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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1日，一贯精力充沛的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乘坐一艘英国驱逐舰，横穿英吉利海峡。他到巴黎之后，三位关键的、寄予厚望的和平缔造者终于聚齐了。虽说劳合·乔治现在还在摸索威尔逊的底细，但他和克列孟梭两人自1908年起就一直断断续续地见面。他俩的第一次会面并不顺利。当时克列孟梭已经确立了自己在政坛上的地位，而劳合·乔治不过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克列孟梭觉得劳合·乔治相当无知，对欧洲和美国都不了解。
而劳合·乔治对克列孟梭的印象则是“讨厌的、坏脾气的野蛮老头”。劳合·乔治说，他注意到，克列孟梭那颗大脑袋里“盛不下一丁点儿仁慈、敬畏和善良”。
战争期间，躲不开克列孟梭的劳合·乔治直接撂下话，说两人之间不能再有欺侮人的事情发生。后来劳合·乔治又非常适时地表示，他渐渐欣赏起了克列孟梭，因为这个人有计谋，有坚韧的品格，而且非常爱国。克列孟梭勉强培养出了对劳合·乔治的好感，不过他总是抱怨后者没文化。这位法国老头严厉地说，劳合·乔治才不是“英格兰绅士”。
三巨头每人都给和会贡献了一些自己国家的东西：威尔逊带来的是美国那善意的、自信的保证，保证美国的方法是最好的，同时还带来了一种不安的猜忌，也就是怀疑欧洲人看不出这种方法的好处；克列孟梭带来的是法国那深厚的爱国情操、由胜利产生的解脱感，以及对德国复兴的无尽恐惧；劳合·乔治带来的是英国广大的殖民地及其强大的海军。每个人都代表着重大的国家利益，但也代表了他们个人。他们的弱点与长处、疲劳与病痛以及自己的好恶也同样会影响着和谈。从1月到6月末的这段时间里，除了2月中旬到3月中旬威尔逊返回美国、劳合·乔治回英国这段空档期，这三人天天碰面，经常是早晚各一次。开始时他们由各自的外长和顾问陪同，但在3月份以后，他们就只是私下会面，只带一两名秘书，或是一名特殊领域的专家。频繁的面对面交流迫使他们互相了解，互相认同，也互相厌恶。
劳合·乔治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长着一副红润的喜庆面孔，有一双令人印象深刻的蓝眼睛，一头白发蓬乱地向上立着。（一个小女孩曾问他：“哈啰！你是卓别林吗？”）
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劳合·乔治只有2岁，而威尔逊已经对战争有了深刻印象。当20岁的克列孟梭目睹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落败，新德意志帝国诞生时，劳合·乔治还在上小学。他不光是年轻，他的身体也更好，精力也更充沛。威尔逊担心自己会因坚持原则而累垮身体，克列孟梭早起晚睡，为了法国而殚精竭虑，面对危机和挑战的劳合·乔治则是越干越精神。从未真正认可劳合·乔治的保守党人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不情愿地称赞他：“不管和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工作有多么艰辛，责任有多么重大，进度有多么紧张，劳合·乔治先生一定会精神抖擞地出现——抖机灵拿人打趣，但他在评论共事的同僚时从无恶意。”
在心爱的女儿去世时，劳合·乔治领会了悲剧的滋味。在个人丑闻和政治争议威胁到自己职业生涯时，他也体会到了紧张局势的急迫。在巴黎和会召开的前四年里，他先是担任了军需大臣，然后是陆军大臣，一直顶着巨大的压力工作。1916年年末，在协约国一方看起来已经战败的时候，他担起了首相的重担，而且这还是一届联合政府。和克列孟梭在法国所做的一样，他也把国家团结在一起，带领民众走向胜利。如今到了1919年，他刚刚从新一届大选中获胜，但联合政府中支持他的大多数人和他并不是一条心。劳合·乔治是个自由党人，而他的支持者与内阁的关键成员多是保守党人。虽然他同保守党主席博纳·劳（Bonar Law）的合作关系很牢固，但他也必须小心提防。被他取代的前任首相、自由党人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找机会反攻。许多保守党人记得他那激进的过去，将其视作特权和等级的祸根。而且，保守党有自己的领袖迪斯累里（Disraeli），所以他们会担心劳合·乔治会不会太聪明，太机敏，太向着外人。劳合·乔治还要面对媒体中的强敌。报业巨头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爵位名称，是因为它和拿破仑（Napoleon）名字的首字母相同——正迅速从自大狂转变为偏执狂，这或许是三期梅毒的早期症状，而他最终也死于这种疾病。他过去一直相信，是自己的报纸——包括《泰晤士报》（
The Times
）和《每日邮报》（
Daily Mail
）——的支持才让劳合·乔治当上了首相；现在北岩勋爵很生气，因为这个被他视作自己一手造就的人既不让他进入战时内阁，也不让他加入英国代表团去巴黎。
劳合·乔治还要处理一个没有为和平做好准备的国家，战争结束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不理性的期望。人们以为缔造和平会很轻松，工资与福利都将有所增加，税收则会下调，期望社会一片和谐，或者说一片动荡——这取决于你站在谁的立场看问题。公众的情绪不可捉摸：有时候报仇心切，有时候又逃避现实。1919年最流行的一本书名叫《年轻的客人》（
The Young Visiters
），是一个小孩子写的滑稽小说。
身处巴黎的时候，劳合·乔治还要抽出时间应付工人暴动、议会的反对派，以及不断恶化的爱尔兰问题。不过，只要巴黎的谈判一开始，他就仿佛进入了心无旁骛的状态。
如果说真有谁像拿破仑的话，那也不是充满妄想的北岩勋爵，而是这位勋爵憎恨的那个人。拿破仑曾这样评价自己：“我的脑子就像个小柜子，安放着各种事务和问题。在我想打断一个思绪的时候，我就关上一个抽屉打开另一个。该睡觉了？我只要关上所有的抽屉，这就睡着了。”劳合·乔治就具备这种专注与恢复的能力，也有这个精力，并热衷于攻讦。他告诉威尔士的一位朋友：“除非是挨揍，否则英格兰人不会尊重任何人；被揍过之后英格兰人就会对那个人献殷勤了。”
和拿破仑一样，劳合·乔治有种怪诞的能力，能感觉到别人在想些什么。他跟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他喜欢待在酒店里。“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好奇他们的身份，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享受生活还是厌恶生活。”
他相当健谈，又不失为一个好的倾听者。无论高低贵贱、长幼老少，人们见到他就会觉得自己要说的事情很重要。在丘吉尔看来，“劳合·乔治先生最令人钦佩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即便是处在权力、责任、好运的顶峰，他内心也完全不会有任何自大或优越的意识，总是很自然，很简单。在认识他的人看来，他始终如一：随时准备就任何观点展开辩论，即便摆事实的方式有争议，事实本身令人不快，他也会认真倾听”
。求知与专注是他亲和力的根源。
劳合·乔治还是位卓越的演说家。克列孟梭是靠一针见血的挖苦来传达观点，威尔逊是靠说教，劳合·乔治则是精心准备演说词，听起来就像不假思索的肺腑之言，能立刻打动听众，诙谐、亲切，而且有鼓动性。劳合·乔治就像位伟大的演员，对操纵听众非常在行。有人曾向他咨询演讲技巧，他回答道：“我会停顿一下，向人群伸出一只手，让他们向我靠拢。那时候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就像小孩子。”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个极力让巴黎和会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特别为劳合·乔治编排了一段。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问道：“我要怎么做，才能让读者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里这位离奇的人物呢？一只海妖？一位魔鬼般巧舌的吟游诗人？还是从凯尔特神话中女巫出没的魔法森林走出来，到访我们这个纪元的一个半人怪？”
这番评价既有剑桥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也有典型英国人的那种冷漠，听起来充满浪漫诗意，但都是胡说八道。劳合·乔治是在威尔士长大的，但那个地方的民风其实讲究谦逊与严肃，那里有板岩矿和造船厂，有渔民和农夫。和说英语比起来，当地人更擅长唱歌。
劳合·乔治喜欢说自己是从一间不起眼的村舍走出来的，但实际上他出身于有文化的手工业者阶层。他的父亲是名校长，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把他带大的舅父是位手艺高超的鞋匠，还是位非神职布道者，在他的小村子里是个人物。作为一个参照点，威尔士这个地方对劳合·乔治有着重要意义，可以用来衡量他走了多远，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当然也有情感上的意义（尽管在那儿待的时间过长，他很快也会厌烦）。他很小的时候心里就有个大舞台。还有什么舞台能比全世界最大帝国的首都更大的呢？他在给当地一个女孩的信中写道：“我的终极理想就是前进。”
这个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舅父是他的贵人，给了他无止境的关爱与支持。劳合·乔治小时候发觉自己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这位非神职布道者没有怪罪他。
在劳合·乔治决定研读法律的时候，舅父先行一步学习法语语法，好帮助他拿到所需要的语言资格认证。当他决定从政的时候，这对没有资金或关系的人来说相当于天大的赌博，舅父再次支持了他。在看到自己的外甥当上首相后不久，这位老人便离世了。
劳合·乔治生来就是干政治的料。从委员会会议室中的艰辛工作到大选，他热爱与政治有关的所有事情。他的确喜欢尖刻的辩论，但本心是善良的。和威尔逊或克列孟梭不同，他不憎恨对手，也不是政治领域里的知识分子。虽然阅读涉猎广泛，但他更喜欢请教专家，没有人比他更才思敏捷。他对涉及的话题总很精通。有一次在巴黎和会上，凯恩斯和一位同事发现他们交给劳合·乔治有关亚得里亚海的简报有误。这两人急忙找来一张纸，写上修改后的立场，然后冲进会场，结果发现劳合·乔治已经就这个话题开讲了。凯恩斯把字条递了上去，劳合·乔治瞧了一眼，没有片刻停顿，一点点地调整他的论证，到最后居然推出了和讲话开始时完全相反的观点。
从政初期，劳合·乔治是以激进政客的身份出名的。威尔逊攻击大银行，克列孟梭攻击教会，而劳合·乔治最喜欢的靶子则是地主和贵族。他很喜欢商人，特别是白手起家的那种。（他也经常喜欢上这些商人的妻子。）他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推行激进的预算方案，推行了一项针对富人的所得税，并为穷人提供福利。但他不是社会主义者，和威尔逊以及克列孟梭一样，他也不喜欢集体主义。不过他随时准备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合作，就像他一直准备着和保守党人合作一样。
他的管理水平也相当高，或者说是反常规式的。他从公务员队伍之外招人掌管政府部门，撼动了已有的规程。为了确保自己的提案能成功通过，他会邀请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提出意见。在解决劳资纠纷的时候，他会邀请双方同他一道坐下来——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一位见过他调解铁路纠纷的人说：“坐在桌边的人就仿佛是他手中的琴弦。他一会儿恳求，一会儿劝诱，一会儿不苟言笑，一会儿轻松有趣，一会儿又威胁恐吓，真是花样百出。”
乐天派的他总是相信，即便是最棘手的问题也可以找到解决方案。他孩子的一个朋友说：“对劳合·乔治而言，每天早上并不是崭新一天的开始，而是崭新生活与崭新机遇的到来。”
有时候他会铤而走险，而且参与了一些可疑的交易——在阿根廷开发一座矿山，或在有内幕消息时购买股票——但这些更像是受财务独立的愿望驱动，而不是贪婪。他的私人生活也不检点。克列孟梭因与女人的风流韵事让大众更喜欢他，劳合·乔治则不止一次因此倒霉——气愤的丈夫们威胁要在离婚案里告他。他的妻子是位意志坚强的女性，起初她被他迷住了，但后来两人天各一方。她更喜欢待在北威尔士，和自己钟爱的花园在一起；他也习惯了这种两地分居的婚姻生活。他在1919年安顿了下来，找了一位情人，这应该也是他的本性流露。年轻的弗朗西丝·史蒂文森是他小女儿的家庭教师，是个有文化、手脚麻利且聪明的女人，给了他爱情，是他的精神伴侣，也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人们经常认为劳合·乔治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克列孟梭曾鄙视他，说他是位英国律师。“他想要赢一个案子的时候，什么手段都可以拿来用。要是有必要，他会把前一天自己反对过的论据拿到第二天来用。”
对旁人的缺点看得很准的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缺乏原则性。他“希望自己不用和劳合·乔治这么圆滑的人打交道，他总是随波逐流做出妥协”
。实际上，劳合·乔治是个有原则的人，只不过他很讲究实际。
他不会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上。当英国向南非这个小共和国宣战、打响布尔战争的时候，他就表示反对。因为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件错事，而且浪费资源。这种公开的坚决反对需要很大勇气，也险些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伯明翰演讲的时候，一伙气愤的暴民闯上讲台，向他冲去。不过他从政治上获得了回报。当英国政府磕磕绊绊地获得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劳合·乔治成了国民的领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必然要成为战时英国的重要人物。与他关系越来越亲密的丘吉尔写道：“劳合·乔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勇气，更有洞见。他绝不会拘泥于什么事情上——不会提什么遥不可及的措施，也不会尝试铤而走险的捷径。”
劳合·乔治在1916年曾对一个工党代表团说，他厌恶战争，但“一旦卷入进去，就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否则本已功德圆满的事业就会失败”
。英明的老保守党人阿瑟·贝尔福见证了许多领导人的起起伏伏。他在评论劳合·乔治时说道：“他是个爱冲动的人。战前他从未考虑过军事问题。他或许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无知。他有某种怪癖，时不时就会让他变得难以共事。”不过即便是贝尔福也得承认，再没有其他人能成功地领导英国了。
虽然从小村子里走出来的劳合·乔治已经成名，但他从未跻身英格兰的上层社会。在他的任期内，到访唐宁街10号（10 Downing Street）的人都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从北威尔士搬过来的热闹的海滨小镇。
他和妻子都不喜欢拜访这个国家有头有脸的贵族，而且劳合·乔治相当不愿意同国王与王后待在一起。在议会开幕大典上，国王乔治五世邀请他手持英国国剑。这本是个荣耀的象征，但劳合·乔治悄悄地说：“我才不要做个奴才。”然后请求国王原谅他拒绝。
劳合·乔治的多数朋友和他一样，都是白手起家。贝尔福是个罕有的例外，他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是塞西尔家族的一员
，而且好脾气的贝尔福甘心为他人做铺垫，所以他当个外交大臣对劳合·乔治正合适。
劳合·乔治决意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和平。只要能绕开外交部的地方，他都不去理会，而是发动自己手下那些年轻聪明的幕僚。官僚们尤其憎恨他的私人秘书，道德标准很高的、虔诚又自负的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劳合·乔治讨厌看报告，克尔就负责他的大多数书信工作，成了这位伟人的看门人。
有一次贝尔福问克尔，首相有没有看过某份文件，克尔说：“没有，但是我看了。”即便是好脾气的贝尔福也受不了这种事情，说道：“菲利普，你看和首相看还不是一回事吗？”
专业的外交家们低声抱怨，寇松勋爵也很是不快，劳合·乔治同贝尔福前往巴黎的时候，把他留在英国看家。劳合·乔治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这对英国来说是件坏事吗？劳合·乔治对外交事务的理解明显不如他的前任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也不如他后来的继任者丘吉尔。他的知识有很大欠缺。他在1916年曾问道：“斯洛伐克人是什么人？我不知道该把他们归在哪儿。”
他的地理知识同样很让人着急。1918年他曾对一位下属说，他刚发现新西兰在澳大利亚东边。1919年，当土耳其军队从地中海向东撤退时，劳合·乔治大谈特谈，竟说土耳其人逃往麦加（Mecca）。“是安卡拉（Ankara）。”寇松冷冷地说道。劳合·乔治随便回了一嘴：“寇松勋爵知识渊博，总能在小事上教训我。”
不过他经常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只是鄙视专家的做法和好激动的心性也会让他犯错，例如支持重建一个大希腊国家）。在战争期间，他曾对一个朋友讲，德国必须被打败，但不能被摧毁。
摧毁德国不会给欧洲和大英帝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且会让俄国有机会发展壮大。他明白，英国利益依托于自己的贸易和帝国这两个基础。要用优势海军来保卫这两者，而且欧洲各国要势力均衡，避免出现挑战英国利益的国家。
他意识到，英国光靠自身是无法再实现这些目标的。它的军力虽然强大，但和平时期的到来正导致国力迅速萎缩。在1919年间，英国陆军的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二，而它又要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从波罗的海各国到俄国，再到阿富汗，而且还要应对帝国内部越来越多的麻烦，还有印度、埃及以及自家门口的爱尔兰。面对接二连三派发兵员的请求，参谋部的回复令人沮丧：“没有多余的军队了。”
军事上的负担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全球的金融中心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而且英国人欠美国人相当多的钱，这一点劳合·乔治很清楚。凭着一向乐观的心态，他觉得自己可以和美国搞好关系，这将有助于弥补英国的不足。或许美国人可以在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承担一些义务，例如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周边的海峡。
从另一方面看，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还是握着一手相对不错的牌，肯定要好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英国已经得到了大部分自己想要的东西。曾经在全球挑战英国军力的德国舰队，现在已经落入英国人的手中，水面舰艇停靠在斯卡帕湾（Scapa Flow），多数潜艇在哈里奇（Harwich）。德国的装煤站、港口以及电报站都被日本和英国夺走。劳合·乔治在巴黎如是说：“如果12个月前告诉英国人民他们将得到现在所得到的东西，他们就会笑话你是傻瓜。德国海军已被转交，德国商船也被转交，德国殖民地也被交出。我们最大的一个贸易竞争对手已被严重削弱，我们的盟国即将成为其最大的债主。这可不是什么小成就。”
成就还不止这些。“我们肃清了对印度属地的威胁。”
俄国，那个整个19世纪都在向南推进、让数代英国政治家担忧不已的俄国，已经完了，告别了大国的行列，至少短期内是这样。波斯和高加索地区，也就是俄国的南部边境，如今都在英国军队的掌控之下，或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与印度的交通线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英国战前的政策一直强调保证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一线的安全，或者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例如埃及，或者维持动荡的奥斯曼帝国。那个帝国现在是完了，但由于同法国签有秘密协定，英国随时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地区。至少在外交部和军队的梦想中还有新路线，或许可以穿过黑海到高加索地区，然后再转向南方，也可以途经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领空，前提是英国军队能快速部署，拿到所需的领土，并保护这些地方。
人们经常认为，鉴于劳合·乔治反对布尔战争，他不是帝国主义者，事实恰恰相反，他心中一直以大英帝国为傲，只是他觉得这个帝国的运转不得法。试图只让伦敦来管理所有事情是愚蠢的，而且这种愚蠢行为的代价也很高。要想保证帝国的强大，就该允许建立尽可能多的地方自治政府，只对重要事务提出帝国层面的政策，例如防卫和统一的外交政策。有了地方自治——他还想到了苏格兰、故乡威尔士，以及麻烦不断的爱尔兰——帝国的属地会乐于承担照管自己的成本。（有人曾在他的演讲上大喊：“地方自治见鬼去吧。”劳合·乔治反驳道：“说得好！就是要让你这样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国家说话。”）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纽芬兰和南非这些自治领已经实现了部分自治，甚至印度也在缓慢地迈向自治，只是那里人种混杂，欧洲人很少，当地的宗教和语言也多种多样，这让劳合·乔治怀疑那里的人到底能不能管理自己。他从未去过印度，对那里几乎是一无所知。反正按照他那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他觉得印度人，还有其他棕色皮肤的人，都是劣等民族。
1916年，就在当上首相后不久，劳合·乔治告诉下议院，是时候正式咨询自治领和印度的意见了，以寻求赢得战争的最好方式。因此他也有意成立一个帝国战时内阁。
这个姿态摆得非常好，也很有必要。自治领和印度一直支持英国作战，贡献了它们的原料、弹药、钱款，以及最重要的东西，人力——印度派出了大约125万名士兵，其他自治领也派出了100万人。截至1918年，澳大利亚损失的兵员比美国还要多，它的总理比利·休斯（Billy Hughes）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所有人记住这一点。
到1916年，过去小心翼翼围绕在母国身边的各自治领不断成熟壮大。它们和它们的将军已经见识过太多被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爵士（Sir Robert Borden）称为“英国总部的阁僚泡在威士忌与汽水里，无能且愚笨”的事情。
自治领知道自己的贡献有多么重要，它们的血汗花在了什么上面。作为回报，无论是在战争事务上，还是在今后的和平上，它们都希望成为被咨询的对象。
它们在英国找到了一个能听得进话的人，那个在战前自视比殖民地人高出一等的国度已经转变了态度，热切盼望得到殖民地的力量。比利·休斯在1916年到访伦敦的时候，人们把他当作明星来对待；女人们打着“我们要休斯回来”的标语游行；一部火爆的漫画根据他创作了“怪木偶比利”这个人物，上面写着“少一个，战争就不完整”。
还有史末资（Jan Smuts），南非的外交部长、军人、政治家，在某些人眼中也是位预言家。战争的后半段，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伦敦。史末资之前曾和英国打了15年仗，现在则是英国人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加入了劳合·乔治那个战时内阁里的一个小委员会。他的声望很高，劳合·乔治说：“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他为我们的顾问工作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3
在战争末期，澳大利亚的休斯和加拿大的博登发现，英国战时内阁已经授权劳合·乔治与贝尔福前往巴黎，参加最高战时理事会，与盟国协商对德停战协议条款，根本就没有通知各自治领，这令他们异常愤怒。休斯还强烈反对将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作为和谈的基础，他说：“这是一种严重的、令人讨厌的背信弃义的行为。”
最让自治领领导人不快的是，他们发现英国认为他们属于英国代表团，只要跟着去巴黎就可以了。劳合·乔治试图安抚这些人，建议指认一个自治领总理为全权代表，在总共五个名额中占一个。但是该挑选谁呢？汉基说：“各个自治领嫉妒得就像猫儿一样，彼此瞄着。”
就像博登在给妻子信中写的那样，有关代表的风波背后的真正问题是，自治领的地位从未被恰当地明确过。加拿大是个“不是国家的国家。是时候改变它的样子了”。他还带着一丝惋惜写道：“英国的大臣们尽力了，但他们努力得还不够。”
他对汉基说，如果加拿大在和会上没有全权代表，那么和会也没什么可参加的了，他也就只能“打包行李回加拿大，召集议会，把所有事情告诉议员”
。
劳合·乔治让步了：不光是英国五个主要代表里有一个要从整个帝国里挑选，他还会告诉盟国，自治领与印度要求在和会上有单独的代表。他在1919年1月12日一到巴黎就提出来几个要求，这便是其中之一。美国人和法国人表示出不快，他们认为这些自治领是英国的傀儡——也是额外的英国选票。劳合·乔治不情愿地提出，每个自治领与印度可以各派一名代表，与葡萄牙和暹罗
的待遇一样，结果这又在帝国的同事中引发了新一轮的不满。他们说，自己的国家做了这么多牺牲，结果还和那些小国待遇一样，令人不能接受。劳合·乔治又万分无奈地说服了克列孟梭和威尔逊，让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各派两名全权代表，新西兰派一名。
帝国自治领这些大胆的新举动让英国人很吃惊。一名外交官说：“这让外交部怎么办呢？非常不方便。”
一向主张地方自治原则的劳合·乔治发现，现实可能很尴尬。例如，休斯在最高战时理事会上公开表态说，再有战事爆发澳大利亚可能不会跟随英国。（这一言论后来从备忘里勾掉了，但南非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英国的盟友满意地看着这一切
，觉得或许可以利用自治领来反对英国。在就要拟定对德和约条款的时候，法国人就高高兴兴地这样做了。
豪斯看得更为长远：在巴黎和会或国联等新国际组织中，自治领与印度有各自独立的代表，这只会加快“大英帝国的最终解体”。英国最后将回到起点，就剩英伦三岛了。
劳合·乔治带到巴黎的是大英帝国代表团（鉴于自治领的不服管束，能用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胜利）。包括官员、特别顾问、文书以及打字员在内，代表团规模远超400人，在凯旋门附近占了5家酒店。最大的一家是曼杰斯帝酒店（Hôtel Majestic），这座社交中心战前曾是巴黎富家女买衣服的地方。为了提防间谍（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英国当局撤换了曼杰斯帝酒店的所有员工，连厨师都自己请，货品也从英国中部地区的酒店发送，因此食物是典型的铁路旅馆式的：早上是粥、蛋和培根，午餐和晚餐是大量的肉和蔬菜，全天都有劣质的咖啡供应。尼克尔森和他的同事抱怨说，为了防间谍所做的牺牲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所有人的办公室都设在阿斯托利亚酒店（Hôtel Astoria），里面全是机密文件，而那里的职员还是法国人。
英国人对安保工作的重视到了偏执的地步。他们与伦敦的书信往来不通过法国邮局，而是走一个特殊服务。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的侦探把守着曼杰斯帝酒店的正门，代表团成员必须随身携带印有自己照片的通行证。代表们被告知，纸张要撕得粉碎才能丢入纸篓。众所周知的是，维也纳会议的时候，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亲王（Prince Talleyrand）谈判非常成功，那都要归功于他的特工在拼力收集其他代表团废弃的笔录。英国代表团成员的妻子可以在曼杰斯帝酒店用餐，但是不能久留。这也是为了防范维也纳会议上的另一种情况出现。按照官方的说法，代表们的太太也是当时泄密的一个源头。
劳合·乔治下榻在尼托街的一所豪华公寓中，那条小巷原来一直是拾荒者出没的地方。这所房子是一个有钱的英格兰女人借给他的，屋子里挂着18世纪的英国油画——庚斯博罗（Gainsborough）、霍普纳（Hoppner）、劳伦斯（Lawrence）的作品。
菲利普·克尔与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跟他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他最宠爱的小女儿，16岁的梅根（Megan）。弗朗西丝是她的女伴护，不过也说不准是谁伴护谁。贝尔福住在他们上面一层。每到晚上，就能听到劳合·乔治最爱的威尔士圣歌和黑人灵歌飘上楼来。
在曼杰斯帝酒店，所有房客都拿到了一本下榻守则。用餐有固定的时间。饮料必须付费，除非你来自某个自治领或印度，这样的话则由英国政府埋单——又一个可以激烈争论的话题。可以用餐券，也收现金。不能有堆上天的账单。代表团成员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饭，也不能损坏家具。禁止养狗。医务室有一名医生（据尼克尔森说，这是名医术超群的……产科医生）和三名护士值班。地下有一间台球室和一间花房，可供休闲娱乐。还配了几部汽车，使用时需要提前预约。车上有一条警示是：“关门切勿用力过猛以防车窗破损。”还有一条警示是：“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使用电话交谈时应留神隔墙有耳。”
“感觉和入学的新生差不多，”一位新来的代表这样评价道，“在大厅里逛游，被早先到来的‘新孩子’盯着，找自己的行李，注意吃饭的时间，等等。到明天——就非常有意思了。”
如果说英国人是校长和舍监，那加拿大人就是班长，或许还有点严肃，但可以依靠；南非人就是新来的男孩，擅长体育，而且多被人夸赞有运动天赋；澳大利亚人是淘气小子，随时准备破坏规矩；新西兰人和纽芬兰人是不起眼的、老实巴交的学生；当然还有印度人，是肤色不怎么样的棒小伙，但家长吓唬说要把他们拽走，送到实行进步教育的学校去。
加拿大人的领队是博登，一个身板笔直又英俊的人。他们很清楚自己来自高级的自治领，说话也带着高姿态（这在国际关系中并不是第一次），反复强调自己无欲无求。不过眼下正闹饥荒的欧洲需要食物，于是这位加拿大总理成功地同法国、比利时、希腊以及罗马尼亚签署了粮食出售协议。加拿大人也明白过来，国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这种事现在就在发生。他们与美国人愉快地闲聊，讨论用西印度群岛或英属洪都拉斯来交换阿拉斯加地区。
博登还和劳合·乔治谈到，有没有可能让加拿大接管西印度群岛。
不过，加拿大否认主要关切的是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并让它和英国团结起来。这一部分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渥太华方面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便是，加拿大与英国一起作战，而英国的盟友日本又要打美国；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加拿大真真切切地相信，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天生的行善联盟。博登向劳合·乔治建议，如果国联没有用处，“两个都讲英语的伟大共同体”就应当结成联盟，因为“它们的人民有着同一祖先、同一种语言、同样的文化、受同样民主理念的激励、政治制度相仿。联合起来的力量足以保证世界的和平”。
南非有两位名人：一位是虚胖的总理路易斯·博塔将军（General Louis Botha），另一位就是史末资。这两人都由衷地支持成立国联，并且认为对德和约条款应当宽容一些。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不会让步的，那就是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史末资协助起草了英国的领土要求，他主张英国必须保留东非（后来的坦噶尼喀，也就是后来加入坦桑尼亚的那部分），这样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就从南到北连了起来，可以免受以前那种被德国封锁之苦。他还以一个南非帝国主义者的口吻表示，他的国家必须保留德属西南非（现在的纳米比亚）。他的建议是，或许可以说服葡萄牙，拿它在非洲东部的殖民地莫桑比克南部的部分领土来换一点德属东非。这样南非就有一个完整的形状，边界齐整，正好占据非洲大陆的南端。
澳大利亚对什么都不宽容。带队的是总理休斯，他消化不良，只能喝茶，吃烤面包，身体极度瘦弱。这个人曾在悉尼的船坞上拼力打工，并成了当地的一名工会组织者，他也是澳大利亚政坛上摸爬滚打过多年的老手。在巴黎，休斯基本上是自行决定澳大利亚的政策。他脾气火爆，我行我素，而且对他不想听的意见充耳不闻——“充耳不闻”不光是指他的心态，也是指他真实的身体状况。在手下里面，他只听基思·默多克（Keith Murdoch）一个人的，将这位年轻记者看成自己的儿子。和休斯一样，基思·默多克对英国的领导层也不信任。
他曾写过一篇报道，抨击英国在加里波第登陆战中的做法，澳大利亚军队在那一役中损失惨重。（基思·默多克的儿子鲁伯特·默多克，后来也沿袭了家族传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英国。）在某些问题上，休斯可能表达出了国内的民意：澳大利亚将它从德国手里夺过来的太平洋群岛并入领土，以及国联盟约中不能有影响“白澳政策”的条款。所谓“白澳政策”，是指澳大利亚只允许白种人移民，而将其他人拒之门外。
劳合·乔治多数时候认为这位澳大利亚总理很有趣——前者对威尔士扑克很上瘾，后者玩起来也很认真。克列孟梭也觉得休斯很有意思。这位法国人认为休斯对德国的态度很坚决，因此是法国的好朋友——这一点克列孟梭倒是没看错。大多数人，包括休斯自己的下属，都认为这个人不可理喻。威尔逊觉得此人是个“传播毒害的恶棍”
。休斯也嫌恶威尔逊，他讽刺威尔逊的国联这个想法，嘲笑威尔逊的原则。
新西兰对待国联的态度和澳大利亚一样，也有保留，不过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它也想要一些太平洋上的群岛。一个加拿大人说，新西兰总理威廉·梅西（William Massey）“就和他的外表一样固执，一只大脑袋浑浑噩噩，一说起事情来就跑题，而且要跑题好几次”
。
还剩下印度没说。（在官方文件里，提到印度的时候总是说“各自治领和印度”。）因为它参加了大战，所以帝国战时内阁一直有印度的席位，和其他自治领并列在一起。不过印度代表团看上去并不像个独立国家的代表团。印度代表团带队的是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孟塔古（Edwin Montagu），以及另外两名印度人，辛哈勋爵（Lord Sinha）和碧卡内的玛哈拉贾（Maharajah of Bikaner），这两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忠诚而获选的。虽然印度各种团体都在敦促，但印度政府并未选择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者领袖做代表团领导。在印度国内，甘地（Gandhi）将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变成了一项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自治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很快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引发了如何让印度温和地过渡到自治状态同时又留在帝国之内的辩论。
英国人将会发现，如此多的自治领政治家在巴黎现身，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虽说在委员会处理希腊和阿尔巴尼亚领土问题时，博登忠实地站在英国一边，澳大利亚的约瑟夫·库克爵士（Sir Joseph Cook）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但当自治领自己看重什么东西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自治领代表的问题上，劳合·乔治已经和盟国发生了冲突，而类似的冲突还会发生。在巴黎和会劳心劳力的谈判中，这种麻烦事绝不是他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