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们是人民的联盟

1919年1月12日，在抵达巴黎的第二天，劳合·乔治就同克列孟梭、威尔逊以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会面，地点在奥赛码头的法国外交部。这是主要和平缔造者的第一次会议，之后这样的会议还会召开100多场。每个人都带上了自己的外长和一群顾问。到了第三天，为了尊重英国的意愿，两名日本代表随后加入了进来。这便是“十人理事会”（Council of Ten），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称呼它为“最高理事会”（Supreme Council）。较小的盟国和中立国未被邀请，这也表明今后它们也会被晾在一边。3月末，在巴黎和会进入唇枪舌剑的关键阶段时，最高理事会把外长和日本人踢了出去，变成了“四人理事会”（Council of Four），也就是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威尔逊以及奥兰多四人。

奥赛码头的这座大建筑经受住了历史风雨的洗刷，也从后来的德国占领中幸存了下来，而且状态出奇地好。它保留了19世纪中叶时的样子，法国当时由拿破仑三世统治，还梦想要成为世界的一极。重要的访客还是要走那个可以俯瞰塞纳河的正门，走上那巨大的分岔大楼梯，前往私人房间、一连串的接待室、办公室。房间里铺的是木地板、欧比松地毯，还有硕大的壁炉。巨大的窗户一直延伸到高高的吊顶天花板，夸张的吊灯就悬挂在上面。桌椅结实沉重，安有四条镀金的粗腿。房间的主色调是金色、红色以及乌黑色。

最高理事会在内部的密室碰面，也就是法国外交部长毕盛的办公室。虽然它今天金碧辉煌，但在1919年则要暗淡许多。今天那里的墙壁仍装饰着当年的木雕镶板，还挂着褪了色的17世纪的挂毯。双扇门依然冲着圆形大厅，外面还有一座花园。克列孟梭身为主人，端坐在壁炉前面的扶手椅上，身后是烧得极旺的炉火。他的同事在花园那个方向面冲着他，每人都有一张小桌子来放置文件。英国人和美国人挨在一起，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在一个角落里。威尔逊是唯一的国家元首，他的椅子比其他人的要高出几英寸。首相、总理、外长都舒服地坐在高背椅上。等级再低一些的顾问和秘书围拢在他们身后，坐在镀金的小椅子上。

最高理事会很快制订出了自己的章程。成员每天碰面一次，有时是两次，偶尔三次。他们按照日程表来处理各种事务，但也有特事特办的时候。请愿是要听取的，而且整个和会期间自始至终都有人来请愿。到了傍晚的时候，屋子里会放下绿色的丝质窗帘，打开电灯。这间屋子总是很热，但是不管是谁提出开一扇窗户，法国人都以恐惧的表情表示反对。克列孟梭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经常是一副无聊的表情，望着天花板；威尔逊坐立不安，时不时就要起身活动一下腿脚；他的外交部长蓝辛无事可做，就在一旁画漫画；劳合·乔治哑着嗓子大声交谈，讲笑话发表评论。官方翻译保罗·芒图（Paul Mantoux）把法语翻译成英语，然后又把英语翻译成法语，被两种语言搞得团团转，听起来好像他自己在祈求领土。克列孟梭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的英语也还可以，所以四巨头之间经常用英语交流。助手们轻轻地翻动着地图和文件，不敢发出一点大的响动。每天下午，男仆们都会打开大门，送上茶和杏仁饼。威尔逊很惊讶，甚至有点不敢相信——在讨论世界未来命运的时候，他们居然可以被这种小事打断。不过他告诉他的医生，他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外国的习俗，自己最好接受。

最高理事会的人打第一次会议起就知道，由于士兵都在复员，他们能用的兵力一天不如一天，就像美军欧洲总司令潘兴将军春天时对豪斯说的那样：“这个月将送走31.2万名士兵，上个月的最高纪录是30万人。照这个速度下去，到8月15日，我们的全部士兵就都在美国了。” 和平缔造者们必须趁着他们还有兵的时候，赶紧向帝国提出和约条款。他们还必须回国，处理那些已经被战争延误的事情，还要对付政敌。同时，他们还要和另一些敌人争分夺秒，至少他们认为该这样做。这些敌人就是饥饿，还有伤寒、霍乱、致命流感等疾病，以及城市中接连爆发的革命，还有小规模的战争——光是1919年这一年，这样的战争就有好几十起。所有这些都威胁着欧洲社会，要终结它仅存的东西。

从战争结束算起已经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民众开始发出疑问：为什么巴黎和会进展得如此之慢？部分原因是协约国就没有想过战争会如此迅速地结束，它们也不可能想到，因为之前的精力全都投在了打赢战争上。温斯顿·丘吉尔写道：“在连自己会不会灭亡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和平呢？在整个世界都被砸成碎片的时候，谁能想到重建呢？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向战场投入每一名士兵、动用每发炮弹的时候，又怎么会想到复员呢？” 在战争持续的时候，外交部、殖民地事务部门和陆军部确实曾想起过以前的目标，并草拟了新的要求。一直有人想要认真地考虑和平：英国的特别调查小组成立于1917年，法国的研究委员会和美国的调查小组成立于1917年9月。在豪斯的监督下，美国的调查工作最为详尽。这些小组拜访了从历史学家到传教士的外部专家，制作了详细的报告和地图，这让专业外交官非常难堪。单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美国人就制作了60份不同的报告，其中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以及“印度大部分未婚者都是非常小的孩子”等这样的洞见。 协约国领导人没有重视其中任何一份研究。

在和会召开的第一周，最高理事会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程序问题。英国外交部制作了一份花花绿绿的漂亮图表，画了一个六角形，里面均匀地排列着大会、委员会、小组委员会，而在协约国自己的委员会外面，其他国家的代表到处飘着，如同小行星一般。 劳合·乔治在看到这份图表时哈哈大笑。 法国人安排了一份详尽的议程，列出了一条条指导原则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对德条约排在首位，而国联几乎处在不值一提的位置。鉴于此，威尔逊表示反对，劳合·乔治也支持威尔逊。（这份议程的作者塔尔迪厄将美英的反对视作“盎格鲁-撒克逊人本能地对有条理的拉丁人的思维方式”反感 。）

最高理事会成功选出了一位秘书，是法国一位低阶外交官。传言说此人是克列孟梭的私生子。（讲究效率的汉基被任命为副秘书，他很快接管了大部分工作。）在多番口角之后，人们把法语和英语定为文件记录的官方语言。法国人说应该只用法语，表面上的原因是法语比英语更准确、更细致，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不想承认法国在大国中的地位正在下滑。法国人说，法语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国际交流与外交上使用的语言。英国人和美国人则指出，英语正逐渐取代法语。 劳合·乔治说，很遗憾他的法语水平不高（实际上是大字不识几个），但如果说使用者超过1.7亿人的英语不能和法语有相同的地位，就有些荒谬了。意大利人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一起选上意大利语呢？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说：“不然的话，给人的印象就是意大利被当成弱国，遭到了排挤。”劳合·乔治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再加上日语？日本代表跟不上他们的争论，分不清这些人是在讲法语还是英语，所以一言不发。 最后克列孟梭让步了，这让他的许多官员非常惊愕。

在和会该如何达成决议的问题上，最高理事会也是争议连连。1918年12月，法国外长向所有可能站在协约国一边的国家发出邀请，邀请了从利比里亚到暹罗的许多国家。到来年1月，有29个国家派代表来到巴黎，都希望参加和会。让他们坐在一起，让巴拿马和大英帝国有同样的选票？没有一个大国想这样。不过，克列孟梭想要让小国代表去处理那些相对无关紧要的问题，例如国际航道。威尔逊则喜欢限制规则越少越好，他说：“我们不该召开正规的大会，只要交谈就可以了。”这个说法让克列孟梭很恼火。要是协约国非等到所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那巴黎和会正式召开的时间就要往后拖好几个月，这会令公众非常失望。他补充说，不管怎么说，也要给所有在巴黎的其他国家代表安排事情做。最后大家都同意劳合·乔治提出的折中方案——在今后的很多场合中他都会这样做——也就是每周结束的时候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最高理事会可以趁这个时间处理其他事务。

最高理事会的成员，甚至连威尔逊算在内，都不想放弃对大会议程的掌控。大会议程肯定会包括很多事项。 那个被否决了的法国议程包括以下内容：国联、波兰事务、俄国事务、波罗的海国家、奥匈帝国解体形成的国家、巴尔干地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犹太人事务、国际河运、国际铁路、立法保证各民族的自决权、保护少数民族与少数宗教、国际专利与商标法、惩罚战犯、战争损失赔偿，以及经济与财政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有预见性的清单。

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一直到6月28日对德条约在凡尔赛签署大会主要议程结束，巴黎等于是装下了一个世界政府。“我们是人民的联盟。”克列孟梭在纪念庆典的前一天说。威尔逊接着说道：“我们即政府。 ” 。在最初的几次会议中，最高理事会的成员就在按照内阁的程序做事，借鉴了政府的代议制度。这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常用的一个类比。 他们必须展开合作，但是他们也不会忘记，自己代表着国内的选民。

他们还要为媒体发愁。巴黎来了数百名记者，成员主要是男性，也有少数女性，例如知名的美国揭黑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法国政府找来一座富翁的别墅，在里面成立了一个气派的媒体俱乐部，但记者们并不领情。他们嘲笑那里俗气的装饰，美国人还给这座别墅起了个绰号，叫“奶子房”。 媒体抱怨的主要是和会进程的保密性。威尔逊曾在他的“十四点计划”中谈到“公开契约，公开达成”。就像他的很多漂亮话一样，这句话的具体含意并不明确，或许威尔逊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就是能引发公众的想象。

威尔逊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指不能再有秘密的条约，他和很多人都把以前的秘密条约看成世界大战的起因之一，但他真想把所有的谈判内容都告知公众吗？这是许多记者和读者期望的事情。媒体代表要求参加最高理事会的会议，至少也要拿到每天会议的简报。 克列孟梭对副手莫戴克将军说，他一直在争取新闻自由，但这里也有限制。让媒体天天报道最高理事会的讨论，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自杀”。 劳合·乔治评论道，若是真有这种事情，和会就永远无法结束。他提议，他们向媒体发布一份声明，就说各国在一起达成决议的过程会很漫长，很容易被外界干扰，他们不想让分歧公开，导致没必要的争议。威尔逊表示同意。 美国记者起劲地向贝克抱怨，说威尔逊是个伪君子，而且太幼稚，说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不受公众监督的约束，会糊弄威尔逊。据某人称，威尔逊的这位媒体顾问脸色大变，神情焦虑。记者们威胁要离开巴黎，但是没有几个人这样做。

小国也是抱怨连连，要求不断。只有一个官方代表席位的葡萄牙十分愤怒，该国在西线贡献了6万名士兵，而只派出了一支医疗分队和一些飞行员的巴西却有三个代表席位。 英国支持葡萄牙，这是它的老盟友，而美国支持巴西。在世界权力中心获得承认，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很重要的，对那些被和平缔造者称作“形成中的国家”亦非常关键。随着俄国的崩溃，以及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这样的国家出现了很多。光是站在最高理事会面前陈情，就是一种认可，而且这对政客在国内的声望也有好处。

巴黎或许是盛下了一个世界政府，但这个政府的权力从未像当时以及后来的大多数人想的那样大。各种事件来得要比大国们的动作快。最高理事会于1月1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波兰已经重新建国了，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朝着独立迈进了很大一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拼在了一起。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加入了奥匈帝国南部斯拉夫人的领土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这个新的实体还没有名字，不过有些人称之为南斯拉夫。劳合·乔治评论道：“巴黎和约制订者的任务，不是从公平的角度上决定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获解放的民族，而是在他们跨越自决界限时，从公认正直的角度上决定应当让他们放弃些什么。”

但是界限在哪儿呢？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者说每个彼此竞争的民族都有不同的答案。在俄国与波兰争议国界线上的利沃夫，一个当地人质问一位美国访客：“你看到那些洞了吗？我们这儿的人管它叫‘威尔逊点’。小的机关枪打出来的，大的是手榴弹留下来的。我们现在在自决，上帝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儿，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初期的会议中，最高理事会就在处理波兰与邻国的争斗。而当和会正式结束一年后，争斗仍在继续，到处都有战场。美国军事顾问塔斯克·布利斯在给妻子的信中担忧地预测，欧洲还会发生一场持续30年的战争。“那些‘潜伏的国家’正浮出水面，只要它们一出现，就会发动进攻，就像蚊子，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恶毒的。”

人们很容易把1919年的形势与1945年的相比，但这种比较是错误的。在1919年，并不存在超级大国，没有在欧洲中部陈兵百万的苏联，也没有经济体量庞大、垄断原子弹技术的美国。1919年的时候，敌国没有被彻底击败。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们在成立和解体国家的问题上夸夸其谈，但需要破与立的国家可塑性不大，而且塑造它们的力量也不够。诚然，和平缔造者们是有相当实力的，他们还有陆军和海军。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拿粮食当武器来对付闹饥荒的欧洲。他们可以用威胁加承诺来施加影响，例如承认或拒绝承认一个国家。他们可以拿出地图，向某个方向任意移动国界线，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决定都会被接受——但并不总是这种情况，土耳其就是个大意外。而且，巴黎国际政府对事件的掌控能力是有局限的，受到距离、运力以及兵力等因素的影响，何况大国并不情愿耗费自己的资源。

但在1919年，和平缔造者自身，或者说整个世界，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局限。很多人相信，只要能让最高理事会注意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就可以被纠正，未来就有了保障。里兹（Ritz）酒店的一名年轻的帮厨胡志明就发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他那小小的国家越南从法国独立出来。但无论是他还是越南都太弱小了，所以没有收到回复。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朝鲜籍研究生想去巴黎，但因为护照问题被拒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独立，这位当年的研究生做了该国的总统。他就是李承晚（Synghman Rhee）。

妇女选举权社团也在巴黎召开会议，主席是了不起的女权者、英格兰人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妇女选举权社团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得到巴黎和会的代表席位，并让妇女参与投票。威尔逊对她们的事业相当同情，接见了该代表团，他含糊但带有鼓励地谈到，和会将成立一个拥有女性成员的特别委员会来解决妇女问题。 2月，就在要返回美国之前，威尔逊犹豫地询问其他和平缔造者是否会支持这一做法。贝尔福说强烈支持让妇女投票，但这种事情不该由他们处理。克列孟梭表示同意。意大利人说，这完全属于国家内部事务。日本人表态的时候，克列孟梭大声问旁边的人：“那个小个子在说什么？”日本代表认为妇女在文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日本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女性选举权运动。这个事情就被搁置了，再也没有提及过。

和平缔造者们还发现，他们已经接管了欧洲和中东的大片地区。之前的统治机构已经崩溃，协约国占领军和代表不得不填补空缺。他们没有什么选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也没有别人能做——革命者乘虚而入，也许就更糟了。处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做了他们能做的事情。在贝尔格莱德，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用驳船拼凑了一支船队，在多瑙河上下游间运送食物和原材料。尽管面对沿岸不同政府的阻挠，他还是稍稍恢复了一些贸易和工业，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他告诉巴黎方面，长期的解决方案是国际共管多瑙河与欧洲其他大型水道。 像这样的方案和热心人士还有很多，但具体实施的政治意愿就不好说了。

单单是经济责任就很令人头疼了。战争已经扰乱了全球经济，再恢复起来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欧洲国家，也就是协约国成员，不断从美国借入巨款，现在它们发现几乎不可能得到贷款来重建和恢复贸易。战争导致工厂停工，农田荒芜，桥梁与铁路被破坏。肥料、种子、原材料、货船、车头等都很短缺。在欧洲，燃料主要还是煤炭，但法国、比利时、波兰甚至德国的煤矿都被淹了。欧洲中部出现的新国家进一步破坏了过去的贸易与交通网络。维也纳的电灯忽明忽暗，电车停运，这都是因为原来从北方运来的煤炭现在大部分被一条新的国界挡住了。

欧洲各地的官员和私人救济机构发出警报：数百万男性失业，绝望的主妇靠土豆卷心菜汤维持一家的生计，孩子骨瘦如柴。在和平到来后的第一个冬天，主持美国对欧洲救济事务的赫伯特·胡佛警告协约国，敌对国家中有大约2亿人面临饥荒，战胜国与中立国几乎也有这么多人面临同样的威胁。单单是德国一国每月就需要20万吨小麦和7万吨肉类。在过去奥匈帝国的领土上，医院紧缺绷带和药品。在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100万名儿童无奶可喝。在维也纳，新生儿的死亡率超过存活率。人们在用煤粉、木屑、沙子充饥。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要给从未见过的疾病起名字，例如甜菜病，病因是人们只靠吃甜菜活命。

从人道主义角度提出的救济计划无人响应，从政治角度提出的也是一样的结果。威尔逊警告自己的同事：“只要饥饿还在折磨人，执政的基础就会继续坍塌。”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都有富余的食物与原材料，而且急着兜售，运输的船只也可以找到，可买这些东西的钱从哪儿来呢？德国有黄金储备，但法国认为德国黄金应该用来赔偿，不想看到它们被用在进口食物上。欧洲协约国无法从财力上支持这么大规模的救助，而除德国以外的战败国都已破产。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但美国国会和公众左右为难。他们有伸出援手的冲动，但又觉得美国为赢得战争已经做得够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也有类似的情绪，但有一点关键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种威胁是不断蔓延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一个明确的敌人，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1919年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美国当时的确也不具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盟国耗尽了元气，急切地准备接受美国的援助，即便代价是接受美国的建议。反观1919年，欧洲人仍把自己视作世界的独立一极，当然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起草了一个方案，想要联合管理美国的贷款、食物、原料与船只，以协约国内部的理事会为基础，进行救助和重建。美国人不同意。他们有理由怀疑，即便救助资源由美国出，协约国也会控制资源的分配，以此向敌国施压，逼它们在和约上签字。 当威尔逊坚持要让胡佛负责协约国救助行动时，欧洲人又表示反对。劳合·乔治抱怨道，胡佛将成为“掌控欧洲食物的独裁者”，美国商人也会趁机而入。最后欧洲人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并尽了最大努力，让胡佛的工作难做。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胡佛在威尔逊眼中是位英雄。这个穷苦的孤儿凭借自身的努力上了斯坦福大学，成了一名全球知名的工程师。战争期间，他曾组织过一项规模庞大的救济方案，向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提供援助。当美国在1917年参战时，为战争节约粮食的计划也由他来负责。当时的情人节明信片上曾印着这样的宣传语：“我可以按照胡佛计划节约粮食，但对你的爱永远无法节约。” 胡佛是个讲究效率、刻苦工作、不苟言笑的人。劳合·乔治觉得他不够圆滑，很粗鲁。 欧洲人讨厌他总是强调是美国在为欧洲的救济提供货物，而且也憎恶他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的方式，例如倾销大量的美国猪肉制品等，严重地影响了本地的商品。

虽然协约国有许多负责经济事务的代表机构，由最高经济理事会松散地监管着，但胡佛的食物与救助方案是最有效率的。依靠美国提供的1亿美元以及英国提供的大约6200万美元，他在32个国家建立了办事处，开放的施粥场养活了数百万孩童，而且还把成吨的食物、衣物以及医疗药品运到了交通最不便利的地区。到1919年春，胡佛的机构运营着铁路并监督着煤矿，有自己的电报网。它还派发了数千把发剪、数吨的肥皂，设立了有美国士兵站岗看守的特别浴室与理发点，向虱子发起了战争。那些没有“已除虱”证明的人，都要抓起来除虫消毒。 1919年夏天，胡佛再次惹恼了欧洲人。他说美国已经做得够多了，现在全靠欧洲人自己了。他表示，只要辛苦工作，朴素节俭，欧洲人自救就没问题。他的这种观点迎合了在华盛顿的越来越多的孤立主义者，美国的援助和贷款锐减。

事实上，欧洲直到1925年才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有些地区则更为缓慢。许多政府依靠贷款、预算赤字以及控制贸易等手段来维持国家运转。欧洲的整体经济依然脆弱，这给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各国内部增加了政治压力，对外也转向保护主义政策。 其实，美国的资金加上欧洲的合作，或许本可以打造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更有能力应付20世纪30年代的种种挑战。 e9XhfKELrVIpqWcMV7EzbuAGxQDNkjaH2kcJWVmMDhXJlmW8KCje/sQzwBm6uc3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