和山谷。一番算计之后，斐迪南和他的政府认定，同盟国给出的条件更好，于是保加利亚于1915年秋进攻塞尔维亚。协约国随之宣战。保加利亚占领了南多布罗加和大部分马其顿地区，享受了短暂的胜利，但到1918年时，它的军队弹尽粮绝，无法继续作战，成了同盟国中首个投降的国家。
保加利亚战败后，斐迪南退位，回到他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大庄园看鸟去了。这是除了孝敬母亲之外他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儿子鲍里斯
接过了王位。这个身材瘦削、郁郁寡欢的年轻人一生中最大的爱好是开火车
——“东方快车”的司机曾被警告，绝不要让此人接近火车车头。
他的新臣民认为他是个傻瓜，也许连傻瓜都不如。大部分观察家觉得他在位的时间不会太久，连他自己也这样想。
远方的协约国十分担心：保加利亚会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如果它拒绝签署和约那该怎么办？就像英国军事代表在1919年夏天指出的那样：“协约国没有军队，如果有国家受挑唆发生了暴动，协约国是绝无可能阻止的。”
希望落在了一个激情似火的人身上，他就是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Alexander Stamboliski）。一位英国观察员认为，此人“就像个在黑莓丛中穿行的土匪”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是保加利亚主要的共和主义者，他的个性与鲍里斯完全相反：强大，粗野，自信，精力充沛。他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农舍里做体操运动。
和鲍里斯不同，他一点也不惧怕斐迪南。
在保加利亚倾向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时候，他不仅在私下里攻击国王，还在自己的报纸上揭露详情，并为此进了监狱。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对自己的农民背景很自豪。他在德国念过大学，但说起话来净用一些诸如公牛上母牛、鸡崽咯咯叫一类的下里巴人的粗俗语言。很多人怀疑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只是个乡巴佬社会主义者，既怀疑共产主义，也不信资本主义，这种政治倾向组合在一个有很多小农的国家是很吃香的。他把农民对城里人和上流社会的不信任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谁把你们送进了战壕？”他问道，“是他们。又是谁让你们失去了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
1918年9月，保加利亚军队崩溃了，斐迪南颁发了最后几道诏令，其中一道就是派人去请自己的老政敌出山。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安抚了叛乱的士兵，到第二年秋天便做了首相。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废除君主制，或许是他对“懦弱的小王”鲍里斯动了恻隐之心。
而且对1919年的保加利亚来说，这个国家再也禁不起折腾了。它的四周都是敌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多年来彼此敌视；北面有罗马尼亚人陈兵国界，准备南下；南面是希腊人兵临城下，悉数保加利亚人的罪行，连偷牛也算作其中之一。
只有南斯拉夫还能让人抱着一些期许。毕竟两个国家都还抱着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团结一处组建大南斯拉夫国家的一丝残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托元帅还真的实现了这个大国复兴梦。）不过考虑到保加利亚人战时的行为，先是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勾结，让塞尔维亚腹背受敌，然后又在塞尔维亚人的国土上大肆掠夺，这个时候谈南斯拉夫民族统一也不合适。在1919年的某个时间，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曾讨论过对保加利亚开战，万幸的是克列孟梭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保加利亚人居然抱着非常乐观的心态等着巴黎和会召开。索非亚（Sofia）的美国代表发觉保加利亚人的观点“有违常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认为自己是协约国的一员。“他们认为，他们犯了‘罪’，这是首相的原话，但只要承认了这个事实，他们好像就觉得既往不咎了，而且他们似乎并不理解协约国为什么要反感或怨恨保加利亚，也不理解为什么总有人要阻止保加利亚恢复战前的地位，真是个‘巴尔干地区被宠坏的孩子’。”
保加利亚首相倒是老实地承认，他的国家加入德国和奥地利的确是大错特错。“如果保加利亚当时意识到要跟英格兰以及各大国发生冲突，那它绝对不会参战。”他说，保加利亚人民一直就反对战时的结盟，这种结盟是被“一小撮收受德国贿赂、寡廉鲜耻的政客”强加到人民头上的。他还说，事实上获胜的协约国应该感激保加利亚，因为是保加利亚提出停战，这才开始了终战的进程。
保加利亚政府对一个大国特别有信心。“现在，在保加利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它只能指望美国，这个真正能避免保加利亚陷入灭顶之灾的国家。”据称，威尔逊在保加利亚人中广受爱戴，尤其是在那些生活在海外的保加利亚人中，他们喜欢威尔逊的自决原则。保加利亚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个国家没有正式和美国宣战，而且在美国新教徒宣教会的积极游说下，美国人又普遍对它抱有同情心。（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说，这个宣教会整个就是亲保加利亚的，因为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它只能在保加利亚这一个国家宣教。
）美国专家倾向于让保加利亚在爱琴海拥有出海口，并给它南多布罗加，或者还可以拥有马其顿的部分地区。
保加利亚自己想要的地方更多。保加利亚政府向巴黎发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自己的要求，把整个色雷斯地区都算了进去。英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国家不配提这种要求”
。
只有在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约后，才能决定保加利亚的南部边界，而短期内与奥斯曼帝国签约明显是不可能的。至于马其顿，协约国最终的决定是，在这块纠纷颇多的小地方上已经花费了不少精力。英国和法国都认为，改变1914年前确定好的巴尔干地区的国界是件危险的事情。于是协约国就没再动马其顿，不过这样就把很多保加利亚人留给了南斯拉夫统治。
如果英法真觉得保加利亚该得到这个地区，它们或许是可以被说动的，破一下自己定的规矩（就像后来发生的事情一样，它们从保加利亚那里拿走了西色雷斯，并把它给了希腊），但英法并不这么想。不过，当南斯拉夫索要保加利亚西线领土以保护自己的重要铁路线以及首都贝尔格莱德在今后不受攻击的时候，英法倒是准备听一听。对南斯拉夫抱有敌意的意大利表示反对。更过分的是，协约国占领军中的意大利士兵很明显放跑了保加利亚俘虏，影响了对保加利亚的裁军计划，而且还给保加利亚军队提供武器。最终，意大利反对无效，四块保加利亚居民占多数的土地被移交给了南斯拉夫。虽然这比南斯拉夫要求的少，对保加利亚来说却是太多了。保加利亚痛苦地抱怨说，在分割两国的山区中，它失掉了所有的战略要地。
南多布罗加更让保加利亚痛苦不堪。美国人坚持说，巴黎和会会处理这块地区的归属问题的。从民族层面上说，保加利亚对该地区的主张比罗马尼亚更能站得住脚。那里民族混居：主要是鞑靼人，其次是土耳其人和说保加利亚语的穆斯林，以及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这部分人或许勉强占到了大多数。而在当地近30万的总人口中，罗马尼亚人还不到1万。
尽管如此，罗马尼亚在和会上还是成功地要到了这个地区。部分原因是，在布勒蒂亚努与协约国争执匈牙利及俄国领土的时候，这个地方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而且，就像很多情况一样，很多事情既成事实——到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占领军中的法国军事当局已经允许罗马尼亚的军队和警察控制那个地区。
保加利亚的不幸在于，到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唯一支持他们主张的美国正在从欧洲撤军，从欧洲事务中抽身。在整个1919年夏天，待在巴黎的美方代表团的确是在顽强地捍卫他们的主张，但美国人在欧洲的砝码已经不多了。正如一贯秉持超然态度的贝尔福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按理说罗马尼亚应该放弃一块“明显不属于罗马尼亚人”的领土，但提出这种要求的时机已经没有了。“可以认定多布罗加地区的旧边界保留了下来，纵然这样做可能既不算平等，对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
1919年7月，尽管对保加利亚的条约还未准备好，但包括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内的保加利亚代表团被传唤到了巴黎。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这个代表团就沉闷沮丧地坐在自己的酒店里。那里是法国纳伊镇（Neuilly）郊区的一座老城堡，还有警察看管。保加利亚代表团被禁止进入巴黎，邮件也要经过审查，而且禁止会客。他们难过地给克列孟梭写了一封信，抱怨法国媒体对保加利亚人的攻击，媒体把他们称作“野蛮的民族，不配拥有文明国家的信任与友谊”。
等9月份条约草案终于出炉时，保加利亚代表团抱怨得更厉害了。保加利亚损失了大约10%的领土。这里面包括南多布罗加、目前尚属于它的西色雷斯，还有到爱琴海的出海口。（协约国临时接管了色雷斯，但希腊带着一份长长的购物清单来巴黎，而且很有希望留住这个地方。）保加利亚要支付9000万英镑的赔偿。（由于年付款额与外债加起来超过了年度预算，保加利亚在赔偿和外债上都违约了。）最后是武装力量严重削弱，陆军只剩下了一支2万人的警察部队。当条约细节公布时，保加利亚全国上下一片哀叹。
保加利亚代表团祈求修改条约内容。他们表示，自从推翻了斐迪南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就像大革命后的法国一样。协约国未予理会，唯一的让步就是允许保加利亚在多瑙河上保留一支有丁点儿武装力量的小船队。有传言说保加利亚准备拒绝接受条约，但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是个现实主义者，说即便“是个糟糕的和约”他也要在上面签字。
1919年11月27日，人们在纳伊的旧城镇大厅中举办了一个简陋的仪式。卫兵给枪上了刺刀，列队站在阶梯两旁，一旁还有好奇的路人围观，等着保加利亚人的出现。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独自一人走进大厅，面色惨白，惴惴不安。一位美国人同情地说道，场面看起来就像“办公室跑腿的小职员被叫去参加董事会”。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也在场，“强忍着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高兴”。大厅里摆了一张桌子，上面铺着绿色呢子台布，克列孟梭坐在桌子一头主持仪式。签字的过程很快就结束了。
雅典当天全市放假，人们唱起了赞美诗。索非亚则是一片阴郁，官员们纷纷递交辞呈。
到了11月，协约国仍在犹豫要不要把西色雷斯交给希腊，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向韦尼泽洛斯发出了绝望的请求，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合作。“在所有巴尔干政治家中，唯有阁下您最清楚巴尔干地区各民族达成谅解是多么重要。”
韦尼泽洛斯已经获得了英国的支持，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大希腊梦做到底，毫不理睬保加利亚的请求。第二年，西色雷斯地区被划给了希腊。保加利亚的南部边界一直没有定论，直到1923年土耳其签署了一份条约才最终敲定。到那时韦尼泽洛斯和他的大希腊梦都已经撞上了现实的南墙。
事实证明，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到底没有辱没政治家这个名声。保加利亚接受了它的新国界，与过去的扩张主义政策一刀两断，即便是对待南斯拉夫境内的马其顿也是一样。他还更进一步与南斯拉夫修好，甚至签署了一份协议，要共同打击恐怖分子。马其顿的恐怖分子一直把索非亚作为自己的基地，在那里蠢蠢欲动，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忠实地执行了反恐协议。他着手成立一个由农民政党组成的“绿色国际”，抗击苏俄新成立的“共产国际”。保加利亚成了国际联盟中一个十分积极的会员。然而，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内外政策也让他树敌颇多，有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军官、马其顿恐怖分子、因为通胀和高税收而叫苦不迭的中产阶级，可能还有国王本人。1923年6月，一场政变夺走了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性命。马其顿的密谋分子在杀死他之前，先砍掉了他与南斯拉夫签署反恐协议的那只手。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低声说：“这个可怜的伟人。”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采取的现代外交政策在他死后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太多保加利亚人都渴望回到数十年前的大保加利亚时代。民众憎恨《纳伊条约》，而且对罗马尼亚、希腊以及南斯拉夫境内同胞的遭遇极为愤怒。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想在巴尔干地区达成一个总体协议，遵守现有的国界划分，但保加利亚拒绝了。结果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以及罗马尼亚四国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保加利亚被孤立了起来。当欧洲再次陷入战争之时，保加利亚站到了纳粹德国一边。在1940年，迫于德国的压力，罗马尼亚归还了南多布罗加地区。在1941年春，保加利亚军队与德国人、意大利人共同作战，占领了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地区。
这种领土光复的荣耀并未持续太久。在1947年巴黎和解中，它只留住了南多布罗加。那时共产党新政权已经站稳了脚跟，鲍里斯也早已亡故，很多人相信是纳粹毒死了他。“狐狸斐迪南”倒是得了善终，他于1948在德国去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