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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克列孟梭想尽办法把开幕仪式安排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国、德皇威廉一世登基的同一天。
当天，代表们聚集在奥赛码头奢华的大钟厅，法国总统普恩加来致辞。他讲到了敌人的恶行、协约国的伟大牺牲，以及对持久和平的希冀。他说：“世界的未来就握在你们的手中。”
代表们退场的时候，贝尔福找到克列孟梭，为自己戴了大礼帽道歉。他说：“别人告诉我，必须戴这种礼帽。”戴着圆顶礼帽的克列孟梭答道：“别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
观察家注意到有些代表缺席：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塞尔维亚代表团人数超过希腊让他很生气；加拿大总理博登，他是因为小小的纽芬兰总理受到礼遇而恼火；日本代表也没来，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到巴黎。不过最让人震惊的，当属俄国代表的缺席。
俄国在1914年还是盟国，或许正是它当时从东线攻击德国，才挽救了法国，使法国免于战败。在三年的时间里，俄国一直在与同盟国交战，给敌人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自己遭受的损失更大。到了1917年，这个国家终于承受不住重压，开始出现裂痕。在短短八个月里，这个国家由专制走向自由民主，再从自由民主陷入革命专政。发动革命的是俄国社会主义者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包括俄国人自己在内，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此前从未听说过他们。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它的部分领土被剥离出去——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协约国曾派出军队，徒劳地想要支持这个解体的盟友对抗德国。但在1918年年初，布尔什维克与德国讲和了。协约国士兵还留在俄国土地上，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颠覆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苏维埃政权？还是支持他们那五花八门的敌人：保皇党、自由派、无政府主义者、理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者？
想在巴黎搞清楚东面的现状、谁和谁站一队可不容易。各种传言向西流传开来：社会秩序被颠覆了、内战、民族主义者暴动、暴行、清算以及更多的暴行，成了一个停不住的循环——末代沙皇全家都被处死了，尸体被扔到了井里；圣彼得堡一位英国海军军官暴尸街头，尸首残缺不全；俄国士兵枪决他们的军官，水兵接管了军舰；在俄国广大的乡间，农民被渴求土地的欲望所驱动，杀戮自己的地主；在城市里，十几岁的孩子端着枪呼来喝去；穷人爬出了贫民窟，去抢占大宅子。不过，很难说这些故事里有多少是真的（多数是真的），因为俄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正如劳合·乔治说的那样：“实际上，我们没有确凿的事实，甚至连到底出没出现这样的事也不知道。俄国是一片丛林，就连里面的人也说不清楚自己身边是什么情况。”
他那糟糕的地理知识也没有任何帮助。他以为“哈尔科夫”（Kharkov）是个俄国将军的名字（实际上是一座乌克兰城市）。
各国在1918年夏天就已经从俄国撤走了外交官。到了1919年年初，几乎所有外国报纸的通讯员也都走了。陆路交通被战斗切断。即便能拍电报，收发也要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到巴黎和会的筹备阶段，唯一可靠的信息渠道是斯德哥尔摩，那里有一位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和会期间，对和平缔造者来说，俄国就好比是月球背面，他们对那里的情况知之甚少。
不邀请俄国代表参会也许是有正当理由的。克列孟梭就持这种观点。俄国背叛了协约国的大计，听任德国处置法国。
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列宁，把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今波兰境内的布列斯特）的土地和资源让给了德国来换取和平，这样他便可以保存火种，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千年。德国由此获得了急需的原料，也有机会把成千上万的士兵投到西线。在克列孟梭看来，列宁的做法自然是解除了协约国对俄国的所有承诺，其中就包括允许俄国使用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重要海峡。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原则上说俄国还是个盟国，而且还在同德国交战。归根结底，德国人在1918年11月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就有义务废除《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不管怎么说，俄国不在就总感觉少了些什么。一位年轻的英国顾问在日记中写道：“在各种讨论中，所有事情都必然牵扯到俄国。在一次随意的讨论中，人人都同意只有对俄大方针确定了下来才能把讨论的要点定下来；众人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他们没有去确定对俄方针，而是转到了其他话题上。”
芬兰、新出现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有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以及波斯，都参加了巴黎和会，但是只要俄国未来的状态与领土范围不明确，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就无法最终敲定。
在巴黎和会期间，俄国问题被反复提及。后来为威尔逊辩护的贝克声称，是俄国和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塑造了和平，他喊道：“在巴黎，俄国比普鲁士更重要！”
就像他违心说过的很多话一样，这句话也是毫无道理。和平缔造者们没有花太多时间考虑俄国和它的革命，他们更关心的是趁着德国尚且完整的时候同它和解，让欧洲回到和平年代。他们担心俄国，也担心自己国家附近的社会暴乱，但他们并不一定要把俄国和暴乱看成硬币的正反两面。摧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其他地方动乱的原因也不会像变魔术一样消失。德国工人和士兵夺权，那是因为德皇政权失去了威信，倒闭了；奥匈帝国瓦解，那是因为这个国家维持不了自身的运转，而且它的民族意识垮了；福克斯通市（Folkestone）的英国士兵叛乱，是因为他们不想去国外；北威尔士的加拿大人闹事，是因为他们想回国。有时候，俄国革命是种鼓动，也创造出了一套说辞。“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锐气正盛。”博登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但他说的“正盛”是指工人暴动，而非革命。
“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在1919年代表了很多东西。正如威尔逊的军事顾问布利斯所说：“如果我们把它换成‘革命’一词，或许表意会更明确一些。”
诚然，和平缔造者们担心革命思想的扩散，但扩散的不一定非得是俄国的革命思想。大战的幸存者们既疲惫又焦虑。过去一度稳固的组织、帝国、帝国的政府以及军队，如今都烟消云散了。而且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人们也不知道会由什么来取代这些东西。欧洲在战前就是个欲望无止境的地方：社会主义者想要更好的世界，工人想要更好的工作条件，民族主义者想要自己的家园。这些欲求在1919年再次活跃起来，因为社会充满变数，可以有大变革的梦想——也可能是秩序崩坏的噩梦。葡萄牙总统遭刺杀；等到了1919年，巴黎还会出现个疯子，要杀掉克列孟梭；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府已经夺权。虽然在慕尼黑只掌权了短短几天，但在布达佩斯的时间要长得多。1月份在柏林，6月份在维也纳，共产党人都在尝试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未能成功。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怪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头上。
许多人并未惊慌，这不光是说左翼人士。
有一天，在曼杰斯帝酒店的午宴上，加拿大代表奥利弗·莫厄特·比格（Oliver Mowat Biggar）和一些人愉快地聊着天，里面就有劳合·乔治的私人助手菲利普·克尔。“我们大家的感觉是，金钱在这个世界的权力太大了—都在维护私人的利益，这自然会产生共产主义。我们毫不怀疑，等再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人人都会到达那个阶段。”从比格写给身在加拿大的妻子的信里便可以看出，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过得非常舒心：星期六晚上在曼杰斯帝酒店跳舞，或在剧院看《浮士德》（
Faust
）和《蝴蝶夫人》（
Madame Butterfly
）。他告诉妻子，巴黎的音乐厅让他惊呆了，因为那里的妓女太美了。他还说，法国人和加拿大人观念不同。在一场谐剧中，女主角的“屁股上一片布都没有，就挂着几条链子。再往上或往下的部位，除了鞋和一些布条，还是什么都没有。她的舞跳得兴味索然。”他的妻子看到他这样说，表示要立刻从加拿大赶到巴黎去见他，他严肃地拒绝了。当然他也很想见她，但即便是在现在，巴黎公寓的租金也高得吓人，而且法国人的浴室也很恐怖。另外，一位资深政客告诉过比格，革命即将横扫德国，并很有可能来到法国。食物和燃料会严重短缺，还会没灯点，没水喝。“你必须下定决心忍受糟糕的条件，也许会有危险。”
于是比格夫人就留在了加拿大。
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有用处。当罗马尼亚占领俄国比萨拉比亚省时，或波兰向乌克兰进军时，它们都说这是为了遏制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大利代表警告说，若是拿不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他们自己的国家就会爆发革命。和平缔造者们用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来互相威胁。劳合·乔治和威尔逊都说，如果和平的条件太过苛刻，德国就会布尔什维克化。
西方对俄国新政权的反应有很大分歧。信息缺失当然无法避免人们秉持强烈的观点，反而可能使之变得更容易。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自己的希望和恐惧投射进东方的这个黑洞中。激进的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919年还真去了一趟俄国，并在途中写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看到了未来，而且它行得通。”在俄国的亲眼所见并没有让他改变想法。
在右派一边，每个恐怖故事都是真实的。英国政府说自己发布的报告都源自目击者的消息，报告声称：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妇女公有化，并建立了“共妻委员部”；把教堂改造成妓院；招来中国杀手来对付政敌。
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政治舞台新面孔的人不多，丘吉尔，这位巴黎和会期间的英国陆军大臣，就是其中之一。他发觉，在俄国隐藏着一个纪律严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党，它要在遥远的未来创建一个完美世界，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下，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和许多远大政治梦想不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是，只能靠暴力来宣传和维持。”布尔什维克党人做好了准备，要摧毁一切阻止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的东西，不管是俄国的社会制度还是俄国人自己。丘吉尔在伦敦对一位会见者说：“在历史的所有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破坏力的、最为可耻的。”劳合·乔治认为丘吉尔的动机不纯：“公爵血统让他反感俄国全面消灭大公的做法。”包括许多同事和英国公众在内的其他人，将丘吉尔贬斥为怪胎和不可信的人。加里波第战役的灾难阴影还笼罩着他，而且他那绘声绘色的语言听起来有些歇斯底里。1918年11月，他在一次选举发言中说道：“在大片大片的土地上，文明正被灭绝。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像狂暴的狒狒大军一样，在城市的废墟和受害者的尸堆上欢呼雀跃。”内阁成员一片哗然，贝尔福则冷淡地对丘吉尔说：“我钦佩你讲述事实的夸张手法。”
虽说在1919年，西方多数自由派倾向于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清白的，但从民主选举出来的议会手中夺权、谋杀——最有名的当属对沙皇一家的谋杀——以及他们拒绝承认俄国外债的态度，这些事情让公众感到震惊。（法国人对外债问题格外恼怒，因为法国很多中产阶级先前买过俄国国债。
）但是，就像正派的自由派分子提醒自己的那样，美国和法国都是革命的产物。威尔逊开始以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要限制大企业、大政府的权力，给个人提供更大的自由。
威尔逊的私人医生格雷森注意到，威尔逊赞同布尔什维克党章中的很多内容。“当然，他说他们的谋杀、充公以及对法律的彻底漠视，都应该严厉谴责。然而，他们的学说有一些是完全被资本家逼出来的，资本家忽视各地工人的权利。他还警告所有同事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能理智下来，制定一套法律政策，那么他们很快就会遍布欧洲，推翻现有的政府。”
劳合·乔治说，像他自己和威尔逊这样的思想进步人士认为，“寡廉鲜耻、专横无道的”旧秩序得到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俄国革命表现出来的残暴，完全归咎于压迫与剥削。”
在北威尔士当律师的时候，年少气盛的劳合·乔治曾与当地权贵打过交道，他现在还能想起那些不快的经历。“首相的问题在于，”寇松向贝尔福抱怨道，“他自己就带着一点儿布尔什维克的味儿。有人觉得，他会把托洛茨基当作国际舞台上唯一的知己。”
很多人相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终会安定下来，变成资产阶级。
西方的事情不会发展到俄国那种地步。如果布尔什维克的理念渗透西方社会，那是因为人民本身忍无可忍。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认为，拿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标，就夺走了它需要的氧气。没有土地的农民，没有工作的工人，没有希望的寻常男女，都盼望着那个预言家允诺的国度的降临。威尔逊说，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劳资之间也存在危险的隔阂。“种子需要土壤，布尔什维克的种子找到了已经为它们准备好的土壤。”
在前往巴黎的途中，威尔逊向专家们表示，他们可以打败布尔什维克主义，方法就是建立一种新秩序。
劳合·乔治也表现出了乐观态度。“你难道不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会自生自灭吗？”他问一位英国记者，“欧洲非常强大，可以抵御它。”
劳合·乔治更愿意拉上俄国参加巴黎和会。1918年12月，他在伦敦会见克列孟梭的时候表示，他们不能当那个国家不存在。他说自己非常同情俄国人民。“他们的军队赤手空拳地战斗，俄国政府无情地背叛了他们。经受了这种苦难，俄国人民反对协约国也不奇怪。”俄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横跨欧亚两大洲，人口接近两亿。如果那些占领俄国领土的国家都获准来到巴黎，那么俄国人自己肯定也该有权倾吐苦水。这就意味着可能要邀请布尔什维克党人。
劳合·乔治向最高理事会表示，他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党人，但西方可以拒绝承认他们吗？“要是说只有我们可以从一个伟大民族中挑选代表，那就等于违背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所有原则。”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就犯过同样的错误，支持了流亡贵族。劳合·乔治激动地说：“这导致他们陷入了一场持续25年左右的战争。”
克列孟梭并不能接受他的观点。法国总理厌恶布尔什维克党人，部分原因是他将其视作德国人的工具，还有就是他痛恨他们的方式。对克列孟梭来说，革命是件神圣的事情，1789年的革命就是这样。但等革命落入雅各宾派手中，它就变得可鄙了。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领导者，会用断头台和绞索来创造完美。普法战争结束时，激进的巴黎公社导致的暴民的疯狂行为，以及公社本身遭到的血腥镇压，这些克列孟梭都经历过。从那一刻起，他就同极左势力彻底决裂了。
在1919年，和其他协约国领导人一样，他也必须遵从国内民意。在一次私下的会面中，他告诉贝尔福，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向巴黎派出代表，极端激进分子就有可能被鼓动起来，中产阶级则会慌乱不安。街上会发生暴动，那样的话他的政府就不得不用武力平息事态。这肯定不会为巴黎和会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克列孟梭警告称，如果盟友国家执意要发出这样的邀请，那他必须辞职。
还有，布尔什维克党人能代表全体俄国人民吗？他们只控制了俄国领土的核心部分，以及圣彼得堡（很快就将更名为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他们要面对反对派政府：南边的一个是人们通常说的白俄罗斯，领导该政府的是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这是沙皇最优秀的将军之一；在西伯利亚，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dmiral Aleksandr Kolchak）也组织了一个政府；在巴黎，流亡的俄国人组建了俄国政治大会，包括从保守派到激进派的各个派别，说要代表所有未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俄国人。沙皇时代的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发现自己在同一个知名的恐怖分子鲍里斯·萨维科夫（Boris Savinkov）合作。萨维科夫打扮得光鲜精干，在扣眼里别着一枝栀子花，在巴黎有很多倾慕者。向来欣赏高效的劳合·乔治说：“他的暗杀总是安排得很精妙，而且从不失手。”
不幸的是，俄国政治大会只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政府那里获得了微弱的支持（他俩花了很多时间来互相角力）。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自然是不会支持这种大会的。
1月16日，劳合·乔治把俄国问题整个摆在了最高理事会面前。在他看来有三个选择：第一，摧毁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把它和外界隔绝开来；第三，邀请俄国人来见和平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也要算在内。前两个方案已经进行了一些：俄国领土上有协约国士兵，而且协约国也封锁了俄国。但这两者似乎都没奏效。因此他自己倾向于最后一个方案。实际上，他们可以帮俄国人一个忙，说服不同的派别相互谈判，尝试达成停战协议。
他在私下里说，罗马人就是这么干的。把野蛮人找来，告诉他们要守规矩。
劳合·乔治给出的三个选择都有道理，但和平缔造者们拿不定主意。每个方案都有人反对。介入并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风险和成本都很高；孤立俄国会伤害俄国人民；让布尔什维克代表出现在巴黎，或者其他什么西方的地方，就有可能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传播自己的思想，更别提会惹恼保守派了。威尔逊支持劳合·乔治，而法国外长毕盛和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有异议。毕盛建议，至少要听听法国和丹麦大使的意见，他们刚从俄国回来。这两个人到得正是时候，带来了吓人的恐怖故事。劳合·乔治不以为然，说这是夸张。
最高理事会发现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整个和会期间，协约国都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对俄方针。说要推翻布尔什维克党，态度不够坚定，但表达出的敌意又足以让他们觉得确有其事。不幸的后果由此产生，西方各国与布尔什维克党人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丘吉尔曾反复请求自己的政府明确方针路线。他在回忆录里埋怨协约国领导人的优柔寡断。“他们同苏俄开战了吗？显然没有，但他们一看到苏俄分子就会开枪。他们以入侵者的身份站在俄国领土上，武装了苏维埃政府的敌人，封锁了它的港口，凿沉了它的战舰。他们真心希望它能倒台，也安排了计策。但是提到战争——他们觉得太可怕了！提到干涉——又觉得太丢人了！”
丘吉尔当然是支持干预的。协约国总司令、法国老兵福煦（Foch）元帅也持同样观点。伦敦议会中的托利党人和恼恨的法国投资者也是一样。反对者的声音同样很大：与工人阶级运动保持一致的工会、各种人道主义者，还有实用主义者。伦敦《每日快报》（
Daily Express
）说得更干脆：“我们为俄国人难过，但他们必须自己奋斗，找到出路。”
这与威尔逊的观点相近。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对驻华盛顿的一位英国外交官说：“我坚信应该让他们自救，即便他们要在无政府主义中沉沦一阵子。我有这么一个比方——很多无望的家伙会自相残杀。你不能和这种人做生意，所以把他们都关在一个房间里，把门锁起来，告诉他们等自己把事情都解决好了，就可以打开门做生意了。”
威尔逊觉得这个房间的样子还会和原来差不多，他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帝国会分崩离析，倒是英国人有时会这样想。在他看来，自决意味着俄国各民族要自己负责他们那庞大的国家。唯一的例外是俄国占领了波兰领土——他这样提也是基于自决原则。他觉得那部分领土应该属于重建的波兰。奇怪的是，他并未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乌克兰民族主义（可能是他的死对头，共和党参议员洛奇，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而且他坚决反对协约国承认波罗的海国家。
在其他方面，他的对俄方针基本上是消极的——不干预，不承认。他在“十四点计划”中的第6点呼吁，从俄国领土上撤出外国军队（他特别在意的是日本人），从而让俄国人民能自己想出一个最适合他们的制度。当俄国人想好要由谁来统治他们（他希望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美国就会承认这个国家。威尔逊会说，这就和美国在墨西哥内战中的做法一样。
问题在于，协约国已经干预了。1918年春，英国军队在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Murmansk）两座北方港口城市登陆，日本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并向西挺入西伯利亚，不让德国人得到粮食和石油等俄国的原料，也不让他们碰港口、铁路和弹药。为了盯住日本（或许还有英国），同时为了保护一支从俄国战俘营中跑出来的被困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美国人不情愿地派自己的军队登陆。（威尔逊在那年夏天向豪斯抱怨：“什么才是正确而且可行的对俄方针，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真是绞尽了脑汁……只要我稍稍一碰，它就会像水银一样碎成一地。”
）之后，英国人说服加拿大人提供一支部队，好平衡美军和日军的实力。在南面，由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同学带领的另一支英国部队进入有油田的高加索地区。法国人能调动的兵力还不如英国人，他们只是派出了军事使团或象征性的兵力。在战争结束之时，英国人决定不光要把军队留在当地，还要用它支持反布尔什维克的白俄罗斯人。这时候事情就很明显了，介入在一开始时是以德国为对象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在协约国的命令下，战败的德国开始从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军。协约国拼力填补这个真空。到1918年年末，俄国土地上有超过18万名外国士兵，此外还有从协约国得到资金和武器的几支白俄罗斯军队。
人们开始谈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十字军远征。让协约国领导人优柔寡断的是，有迹象显示公众强烈反对再度进行军事冒险。左派打出的标语“不许干涉俄国”很受欢迎。劳合·乔治告诉内阁人员，如果他们不小心，想要扑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做法反而会让它传播开来。英国军方汇报说，可能要出兵俄国的预期让士兵十分不快。
一直在为远征西伯利亚和摩尔曼斯克提供军队的加拿大人想在夏天撤军。博登告诉他的在大英帝国代表团中的同事，加拿大国内对这个问题“很是焦虑”。
法国人嘴上很硬，但他们既没人力也没资源，能为出兵干预俄国所做的事情其实很少。在战争结束前，抵达俄国的法国士兵屈指可数。按照与英国签订的协议，法国理论上要负责乌克兰南部与克里米亚地区，英国人则负责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除了支持当地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这个协议还有其他什么意图是从来没细说过的。）法军在近东地区的将军，路易·弗朗彻·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 d’Esperey），痛苦地抱怨道：“我没有多少士兵进驻这个国家。等到冬天，一想到战友都在休息，自己却在冰天雪地的俄国，我的人是不会高兴的。”
他的警告被不明智地忽略了。法国政府将一支由法国人、希腊人、波兰人组成的混编部队开到了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Odessa）。这支远征军立刻发现，自己要和各种各样的敌人作战——从布尔什维克党人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再到无政府主义者。1918—1919年间的冬天很漫长，法国部队士气低落。布尔什维克党人发现，只要派出会讲法语的人去法国军队劝降，就很容易收服士兵。一位法国军官在报告中写道：“在凡尔登和马恩河战场上保住脑袋的法国士兵，没一个想在俄国战场上丢掉它。”1919年4月，法国当局突然决定放弃正在变成灾难的战斗，急匆匆下令撤军，将敖德萨和当地居民留给了布尔什维克。居民们赶到岸边，徒劳地恳求法军带上他们一起走。规模稍小的一支法国远征军从克里米亚港口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撤离，秩序略微好一些，带上了4万名俄国人，其中就有被害沙皇的母亲。两周后，法国的黑海舰队就发生了叛乱。
虽然法国还是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及其行事方式，但它再未参与协约国的干预行动。福煦设计了一系列不实际的方案，想让波兰人、芬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甚至还有留在德国的俄国战俘，组成联军，向俄国进军。他的方案没有一个付诸实施，部分原因是他的这些临时演员拒绝出镜，另外也是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表示强烈反对。
至此，劳合·乔治第二个选择便成了法国的政策，那就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关在俄国境内。在巴黎和会期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国尽全力在俄国周边建立国家，例如波兰。按照中世纪的古老说法，那就是围绕瘟疫大作的国家建一道“防疫封锁线”。这样做有个优点，或许这一点对法国来说更为重要，那就是可以制衡德国。而且这道壁垒还可以防止德国和俄国合兵一处。
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不大，1919年巴黎并没有几个人认真考虑这种可能，但福煦和丘吉尔的确想过。丘吉尔警告称，要当心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与民族主义的德国及日本结为同盟。“到最后，我们可能会碰上一个掠夺成性的联盟，从莱茵兰一直延伸到横滨，威胁到大英帝国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重要利益，威胁到世界的未来。”
1919年年末，在向劳合·乔治提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时候，身心俱疲的克列孟梭讲道：“我们该继续留意他们，就好比用带刺的铁丝网包围他们，而且不花一分钱。”
钱在1919年一直是个问题。为了打消丘吉尔在干预俄国问题上的热情，劳合·乔治用上了他和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的一番对话：“我们承担不起这种负担。张伯伦说在和平时期我们无法两头兼顾，即便在如今这种税率能压死人的情况下。”
英国大概花了1亿英镑，法国的花费不到英国的一半。
英国纳税人不准备继续往俄国扔钱，尤其是在他们的盟友不出钱的时候。1919年2月，当有人提出扩大军事干预力度的时候，劳合·乔治问：“法国人能出多少？我确信他们承担不了，我们也不行。美国人愿意掏钱吗？不管批准什么方案，先让他们说定能掏多少。”
由于低效和腐败，向白俄罗斯人提供的很多援助都被浪费了。后方的小官员贪掉送给士兵的军服，他们的妻女穿着英国护士的裙子。邓尼金的卡车和坦克冻在地里，酒吧黑市却在出售防冻剂。虽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后来的宣传中描绘了一幅世界资本主义合力扑杀他们革命的画面，但事实上协约国的帮助几乎没有延缓白俄罗斯军队的覆灭。
协约国在俄国的干预行动一直是混乱的，各国目标冲突，且互相猜忌。美国官方的态度是反对干预，但战后他们依然把军队留在了西伯利亚，好阻碍日本的计划。1914年前，法国要依靠一个强大的俄国来约束德国，英国则担心俄国会威胁到南方和印度。到了1919年，法国更愿意看到白俄罗斯复辟，可英国更愿意忍受一个弱势的红色俄国。寇松鄙视布尔什维克党人代表的一切，他非常高兴俄国人失去了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可他也告诉丘吉尔，英国一定要小心南方的白俄罗斯领导人邓尼金，不要让他再染指这一地区。
英国人喜欢怀疑法国人的动机，这是骨子里传下来的。劳合·乔治抱怨道，法国政府被自己国家不理性的中产阶级摆布，他们因为俄国丢掉了自己的储蓄金。他说：“法国人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我们火中取栗。”
协约国一面断断续续、浅尝辄止地干预俄国，一面又考虑了劳合·乔治青睐的方案，也就是谈判。1919年1月21日，威尔逊与劳合·乔治在最高理事会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既然法国人不愿意布尔什维克党人来到巴黎，那为什么不选个靠近俄国的地方去见他们呢，再带上其他的俄国代表？威尔逊补充道，只要他们拒绝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话，俄国人民就会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认为协约国是他们的敌人。克列孟梭反对，认为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话就等于是承认了他们的地位，桑尼诺支持他的观点。但克列孟梭又没有准备好在这个问题上和盟友撕破脸，所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现在只剩桑尼诺在坚持。他力劝协约国将所有白俄罗斯人联合起来，向他们支援足够的士兵，至少也要给够武器，从而打败布尔什维克党人。劳合·乔治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你们每个国家能提供多少士兵？现场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没有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大家都同意进行谈判。威尔逊立刻派人去找打字员。一位英国记者回忆道：“我们都以为会有一名漂亮的美国速记员现身。”但来的只是个跑腿的，手里拿着威尔逊那部破旧的老打字机，美国总统自己坐在角落里敲起了邀请函。
在离开房间的时候，克列孟梭冲着在外等候的一位法国记者大喊了一声：“完了！”
威尔逊起草的这份文件提到，协约国想要帮助俄国人民，这种愿望是真诚且无私的。这份文件被原原本本地送到了俄国各主要政治势力的代表那里，请他们前来相见。地点就选在被称作“王子群岛”的普林基波（Prinkipo），该地位于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上。那里是君士坦丁堡的居民野餐常去的地方。在战前，土耳其政府曾把城中数千条流浪狗抛在这里，连着好几周，海面上一直回荡着绝望的狗吠声。
给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请柬通过短波无线电发出去了，巴黎在等待回复。很难猜到回复会写些什么。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形成了一套模式，既粗鲁又正儿八经，既极度敌视又勉强合作——以后人们会经常见到这种套路。列宁认为，俄国革命会在欧洲烧起一把火，之后就轮到世界了。边界、国旗、民族主义，这些不过是资本主义用来分裂全世界工人的工具。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这些工具也会被清扫一空。他的首任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伟大的革命家兼理论家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认为自己的工作很简单：“我只要向全世界人民发表几篇革命宣言，就可以关张了。”
（此人兴致勃勃地翻寻沙皇的旧文件，并公开了战时签订的秘密协定，例如瓜分中东。这让协约国非常尴尬，还正好赶上威尔逊呼吁外交公开的时候，不过这种巧合并非有意的安排。）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唯一的问题是战略问题。如果世界革命很快开始，那么就没有必要搭理敌人了；不过，如果革命延迟，那可能就需要耍一耍资本主义国家，让它们彼此争斗。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会是前一种情况；但到了1919年，即便列宁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世界革命总部，也就是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事态的发展也不那么确信了。
苏维埃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心理，也加深了协约国的怀疑。1918年10月，刚刚取代托洛茨基当上外交事务人民委员的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 Chicherin）发来照会。这个不修边幅的狂热学者在信中挖苦威尔逊，嘲笑他珍视的原则。“十四点计划”呼吁不干预俄国，让俄国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为什么威尔逊还要向西伯利亚派兵？美国人口口声声说自决，那么为什么不提爱尔兰或菲律宾群岛？他承诺国际联盟可以终结所有战争，这是在开玩笑吗？人人都知道该为战争负责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就在现在，美国和共犯英法还想让更多俄国人流血，想从俄国敲诈更多金钱。只有大众组成的联盟才是真正的联盟。
不过，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唱起了缓和的调子。契切林的副手马克沁·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是个可以打交道的人。他在伦敦住过几年，当过出纳，过过苦日子，还娶了一位来自布鲁姆茨伯里（Bloomsbury）乡下的小说家，艾薇·洛（Ivy Low）。1918年圣诞前夜，他从斯德哥尔摩给威尔逊发了一封电报，谈到了世界和平、正义、全人类。利特维诺夫接着说，俄国人民认同威尔逊的伟大原则，他们一直都是最渴望自决和公开外交的人。他们现在想要的只有和平，好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非常期待协商，但协约国的干预和封锁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布尔什维克党人只能拿恐怖政策来保证国家运转。难道威尔逊不打算帮他们吗？威尔逊大为感动，劳合·乔治在看到电报后也有同样的感受。
美国外交官威廉·巴克勒（William Buckler）被派去同利特维诺夫接洽。威尔逊在1月21日把巴克勒的汇报拿到了最高理事会。报告是乐观的。苏维埃政府——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准备为和平做出努力，可能会支付部分曾经拒不履行的外债，也可能给予国外企业一些新的特许权。它不再打算呼吁全球革命。它过去这样宣传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始是为了抵御德国，后来是为了抵御协约国。
在这之后，威尔逊同劳合·乔治便有理由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对普林基波会谈邀请持欢迎态度。两位政治家选出了他们的代表：美国方面是一位自由派记者和一位退休的教士，英国方面是兴致盎然的博登——“对加拿大来说是个很光荣的事情。”他说。（他不知道的是，劳合·乔治找不到办这件事的人。
）所有人都在等待。2月4日，苏维埃政府的回复到了。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一次误解西方。他们写了很多好话，但表达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不想达成停战协议，而停战又是最高理事会定好的先决条件之一。邀请中那些高调的原则根本未被布尔什维克党人理睬。他们明显是认为资本家只关心一件事情，所以提出了实质性的重大让步，例如原材料和领土。毕竟这种方法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成功过。威尔逊大为震惊：“这种答复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可以视作侮辱。”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我们不是要他们的钱，也不要他们的特许权，也不要他们的领土。”
与此同时，其他的受邀者，也就是那些悄悄从法国和丘吉尔这些朋友那里得到支持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立场变得强硬起来。普林基波会谈提议让白俄罗斯人大为震惊。在巴黎，流亡者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遥远的阿尔汉格尔，威尔逊的画像被匆忙从墙上摘下。前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问一位英国外交官：协约国怎么会觉得他会和这些谋杀了他家人的人见面？
如果美英向白俄罗斯人施压，那么他们应该会屈服，但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没准备要这样做。对他俩来说，普林基波会谈正在演变为一个政治问题。媒体和国内一些同僚抨击得越来越厉害。劳合·乔治要依靠联合政府里保守党的支持，而保守党领袖博纳·劳以及他的副手已经警告过他，说政府可能因这一问题分裂。
到2月8日，克列孟梭出现了少有的好心情，告诉普恩加来普林基波会谈有了麻烦。他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并未接受全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没有表现出要回应的意思。
为了保险起见，克列孟梭请求贝尔福延迟谈判，等到美国总统回国做短暂述职的时候再开始。
等白俄罗斯人在2月16日表示拒绝的时候，威尔逊已经在海上了，劳合·乔治也返回英国去处理一起可能出现的大罢工。普林基波会谈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就这样，俄国问题还是和原来一样悬而未决。在伦敦，丘吉尔要求劳合·乔治做一个明确的决断，要么武力干预，要么从俄国撤军，永不再战。无论是哪个方案，劳合·乔治都没做好准备：全面干预会让他在左派那里惹上麻烦；撤军则会惹恼右派。于是，就像他在巴黎和会上处理其他事情一样——尤其是对德条约中的赔偿问题，劳合·乔治间接地去测试一个个方案，不让自己暴露在危险的境地中。
他告诉丘吉尔，所有和俄国相关的决议都必须在巴黎做出，要有威尔逊的参与。2月14日一大早，也就是美国总统原定回国的日子，丘吉尔冲过英吉利海峡（在回忆录中，劳合·乔治对丘吉尔自己“这么有主见地”跑到巴黎的举动表达了敬畏之情
），发疯一般开着汽车来到了巴黎，连挡风玻璃都撞碎了。就在威尔逊出门的时候，丘吉尔冲进了最高理事会。总统礼貌地听着他说话。丘吉尔指出，协约国不明确的意图对驻扎在俄国的军队没有好处，对白俄罗斯人也没好处。他自己的观点是，撤军将酿成灾难。“这样的政策就等于是从整台机器中抽走了轮轴。俄国境内再也不会有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俄国今后将陷入暴力和苦难，永远无法脱身。”劳合·乔治肯定很清楚，威尔逊会回绝丘吉尔的提议，事实也果然如此。威尔逊承认，协约国军队在俄国没发挥作用，但局势太混乱了。
丘吉尔在巴黎多待了几天，想推动最高理事会做出决定，至少定出一个明确的政策。但没有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在场，这是很难实现的。
忠实的克尔每天给劳合·乔治发报告，好让他远距离遥控事务。劳合·乔治高兴地对一位朋友说：“温斯顿在巴黎，他想对布尔什维克发动战争。这很有可能导致革命爆发！我们的人民不会允许。”
他向丘吉尔发出了含混的信息，暗示英国可能会向白俄罗斯人提供武器和志愿兵，但在接下来的一通电报中又警告他，不要策划针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行动。劳合·乔治宣称，英国陆军部觉得协约国士兵出现在俄国是个错误，而他自己也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不该去干预俄国的内政，这样做是多此一举，会让布尔什维克更团结、更顽固。”
劳合·乔治确保克尔把他的消息传给了大英帝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以及豪斯。
威尔逊从大西洋上发来了他的警告：“丘吉尔关于俄国的建议非常令人吃惊，继续卷入俄国的混乱中，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其实他无须担心。在2月19日，也就是最高理事会原定重新讨论俄国问题的日子，克列孟梭遭遇刺杀，被人开枪射中，所有决议都被无限期地延迟了。协约国的军队仍留在俄国领土上，但并没有什么大讨伐发生。
就像威尔逊总统说的那样，和平缔造者们或许需要更多的信息。想要亲眼见证革命的激进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美国代表团中反对干预俄国的年轻专家威廉·布列特，这几个年轻美国人建议派出调查团。劳合·乔治说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主要是这可以让尴尬的决议晚点来。
2月17日，豪斯告诉布列特，他要带一个秘密使团去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讨论一下到底要什么条件他们才可以同协约国议和。布列特很高兴。之前他在巴黎的工作一直是杂务性质的，而现在他觉得自己要走上舞台中央了。布列特来自费城上流社会那个尊贵孤傲的阶层，对自己的能力和判断相当自信。至少在溺爱他的母亲眼中，自己这个从耶鲁大学走出来的孩子，简直就是个奇才。同龄人觉得他很聪明，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这个人在利用或抛弃他人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冷漠和算计的心理。
他非常敬佩威尔逊和他的原则，但是不确定这位总统能否捍卫这些原则。
豪斯和克尔一块儿列出了使团要讨论的问题。豪斯安慰其他美国代表：“布列特只是去打探消息。”但他没把这一点向布列特本人说清楚。即使在这次出使任务失败时布列特还是坚持认为，他是受劳合·乔治和豪斯两人的委托去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协商和平条件的，而豪斯又代表了威尔逊。同在使团的斯蒂芬斯也表示：“给布列特的指示是同俄国人商讨出一个初步协议，好让美国和英国说服法国，一同邀请俄国进行谈判，确保得到一些成果。”
斯蒂芬斯不是第一次搞错事情：虽说豪斯与劳合·乔治都没放弃和解的希望，但如果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党人很顽固，他们是不会疏远法国，也不会不顾国内的意见的。一个小小的使团由一个无足轻重的28岁的年轻人带领，或许可以带回好消息。即使没有好消息，也无所谓。
布列特和斯蒂芬斯在莫斯科度过了美好的一周。他们住在一座没收来的宫殿里，那里有成堆的鱼子酱。晚上在沙皇的剧院里看戏，白天与列宁和契切林商谈。斯蒂芬斯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人正在去除贫穷、腐败、暴政和战争的根源。“他们没有建设民主政治、法定的自由，以及谈判谈出来的和平——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现在只想给这些美好的事情打好基础。”布列特还认为俄国正在开创一项伟大的事业。两个人都非常钦佩列宁。布列特说：“他这个人直来直去，但也很和蔼，还有很强的幽默感和定力。”斯蒂芬斯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对敌人的恐怖手段，列宁对此表示很遗憾，这让斯蒂芬斯很受感动。斯蒂芬斯认为，列宁“内心是个自由主义者”。
一周过完后，布列特达成了一桩交易，至少他认为是这样。双方先停战，然后互相让步。协约国要撤军，布尔什维克党人也不再坚持消灭俄国境内的白色政府。（既然协议条款要求协约国停止支持白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党也可以大方一些。）至于布尔什维克党到底有多大的诚意，这就不得而知了。在同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时候，事实已经证明列宁会为了争取时间而做出让步。布列特和斯蒂芬斯是“可以利用的傻瓜”，他们的使团至少可以帮助俄国宣传。
布列特得意扬扬地带着他的协议，史蒂芬斯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回到了巴黎。和往常一样，豪斯对他们大加赞赏，但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疑虑重重。威尔逊那时已经从美国返回，他当时忙于艰苦的对德条约谈判，没有时间来管这边。他甚至没有腾出时间来见布列特。劳合·乔治在3月28日与布列特共进早餐，但他实际上非常沮丧。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在周末夺权，这让人再度担忧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向西传播。已经有新闻曝光了布列特出使俄国的事情，传言四起，说英国和美国要承认苏维埃政府。保守党后座议员像鹰一样盯着劳合·乔治，北岩勋爵的报纸也是一样。那天早上，《每日邮报》选用姊妹报《泰晤士报》新任主编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的一篇文章做头条，粗野地攻击英国首相——斯蒂德和北岩一样痛恨劳合·乔治。文章说，普林基波的“阴谋”正在复活，背后有国际犹太金融家在作祟，很可能还掺杂了德国企业集团的利益。劳合·乔治把报纸举到布列特的眼前说：“英国媒体居然做这种事情，你还指望我会同情俄国？”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劳合·乔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4月10日，超过200名保守党议员在一份电报上联合署名，敦促首相不要承认苏维埃政府。此时劳合·乔治还因为对德和约条款的事情被攻击，他知道该在何时止损。4月16日，劳合·乔治站在下议院面前，矢口否认巴黎讨论过承认苏俄的事情，并坚持说此事没有讨论的余地。当被问起布列特使团的事情时，他简单地说了一句：“是有这么一个建议，有个年轻的美国人已经回来了。”他没有讲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带回了有用的报告。
布列特大失所望，巴黎没一个人想听他那个使团的事情，甚至连他最最崇拜的总统也不理睬他。等到5月份对德和约条款公开时，他对威尔逊失望到了极点。他发了一封伤心气愤的辞职信，去了里维埃拉（Riviera）。“躺在那里的沙滩上，看着这个世界彻底完蛋。”他于当年秋天返回美国，参议院证明他和不少美国代表团成员都不赞同和约中的许多条款，从而决定了威尔逊和《凡尔赛和约》的命运。他还成功地把自己出使俄国的报告写进了档案。1934年，他以美国首位驻苏联大使的身份返回了莫斯科，这个大使经历把他转变成了一个极度反共产主义的人。
法国人还在谈论着干预的事，但不准备越过“封锁线”一步。劳合·乔治与威尔逊都不再接触苏维埃政府，不过他们还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盼着布尔什维克党人能转型为善良的民主派。他俩一度还提起过，要用援助粮食的办法安抚布尔什维克党人，这是协约国救济主管胡佛过去一直推行的方案。胡佛本人对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与威尔逊相近——可怕的环境造就了这群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很危险，不过他们的宣传很有吸引力，即便对美国这些强大的社会也是一样。协约国应该用间接的方式让布尔什维克党人明白，只要他们不再传播革命理念，俄国就能获得大量援助。有了时间和食物，俄国人民就会摆脱激进的理念。为了避免暗示协约国会承认布尔什维克，同时也为了先一步堵住法国人的嘴，胡佛建议从中立国家选一位知名人士负责整个行动。
胡佛已经有了中意的人，“一个杰出又坚强的人物，一个身体强健、道德高尚的男人”，知名的挪威籍北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他当时正好身在巴黎，想为国际联盟做些事情。在4月中旬，已经变成“四人理事会”的最高理事会批准了胡佛的方案。
包括南森自己的国家挪威在内的一组中立国家开始为俄国筹集食物和药品。只要布尔什维克党人安排与敌人停战，就可以拿到这些物资。南森尝试给列宁发电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但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发这个电报。法国人认为这是英国和美国的阴谋，或许连德国也可以从俄国的让步中获得好处；英国人担心整件事会看起来像承认了布尔什维克。这份电报最后是从柏林发出去的。
苏维埃政府在5月15日做出了回复，发了电报和广播，拟写内容的是契切林和利特维诺夫。列宁指示二人：“对南森要十分礼貌，对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要
十分无礼
。”至于方案本身，“只作
宣传
之用，确保
没有其他
用途”。列宁的同事按照指示办事，尖刻地攻击协约国，并表示若没有一个合适的和平大会，是绝不会考虑停战的。巴黎的和平缔造者们悲哀地摇着头，终止了有关人道主义救援的所有讨论。此番风波再次证明了协约国对俄方针的破产。
在1919年，化解对俄问题还剩最后一丝希望：俄国人或许能解决自己的难题。白俄罗斯人赶在春季化雪之前，成功协调了一次对布尔什维克的进攻。高尔察克从他在东西伯利亚的基地出发，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发起了进攻。一支部队向北朝阿尔汉格尔移动，和被围困的白俄罗斯与英国联军的一小股前锋部队会师了；另一支向西朝着乌拉尔山区推进；还有一支向南开进，去和邓尼金的军队会合。到4月中旬，高尔察克和他的盟军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人放弃了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他们的好运也到头了。
布尔什维克党人有两个关键优势：团结和地理位置。他们控制着俄国中部，而他们那七拼八凑的敌人则分散在外围。这些白俄罗斯将领经常被延绵好几英里的敌对村庄分割，对其他人的行动一无所知，而且他们还互相猜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兵力是他们的三倍，而且占领着俄国大部分兵工厂。
1919年5月23日，协约国决定部分承认高尔察克的政府。丘吉尔后来写道：“宣布的时机正好在什么都来不及的时候。”
一个使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了西伯利亚，要求高尔察克政府承诺会推行民主制度。然后，协约国得到了一份模棱两可的答复，大概做出了相应的保证。
但紧随其后到来的便是白俄罗斯军队战败的消息。到6月末，红军击溃了高尔察克的中央阵地，白俄罗斯军队向后撤退了数百公里。
这时的巴黎和会已经接近尾声，德国人即将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没有时间来处理俄国的事情了。条约中有一条简短的条款，只是说未来协约国与俄国之间签订的任何条约，或者条约的任何部分，都必须被承认。另一条条款给俄国留出了索要赔偿的可能。其他的对俄方针还是像过去一样含混不清。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封锁依然继续，但对白俄罗斯军队的支持逐渐减少了。英法认为高尔察克已经失败，最终放弃了他。（这位海军上将利用捷克军团将自己保护起来，仍然待在西伯利亚东部；捷克人后来把他交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他于1920年2月被枪杀。）到了1919年10月，邓尼金在南方全面败退。1921年1月，在英国的推动下，欧洲的协约国成员同意结束军事干预，并解除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封锁。1921年3月，英国与苏维埃政府签署了贸易协定。即便是保守党的商人也支持这个协定，他们害怕会失掉在俄国的生意机会。1924年，英国和苏联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法国也不情愿地照做了。
之后的历史证明，丘吉尔和福煦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态度是对的，而劳合·乔治与威尔逊是错的。俄国这个执政党并未转变为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党。列宁已经建立了一套权力不受制约的制度，这又给斯大林的偏执狂妄想保驾护航。俄国人民以及很多俄国之外的人民，由于布尔什维克打赢内战而付出了代价。在巴黎，和平缔造者们面对自身力量的局限，也只能勉为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