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和会正式召开的几天前,一条传闻传到了罗马尼亚。传闻的内容是,在小国中只有比利时和塞尔维亚被邀请参会。罗马尼亚首相,扬·布勒蒂亚努(Ion Brǎtianu),在“狂暴的情绪”之下,召见了协约国各国大使。他抱怨道:“罗马尼亚被视作值得同情的穷光蛋,没人把它看作有权主持正义的盟友。”他知会各国大使,让他们告诉自己的政府,罗马尼亚从来都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盟友(这个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他拐弯抹角地抨击塞尔维亚,说这个国家只是因为被攻击了才参战;他还低声抱怨那些不和祖国联系的人(指的是他的政敌,其中有些人已经到了巴黎)。他警告称,若是协约国不小心,那么他们可能会失掉在罗马尼亚的全部影响力,而且他威胁要撤军(具体从哪里撤军,他没明说)。协约国的大使们把这个奇怪的论调传给了各自政府,附上了一个他们自己写的警告——排挤罗马尼亚没有好处,因为这个国家可以缓冲俄国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其实,这通表演以及这道警告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大国们真心想让罗马尼亚出席和会。
罗马尼亚人自视甚高,对巴黎和会也抱着很大的期望。早在1月8日,英国代表团的哈罗德·尼克尔森就与两位罗马尼亚代表见过面。“他们说,自己实在是不好意思谈国内的问题。”但对于国外的问题,也就是索要绝大部分匈牙利的领土,这两人谈起来却是毫不脸红。
除此之外,罗马尼亚还想要一块俄国地盘,比萨拉比亚地区(Bessarabia,罗马尼亚军队正在占领那里),以及北面属于奥地利的布科维纳地区(Bukovina)。这些要求很过分,但这个国家具备得到它们的优势。俄国没有军队阻止它,而且它也可以轻松击败匈牙利和奥地利。只要巴黎和会做出最后决定,罗马尼亚就要采取行动占领布科维纳地区和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不过巴黎方面必须先起草对奥地利和对匈牙利两国的条约。
在巴尔干地区,罗马尼亚的任务更为艰巨。它想要匈牙利的巴纳特地区,与南斯拉夫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从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丘陵地带起,向西一直到匈牙利大平原的南端,这就是巴纳特地区。这块乡土气息浓厚、一成不变的地区在1919年引发了不少争议。巴纳特地区本身就是个丰厚的战利品。那里的面积为1.1万平方英里(约2.85万平方公里),有勤劳的农民、肥沃的黑土地、水量丰沛的河流与溪流,玉米、小麦丰产,牧场上是一群群的长毛牛,农家院落里散养着胖鸡崽和肥猪。巴纳特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也没有超过10万人的城镇,更没有什么遗迹遗址。形容这个地方,最好用“别致”这个词,而不是“宏大”。
1919年1月31日,罗马尼亚代表和南斯拉夫代表来到最高理事会。这一周早些时候,中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已经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种陈情的程序让劳合·乔治感到担忧,而且担忧的不止他一个人。此前一天,他提出是不是该安排一个更为固定的日程。“他认为几天前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问题的讨论绝对是错的。他不会用‘浪费时间’这种说法,因为那次讨论很激烈,他大概看到了美国总统眼中的火光!他还认为,现在这种处理事情的方法算不上最佳。”如果他们要开始处理领土问题,他们就应该塌下心来干下去,真正做出一些决议。众人讨论一番之后没得出结论,于是理事会接受了贝尔福的建议。贝尔福说,他们可以既听听罗马尼亚人的说法,也听听塞尔维亚人的说法,因为这样可以让两方都高兴起来。
就和贝尔福的很多方案一样,这也是个表面文章大过实际意义的办法。
在那个阴冷的午后,夜幕逐渐降临,布勒蒂亚努陈述了罗马尼亚的情况。他有钱有势,打扮得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觉得自己非常重要。他是在知识分子的熏陶下长大的,在巴黎高等学府接受过教育,这一点他总是念念不忘地向人提起。他喜欢在人前摆出一副躺在沙发上拿着一本法文诗集阅读的样子。
尼克尔森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两人早先在吃午饭时碰过面。尼克尔森说:“布勒蒂亚努就是个长胡子的女人,是个会讲好话的骗子,布加勒斯特的知识分子非常不讨人喜欢。他喜欢把脑袋甩向一边,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侧脸,那是一副欢快且英俊的面庞。他喜欢讲绕来绕去的笑话,以为这样很有巴黎范儿。”
他倒是很有女人缘。一位女性曾这样描述说,他的“眼神如羚羊一般温柔,下巴如老虎一般威严”。公认的罗马尼亚魅力王后玛丽,曾带着一丝娇羞回忆道,有一个夜晚,在圆圆的月亮之下,布勒蒂亚努看起来非常“感性”。
不过,在心情不那么舒畅的时候,她的评价就变了样儿。她曾告诉威尔逊,布勒蒂亚努是个“无聊呆板、磨磨唧唧的人”。
尼克尔森说,布勒蒂亚努“矫揉造作”地猛然打开了公文包,接着他表示要整个巴纳特地区。“他真心相信自己比在座的其他政治家都要伟大。他脸上交替出现讽刺与会心的笑容,把脑袋甩向一边露出侧脸,摆出不快的表情。”
布勒蒂亚努旁征博引,从严格的法条谈到威尔逊主义。罗马尼亚于1916年与协约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其中的秘密条款向罗马尼亚许诺了巴纳特地区,也正是这样罗马尼亚才参战;而且按照威尔逊的说法,罗马尼亚人也应当团结为一个民族。口若悬河的布勒蒂亚努谈到了人种学、历史、地理,以及罗马尼亚为战争做出的牺牲。他还暗示,塞尔维亚人过去曾向奥匈帝国示好。(塞尔维亚人也会对罗马尼亚人做出同样的指责。)
韦斯尼奇和特伦比奇做出了回应。他们指出,塞尔维亚要的只是巴纳特西部。虽然这两人没有秘密条约可以援引,但他们也可以用和罗马尼亚人一样的说法。“自中世纪起,”韦斯尼奇说道,“巴纳特的这部分地区就和塞尔维亚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继续说道,“自古以来,就像法兰西岛属于法国,托斯卡纳属于意大利一样,巴纳特属于塞尔维亚。”这个地方孕育了塞尔维亚的复兴以及后来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而且当塞尔维亚王室遭流放时,他们也很自然地选择在此处避难。(在谈到王室被流放时,布勒蒂亚努反驳说,塞尔维亚那奇怪的政治有时是会把它的统治者赶到罗马尼亚的土地上,但这不能成为塞尔维亚索要该地区的理由。这一点他说得倒是很有道理。
)
在讨论中,威尔逊有些吃惊地注意到,巴尔干国家的代表“口中的事实总是前后不一,而且总有一些地方说不清楚”。威尔逊说,美国同意的和解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一直打不起精神的贝尔福插了一句,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巴纳特地区各民族混居的情况有没有数字记录?南斯拉夫人说有,他们要求的西部地区主要是塞尔维亚人,而且在整个巴纳特地区的所有修道院里,也是塞尔维亚人居多。当地自然是有不少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但他们更愿意加入塞尔维亚而不是罗马尼亚。布勒蒂亚努说“错”。如果从整体上来看(从历史和政治上说,也只能这么看),巴纳特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占大多数;至于修道院的问题,完全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塞尔维亚人和所有的斯拉夫人一样,都愿意信教;至于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塞尔维亚是管不好这么多少数民族的。
布勒蒂亚努在2月1日列出了罗马尼亚的全部领土要求:巴纳特地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俄国边界上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以及北方的布科维纳地区。他表示,从历史和民族上看,这些地区都是罗马尼亚的领土。协约国勉强同意了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要求。因为它们不想把其中一块地区还给一个布尔什维克俄国,也不想把另一块地区交给看起来马上就要布尔什维克化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面积要大得多,而且争议也更大。协约国决定等有空的时候再做处理,也就是等它们抽出时间拟定对匈牙利条约的时候。
布勒蒂亚努警告道,大国必须赶在事态失控前、情况“严重恶化”前决定罗马尼亚的领土主张。“如果要罗马尼亚像过去那样,成为欧洲反布尔什维克的前哨,协约国就需要在道义上给予支持。”
这种说法在巴黎很流行,而罗马尼亚正好位于布尔什维克新俄国与革命中的匈牙利之间,这种说法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地理位置还从另一个角度帮了罗马尼亚一把。协约国离它太远,没法强制它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罗马尼亚在战时是个盟友,但众所周知,这个盟友并不可靠。至于战时对罗马尼亚的承诺,就和对意大利的承诺现在无法实现一样,都是英法干出来的尴尬事。
在巴黎人眼中,罗马尼亚是个开化的国度,也是个正常的国家。战前,玛尔特·比贝斯科公主(Princess Marthe Bibesco)的沙龙在巴黎非常有名;她那年轻貌美的表姐,阿娜·德·诺阿耶(Anna de Noailles),嫁进了法国豪门,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罗马尼亚的上流社会热爱法国。那个阶层的人出钱供孩子在巴黎念书,在巴黎买衣服和家具。法国人也讲究礼尚往来,只是方式随便了些。法国人说,罗马尼亚是同说拉丁语的伙伴国家,还说罗马尼亚人是罗马军团的后代,而且现在也在说一种拉丁语。在19世纪,法国曾支持罗马尼亚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在1919年,法国政府期望有一个强大的罗马尼亚,这样便可以制衡德国,也可以作为封锁线上的关键一环,抵御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罗马尼亚人自己充分利用了与西方的关系,说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子嗣,属于西方文明世界。这样一来在和会的谈判中,他们便可以说罗马帝国的整个达契亚行省都该归还给罗马尼亚。这里面就包括属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部分地区。
不过,罗马尼亚的故事还有另外一面,这其中的历史就更复杂了。数个世纪以来,罗马尼亚一直被东方民族侵略与殖民;还被欧洲中部那些起起落落的王国瓜分统治;那里的摩尔多瓦(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自从16世纪初,就受奥斯曼帝国的摆布。那些讲一口优雅的法语、去巴黎买衣服的罗马尼亚贵族,他们的祖辈身上却穿着近东地区的袍子,戴着穆斯林的头巾。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那些年月里,腐败的制度给罗马尼亚社会留下了很深的印迹。罗马尼亚人有句俗语:“鱼烂先烂头。”在罗马尼亚,钱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官职、执照、护照等。有位外国记者没有在黑市换汇,而是去了合法的机构,结果反被警察投进了监狱,原因是警方认定他肯定是在搞什么特别高明的诈骗。每份政府合同都有贪污。虽然罗马尼亚是个富裕的国度,以农业闻名,而且在1918年,石油行业正在蓬勃发展,但这个国家缺少公路、桥梁、铁路,因为政府分配的资金都落到了布勒蒂亚努这种人的手里。
罗马尼亚人也很喜欢阴谋论。在巴黎时他们拐弯抹角地说最高理事会已经落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或者说最高理事会被阴险的资本主义势力贿赂了。
罗马尼亚的异域风情,或者说东方情调,会让前去旅游的西欧人感到震撼。那里的居民多信仰东正教,教堂有洋葱形穹顶;出租车司机身着蓝色的天鹅绒袍子,说明他们属于当地的某派宗教。此派宗教规定,男性有了两个孩子后就必须阉掉。战前,首都布加勒斯特是个迷人但落后的地方。多数建筑都很矮,城市布局也没有什么章法。大部分街道没有铺砖,临街挤满了卖鸟、卖水果、卖点心或地毯的小商贩。深色眼睛的吉卜赛姑娘叫卖鲜花,男人们在夜店里弹奏吉卜赛音乐,或流行的《你知道自己很美》。小康家庭和牲畜同在一个大院里,雇阿尔巴尼亚人来看门。
尽管自称历史悠久,但罗马尼亚其实是个相对较新的国家。到19世纪中叶,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才从奥斯曼帝国那里获得有限的自治,到1880年才实现完全独立。这两个地区在地图上拼出了一个反“L”的形状。瓦拉几亚这个省更富庶、更发达,沿着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南侧东西延伸;摩尔多瓦则靠近喀尔巴阡山脉的东面。罗马尼亚人在1866年迎来了自己的德国亲王,也就是后来的卡罗尔国王(King Carol)
。奥地利想要阻止他登基,不过他化装成了一名生意人,乘着一艘汽船顺着多瑙河来到了罗马尼亚。他的妻子是位知名的神秘主义者,用卡门·席尔瓦(Carmen Sylva)这个笔名写过诗和浪漫小说。关于罗马尼亚,总会有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
罗马尼亚人就像跑到中欧的那不勒斯人,男女都喜欢搽很浓的香水。在上流社会,女性会化很浓的妆,男性则更为克制一些。即便如此,罗马尼亚军方也不得不对化妆做出限制,规定只有在某个军衔以上的军官才能用化妆品。
罗马尼亚参战后,有国外的观察员震惊地发现,军官“脸上抹着粉”闲逛,“嫖娼或互相调戏”。不管是哪个社会阶层的罗马尼亚人,都可以用“聒噪”“冲动”“夸张”“喜欢争论”这几个词来形容,而且他们对消遣娱乐激情满满。一位伟大的罗马尼亚女士曾说过:“除了当地的政治,谈情说爱是整个社会最为投入的职业。道德从来就不是我同胞的强项,但他们可以吹嘘自己的魅力、美貌、智慧、乐观与才智。”
就连罗马尼亚的东正教会对通奸也持宽容的态度:只要是双方愿意,每个人可以离婚三次。
在布勒蒂亚努抵达巴黎之前,罗马尼亚的发言人是魅力与名望集于一身的塔凯·约内斯库(Take Ionescu)。约内斯库生性乐观,身材肥胖,衣冠楚楚。他曾在索邦大学学习法律,能讲一口极为流利的法语。他的英格兰妻子贝茜(Bessie),也是个乐观的人,是布莱顿(Brighton)一家旅馆老板的女儿。从战争之初起,约内斯库就一直持亲协约国的态度,而且在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阵营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领土主张上,他要比他的首相态度更温和些。一位美国代表汇报称:“他对塞尔维亚人的态度非常友善。他说保加利亚人不是什么好人,因为保加利亚俘虏了2.8万名罗马尼亚人,最后只有1万人幸存。”在巴纳特问题上,约内斯库支持双方做交易。“他们必须和塞尔维亚人做朋友,而且他确实不想贪婪地划走整个巴纳特地区,但只想给塞尔维亚人西南部分。”
事实上,在1918年10月的确有过一次交易。约内斯库当时曾与南斯拉夫人碰头,并草拟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其实和几个月后达成的协议很相近,也是让罗马尼亚获得该地区最大的部分,塞尔维亚拿走剩下的部分。罗马尼亚媒体攻击这桩交易,称这是对罗马尼亚民族的背叛。布勒蒂亚努最终否决了该交易,部分原因是他憎恨约内斯库这个政治对手。
在选择巴黎和会代表团人选时,布勒蒂亚努用尽手段将约内斯库排除在外。
罗马尼亚对巴纳特的领土主张必然要着力描绘民族因素,而且它一再强调了自己在战争中的表现。后者或许算不上最明智的选择。在战争之初,罗马尼亚非常聪明地选择了置身事外。时任首相布勒蒂亚努曾告诉同事,他们必须等到价钱最合适时再出手。
不过,布勒蒂亚努政府的具体做法就不那么聪明了,把自己的意图表露得太过明显。一位法国外交官说,他们做事“就像东方人集市上的小商贩”。1916年夏,协约国似乎是在战事上占了上风。这时罗马尼亚终于决定参战,条件是拿到整个巴纳特地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以及大部分布科维纳地区。但法国人和俄国人私下里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等到战后再重新考虑罗马尼亚提出的条件。
罗马尼亚只能怨自己时运不佳。等到它的军队动员完毕准备开拔之时,同盟国已经重整旗鼓。到1916年年末,罗马尼亚超过一半的国土被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占领。同年冬天,在全部600万罗马尼亚人口中,因为疾病和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就达到了30万。
或许有失公允的是,它的盟友认为这场灾难是罗马尼亚咎由自取。
1918年5月,罗马尼亚与同盟国签订了新的《布加勒斯特条约》,退出了战争。这种做法或许可以理解,但肯定会影响它现在提出来的领土主张。因为在早先1916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中,罗马尼亚承诺不会单独议和,所以现在协约国认为,自己对罗马尼亚的承诺已经不再有效。在克列孟梭看来,布勒蒂亚努的所作所为就是变节,他绝不会原谅。
布勒蒂亚努用了一个很不光彩但他自己很满意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辞去了首相职位,而让他的继任者(也是他选好的)来背黑锅。他成功地拖延了议会通过新的条约,并在1918年11月10日再次对德宣战。他乐观地表示,这意味着与协约国的交易依然有效。他表示,罗马尼亚议和只是为了保存作战实力,“无论是从法条上,从实际操作上,还是从道德上来说,罗马尼亚人从未真正与敌人媾和”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悄悄地找到了急着要限制塞尔维亚领土主张的意大利人,约定两个国家要团结起来,捍卫战时条约的有效性。
最高理事会觉得罗马尼亚的要求太过分了,而且与南斯拉夫在巴纳特问题上纠缠也没有什么意思。(布勒蒂亚努抱怨道,最高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在他发言时打瞌睡。
)劳合·乔治的意见是,把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包括它在巴纳特地区的领土要求,交给一个专家小组委员会来处理,以求一个公正的方案。对和平缔造者们来说,采纳这个意见无疑是一种解脱。劳合·乔治还乐观地补充道,在小组委员会研究过此事、梳理出真相之后,只要把少数几个问题拿到最高理事会来讨论即可。威尔逊表示同意,但强调专家不能只看问题的政治因素。(具体什么是“政治因素”,一直也没有给出定义。)或许是威尔逊介入的原因,克列孟梭在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奥兰多提出立刻划定国界,但是没人响应。
于是,巴纳特以及中南欧的其他待划分地区的未来,就交到了一个特别领土委员会的手里——这样的委员会以后还会出现很多。就推动各方取得共识这项工作来说,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多出色的表现。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事务委员会及时地处理了所有与南斯拉夫边界有关的问题,除了涉及意大利的那些,因为意大利坚持要求涉意问题要留在最高理事会上讨论。
领土委员会专家不知道的是(最终总共设立了六个领土委员会),他们的所有建议几乎都原封不动地加到了各个和约中,因为大人物真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细节问题。
负责罗马尼亚事务的委员会最终还是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因为它的专家要决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这些国家未来的形状,还要考虑巴尔干地区、匈牙利与邻国、苏维埃俄国与中南欧未来的势力均衡。英国专家尼克尔森写道:“罪过啊!就靠一张地图、一支铅笔、一张描图纸。一笔下去就关乎几千人的福祉。一想到那些被我们划进或划出国界的人,我的心里就在打退堂鼓。”
最高理事会没有解释什么才是公正的和解方案。公正是指划出起防御作用的国界吗?还是说要从铁路网、贸易线路上考虑?专家最后的一致意见仅仅是,他们会按照民族的界限来划定国界。
巴纳特地区的归属问题让人们启动了这样一套程序,但也让人们意识到了这套程序的困难。那里有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俄国人、斯洛伐克人、吉卜赛人、犹太人,甚至分散居住着一些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那里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
而且对那里的人来说,民族认同就像多瑙河里滑溜溜的鳝鱼一样,根本没有一个确定扎实的概念。在这种地方怎么去统计民族人口呢?在奥赛码头那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里,罗马尼亚事务委员会拿出地图,宣读意见书,听取证人证词,想要给一个不理性的世界强加一套理性的秩序。
而且他们还要顾及自己国家的利益,至少在欧洲人中是这样。在巴纳特问题上,在中欧寻找盟友的法国人想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变成强大而友善的国家。意大利人则吹毛求疵,讨论程序问题,想方设法拒绝南斯拉夫的要求,之后还恶心到了美国人,暗示如果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要求得到满足,就可能会同意一些南斯拉夫的要求。即便是在他们可以放南斯拉夫一马,接受其对奥地利克拉根福地区的要求时,意大利人也不让步。在耶鲁大学年轻的历史学家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看来,这真是“可悲的外交”。一位法国同事表达得更为直接:“意大利人不诚实算不了什么,但他们这种蠢笨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美国人费尽力气想敲定一个公正的和解,但说不出到底什么是公正。英国人则努力调和美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矛盾。西蒙在报告中写道:“一开始就钩心斗角,也可以说是为了争抢地位而出现了很多肮脏的勾当。英国人和我们牢牢地站在一起,想要消除这些做法,想要做一些诚实的工作。”
南斯拉夫人再次陈情,提出了一些非常可疑的要求,这明显是各种想加入南斯拉夫的团体的意思。
在被追逼得太紧的时候,布勒蒂亚努发了火,并拒绝让步,给人留下糟糕的印象。他甚至举出了一个不知所云的观点,说把巴纳特地区整个划归罗马尼亚可以改善南斯拉夫地区的关系,说这就好比“拔掉了一颗必须拔掉的坏牙齿”。他还做出威胁说,如果得不到巴纳特,他就要辞职让布尔什维克分子接管罗马尼亚。
他尝试越过专家直接找威尔逊申诉,结果威尔逊把他推给了豪斯。豪斯则不得不忍受他那番醉酒似的长篇大论,说盟友是如何如何背叛了罗马尼亚。布勒蒂亚努还指责胡佛,说他非要等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犹太人)获得了利益,拿到了罗马尼亚的石油开采权,才肯发放贷款和食物。从中欧传来的消息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罗马尼亚人正跨过停火线进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而且还在巴纳特北部边境集结军队,声称塞尔维亚人正在谋杀罗马尼亚公民。和这种不着边的指责比起来,南斯拉夫似乎成了更为理智的一方。
3月初,罗马尼亚代表团迎来了援军。玛丽王后乘着王室专列,带着三个胖嘟嘟的女儿来到了巴黎。作家科莱特(Colette)在法国的《晨报》(
Le Matin
)上这样描述道:“上午的天空是阴霾的,但玛丽王后带来了阳光。她的一头金发熠熠生辉,白里透红的面庞光洁清秀,一双温柔但坚毅的眼睛热情洋溢——一个美丽得无法形容的仙女。”王后用充满魅力的声调表示,希望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她呼吁众人关注她在战时的工作。“我的上帝呀!哪里需要我,我就得去哪里,到处都需要我。”她谦虚地表示,自己“就像代表国家的旗帜”。
她的确是面旗帜。罗马尼亚的王位继承人能娶到这样一位女子真是福气。她是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孙女。在嫁到罗马尼亚之后,她没费什么力气就忘却了在英格兰老家学到的规矩,而采用新国度的生活方式。罗马尼亚国王
是个死气沉沉、不识风情的蠢货,但她是个惹人喜爱、招蜂引蝶的人。她的新臣子找到了目标。
她的情人有加拿大克朗代克(Klondike)的矿业富豪,劲头十足的乔·玻意耳(Joe Boyle),还有布勒蒂亚努的妹夫。据说,除了那个命运多舛的后来成为国王的卡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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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所有的孩子都是布勒蒂亚努妹夫的种。王后还是个非常奢侈的人。她的巴黎之行既是来为国家讨价还价的,也是她自己的购物之旅。她嚷道:“罗马尼亚必须有特兰西瓦尼亚,也得有比萨拉比亚。要是因为少了一件袍子在条约中就必须让步,那可怎么是好?”
她不停地说起“我的”大臣们、“我的”国家以及“我的”军队,但不提她的国王丈夫。她说,国王往巴黎寄了一封建议信,信的内容“简直看不下去。第一句话就是他对她一万个放心,所以剩下的也就都不用看了”
。
王后从里兹酒店的套房出发,着手征服权势之人。她恳求福煦元帅,请他给罗马尼亚送一些武器,表面上的理由是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次的恳求起到了一定效果;她奉承豪斯,豪斯觉得她是“我见过的西方王室女性中个性最活泼的一个”
。与她共同进餐的英国驻巴黎大使评论道:“她真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要么是太愚蠢,要么是太自负。”
她摆出可爱的样子去问贝尔福:和威尔逊聊天的时候,是该谈她在巴黎买的东西呢,还是要谈国际联盟?贝尔福的建议是:“先谈国际联盟,最后再聊粉色小内衣。要是你和劳合·乔治聊天,那可以上来就说粉色小内衣!”劳合·乔治觉得她是个“非常调皮但很聪明的女人”。
克列孟梭觉得她很有意思。但是他直白地同她讲,他不喜欢罗马尼亚同敌人单独媾和的做法,还说他不喜欢布勒蒂亚努。克列孟梭表示罗马尼亚对巴纳特地区的要求太贪婪,就像狮子大开口。这时候玛丽故意答道:“所以我要来探望它的表兄弟,法兰西之虎啊。”克列孟梭反唇相讥:“老虎怎么能同母狮生出崽子?”
她在威尔逊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威尔逊非常震惊,她居然在第一次见面时和他聊爱情。威尔逊的医生格雷森说:“我从未听过有淑女会开口说这种事情,我当时臊得都不知道该看哪儿才好。”
之后,玛丽自作主张要“和我的一两位绅士”共进午餐。宴会开始后半个小时,她带着10名随从前呼后拥地来了。有一位客人注意到:“每等一分钟,总统的下巴每动一下,我都感觉是罗马尼亚的一块土地被嚼掉了。”
王后则认为午宴非常顺利。实际上,她觉得自己在巴黎为罗马尼亚的人民出了很大力。“我又恳求,又解释,攻破了他们的无数防线。世人从我身上看到了我的国家。”
要是她多花一些时间在伟人下属身上,效果可能会更好。3月18日,罗马尼亚事务委员会开始分割巴纳特地区。西面的三分之一归南斯拉夫,剩下的大部分地区归罗马尼亚。委员会还把大约四分之一的巴兰尼亚地区以及巴纳特西面的大半个巴奇卡地区,划给了南斯拉夫。向来关心民族平等的美国专家坚决表示,要把赛格德市(Szeged)周边主要是匈牙利人居住的地区留给匈牙利。6月21日,尽管罗马尼亚人强烈抗议,最高理事会还是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南斯拉夫在短时间里找了一些麻烦,因为它拒绝从多瑙河上一座已经划给罗马尼亚的岛屿撤出。另外,在1919年秋的巴纳特地区,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间的形势有些紧张。直到1923年,两国才不情愿地接受了领土划分裁决。
地图上的新国界不能合理地分配人口。近6万名塞尔维亚人被留在了罗马尼亚,而7.4万名罗马尼亚人和近40万名匈牙利人被划进了南斯拉夫。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中欧,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得十分艰难。尽管他们已经在当地生活了好多个世纪,但还是被别人视为外来者。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采取同化政策。南斯拉夫最后把从匈牙利那里得到的领土划在一起,形成了伏伊伏丁那地区(Vojvodina)。贝尔格莱德方面采取铁腕统治——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官方规定,经商必须使用塞尔维亚语,商店的招牌必须用西里尔字母(拉丁字母可以写在下面),音乐会上必须演奏规定数目的塞尔维亚民族歌曲,报纸与教科书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外国观察员注意到,就连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也在唱一首悲伤的小调:
为了把塞尔维亚人带到这儿,
我捐了四匹马;
要是能把他们带走,
我愿意捐八匹。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匈牙利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瓜分了这一地区。之后这里变成了占领军与抵抗组织的战场。赛格德,这座美国人坚持要划给匈牙利的城市,变成了集中营。伏伊伏丁那地区的犹太人,实际上欧洲这部分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都被运到这里处决。今天在伏伊伏丁那地区几乎看不到什么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但其他民族混居依旧。其中只有一半是塞尔维亚人,近四分之一是匈牙利人。为了保持对当地的控制,贝尔格莱德方面故技重施,又捡起了威胁与镇压这两个法宝。那里很难迎来一个和平的未来。
罗马尼亚在巴纳特地区的划分上吃了亏,但从长远来看这个国家做得不错。到目前为止,在巴黎和会上的所有胜利者中,罗马尼亚是获益最大的,人口和领土面积都翻了一番。此外,它出人意料地保住了大部分收获。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比萨拉比亚地区被还给了苏联,而且苏联人还拿走了北面大约一半的布科维纳地区,保加利亚人拿回了南面有争议的多布罗加的部分地区,但罗马尼亚仍保住了领土收益中最大的那一部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
在众人讨论巴纳特地区归属问题的时候,美国人头脑中浮现出了一套复杂的领土交易,他们觉得巴纳特地区可以成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罗马尼亚从巴纳特地区拿走的土地多一些,那么它可能会愿意归还一些1913年从保加利亚夺走的领土。而保加利亚,这个罗马尼亚西南方的邻居,可能就会把一些零碎的土地给南斯拉夫。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失掉部分巴纳特地区也不会太过不满。
不出所料,这个想法始终没有实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没有妥协的意思。
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地区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并肩作战的一个国家,它在巴黎和会上自然没有代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它非但没有损失领土,反倒是差点得到了一些土地。这个国家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在美国有一些朋友,而且敌人对它也是漫不经心。此外,自决这个原则对它是有利的。至少在黑海西岸的多布罗加地区,以及爱琴海北部的西色雷斯地区,在这两个保加利亚国界线之外的地方,保加利亚人占到了大多数。保加利亚还指出,在属于南斯拉夫的部分马其顿地区,保加利亚人可能也占了大多数。不过,就像巴尔干地区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要想让人承认这一点是很难的。
没人能说清楚是什么造就了保加利亚民族。肯定不是宗教,因为虽然多数说保加利亚语的人都信东正教,但有一些人是穆斯林。也许是人种,但他们是斯拉夫人呢,还是像蒙古人那样的亚洲游牧民族?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而且,靠什么来区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马其顿人呢?毕竟他们的语言都非常相似。和巴尔干地区的其他民族一样,保加利亚民族主义也是个新生事物。或许比其他民族更新一些,因为保加利亚人自14世纪起就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比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其他民族都要久。在19世纪70年代,保加利亚人终于起义了。在土耳其人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保加利亚人之后,格莱斯顿发表了他那些最伟大的演讲。不过在1919年西欧国家的眼中,保加利亚可不是什么受害者,而更像不守信的恶棍。
有关保加利亚领土的多数问题都交由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事务委员会来处理,英法专家一致认为,这个国家的面积应该缩减。
从诞生之初到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保加利亚的国土形状就像变形虫一样,在巴尔干地区不停地变化着。在1878年,一个面积巨大的、自治的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中挣脱了出来,向西延伸到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向南延伸到爱琴海海滨。无论是对它的邻国还是对列强来说,这样一个国家都大得过头了。塞尔维亚夺走了大部分马其顿地区,希腊拿走了西色雷斯地区,而奥斯曼帝国则成功地保住了东色雷斯地区。在1912年那短命的扩张后
,保加利亚又把南多布罗加割让给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民族大梦就包括收复这些失地,以及重拾10世纪的荣光。那时的保加利亚可是一个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至黑海的大国。
如果说罗马尼亚人是巴尔干地区的那不勒斯人,那么在1919年人口大约是500万的保加利亚人就是苏格兰低地人。不苟言笑、勤勤恳恳、节俭的保加利亚人是出了名的顽固。当地有谚语说得好:“保加利亚人都是坐在牛车上猎兔子,而且还能把兔子抓到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加利亚最想要的兔子是马其顿。这也是他们的国王,一位野心勃勃、诡计多端的德国亲王,在欧洲众所周知的“狐狸斐迪南”
的目标。拿到马其顿不仅控制了爱琴海海岸,还控制了从中欧通往南方和中东的铁路和山谷。一番算计之后,斐迪南和他的政府认定,同盟国给出的条件更好,于是保加利亚于1915年秋进攻塞尔维亚。协约国随之宣战。保加利亚占领了南多布罗加和大部分马其顿地区,享受了短暂的胜利,但到1918年时,它的军队弹尽粮绝,无法继续作战,成了同盟国中首个投降的国家。
保加利亚战败后,斐迪南退位,回到他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大庄园看鸟去了。这是除了孝敬母亲之外他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儿子鲍里斯
接过了王位。这个身材瘦削、郁郁寡欢的年轻人一生中最大的爱好是开火车
——“东方快车”的司机曾被警告,绝不要让此人接近火车车头。
他的新臣民认为他是个傻瓜,也许连傻瓜都不如。大部分观察家觉得他在位的时间不会太久,连他自己也这样想。
远方的协约国十分担心:保加利亚会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如果它拒绝签署和约那该怎么办?就像英国军事代表在1919年夏天指出的那样:“协约国没有军队,如果有国家受挑唆发生了暴动,协约国是绝无可能阻止的。”
希望落在了一个激情似火的人身上,他就是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Alexander Stamboliski)。一位英国观察员认为,此人“就像个在黑莓丛中穿行的土匪”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是保加利亚主要的共和主义者,他的个性与鲍里斯完全相反:强大,粗野,自信,精力充沛。他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农舍里做体操运动。
和鲍里斯不同,他一点也不惧怕斐迪南。
在保加利亚倾向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时候,他不仅在私下里攻击国王,还在自己的报纸上揭露详情,并为此进了监狱。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对自己的农民背景很自豪。他在德国念过大学,但说起话来净用一些诸如公牛上母牛、鸡崽咯咯叫一类的下里巴人的粗俗语言。很多人怀疑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只是个乡巴佬社会主义者,既怀疑共产主义,也不信资本主义,这种政治倾向组合在一个有很多小农的国家是很吃香的。他把农民对城里人和上流社会的不信任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谁把你们送进了战壕?”他问道,“是他们。又是谁让你们失去了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
1918年9月,保加利亚军队崩溃了,斐迪南颁发了最后几道诏令,其中一道就是派人去请自己的老政敌出山。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安抚了叛乱的士兵,到第二年秋天便做了首相。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废除君主制,或许是他对“懦弱的小王”鲍里斯动了恻隐之心。
而且对1919年的保加利亚来说,这个国家再也禁不起折腾了。它的四周都是敌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多年来彼此敌视;北面有罗马尼亚人陈兵国界,准备南下;南面是希腊人兵临城下,悉数保加利亚人的罪行,连偷牛也算作其中之一。
只有南斯拉夫还能让人抱着一些期许。毕竟两个国家都还抱着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团结一处组建大南斯拉夫国家的一丝残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托元帅还真的实现了这个大国复兴梦。)不过考虑到保加利亚人战时的行为,先是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勾结,让塞尔维亚腹背受敌,然后又在塞尔维亚人的国土上大肆掠夺,这个时候谈南斯拉夫民族统一也不合适。在1919年的某个时间,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曾讨论过对保加利亚开战,万幸的是克列孟梭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保加利亚人居然抱着非常乐观的心态等着巴黎和会召开。索非亚(Sofia)的美国代表发觉保加利亚人的观点“有违常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认为自己是协约国的一员。“他们认为,他们犯了‘罪’,这是首相的原话,但只要承认了这个事实,他们好像就觉得既往不咎了,而且他们似乎并不理解协约国为什么要反感或怨恨保加利亚,也不理解为什么总有人要阻止保加利亚恢复战前的地位,真是个‘巴尔干地区被宠坏的孩子’。”
保加利亚首相倒是老实地承认,他的国家加入德国和奥地利的确是大错特错。“如果保加利亚当时意识到要跟英格兰以及各大国发生冲突,那它绝对不会参战。”他说,保加利亚人民一直就反对战时的结盟,这种结盟是被“一小撮收受德国贿赂、寡廉鲜耻的政客”强加到人民头上的。他还说,事实上获胜的协约国应该感激保加利亚,因为是保加利亚提出停战,这才开始了终战的进程。
保加利亚政府对一个大国特别有信心。“现在,在保加利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它只能指望美国,这个真正能避免保加利亚陷入灭顶之灾的国家。”据称,威尔逊在保加利亚人中广受爱戴,尤其是在那些生活在海外的保加利亚人中,他们喜欢威尔逊的自决原则。保加利亚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个国家没有正式和美国宣战,而且在美国新教徒宣教会的积极游说下,美国人又普遍对它抱有同情心。(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说,这个宣教会整个就是亲保加利亚的,因为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它只能在保加利亚这一个国家宣教。
)美国专家倾向于让保加利亚在爱琴海拥有出海口,并给它南多布罗加,或者还可以拥有马其顿的部分地区。
保加利亚自己想要的地方更多。保加利亚政府向巴黎发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自己的要求,把整个色雷斯地区都算了进去。英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国家不配提这种要求”
。
只有在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约后,才能决定保加利亚的南部边界,而短期内与奥斯曼帝国签约明显是不可能的。至于马其顿,协约国最终的决定是,在这块纠纷颇多的小地方上已经花费了不少精力。英国和法国都认为,改变1914年前确定好的巴尔干地区的国界是件危险的事情。于是协约国就没再动马其顿,不过这样就把很多保加利亚人留给了南斯拉夫统治。
如果英法真觉得保加利亚该得到这个地区,它们或许是可以被说动的,破一下自己定的规矩(就像后来发生的事情一样,它们从保加利亚那里拿走了西色雷斯,并把它给了希腊),但英法并不这么想。不过,当南斯拉夫索要保加利亚西线领土以保护自己的重要铁路线以及首都贝尔格莱德在今后不受攻击的时候,英法倒是准备听一听。对南斯拉夫抱有敌意的意大利表示反对。更过分的是,协约国占领军中的意大利士兵很明显放跑了保加利亚俘虏,影响了对保加利亚的裁军计划,而且还给保加利亚军队提供武器。最终,意大利反对无效,四块保加利亚居民占多数的土地被移交给了南斯拉夫。虽然这比南斯拉夫要求的少,对保加利亚来说却是太多了。保加利亚痛苦地抱怨说,在分割两国的山区中,它失掉了所有的战略要地。
南多布罗加更让保加利亚痛苦不堪。美国人坚持说,巴黎和会会处理这块地区的归属问题的。从民族层面上说,保加利亚对该地区的主张比罗马尼亚更能站得住脚。那里民族混居:主要是鞑靼人,其次是土耳其人和说保加利亚语的穆斯林,以及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这部分人或许勉强占到了大多数。而在当地近30万的总人口中,罗马尼亚人还不到1万。
尽管如此,罗马尼亚在和会上还是成功地要到了这个地区。部分原因是,在布勒蒂亚努与协约国争执匈牙利及俄国领土的时候,这个地方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而且,就像很多情况一样,很多事情既成事实——到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占领军中的法国军事当局已经允许罗马尼亚的军队和警察控制那个地区。
保加利亚的不幸在于,到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唯一支持他们主张的美国正在从欧洲撤军,从欧洲事务中抽身。在整个1919年夏天,待在巴黎的美方代表团的确是在顽强地捍卫他们的主张,但美国人在欧洲的砝码已经不多了。正如一贯秉持超然态度的贝尔福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按理说罗马尼亚应该放弃一块“明显不属于罗马尼亚人”的领土,但提出这种要求的时机已经没有了。“可以认定多布罗加地区的旧边界保留了下来,纵然这样做可能既不算平等,对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
1919年7月,尽管对保加利亚的条约还未准备好,但包括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内的保加利亚代表团被传唤到了巴黎。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这个代表团就沉闷沮丧地坐在自己的酒店里。那里是法国纳伊镇(Neuilly)郊区的一座老城堡,还有警察看管。保加利亚代表团被禁止进入巴黎,邮件也要经过审查,而且禁止会客。他们难过地给克列孟梭写了一封信,抱怨法国媒体对保加利亚人的攻击,媒体把他们称作“野蛮的民族,不配拥有文明国家的信任与友谊”。
等9月份条约草案终于出炉时,保加利亚代表团抱怨得更厉害了。保加利亚损失了大约10%的领土。这里面包括南多布罗加、目前尚属于它的西色雷斯,还有到爱琴海的出海口。(协约国临时接管了色雷斯,但希腊带着一份长长的购物清单来巴黎,而且很有希望留住这个地方。)保加利亚要支付9000万英镑的赔偿。(由于年付款额与外债加起来超过了年度预算,保加利亚在赔偿和外债上都违约了。)最后是武装力量严重削弱,陆军只剩下了一支2万人的警察部队。当条约细节公布时,保加利亚全国上下一片哀叹。
保加利亚代表团祈求修改条约内容。他们表示,自从推翻了斐迪南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就像大革命后的法国一样。协约国未予理会,唯一的让步就是允许保加利亚在多瑙河上保留一支有丁点儿武装力量的小船队。有传言说保加利亚准备拒绝接受条约,但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是个现实主义者,说即便“是个糟糕的和约”他也要在上面签字。
1919年11月27日,人们在纳伊的旧城镇大厅中举办了一个简陋的仪式。卫兵给枪上了刺刀,列队站在阶梯两旁,一旁还有好奇的路人围观,等着保加利亚人的出现。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独自一人走进大厅,面色惨白,惴惴不安。一位美国人同情地说道,场面看起来就像“办公室跑腿的小职员被叫去参加董事会”。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也在场,“强忍着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高兴”。大厅里摆了一张桌子,上面铺着绿色呢子台布,克列孟梭坐在桌子一头主持仪式。签字的过程很快就结束了。
雅典当天全市放假,人们唱起了赞美诗。索非亚则是一片阴郁,官员们纷纷递交辞呈。
到了11月,协约国仍在犹豫要不要把西色雷斯交给希腊,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向韦尼泽洛斯发出了绝望的请求,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合作。“在所有巴尔干政治家中,唯有阁下您最清楚巴尔干地区各民族达成谅解是多么重要。”
韦尼泽洛斯已经获得了英国的支持,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大希腊梦做到底,毫不理睬保加利亚的请求。第二年,西色雷斯地区被划给了希腊。保加利亚的南部边界一直没有定论,直到1923年土耳其签署了一份条约才最终敲定。到那时韦尼泽洛斯和他的大希腊梦都已经撞上了现实的南墙。
事实证明,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到底没有辱没政治家这个名声。保加利亚接受了它的新国界,与过去的扩张主义政策一刀两断,即便是对待南斯拉夫境内的马其顿也是一样。他还更进一步与南斯拉夫修好,甚至签署了一份协议,要共同打击恐怖分子。马其顿的恐怖分子一直把索非亚作为自己的基地,在那里蠢蠢欲动,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忠实地执行了反恐协议。他着手成立一个由农民政党组成的“绿色国际”,抗击苏俄新成立的“共产国际”。保加利亚成了国际联盟中一个十分积极的会员。然而,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内外政策也让他树敌颇多,有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军官、马其顿恐怖分子、因为通胀和高税收而叫苦不迭的中产阶级,可能还有国王本人。1923年6月,一场政变夺走了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性命。马其顿的密谋分子在杀死他之前,先砍掉了他与南斯拉夫签署反恐协议的那只手。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低声说:“这个可怜的伟人。”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采取的现代外交政策在他死后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太多保加利亚人都渴望回到数十年前的大保加利亚时代。民众憎恨《纳伊条约》,而且对罗马尼亚、希腊以及南斯拉夫境内同胞的遭遇极为愤怒。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想在巴尔干地区达成一个总体协议,遵守现有的国界划分,但保加利亚拒绝了。结果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以及罗马尼亚四国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保加利亚被孤立了起来。当欧洲再次陷入战争之时,保加利亚站到了纳粹德国一边。在1940年,迫于德国的压力,罗马尼亚归还了南多布罗加地区。在1941年春,保加利亚军队与德国人、意大利人共同作战,占领了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地区。
这种领土光复的荣耀并未持续太久。在1947年巴黎和解中,它只留住了南多布罗加。那时共产党新政权已经站稳了脚跟,鲍里斯也早已亡故,很多人相信是纳粹毒死了他。“狐狸斐迪南”倒是得了善终,他于1948在德国去世,享年87岁。
到了1919年1月末,和解方案的基本轮廓已经成形,有些内容更为明确一些。俄国问题、国际联盟,还有中欧国界确定这些事务,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都已经摆到了桌面上。特别委员会在对德条约的一些重要细节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例如战争损失与德国的赔偿能力、德国国界、德国殖民地与德国军队、对德国战犯的惩罚,甚至还有德国海底电缆的归属。至于如何惩罚德国以及如何在今后管控该国的大问题,只是被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三人稍稍提及。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只有这三个人。
另外一件成形的事是英美两国间出现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一位瑞士外交官将其称为“和会上最令人惊讶的事情”。
当然,在托管地问题上是有些难解的不愉快,但在最高理事会上,在各种委员会上,还有在各种走廊过道上,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大多数事务上都能取得一致看法。威尔逊从来就没真心喜欢过劳合·乔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后者有一些人格魅力。两人在进出会场时会高兴地闲聊,偶尔还会一起出去吃午饭或共赴晚宴。威尔逊逐渐意识到,和一位强大的自由党首相打交道,总要好过碰上一个保守党人。
1月29日,威尔逊告诉豪斯,他觉得美国专家与英国人密切合作会是个不错的主意。不管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豪斯还是忠实地把总统的想法传达给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本来就很重视英美关系的劳合·乔治很高兴。加拿大人也很高兴,因为他们一直害怕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太过紧张。英美两国的专家早先就在接触,听到这个消息,两拨人也是非常高兴。美国专家西摩说:“英国人是这里唯一不搞沙文主义政治的(威尔逊花了大概一周时间才看明白这个事实),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可以坦率地就欧洲领土问题交流看法。”两个代表团的代表形成了一种规律:经常相互咨询,交换机密备忘文件,用美国工兵架设在克里雍和曼杰斯帝两家酒店间的安全电话交谈。尼克尔森后来写道:“我们的确称得上是亲密无间。”过去的马克西姆餐厅包房,现在变成了见证英美合作的会议室,人们在里面讨论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奥地利以及匈牙利的边界问题。只有在涉及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时候,才出现了分歧。即便如此,也只是细节上的分歧,几乎不构成原则性问题。
就在英美关系升温的同时,法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却开始恶化。英国认为法国会同它争抢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在中东及中亚的领土。英国还担心,一旦威尔逊回国,法国就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拟定对德和约条款。汉基写道:“我发觉法国人都是些强词夺理的阴谋家,丝毫不考虑游戏规则。”
2月份时法郎有贬值迹象,法国面临金融危机,但英国人表现冷淡。他们告诉法国人,英国不会贷款给法国帮它渡过难关。还是豪斯向劳合·乔治求情,英国才拨出了一些资金。法国人收下了贷款,但对英国故意拖延一事怀恨在心。
英美两国代表觉得法国既无能又任性,只能摇头表示无奈。
法国与美国的关系尤其糟糕。法国外交官责怪威尔逊,说他用自己的国联阻碍了巴黎和会的真正要务,也就是惩罚德国的事宜。法国财政部长路易-卢西安·克洛茨(Louis-Lucien Klotz)对同事说,美国人想让德国人付现款来买美国多余的粮食,这肯定会增加法国收取赔偿的难度。美国人则抱怨称,法国人是在敲竹杠,骗取美国在巴黎提供的合作,以及法国军队的军费。之前在电影院里,威尔逊的身影一出现在银幕上,法国观众就会欢呼,现在他们则一声不吭。法国警察和美国士兵在街道上大打出手。有人甚至偷偷听到一些美国人说,自己在战争中站错了队。巴黎人把威尔逊太太当成笑料,过去一直对美国总统抱有好感的法国报纸现在纷纷发表抨击文章。
这种攻击让威尔逊非常愤怒,他有理由相信,美国人被法国政府摆了一道。在接待一位访客的时候,威尔逊气愤得连嗓音都发颤了。他向这位客人出示了一份机密文件,里面说法国媒体正在夸大俄国的乱局,强调德国很有可能重新发起进攻,还说共和党在国内拼命反对威尔逊。威尔逊在私下里大倒苦水,说法国人“愚蠢”,“短视”,“荒谬”,“不可信赖”,“诡计多端”,是“他见过的最难打交道的人”。
不过他告诉自己的医生,说他依然相信普通法国民众是好人,只是政客唆使他们走上了邪路。格雷森写道:“完全是因为法国政客在放纵愈演愈烈的反美情绪,美国老百姓才会从亲法转向亲英。总统还说,在整个事情里英国人看起来更正直、更诚实。”
一如法美关系,天气也逐渐变冷了。巴黎下起了雨夹雪,美国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打起了雪仗。有人在布洛涅森林滑雪,有人在凡尔赛镇溜冰。由于煤炭紧缺,就连大酒店里也像冰窟一样。感冒把人放倒在床,更危险的是,1918年夏天的流感死灰复燃。克里雍酒店的军医四处奔走,分发止咳药水和防疫建议。有位医生说,抽烟有极好的防病效果。
代表们纷至沓来,到最后人数远超过1000名。
为了沿袭维也纳会议的传统,英国人给自己的代表发了1500张通行证,让他们分发给别国代表。由于很多人抱怨这是浪费时间,克列孟梭宣布废除这个规矩。
参会代表中有很多外交官和政治家,但也有很多不从政的代表,这在大型国际会议上还是头一次。英国人几乎把整个信息部情报局都搬了过来,这里面就有年轻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后来两人都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知名的历史学家。美国方面有来自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教授,还有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和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家。职业外交官很是不满。奥赛码头外交部的秘书长儒勒·康邦(Jules Cambon)说这是“即兴演出”,但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三人并不在意这种看法。就像劳合·乔治说的那样:“外交官这种职业发明出来就是为了浪费时间的。”
请愿人士、记者也纷纷涌向巴黎,就连只是对和会好奇的人也要来凑凑热闹。爱情小说家埃莉诺·格林(Elinor Glyn)坐在里兹酒店的角落里,招待知名男士,写下了《女性是在改变吗?》(“Are Women Changing?”)以及《骑士精神已死?》(“Is Chivalry Dead?”)这样的文章。美国当时的海军助理部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表示必须有人监督美国海军财产在欧洲的有偿转让情况。在说动上级后他便来到了巴黎,还拖上了极不情愿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这两个人的婚姻已经是危机四伏,而现在罗斯福夫人又发现自己的丈夫对巴黎女人太过殷勤。
威廉·奥尔彭(William Orpen)和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两位画家来给参加会议的官员画像,不过后者把大量精力花在了疯狂的聚会上。
英国内阁大臣们没事就会来巴黎逗留一两天。副首相博纳·劳非常胆大,穿着一件特制的毛皮里飞行服,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劳合·乔治最年长的女儿奥尔温(Olwen),一个年轻活泼的已婚女子,曾到巴黎短暂逗留。在某天下午,克列孟梭乘车出行时让她搭了便车。两人开始攀谈,克列孟梭问她喜不喜欢艺术。奥尔温满心欢喜地说喜欢,于是克列孟梭从兜里掏出了一套画着淫秽图片的明信片。
后来成为国际咖啡馆社团元老的埃尔莎·马克斯韦尔(Elsa Maxwell)也拿到了从纽约去巴黎的船票,陪一位离婚的漂亮太太找新丈夫。这两个女子租了一栋别墅,在里面开起了大派对。潘兴将军负责提供酒水;马克斯韦尔用钢琴弹奏科尔·波特(Cole Porter)的最新歌曲;那位离婚的太太也找到了新伴侣,是位仪表堂堂的美军上尉,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有一天清晨,别墅外面展开了一场决斗。两位年轻的美国军官举着军刀打了起来。当然,又是为了另一个美国美女。
那一年,有魅力的女人在巴黎过了一段好时光。没有几位代表是带着老婆来到巴黎的,事实上多数低阶官员被专门告知不得偕妻子出行。汉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好像最漂亮的、穿得最光鲜的交际花都是大会各部门的人员带来的。他们白天怎么干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到了晚上就是唱歌跳舞打桥牌!”
清教徒般的汉基怀疑还有比桥牌更糟的事情出现。一名美国女记者与一位意大利将军同进同出,“毫不掩饰且兴致极高”。在代表们下榻的各个酒店里,女性可以随意出入男士的房间。几名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护士总是“搞错”门牌号,而且进门之后拽都拽不出来,最后被送回了国。战争似乎也击败了过去的戒律清规。作家格林严厉地指出:“巴黎有太多不堪入目的东西。女同性恋当众一起进餐,有时候是六个一起在拉鲁(Larue)餐馆……男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没有庄重可言,什么都暴露在外,就连恶习和贪欲也毫不遮掩。”
巴黎有很多可供消遣的地方。圣克卢(St Cloud)马场有赛马;只要你有钱有门路,就能找到非常好的餐馆;歌剧院上演《霍夫曼的故事》(
Tales of Hoffmann
)、《蝴蝶夫人》、《波希米亚人》(
La Bobéme
)这些脍炙人口的老剧目;戏院纷纷重新开张,演出内容从老戏到闹剧应有尽有。萨拉·伯恩哈特
出席了一次庆典活动,为法国一个慈善机构筹款;伊莎多拉·邓肯
的兄弟跳起了形意舞
;鲁斯·德蕾珀
从英国赶过来,朗诵了一段她的独白;加拿大的代表则对音乐剧《皮皮岛》(
Phi Phi
)略感震惊。“不过我们都认为,”一位代表写信告诉妻子,“有些东西还算是开眼界。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法国人有多么渊博的知识,能摆脱我们身边的这种流行病。”
就连一到晚上10点就上床睡觉的威尔逊也去看过一出讽刺剧。他觉得剧中有的笑话太粗鄙,不过“正经的部分”还是值得一看。
埃尔莎·马克斯韦尔拖着贝尔福去了一次夜店。对这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来说,这可是生平头一遭。贝尔福还是一如既往地有礼貌,说道:“请允许我谢谢你。这真是我过得最高兴、最不要脸的一个晚上。”
有些代表的娱乐消遣就没有这么刺激,只是早上在布洛涅森林散散步,晚上打打桥牌。贝尔福一有时间就打网球,蓝辛则是在夜里默默地看些哲学类书籍。意大利代表团的头头奥兰多和桑尼诺就待在自己的酒店里,不往外走一步。
劳合·乔治偶尔会去外面的餐馆吃晚饭,也会去戏院。只是弗朗西丝·史蒂文森发觉,他不管去什么地方总会引发不幸的骚动。有天晚上,她还埋怨劳合·乔治与英国代表团里的一名年轻女子调情。“不过他对此事非常坦诚,而且我觉得这对他也有好处。所以我并不在意。”
巴黎人的社交生活开始恢复了。有那么一次,缪拉亲王
和埃尔莎·马克斯韦尔一起去参加化装舞会——缪拉扮演克列孟梭,当时身材正臃肿的马克斯韦尔扮演劳合·乔治。结果他们坐的车被一大群兴奋的人堵在了香榭丽舍大街上。在里兹酒店的酒吧里,人们见面会喝一种新式的鸡尾酒。往郊区走,在凡尔赛知名的庄园里,装潢设计师埃尔西·德·沃尔夫(Elsie de Wolfe),也就是后来的“门德尔夫人”(Lady Mendl),为知名代表准备茶点。威尔逊太太有时把威尔逊从派对和宴会上拖走,导致总统的倾慕者大失所望。
在曼杰斯帝酒店,贝尔福的私人秘书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会朗读自己写的谐趣诗,例如《爆发的和平》(“The Breaking Out of Peace”)以及《普林基波民谣》(“The Ballad of Prinkipo”)。
地下室里有自娱自乐的业余戏剧演出。奥尔彭为其中一出戏画了海报,画的是两个光屁股小孩。在这之后,讽刺剧里就加了一句合唱,唱词是:“我们是两个小奥尔彭,没穿衣服的奥尔彭。”
一位英国军官长途跋涉数百英里,来报告中欧的形势,在看到这个情形后厌恶地走开了。他对一位美国同事说:“和我平级的人,都不屑于来听听波兰那里可怕的情况。原因是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讨论是选星期二、四两天把舞池作为剧场,还是只在星期二占用舞池。”
劳合·乔治最小的女儿,16岁的梅根,玩得很尽兴。有人打趣说,曼杰斯帝酒店应该改名叫“梅根大帝”酒店。最后她的父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送她去了女子精修学校。
曼杰斯帝酒店的舞会非常有名。年轻的护士和打字员会跳最新的舞曲,从华尔兹到狐步舞无所不能。一位年长的外交官说她们像“宁芙仙女”(Nymphs)
。旁观者看得也是兴致盎然。福煦有一天过来了,问道:“为什么英国人要摆一副臭脸,屁股却扭得这么欢实?”
星期六晚上的舞会特别热闹,以至于当局开始担心这会给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考虑要叫她们消停一点儿。
不过话说回来,巴黎和会期间的舞会和娱乐远不及维也纳会议时期热闹。最常见的社交活动其实是午饭和晚宴,代表们可以在宴会上做很多有用的工作。任何人的精神头都比不上劳合·乔治,早饭时间他也要用来开会。请愿的民族就靠一顿又一顿的宴会来提出自己的要求。西摩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又要以社交大忙人的身份开始工作了。明天和布勒蒂亚努吃饭,星期六和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吃午饭,晚上和塞尔维亚人共进晚餐,星期一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马日(卡雷尔·克拉马日)和贝奈斯吃饭。”
波兰人为美国人准备了一次午宴,结果一直吃到下午5点。原因是在吃饭的时候,波兰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一个接一个地论证波兰领土主张的正当性。
中国人为外国媒体举办了一次特殊晚宴。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菜上了一道又一道,客人们等啊等,可中国人就是不说自己的事情。中国人操着极为流畅的英语谈遍了天南海北,就是不聊和巴黎和会有关的事情。到了凌晨3点半,美国通讯员走了,只留下一位听信。等这个人最终脱身的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中国人到最后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请人吃这顿饭。
有些远道而来的代表参观了战场。他们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亲眼所见:树木被炸成碎片,木质小十字架和棕榈叶星星点点地撒在阵地上。路上到处是弹片、弹坑。生锈的铁丝网缠绕在一起,坦克和大炮陷在烂泥里,还有军装的碎片,以及无人过问的尸骨。豪斯的女婿戈登·奥金克洛斯(Gordon Auchincloss)写道:“方圆数英里的大地上,只见一片片深深的弹坑,积着泥水。还有几十辆坦克,全被炸得千疮百孔。我从未见过如此惨烈又如此凄凉的情景。”代表们下到战壕里,去捡德国兵的头盔和空弹壳留作纪念。有一队人发现了一些没用过的导火索,说这是“适合给孩子们玩的小玩具”。望着曾经的城镇化作一堆堆废墟,他们慨叹万千。美国教授詹姆斯·肖特韦尔(James Shotwell)在看过兰斯市(Reims)的大教堂后说,这就像庞贝(Pompeii)古城的废墟。不过他在废墟中找到了一家卖香肠和德国酸菜的小餐馆,他的心情也随之舒缓了一些。
到2月中旬,威尔逊回美国稍做休整,工作的进度也跟着松懈了下来。官方说,威尔逊回国是去参加美国国会的闭幕会议,但官方不便说的原因则是,他要去处理日益高涨的对国际联盟的抗议。劳合·乔治也要回伦敦去应付国内的问题。在最高理事会这一边,贝尔福暂时接替劳合·乔治的位置,而威尔逊则再次忽视自己的国务卿蓝辛,选择豪斯当他的代表。蓝辛那时候还在治疗自己的糖尿病,又病又气的他大受打击,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而这种忽视绝不止这一次。在美国代表团的一次会议上,蓝辛就国联的事情给出了几条建议,但威尔逊只是冷冷地说道,他不想让律师起草和约。在场的人里只有蓝辛是律师出身,他只能认为这是对他本人和他职业的一种羞辱。威尔逊总是把重要的工作交给豪斯,蓝辛只能去开媒体吹风会,而这又是他讨厌的工作。挑拨豪斯与蓝辛之间的关系,威尔逊似乎能从中获得一种恶意的快感。而且每每听到有人说蓝辛的坏话,威尔逊总是很高兴。有一次,威尔逊太太的秘书去拜会蓝辛的夫人。在看到后者声泪俱下的样子之后,总统夫人秘书回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去外面吃过很多次饭,接受过他(总统)不喜欢的人的邀请,蓝辛先生做的每件事似乎都不能让他满意。他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这个下属有舒服的时候。”
威尔逊的这种无情最终让他付出了代价。等到和平协议需要美国国内认可的时候,蓝辛会还以颜色。
在上级缺席的时候,豪斯和贝尔福急于加快和会的工作进度。他们决定,先集中精力,至少要把对德条约的大体条款定下来(他们还在想,和会会有一个正式的阶段,细节问题可以留到那时候协商)。特别领土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各种委员会,例如赔偿委员会(最后冒出来了近60个委员会)拿到了指示,被告知要在3月6日前准备好报告。这样可以留出一周的时间做收尾整理工作,等威尔逊回来,到月底就可以把德国代表团叫来。事实证明,这个方案过于乐观了。
代表们抱怨连天,但也只能埋头苦干。在里兹酒店的一次晚宴上,尼克尔森碰到了“面色苍白、不修边幅、个头矮小、长着一张歪脸”的马塞尔·普鲁斯特
。他发现这位大作家对代表的具体工作非常感兴趣。“和我聊聊委员会。”普鲁斯特要求道。尼克尔森一开始只是说,他们一般在上午10点见面。普鲁斯特还不满意,说道:“你们坐车从代表团驻地出发,在奥赛码头下车。你们上楼梯,走进会议室。然后呢?具体点,朋友,具体点。”
在威尔逊回到美国的时候,国联公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起草完毕,在对德条约条款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大部分领土委员会也已经创建了起来,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几乎没有定论,有关奥地利、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条约也没有怎么涉及。人们不再提及预备会议的事情了,而是更多地谈论工作量的问题。这些工作必须赶在把战败国叫到巴黎来之前做完。虽然官方并未正式承认,但实际上现在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已经就是巴黎和会了。在酒店和会议室里,人们开始担心,到底能不能在世界再次燃起大火前缔造和平。
大火似乎正在巴黎燃烧。2月19日,克列孟梭离开自己在富兰克林街的住所,驱车前往克里雍酒店,去找贝尔福和豪斯开会。一个身着劳动服、之前一直藏在公共厕所后面的男子跳了出来,冲着汽车连开数枪。克列孟梭后来对劳合·乔治说,那一瞬间好像永远凝固了一样。一颗子弹打在了克列孟梭的肋骨缝里,刚好错过重要的器官。(由于手术太危险,所以这颗子弹就没有取出来,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直到他在10年后去世。)这位杀手名叫欧仁·科坦(Eugène Cottin),是个神志不清的无政府主义者。喜欢在街边围观大人物行踪的人群抓住了他,把他打了个半死。车把克列孟梭拉回了家。忠心耿耿的助手莫戴克匆匆赶来,发现克列孟梭面无血色,但是意识依然清醒。“他们从背后对我开枪。”克列孟梭对他说道,“他们甚至不敢从正面下手。”
当消息传到克里雍酒店时,贝尔福说:“我的老天,我的老天,这是在预示什么事情呢?”巴黎有很多人担心会发生最糟的情况,尤其是几天后又有消息说,巴伐利亚那位信奉社会主义的州长被暗杀了。劳合·乔治从伦敦给克尔拍电报:“如果是布尔什维克操纵了这次暗杀,那只能说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疯子。因为克列孟梭丢了命,损失最大的是他们。即便是暗杀失手,也会激怒法国民众,并因此使他们不可能与法国人做任何交易。”
克列孟梭还是忘不了摆出他那种法国人的大义凛然。去探望他的人发现,他坐在沙发上,讽刺科坦的枪法太差。“一个法国人,就在面对面的距离,开了7枪还能打偏6枪。”他还和自己的医生争吵:“医生,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我是当事人。”来照顾他的妹妹说,这都能死里逃生真是个奇迹,克列孟梭则回答道:“要是上帝想在凡间制造奇迹,那就应该阻止攻击者开枪!”他不同意给科坦判死刑:“我这种反对死刑的老共和派,看见有人被安上冒犯君主的罪名被处决,怎么能心安呢?”科坦最后被判10年监禁,不过服刑到一半就给放出来了。
表达问候的信笺如雪片般涌来。劳合·乔治与英王乔治从伦敦发来慰问,还未下船的威尔逊从大西洋上表示问候,演员萨拉·伯恩哈特在信中说:“现在克列孟梭就是法兰西。”一同致信的还有数千名将克列孟梭视作胜利之父的法国人。教皇致电赐福(克列孟梭这个反教权的老激进分子也复电“赐福”教皇)。普通的士兵将自己的奖章放在克列孟梭家门口。普恩加来一开始和其他人一样震惊,但后来非常恼怒,说:“这真是集体性的疯狂。离奇的传说掩盖了真相,毫无疑问,也会歪曲历史。”暗杀后的第二天,克列孟梭就下床在公园里走动了,一个星期后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整件事对他的精神伤害很大。威尔逊和很多人都发觉,他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专心致志了。
在伦敦的劳合·乔治正一步步地将自己的对手逼进死角。2月10日,他一下火车就直接与博纳·劳以及他的劳工问题首席顾问展开会商。内阁秘书向汉基汇报:“我稍晚些时候看到了他。他心情舒畅,精力充沛,而且对你们在巴黎做的事情非常满意,他在和矿工以及铁路工人打交道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估计再过一两周就能有结果。”
劳合·乔治阻止了罢工,安排了调查委员会,并按照他惯常的做法把劳资双方拉到同一张桌子上商量。就在这短短的几周时间里,他还捣鼓出了一个新的交通部,并向议会提交了一整套处理社会问题的法案。
相比之下,威尔逊的归国之旅则要失败得多。他在波士顿下船后立刻发表了一通演讲。演讲内容往一边倒,激怒了很多人。他说,他和美国正在巴黎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质疑他们的人都是短视且自私的。当时在华盛顿的参议员都还不知道国联公约草案的内容,但去听演讲的大众能每人拿到一份。这么做很不明智,而且威尔逊不止犯下了这一个大错误。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威尔逊的劲敌,而他的老家就在波士顿。
有人说,洛奇这个人的脑子就和他老家的土地一个德性,“天生贫瘠,但是耕得勤快”。洛奇是新英格兰贵族出身。这个人个头不高,脾气很糟,而且非常势利。和威尔逊一样,他也认为美国有义务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且也考虑要成立某种形式的联盟来保证和平。但是,他不同意威尔逊的方法,也不认为威尔逊想象中的国联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而且他讨厌威尔逊,并不只是像今天有些议论说的那样,是因为两个人的意见有分歧,也因为他觉得威尔逊是个卑鄙胆小的人。和威尔逊一样,洛奇也把政见分歧与个人不和混为一谈。
这两人当了多年的死对头。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洛奇就一直赞同支持协约国,威尔逊则选择中立。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洛奇更愿意把军队开到柏林,而威尔逊选择签署停战协议。在和谈期间,威尔逊把期望都寄托在国联身上,认为集体安全是结束战争的方法;而洛奇这个悲观主义者对人性不抱什么希望,他更愿意相信武力。他的想法是用一堆强国把德国包围起来,例如复兴的波兰、稳定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得到阿尔萨斯与洛林两地,甚至还有莱茵兰地区的法国。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加入什么联盟,那必须是加入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与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联盟,而不是把美国拖进模糊的空口承诺的国联。
洛奇代表着共和党里为数不多的中间派。共和党的一翼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他们不愿意与邪恶的欧洲联系;另一翼是国际主义者,多来自东部海岸,非常积极地支持成立国联。威尔逊本可以从许多共和党人那里得到帮助,但他把他们赶走了,因为他拒绝带任何共和党领袖去巴黎,而且在1918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他坚持表示投票给民主党就是支持和平,投票给共和党就是反对和平。而现在,他在回国途中的所作所为也让共和党感到不满。
不幸的是,威尔逊还不采取措施来消除来自自己党内的疑虑。他拒绝和一位来自南方的参议员说话,说那个人在当律师的时候“只顾拼命拉生意”。现在就连威尔逊说的小笑话听起来也变了味——当看见自己的小孙子刚刚会走时,他说道:“看他张嘴闭眼的样子,我就知道他长大后能当参议员。”豪斯说服威尔逊在白宫举行一次晚宴,宴请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威尔逊照做了,但宴会开得非常糟糕。洛奇被安排坐在威尔逊太太旁边,不得不去听她一直夸耀自己的丈夫在波士顿受到了多么隆重的接待。有些宾客在会后抱怨,说宴会上雪茄不管够,酒也没喝好。更糟糕的是,他们开始觉得威尔逊在威吓他们。正像一个人说的那样:“看起来就像主日学校里苛刻的老师在训一帮逃课的孩子。”总统本人对此非常气恼,再见到豪斯的时候他说道:“你的宴会很不成功。”
和以往一样,威尔逊安慰自己,哪怕与代表有分歧,但人民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他或许是对的。美国有份知名的报纸展开了读者调查,问他们是否支持国联,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说支持。但不幸的是,要对和约投票的不是公众,而是参议院——而且要想获得通过就要拿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并不容易。3月4日,就在威尔逊准备返回欧洲的时候,洛奇搞出了一份联名声明书,反对现有的国联公约内容,并要求巴黎和会在处理完对德条约之后,再进一步讨论国联的事情。参议员的总人数为96人,而在声明上签字的有39名共和党参议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威尔逊的第一反应是,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绕过整个参议院。
3月14日,威尔逊的火车慢慢驶进巴黎,这回在车站里迎接他的只有一小撮法国政要。他的新住所安排在美国广场,正对着劳合·乔治的房间。在驱车前往新住所的时候,去年12月夹道欢迎的人群没有了。那幢房子属于某位银行业富翁,不及缪拉酒店大气宽敞。草坪上冒出簇簇雏菊,这让人联想起巴黎和会上冒出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