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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一门心思筹建国联，小国则利用这个时间不断完善自己的要求。1919年2月17日夜间，一通电话打到了星形广场（Etoile）
附近的美地酒店（Hôtel de Beau-Site）。电话里问道：“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代表团方便在明日午后出席最高理事会的会议吗？”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注透着一股大国典型的任性，但让该国代表松了一口气。该代表团在1月初就抵达了巴黎，但代表团里的主要成员只出席过一次最高理事会的会议。当时是1月31日，他们出席会议是为了回击罗马尼亚的领土主张。罗马尼亚想把两国之间的巴纳特地区整个划走。
在漫长等待的日子里，美地酒店里没有什么欢声笑语。这个代表团规模庞大，近百名成员来自各个民族，有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人，以及黑山人；里面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士兵；有维也纳议会的前任议员、贝尔格莱德的外交官，也有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律师；有激进派人士，也有君主制拥护者；有东正教教徒，也有天主教教徒和穆斯林。很多人彼此并不认识。实际上，作为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两国的属民，他们在大战时还曾交过手。这个代表团忠实地反映出巴尔干地区四分五裂的情形：这个南北走向的地区夹在西面的罗马天主教和东面的正教之间，同时也夹在北方的基督教和南方的伊斯兰教之间。来自亚得里亚海一侧的代表主要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警惕地提防着意大利，同时控制着原来属于奥匈帝国的港口与铁路，但对东部边界的改变并不在意。而来自塞尔维亚的代表则准备用达尔马提亚或伊斯特拉来交换更多北面和东面的土地。
人们甚至说不清这个代表团，或者说这个新国家，究竟来自何处。这个国家由塞尔维亚和已经不复存在的奥匈帝国的南部地区组成，它最后取了“南斯拉夫”这个名字，意思是“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和许多人想的相反，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并不是在巴黎和会上建立的，两者只是在时间上赶在了一起。即使是在70年后，各国还是一样无法阻止它的解体。不过，巴黎的和平缔造者们有能力阻止这个新国家获得领土，也许还可以毁灭它。和平缔造者们有理由担心巴尔干地区这些野心勃勃的民族。威尔逊觉得，让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拥有一支海军会是个错误。“这个混乱的民族定会生成一个混乱的国家，不该再让他们有一支海军打打杀杀。”
在1919年2月，和平缔造者们尚未拿定主意，到底是要充当善良的教母还是邪恶的教母。不过意大利政府是个例外，它更愿意把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因为奥匈帝国已经消失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很快就把南斯拉夫当成了自己的头号敌人。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抱怨道：“让我们感到痛心疾首且尴尬万分的是，奥匈帝国完了，又来了个南斯拉夫，所有事情都会和原来一样丧气。”
英法两国最初很不情愿地站到了意大利一边，拒绝承认南斯拉夫这个新国家。美国早先就不喜欢意大利，也讨厌它觊觎巴尔干地区，于是在2月承认了南斯拉夫；英国和法国到6月时才承认这个国家，部分原因是为了反击意大利不肯妥协的谈判态度。意大利在当时正威胁要拆散巴黎和会。
担任塞尔维亚首相多年的尼古拉·帕希奇（Nikola Pašić），是这支代表团的团长。70多岁的帕希奇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蓄着长长的白胡子，一直垂到腰间，看起来就像位仁慈的老修士。他喜欢摆弄花花草草，个人生活堪称世人楷模。此人非常虔诚，娶过一个有钱的女人，但日子过得很简朴。
他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坐在老婆和女儿身边，一起唱上几首古老的塞尔维亚民歌。
帕希奇很少公开演讲，讲话的时候也是字斟句酌。（据说他用塞尔维亚语讲话时全是语法错误。）他能说一点法语和德语，对英语一窍不通。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众人才觉得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劳合·乔治认为帕希奇是“东南欧最狡黠、最坚韧的政治家之一”。
和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位塞尔维亚裔领导人一样，帕希奇是个阴险的老头，喜欢的东西只有两个：权力和塞尔维亚。没有几位同僚信任他，不过大部分塞尔维亚人都很崇拜他，这些人主要住在乡下。
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劳合·乔治就问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说的是不是同一种语言。
在巴黎，很多人都搞不清巴尔干地区的情况，只有少数专家，或者说某些怪人，才会把相关领域的研究作为人生事业。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巴尔干地区对欧洲而言很危险。由于奥斯曼帝国解体了，奥匈帝国和俄国抢夺当地的控制权，所以几十年来那里的人一直在制造麻烦；还有便是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皇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帕希奇出生之时，塞尔维亚已经获得了自由，有了自己的亲王。
但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的统治，深深地影响着他成长的环境。从罗马尼亚到南面的希腊，随处可见土耳其人留下的饮食习惯、风俗，以及他们的官僚主义、腐败，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他们的伊斯兰教。“巴尔干”固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心态，以及一段战乱频发、侵略与征服不断的历史。回顾历史，巴尔干人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用一句俗语说就是：“要亲吻那些不能斩断的手。”
当地人迷恋勇士，但也崇拜另一类人，也就是帕希奇这种从不相信任何人、从不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从不接受他人建议的人。
除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之外，巴尔干“民族大家庭”中还包括希腊人（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看成地中海人种中的一支），有些人认为还应包括罗马尼亚人（他们则愿意说自己是罗马人的后代），以及众多在历史大潮席卷过后被遗忘的少数民族。萨拉热窝的犹太商人、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意大利殖民者、阿尔巴尼亚的牧首、北面德国拓荒者的后人，还有南面的土耳其人，这些人也属于巴尔干“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处在该地区核心位置的便是塞尔维亚。在帕希奇的童年时代，塞尔维亚一直是个民风淳朴的地方。铁路和电报还没有把这个小小的公国与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除了首都贝尔格莱德——那里也只有2万居民——塞尔维亚的城镇基本上都是大村庄。人们祖祖辈辈靠务农、经商为生。在帕希奇那一代人里，能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少。他却是其中之一，去了苏黎世。
不过，帕希奇的那个小国家和他一样怀揣着远大梦想：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要横贯东西，从黑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要坐拥从中欧到爱琴海的大陆桥。随着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蔓延，塞尔维亚的历史学家遍阅故纸堆，去支持自己的领土主张，去团结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在奥斯曼帝国还统治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有位校长告诉一位塞尔维亚游客：“我们有孩子。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塞尔维亚人。我们教的是自己的历史。”
所有巴尔干人，无论是老师、艺术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唤醒大众的记忆，美化民族的神话，散播新的意识。
但问题在于觉醒的不光是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地区，可以利用的记忆太多了。正如丘吉尔提到的，巴尔干人创造的历史不是他们自己能消受得起的。
塞尔维亚盲人乐手唱颂的是14世纪由斯特凡·杜尚（Stefan Dušan）统治的塞尔维亚王国，领土幅员辽阔，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爱琴海；保加利亚人则追忆起10世纪的西美昂大帝（King Simeon）的帝国，当时帝国统治的差不多是同样的区域；希腊人记忆中的历史比别人都要辉煌，直接回到了古典时代，那时希腊势力范围向东延伸至小亚细亚和黑海，向西到意大利和地中海。哪怕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短时间地占领一块地方，也要翻出来为现在的领土要求正名。那位旅行者对那位民族主义校长说：“那我们要走加来（Calais）
也是正当的喽？”校长答道：“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们有海军啊。”
帕希奇是塞尔维亚民族激进党的建立者之一。该党的宗旨是解放并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甚至包括在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人。和许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一样，帕希奇不关心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这两个民族都信奉罗马天主教，且寄望于西方，而塞尔维亚人是信奉东正教的。
要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也加入塞尔维亚，那就得按照塞尔维亚人的规矩做事，接受塞尔维亚人的领导。
从1919年的角度看，巴尔干地区一个接一个的小型战争目的明确，过程简单。当地各民族靠着这些战争把自己从土耳其人死气沉沉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到了1914年，曾经威胁到维也纳的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就只剩下了一丁点儿地盘，也就是色雷斯地区和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新成立的国家拿到了代表国家地位的东西：报纸、铁路、大学、文理学院、国歌、邮票、军队，以及国王。国王多是德国人。
帕希奇从塞尔维亚的政治风暴中幸存了下来，这本身就很不容易。死刑判决、流亡、政变、暗杀、车祸，他都逃过了，而且还对敌人还以颜色。有传言称，帕希奇事先就知道有人要在萨拉热窝暗杀大公。英格兰作家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以漫不经心的口吻驳斥了这种说法，称：“像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先生这种农民出身、只受过巴尔干传统环境熏陶的政客，在被怀疑串通谋杀了一位民族敌人的时候，是不可能像贝尔福或阿斯奎斯这种英格兰政治家那样感到难堪和窘迫的。”
不过这个传言倒有可能是真实的。
在1919年，等到了该决定由谁担任出访巴黎代表团团长的时候，因父亲年老体迈而代为摄政的亚历山大亲王（Prince Alexander）坚持要让帕希奇带队，他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不想让帕希奇待在贝尔格莱德。
让帕希奇非常恼火的是，他要和新外交大臣安泰·特伦比奇（Ante Trumbić）分享权力，而后者是个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喜欢彼此挑衅。一位塞尔维亚官员曾向英国客人抱怨道：“塞尔维亚人觉得什么都很简单，克罗地亚人则觉得什么都很复杂。”
而特伦比奇是个典型的克罗地亚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非常喜欢意大利文化，他的老家就在包容各色人种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帕希奇一直梦想着要摧毁奥匈帝国，而特伦比奇就坐在奥匈帝国的议会里。特伦比奇在那儿喜欢上了法律和辩论，并明白了办事不成的原因。
虽然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创建一个南斯拉夫国，而且这个国家也会包括塞尔维亚，但他把塞尔维亚人视为野蛮人，认为这些人的性格因为长期受奥斯曼帝国统治而扭曲了。他告诉一位法国作家：“我希望你不要把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提并论。几个世纪以来，前三个民族在艺术造诣、道德情操以及智力水平上与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以及匈牙利人都有相同之处，这使他们成了纯粹的西方人。最后一个民族尚未完全开化，是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地区的杂种。”
到1914年的时候，特伦比奇越来越相信，他的人民要到奥匈帝国之外寻找未来。1915年，他和一名记者以及一位年轻的雕塑家在伦敦成立了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努力创建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国家，这时他们算上了塞尔维亚人。这个委员会看上去只是欧洲众多首都中又一个自行建立的、古怪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组织。当时没有一个大国能预料到奥匈帝国的解体（在1918年之前他们也没想过）。塞尔维亚人对联邦国家不感兴趣，只想建立大塞尔维亚国。至于协约国的态度，如果说协约国真考虑过奥匈帝国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那也是用来讨价还价的。在1915年秘密签订的《伦敦条约》中，英、法、俄三国承诺将一大块斯洛文尼亚领土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北部交给意大利。该条约还暗示，塞尔维亚可以拿到达尔马提亚的其他地区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或许还可以得到部分克罗地亚。
特伦比奇和他的支持者——其中包括北美众多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社区——痛苦地抱怨着。帕希奇和塞尔维亚人拒绝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这个联邦国家。特伦比奇非常气馁，说自己什么也不想管了，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出租车司机。
不过，他们的事业在伦敦倒是吸引了一小撮很有权势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学者兼语言学家罗伯特·塞顿-沃森（Robert Seton-Watson），以及《泰晤士报》战前派驻维也纳的通讯员威克姆·斯蒂德（Wickham Steed）。这两人都敌视奥匈帝国，认为它是个腐败且无所作为的不正常国家，认为自己有义务要让那里的人摆脱这种痛苦。按照英国驻罗马大使的说法，威克姆·斯蒂德把成立南斯拉夫国当成事业，特别上心。原因是他曾和一位非常聪明的南斯拉夫女人相处多年，而且觉得他俩生活在一起“更像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而非婚姻关系”。
大战期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还有波斯尼亚，尚属于奥匈帝国领土的一部分。许多来自这些地区的战士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垂死的帝国作战，直到最后一刻。在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轰炸成废墟的行动中，奥匈帝国军队中就有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甚至还有塞尔维亚人。他们击败了塞尔维亚的军队，迫使该国政府流亡，并占领了塞尔维亚，残害那里的普通人。不管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塞尔维亚人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个总人口为450万的国家中，战争夺走了12万人的生命。到战争结束之时，不管特伦比奇和他那个伦敦委员会怎么强调南斯拉夫人的团结，这些刚刚还拼个你死我活的人是很难将彼此视作兄弟姐妹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
当奥匈帝国屡战屡败的时候，这个国家南部的斯拉夫人开始独立，不过很多人并不情愿这样做。塞尔维亚人吃了败仗，又看到自己的大保护者俄国解体了，对成立南斯拉夫国的这个想法也就不那么抵制了。在科孚岛（Corfu）流亡期间，帕希奇与特伦比奇见了面。两人在1918年7月达成共识，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要合并成立南斯拉夫，统治者是塞尔维亚国王。不明智的是，两人搁置了对政体的讨论：是建立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这个问题就没有定下来。（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希望是前者，而帕希奇想要后者。）至于塞尔维亚人要怎么把不同民族整合起来，特伦比奇并不抱什么乐观的看法。因为有一位塞尔维亚政府官员兴高采烈地告诉他，波斯尼亚穆斯林问题解决起来没有任何难度——塞尔维亚军队可以给他们24小时时间，48小时也可以，让他们皈依东正教。“那些不改信仰的就杀掉，我们原来在塞尔维亚就这么干过。”特伦比奇倒吸了一口冷气，说：“你肯定是在开玩笑。”这位塞尔维亚政府官员回答道：“绝对没有开玩笑。”
在《科孚岛宣言》发表后的几个月里，帕希奇悄悄退出了所有实质性的联盟。他在私下里做工作，确保协约国不会承认由特伦比奇和南斯拉夫委员会来代表奥匈帝国南部的斯拉夫人。
到了10月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帕希奇在伦敦与威克姆·斯蒂德会面，后者还以为自己能把奥匈帝国残存的部分整治成美好、有理性的国家。帕希奇不接受被别人管理。他告诉斯蒂德，塞尔维亚人已经把奥匈帝国南部的斯拉夫人解放了出来，《科孚岛宣言》不过是个宣传的幌子，而且塞尔维亚人要掌管所有新生国家。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若是不喜欢这种局面的，他们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斯蒂德气愤地指责帕希奇，说他就像个苏丹，“他认为自己一个人就有权决定采取什么政策，他用到的人都要服从他的指令”。两个人从此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除了像斯蒂德这种自许为专家的人，协约国一方没有什么人仔细考虑过中欧地区的未来，就更不要说巴尔干地区了。哈布斯堡（Habsburg）帝国
在大战最后几周里突然解体，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某种残存形式的国家，由奥地利和匈牙利管理，或由哈布斯堡皇室的另一些人管理？更为实际的问题是，那里的铁路和港口要归谁？奥匈帝国的舰队怎么办？年轻的皇帝卡尔（Emperor Karl）在失势前做了最后几件事，其中就包括把舰队交给马上就要从帝国分离出去的南斯拉夫属民。或许就是因为巴尔干地区带来的麻烦已经不少了，所以各国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致，不去触碰1914年前好不容易协商出来的国界线。
在巴黎和会召开很早之前，奥匈帝国南部的斯拉夫人就已经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了。1918年10月29日，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一个由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国民理事会宣布从奥匈帝国独立出来，但接下来要怎么做并不明确。许多南部斯拉夫人还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很多塞尔维亚人只是想加入塞尔维亚。特伦比奇和他的支持者更愿意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但有相当数量的克罗地亚人想要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在当时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塞尔维亚和世界局势没有给这些人留下多少选择。虽然在11月的第二个星期，迫于协约国的压力，帕希奇与特伦比奇以及萨格勒布的那个国民理事会的代表组建了联合政府，但帕希奇还是让它流产了。塞顿-沃森写道：“这个老头子每隔几小时就要改变心意，从他嘴里冒出来的荣誉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也就是能相信5分钟不到的时间。”与此同时，塞尔维亚陆军正在以协约国军队的身份向奥地利境内挺进，先是展开至南北一线，到了11月又进入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名义上负责这一地区的法国当局对此宽宏大量，法国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国家的出现，因为这样便可以对意大利形成阻碍。奥匈帝国原来8万人左右的南斯拉夫志愿军站在了协约国一边，想让协约国承认自己是占领军，帕希奇又确保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这让特伦比奇和其他克罗地亚人非常惊慌。
在塞尔维亚人的怂恿下，巴纳特地区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自己成立了国民大会，急匆匆地投票，与塞尔维亚联合。
在被塞尔维亚军队占领的黑山，也出现了一个国民大会，很明显成员都是那些政治正确的人。他们以同样迅速的速度投票，废黜了自己的国王，与塞尔维亚联合在了一起。
萨格勒布那个国民理事会慌张了起来。它没有自己的军队，而且随着农民攻击地主、强盗洗劫商店与企业，法律和秩序正在崩溃。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意大利的军队正在占领主要港口。萨格勒布的大街上已经出现了示威者，要求立刻与塞尔维亚联合。11月25日，国民理事会匆忙投票决定，向塞尔维亚申请联合。政体等关键细节问题都放到以后再谈。一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领袖警告道，不要像“雾中醉鹅”一样，同贝尔格莱德方面勾结，但没人理睬。
很多人想的是，大国肯定会出面保护他们。在1919年年初，一位美国军方人士从斯洛文尼亚发回报告：“可怜的政府与人民认为，美国是他们在巴黎的支持者，并坚称自己相信美国。他们口中不断提及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准则，坚信只要这些准则能在和解的基础上被认可并执行，自己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与安全就会得到保证，就像其他的小国一样。”
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亲王宣布成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国名本身就是个问题，非塞尔维亚人更喜欢南斯拉夫这个名字，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真正平等联合的意味；塞尔维亚人则想要个能彰显其重要性的名字。历史、宗教、文化导致各民族隔阂多年，而近来使之渐行渐远的还有战争，这是一次不稳定的合并。强调同宗同源和语言相似就能保证这个国家能维持下去吗？外人很是怀疑。正如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员在1919年春写的那样：“虽说政府官员煞费苦心地严正声明（而且‘严正得过了头’），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同一个民族，但这种说法非常荒谬。社会上的‘思潮’可是截然不同的。塞尔维亚人是战士和农民，克罗地亚人总的来说是避世的知识分子。大检察官应该算是相当理智的人吧，但他直白地告诉我，克罗地亚人早已放弃了与他们的马札尔（Magyar）
压迫者抗争，投身到艺术中去了。”这位军事观察员还注意到，在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军队越来越不受欢迎。
许多塞尔维亚人相信，他们是要扩大塞尔维亚的国土面积，而不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另外他们还觉得，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还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并没有努力把自己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些想法都无助于平息紧张的事态。虽然塞尔维亚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一半，但这个新国家的管理者是他们。塞尔维亚军队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军队，来自以前奥匈帝国军队的克罗地亚部队被解散了。在官僚机构和政府中，塞尔维亚人占据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职位。贝尔格莱德仍是首都，塞尔维亚的国王也成了新国家的国王。1921年6月28日，也就是科索沃之战的纪念日，塞尔维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亚历山大宣誓效忠宪法。
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由此走上了一条注定无法安生的道路。
早在巴黎和会的第一次会议中，最高理事会就发现自己要处理南斯拉夫的突然出现带来的问题。黑山该不该被视为独立国家呢？匆忙投票与塞尔维亚组成联合、废黜王室这两件事已经导致南斯拉夫绿党和白党之间出现了一次武装冲突，绿党拒绝承认联合，而且绿党多是君主制拥护者，白党则正好相反。（1991年南斯拉夫铁托政权倒台后，绿白两党之争再次出现。）代表意大利人的桑尼诺反对分设代表，理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质上是一体的。很明显，意大利是不想让塞尔维亚再有更多的投票权。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意大利人也相当愿意看到塞尔维亚吞并黑山，希望这一大口下去可以把塞尔维亚撑死。
劳合·乔治与威尔逊赞成听取双方的意见。威尔逊特别担心黑山自决的权利。“塞尔维亚的做法有些过火了，让他觉得有些不满。这明明是违反了保证自治进程的所有原则。”但所有政治家都认为，就目前的形势来说，很难说由谁代表黑山比较合适。协约国该不该承认它的国王呢？贝尔福尖刻地说：“我们为他付了账。”[在战争期间，英法两国曾资助过尼古拉（Nicholas）
，而且当时还没来得及考虑撤销对他的承认。]威尔逊表示反对，说这位国王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不能代表黑山。
还有更为重大的事情在等着和平缔造者们处理，不过黑山有它的迷人之处。这个国家夹在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间，在地图上只是个小点，小到人们往往找不到它。那是个偏远但美丽的地方，当地人有种可笑的英雄主义。看到它，欧洲其他国家就会想：巴尔干地区的人是不是都不可理喻？那里的国家算得上是真正的国家吗？还是说和约翰·巴肯（John Buchan）、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冒险小说里的国家一样？在黑山的传说中，上帝在创世之初把大山装在一个袋子里，袋子破了，大山纷纷从天上掉下来，如同滂沱大雨一般，黑山人的家乡就此出现。黑山人对得起自己的名字—他们或许是欧洲人中个头最高的，面庞英俊，身材挺拔，无惧无畏，但是懒惰，酷爱喝咖啡，喜欢谈论过去的胜利和国仇家恨，故事内容都是些复仇、惩罚、宁死不屈的事情，也讲把敌人脑袋插在木桩子上的事。（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大胆的旅行家伊迪斯·杜勒姆（Edith Durham）原本就对这些人有好感。但是有一次，这位旅行家在不经意间瞟到了一位贵族勇士包里装的东西，发现里面装的是此人的战利品，60只人的鼻子。打那以后，这位旅行家就改为钟情于阿尔巴尼亚人了。
传说还提到，黑山人是14世纪土耳其人入侵时逃难的塞尔维亚人的后代。真实情况是，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一样，都信奉东正教，说的也是塞尔维亚语方言。他们曾在山区抗击土耳其人，一时间竟把土耳其打得不知所措。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土耳其这个伊斯兰国家的海域里，还留着一个自治的基督教岛屿。在19世纪中叶以前，黑山的统治者一直都是战士主教。最后一任主教厌倦了禁欲的生活，于是结了婚，在1851年建立了近代历史上的黑山王朝。他的侄子尼古拉二世自19世纪60年代起坐上了王位。
尼古拉本人当时正在巴黎，靠英国那不断削减的津贴过活，女儿们也当上了裁缝。
此人到底是个可笑的丑角还是个了不起的战士国王，人们各执一词。（丽贝卡·韦斯特认为他是前者
，而伊迪斯·杜勒姆则认为是后者，因为她曾和这位国王共度过一个良宵，后来战争爆发打散了这对鸳鸯。）
这位国王身上倒是留着一丝中世纪的影子。他执意要带着士兵冲锋陷阵，他主持的正义颇有古风，给自己和朋友颁发起勋章来也是毫不吝啬。
他的都城采蒂涅（Cetinje）就是个大村庄，而黑山银行就设在一座小农舍里，所谓国家大酒店就是座住宿公寓。他的旧宫殿叫作彼亚达宫（Biljarda），是照着英格兰一个珍贵的弹子球台的名字取的。这座宫殿就挂在山坡上，看起来就像一家英格兰的乡间客栈。他的新宫殿更像一座德国公寓酒店，王室的孩子穿着民族服饰在里面跟着瑞士老师上课，国王则坐在正门的台阶上等人来觐见。弗朗兹·莱哈尔
把黑山王室作为歌剧《风流寡妇》（
The Merry Widow
）中的原型。
事实上，尼古拉并不完全是古风做派的人物。他曾在法国等地求学，而且战前在巴尔干地区的政治角力中取得过不小的成功，把他那丁点儿大的国土面积扩大了四倍。他自己的孩子也嫁得很好。两个女儿嫁给了俄国大公，一个女儿嫁给了意大利国王，还有一个嫁给了塞尔维亚国王。他的梦想是让黑山吸收塞尔维亚，而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反过来。他在1919年还想着收回因战争失去的王位。
黑山是在1916年奥匈帝国入侵时被拖进战争的。尼古拉飞快地逃到了意大利，协约国的很多人认为他逃跑的速度过快了些。
有人怀疑他私下里同跟着他前往巴黎的奥地利人做了交易。英国外交部就把他视作一个奸诈的盟友——他可能的确有些问题。
在讨论黑山代表的过程中，人们渐渐意识到巴黎根本没人清楚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况。于是众人决定，这个问题暂且搁置不表，结果等到巴黎和会结束也没有定论。
尼古拉尽了力，但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他想把自己身上名头最大的一枚勋章送给豪斯；他给威尔逊写了信；他充满乐观地发布了备忘录，称波斯尼亚的部分地区属于黑山，但没有一个人理他。毕竟这只是一个20万人口的国家，和它的命运相比，很多事情更为紧迫。巴黎没什么人支持尼古拉复辟。
在塞尔维亚人的监督下，这个国家举行了新的投票，结果看起来好像黑山人想要加入南斯拉夫。法国在1920年年末收回了对尼古拉的支持，英国在1921年春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尼古拉就死在当年春天，死的时候仍在流亡。他的曾孙子在法国当上了建筑师，表示没有兴趣重登王位。黑山至今还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一个动荡不安的部分，就和1918年之后一样。
当1919年2月南斯拉夫代表团终于有机会在最高理事会前发言时，它提出了一堆要求。这些要求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是急匆匆拼凑到一起的，有很多需要扯皮的地方。
为了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这个国家的7条边界线就有6条需要讨论，只有和希腊之间的那条国界线，即位于原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境内的那条，没有争议。在西面，斯洛文尼亚人坚持要得到克拉根福（Klagenfurt），这个地方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部突出位置的北翼，可以防卫奥地利残余势力。要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把西部的边界扩大到差不多是原来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交界的地方。和往常一样，帕希奇有自己的算盘。他和其他塞尔维亚人的主要利益，是把国土向东扩展到保加利亚，北面则以多瑙河为界，也就是要割走一大片匈牙利的领土。这样做的一个用意在于保护他们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国家不同，贝尔格莱德过去一直处在一个暴露的位置上，与敌对的奥匈帝国只有一河之隔。
虽然这是个不利因素，但塞尔维亚还是选这个城市做首都，因为这儿是从北往南流的多瑙河与由西向东流的萨瓦河交汇的地方，是南欧的战略要地之一。来自北面和西面的商人、朝圣者、军队，如果他们想要继续前行去希腊及其大港口城市萨洛尼卡（Salonika），或是向东穿过保加利亚，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就都得经过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被围攻过，保卫过，占领过，洗劫过，参与者包括罗马人、匈人、十字军、土耳其人、奥地利人，连塞尔维亚人自己也不例外。
2月18日下午，塞尔维亚人米伦科·韦斯尼奇（Milenko Vesnić）开始发言。他先是为没能给各国准备一份完整的备忘文件道歉，嘟囔着说这是有“一定难度的”。韦斯尼奇算是南斯拉夫代表团中最好的演说家了，他是个心性平和、态度和蔼、见多识广的人。他的妻子很有钱，长得也很迷人，对新威尔逊太太很友好。韦斯尼奇摊开了一幅地图，提出了南斯拉夫的基本要求：自决、安全，以及对该国美德的奖励。（塞尔维亚是个忠实的盟友，而且奥匈帝国境内南部的斯拉夫人也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干扰了敌人的战争计划。）随后，他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事解释了那些会引起争议的领土要求：意大利人占多数的的里雅斯特城（Trieste），以及原来克罗地亚边界北部的巴奇卡（Backa）、巴兰尼亚（Baranya）这两个匈牙利省份，巴纳特地区讲罗马尼亚语的部分或者克拉根福周边讲德语的地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在要非斯拉夫人的地盘，原因是之前的人口普查不可靠，而且归根结底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曾故意压制斯拉夫人的学校与文化。噢！怪不得过去在奥匈帝国买火车票时说斯洛文尼亚语就得被抓。
这些要求连南斯拉夫的支持者都看不过去了。塞顿-沃森的一个朋友问道：“他们是不是连一点儿分寸和判断力都没有了吗？”
到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南斯拉夫已经在奥匈帝国拿到了大部分它想要的东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斯洛文尼亚的心脏地区，也就是过去的奥地利省份卡尔尼奥拉；达尔马提亚的大部分地区；当然还少不了旧克罗地亚王国。但它还想要更多土地。南斯拉夫代表团想要西面的两小块地方，梅吉慕捷地区（Medjumurje）和普雷克慕捷地区（Prekomurje），也就是克罗地亚与奥地利和匈牙利接壤的地方；东面还有巴兰尼亚地区和巴奇卡地区，位于匈牙利南部肥沃的平原上。匈牙利在巴黎没什么朋友，它不光是一个战败了的敌人，而且看起来国内马上就要发生革命。主要的问题是，南斯拉夫拿走多少土地才是合理的。在梅吉慕捷和普雷克慕捷，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居多（但匈牙利人说不是这样）。一番讨论过后，这两个地区被划到了南斯拉夫境内。但是，由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东面毗邻的巴纳特地区有纠纷，巴兰尼亚和巴奇卡两地的归属问题花了更长时间才得到解决。
提出此类要求的并不只是南斯拉夫一个国家。对所有巴尔干国家来说，此时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斯曼帝国在多地战败的情况一样，奥匈帝国的消失是个绝佳的机会。每个国家都想尽可能多地要些土地。自己的国家可以自决，但是邻国不行。1918年10月，奥匈帝国请求停战，之后便从历史中销声匿迹了。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巴尔干地区的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调动军队、圈划国界了。各种新组织仿佛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有工人理事会、士兵理事会、克罗地亚人理事会、马其顿人理事会、希腊人理事会等等。这些组织背后站着什么势力没人能说得清，但它们似乎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提出的要求也是无穷无尽。
希腊想要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其余部分，保加利亚也想要；希腊和南斯拉夫还在考虑如何分割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没法就多布罗加（Dobrudja）的归属达成一致，这是黑海西岸的一块长条形地区；塞尔维亚、希腊以及保加利亚都想多分一点马其顿。拯救文明，为正义与荣耀而战，说起来冠冕堂皇，但话背后则是现实政治的算计。在1919年这种亢奋的局势下，地图上的国界线飘忽不定，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谈判，不去尽力多抢一杯羹才是疯了。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家声称钦佩威尔逊，嘴里说着自决、公正与国际合作，打着代表人民的旗号请愿，但做的事情还是过去瓜分土地的老一套。他们摆出来的地图很漂亮，但一位美国专家写道：“战争与和平会谈导致地图造假，要想把所有造假的类型收集起来分析一遍，那就是部鸿篇巨制……在这种事情上登峰造极的，也就只有巴尔干地区了。”
和平缔造者们在判断这些要求是否合理时没有原则可循。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曾提到过巴尔干地区。他间接地说过，奥匈帝国治下的各民族“要有最为自由的自治自决机会”；更直接的是，他说过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应当重新站立起来。他还承诺过，说塞尔维亚应该得到出海口，但没具体说要怎样得到。他也说过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在各国仁慈的目光中，应当“沿着历史确立下来的民族意识与忠诚度的分界”，全都成为好朋友。这最后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明确，但显示出对巴尔干地区近代历史与民族混居特点的一种漠视。
人们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忠实的盟友理应得到奖赏。塞尔维亚遭受的磨难应当为它挣回一些东西，例如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或至少拥有到爱琴海的出海口。战时对希腊和罗马尼亚做出的承诺虽然太过慷慨，但协约国一方按理说也该兑现一些。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则活该支付赔偿，因为它们站错了队。至于它们能赔些什么，就是另一回事了。很明显，奥斯曼帝国只剩了点儿废铜烂铁，而且在巴尔干地区也没多少领土了。保加利亚呢？这个国家不只是破产了，而且在1913年的战争中就已经丢掉了一大块领土。
英国人对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基本上不关心，正如他们不关心中欧大部分地区一样，只要是英国的利益，也就是商贸或海军，得到保护就没问题。英国人愿意看到巴尔干地区出现一些强大和稳定的国家，因为这样就等于给东山再起的德国或俄国设了一道屏障。虽然英国人很钦佩“英勇的小塞尔维亚”，还有黑山和阿尔巴尼亚，但英国政府不打算把自己的兵力或自己的财力用在它们身上。
法国正好相反。法国的指导原则从来就是防御德国。如果形势理想的话，一个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再加上北面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反制力量，这样德国就再也不敢攻击法国了。要是强大的塞尔维亚能让意大利安分守己，就再好不过了。如果说法国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哪个国家有感情上的眷顾，那就是罗马尼亚了，那里的人想必会被法国人描述成“同说拉丁语的朋友”。
意大利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地理位置让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巴尔干地区。虽然总的来说，意大利人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宿敌奥匈帝国走上末路，而且至少自由派人士是同情努力争取自由的小国的，但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不想让自己以外的任何国家主导巴尔干地区，不管是布尔什维克俄国还是一个南斯拉夫人的新国家，都不行。而未来塑造意大利政策、使其走向战争与扩张之路的，正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意大利害怕出现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人的国家，所以它准备支持南斯拉夫周边的邻居，罗马尼亚、奥地利以及保加利亚。在巴黎，桑尼诺坚持表示，南斯拉夫的要求若是和意大利的要求有冲突，那么必须把事情交给最高理事会来讨论，而且只能由最高理事会来讨论。他有理由担心，专家委员会更在乎国界划分的公正性，而不会考虑战时协约国对意大利的承诺。这是意大利与盟国产生更大纠纷的一个因素，这种不和差点毁掉了整个巴黎和会。
美国人视自己为实实在在的中间人。不光是在巴尔干地区，他们认为自己在所有地方都扮演着这种角色。他们要从旧外交的荆棘中开出一条路，把自决的准则贯彻到底。
不幸的是，巴尔干地区真正的人口情况不是那么好搞清楚的。用民族性来定义自身，对巴尔干地区的人来说还是新事物。他们主要还是按地区、民族或者像过去土耳其统治时期那样按宗教来看待自己。另外，就像海滩上的水坑在大风暴过后会留下各色生物一样，巴尔干地区也是如此。要想把这里的人按照民族分类可是个挑战。能因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语言都差不多，就说他们是一种人吗？能因为前者主要信奉东正教，使用西里尔文字，而后者虔信天主教，使用拉丁文字，就说他们不一样吗？马其顿人应该算哪个民族呢？是按照历史和希腊人划在一起，还是按照语言和斯拉夫人并到一块儿？
更糟的是，无论是从语言、人种还是从宗教信仰上说，这些人中间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在这样一个各色人等混居的地方，又怎么可能画出清晰的国界来呢？这种特点在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地图上表现得更为直观——那简直就是一幅五光十色的点彩画，配以零星出现的几团颜色。实际情况就没有这么赏心悦目了。到了1919年，那里就像煮开锅的乱炖，气泡爆裂得越来越快，喷出的都是猜忌与憎恨。
国界的划分给这个地区带来了不满的少数民族，以及彼此毗邻但心存怨恨的国家。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新生的南斯拉夫，虽然这个国家是自行组建的，但和平缔造者们承认了它，并通过一系列独立委员会的讨论划定了它的国界。结果就是，这个国家的面积比原塞尔维亚大了三倍，敌人则更多。这个新国家兼并了黑山，从奥地利那里得到了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从匈牙利那里拿来了克罗地亚和一部分巴纳特，还吸收了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小片地区。正如巴黎和会上频繁出现的事情那样，这种做法不光是涉及领土的争抢取舍，还波及了这些领土上所有居民的命运，更牵扯到了将来欧洲和平所仰仗的复杂结盟关系。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名义上是站在协约国一方的，但它们觉得自己被亏欠了。
奥地利、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这三家既丢掉了领土，又损失了人力，自然是哀声连连。唯一对南斯拉夫比较友善的是南面的希腊。在南斯拉夫内部，人们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是绝无可能达成一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为这次的收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凭借纳粹德国的大力协助，它的邻居夺回了它在巴黎和会上赢得的土地，而它内部的各个民族也自相残杀。虽然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又一次使这个国家恢复统一，但在巴黎和会首次承认南斯拉夫的70年后，它又开始分崩离析。邻国惴惴不安地关注着它，和1919年之后的情形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