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做性心理学的研究,前后曾经出过七本《研究录》;读到过这《研究录》的人时常谈起最好再有一本篇幅较少、内容比较简括的书,来做一个引论。他们说,普通做医生的人或青年学生,寻常的工作够忙了,再要教他们来精研熟读大部头的《研究录》,事实上是很不可能的;何况,在他们看来,性心理学多少又是一种额外的学问而不是非读不可的呢。不过,性的题目,就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看来,毕竟是一个中心的题目;到了今日,它的重要性也多少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甚至于过分的受人重视。
从事于医学卫生的人要不加注意,事实上也有所不可能,他不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把这题目搁过一边,而还可以照常从事他的工作;即使他不搁过,而予以适当的注意,事实上也不至于受人批评,认为这种注意是不切题的或有伤大雅的。普通从事于医学卫生的人固然都懂得一些性的解剖学、性的生理学和性的病理学,但就目前的需要而论,这是断断乎不够的。
这一番读者的见地我是很同意的。我一向觉得医学卫生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实在显得贫乏和空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陷,而这缺陷是很令人伤心的。五十年以前,当我自己学医的时候,性的心理方面的研究是完全没有这回事的。在我的妇科学的教师的眼光里,性的功能,无论是常态的或病态的,只是纯粹的体格方面的事;当时只有一件事多少还有一点心理的意味,就是,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听从生育节制一派的胡言乱语——只有这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所以我到如今还记得。从那时候以来,我们总以为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其实不然,我们有的进步都是很零碎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要在任何国家找一些比较普遍的或显著的进步,就不可能了。近在二十五年前,法兰克尔(Fraenkel)就说过:“大多数的妇科专家实际全不了解什么叫做性。”范·德·弗尔德(Van deVelde)以为这话到现在还适用。固然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如今也有少数很有荣誉的例外。近年来的医科学生也对我说,他们在性功能的心理与生理关联的方面、这方面的容易因刺激而发生紊乱和变态,以及这方面应有的卫生,他们一点也得不到教师的讲解。近代的医学校里还是保留着不少的古代的迷信,而医科学生所得到的待遇大体上也很像一百年前小学儿童所得到的待遇,那时,教师对他们真是恭敬极了,恭敬到一个程度,连植物学都不敢教给他们,植物不也有雌雄的么?
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踌躇之后,我最后决定写这本小小的手册,现在算是完成了。我用不着说,这本书的用意,并不在替代我那七本较大的作品,也不预备就它们的内容做个总结。有人说过,那七本的内容大部分是讲性的病理方面的,那是一个错误。我敢声明,那七本拙作和前人著作不同之点,就在它们能特别注意到性现象的常态。在这一点上,这本小册倒是和它们相同的。以前有不少的变态的人到我这边来商讨他们各自的问题,我的研究经验当然有一部分就用他们做依据,那是不错的,但是主要的根据,还是我对于常态的男女的认识,我对于他们日常生活里种种问题的认识。同时,我以前也再三说过,常态与变态之间,是没有很分明的界线的;一切所谓常态的人多少总有几分变态,所变的方向尽有不同,其为变态则一;同时,所谓变态的人也为许多基本的冲动所支配,和常态的人一样。
有人说得很对:“科学探讨的目的是要把用实验的方法所能表证的种种事实,用数学的符号表白出来。”我们距离这目的还很远。我们目前所已达到的不过是第一个阶段,固然也是一个必要的与有用的阶段,就是,把性心理学看做自然历史的一个部门。假使我们再想推进一步,则便有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我们便到处可以遇见许多疑难的问题了;弗氏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性心理学专家,这句话是他毕生研究后的一个观察,当然是很对的(弗氏语见《导论演讲集》第二集的序言)。
因此,我对于这本小小的册子不用说什么抱歉的话,它是简单的、概括的。也许因为它是简括的,它更容易达到医学界的读者与学生的手里。这本书原是为了他们写的。不过,人人有性别,也人人有性的问题,这本书的对象当然也并不限于医学一界。有一部分的基本的事实,是谁都应当熟悉的。我在这本书里所能做的,不过是供给一些线索,好教有志于深造与应付前途更复杂的问题的读者,知所问津,至于这些问题的本身,本书旨在入门,当然是无法充分加以考虑的。
这些问题可以牵扯得很远。德国著名的妇科专家希尔虚(MaxHirsch)不久以前曾经说过,性的科学——也有人叫做性学——和医科的大部分别的学问不一样,就是它的范围很难确定,它的边疆是没有一定的界石的。从它的中心射出了许多光芒来,光芒所达到的,不止是一切医科的部门,并且是邻近许多表面上和医科很不相干的学术领域,甚至可以说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都有连带的关系;顺了光芒走,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传统的思想和习惯;道德和宗教也可以影响到它。我们也许记得勃拉德福德(Sir John Rose Bradford)的一句话,我们如今所谓的医学,就广义言之,实在是等于一门“人类的自然志”。性的科学当然是医学的一部分,自无怪其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关联了。
根据上文的说法,可知一个人要从事于性科学的研究而有所成就,必得有很深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还有两个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是专门的训练,二是特殊的性情。近年以来,也已经有不少的人涉足到性科学的领域里来,但是他们的踪迹与探寻的结果,是难得有几个禁得起盘查的。要从这性科学的田地里捡觅一些有利的东西出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所以任何尝试的人在涉足以前不妨对于他本人的能力,多多地考虑一下。我在写这本小书以前,也许已经考虑得够多了,踌躇得够久了,但我本人并不觉得太多太久;这是一本志在提供指南的书,我又何敢轻于尝试呢?
最后,我应当再说明一下,本书所论的性心理学,指的是性冲动或性能的心理学,和两性的各别心理学并不是一回事,至于两性的各别心理学,我以前在《男与女》一书里,已经充分地讨论过了。
哈夫洛克·霭理士
常态的性心理学、变态的性心理学与性卫生学,是当代很能唤起一般人注意与兴趣的学问;这种注意与兴趣,在二十世纪以前,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今日的青年男子,对于性的作品或文献,往往知道得很多,说来头头是道,而青年女子对这个题目也是富有探讨的精神,不再表示那种回避与忌讳的态度,这在她的老祖母看来,可以说是绝对的亵渎神明的一回事。
在不多几年以前,一个人若从事于科学的性的研究,在一般人的眼光里,这个人至少是有不健全的倾向的,甚至于是根本上有恶劣的癖性的。但在今日,性心理学者与性卫生工作者是很受人欢迎的一种人,而欢迎得最热烈的往往是一些提倡私人道德修养与维护公众道德原则最有力的一批人。
这种社会态度的变迁固然和医学的发展有关,但除了最近几年以外,医学界的贡献实在不能算大。这种变迁大约开始于一百年以前,最初在德奥两国,后来在别的国家。当时的开山祖师无疑的是几个医师,但他们是孤立无助的,其他同行的人,狃于成见,十九不免以白眼相加。在医科的训练中,性心理与性卫生是没有名分的。性生理学的地位几乎是同样的低微。一直要到二十年前,医学界才有第一本真正科学的和包罗够广的性生理学与世人相见,这就是马歇尔(F. H. A. Marshall)的那一本。
通常大学里的生物教本既根本不理会性的解剖与性的生理,仿佛性的机能和动物的生活没有一点关系,医学校里的教本也就完全不瞅睬性心理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精神是一贯的。不过这么一来,一个医师,在他诊治病人的时候,所必需的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往往还不及病者本人所知的多;有时候他不但吃知识不足的亏,甚至弄出人命乱子来,并且到处受陈腐的成见与习惯的束缚而莫名其妙。为了掩护他的讳莫如深的态度,他往往乞灵于宗教与道德的信条;殊不知当初有一位基督教的教父早就明说过,凡是上帝自己创造而不引以为羞耻的东西,我们也不应当引为羞耻而不说。这些医师,名为奉教极笃,连这一类的话都记不得,实在可以教人诧异。
这种知识的缺乏与忌讳的态度还造成一种严重的恶果,就是将有性的精神变态的人认为是“邪气所钟”而把他的变态叫做“邪孽”(perversion),因此就把这种人不分皂白地叫做“邪孽之人”(pervert)。一般人对邪孽与邪孽者只有一个态度,就是:如见蛇蝎,避之唯恐不速。因此,性变态的人去访求医生是只有失望的一途的。医生不是告诉他说,他的病症无关紧要,可以不必治疗,就是根本认为他有恶劣根性,无可救药。在以前,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失望的例子一多,去访求医生的性变态的人便渐渐地少起来,于是便有一部分极有经验的医生也往往对人说,性心理变态的例子是极难得的,他本人几乎没有遇到过。
这种见正不见邪的态度无疑的也有它的用处。一个医生,模模糊糊一口咬定人世间只有正常的东西,而对于变态的东西,故作不闻不见,这多少对病人也是一个良好的刺激,多少有一点感化的力量,教他往正道上走。不过我们要晓得,精神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在这一方面是理无二致的;在设法恢复常态以前,医生对于一个病人的变态,总得有一个精确而明智的了解。我们要他前进到一个目的地,我们总应该先知道他目前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地点。应付身体的变态我们便应如此,更何况所谓精神的变态,其范围之广且不易捉摸的程度,又在身体的变态之上呢?更有进者,一部分的精神变态,其程度往往不深,不妨看做尚在正常的范围以内,而所谓正常的范围又大率因人而微有不同,要了解一个人的正常范围,我们在观察他后天的行为而外,更需推寻他的先天的性心理方面的素质,否则,治疗的结果,表面上好像是把他引回了正路,而实际上这条正路也许是张三或李四的正路,而不是他的正路。
因为我们对于性变态的了解不深,我们才有种种很随便、很千篇一律、而实际上很不相干,甚至于会闹乱子的应付方法。例如,我们喜欢替这种人出主意,教他结婚,以为结婚之后,变态可以不药自愈。
这种主意有时候是出对了。但若我们对于一个人的变态的具体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这种主意虽好,在起初总是乱出的。试问我们有什么把握来预测这主意一定会发生效力;试问出了更大的岔子又怎么办。这一番警告可以适用于一切主意与乱出主意的人。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部素质的一部分,分不开的。有句老话说得很有几分道理:“一个人的性是什么,这个人就是什么。”我们不懂得这一点,而要替旁人在性生活的指导上出主意,是枉费心力的,一个人本人有时候还认不清楚他的性的本来面目,他也许正经历着青年期里的一个不大正常的阶段,但这是很暂时的,他若少安毋躁,终于会达到一个比较正常与恒久的状态。也许,因为某种特殊而过分的反应,他把他本性里的一个不很重要的冲动错认为主要的冲动。要知凡是人,都是许多冲动组合而成的,有正常的冲动,也有不大正常的,而在性的方面所谓正常的人未必一定得天独厚,也不过是能够把一些不大正常的冲动加以控制罢了。不过就大体言之,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无微不至的,是根深蒂固的,是一经成熟便终身不移的,并且大部分是先天遗传的。
同时,我们在指定先天与后天的界限的时候,也应该特别小心。一方面,我们得承认所谓后天也许并不太后,至少比以前的人所相信的要先得多,而另一方面,所谓先天,往往又是非常奥妙或非常隐晦,也许终其人的一生,也没有被人发现。不过,就大体而论,先天与后天,或遗传与习惯,是分不开的;一粒种子所以能生发的缘故,正因为碰上了适宜的土壤。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那成就不应单独归功于种子,也不应单独归功于土壤,而应归功于两者的相得。同一父母的子女,根据孟德尔的遗传法则(Mendelian inheritance)的道理,往往表现很不相同的品性,即所发展而活动的未必是同样的种子。不久以前,伦敦儿童导育所的监督曾经说过,同样的一个刺激或一种压力可以叫哥哥偷东西,而叫弟弟异乎寻常地怕羞。遗传与环境相与的道理,是异常复杂,非专重遗传或专重环境的人所能片言决定,也就由此可见了。
这一番考虑也可以帮我们或医生的忙,教我们为性心理变态的人出主意的时候,更可以审慎一些,甚至于可以限制我们的主意或劝告对于病人所能发生的影响。性的冲动原是比较不容易接受治疗的影响的,至少比饮食的冲动要难。这其间又另有一个原因。本来,性冲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可以加以指导和控制的,有些人不愿意承认那么多,固然是眼光短浅,但实行起来也不是可以漫无边际的。性冲动所受的宗教、道德与社会习俗的牵制,要远在饮食的冲动之上,远得几乎无法相比;性冲动所走的路子,不是这条被宗教堵上,便是那条被道德塞住。一小部分的医师到如今还主张这一类堵塞的力量是可以不管的。他们说“我们是医生,和道德习俗没有关系”,只要对病人有利,他们就劝告病人怎样做,道德或习俗要说什么话,只好由它们说。不过这种态度与行为是很浅见的,它可以把病人弄得很难堪,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它可以造成种种矛盾与冲突,对于病人的病,有时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旧病未去,新病又来,而新的比旧的还要难治。要知道性冲动有一个特点,和饮食冲动大不相同,就是,它的正常的满足一定要有另一个人帮忙,讲到另一个人,我们就进到社会的领域,进到道德的领域了。任何方面的行为,谁都没有权利来损人利己,谁也没有权利替人出损人利己的主意。为病者个人着想,假如我们把利害的利字用包罗最广与最合理的眼光来看,损了人也绝不会利己,良心与道义上的谴责对他便是大不利的一件事。这一类的考虑,一个有见识的医师是不会忽略过去的;尽管他打定主意,他对于病人的劝告不肯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他还得尊重一部分善良的风俗习惯。这些考虑也是很真切而极关紧要的,它们是我们传统的社会生活的一大部分,融通贯注在社会生活里面。因为有这些考虑,一个医生,要称心如意地、不顾一切地根据生物科学的知识,来开些性心理方面的方子,十有九个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势之下,他当然不免有束手无策的痛苦,一个病人摆在他前面,请他治疗,而这病人所以致病的因素,却全不在他的控制能力之下,也难怪其无所措手了。不过他应该知道,假如一个病人的病是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的结果,试问他对于所以造成工作过度与营养不足的种种因素,又何尝能控制呢?他虽不能控制于先,他还得设法诊治于后,不是一样的么?
同时,我们还有一点应当注意到,病人的道德环境固然不应漠视,我们却也不应陷入反面的错误,就是把道德环境看做一成不变、动摇不得。 道德标准是不断在变迁的。今日所认为合乎道德或至少可以通融的许多东西,在五十年前是很不合乎道德,只可以暗中进行而不许公开的。 今日有许多著名的医师,适应着新的环境,在性的方面公开地著书立说,启迪后进,若在几年以前的环境里,他们即使关了门也是不敢讲的。所以就大体而言,医学界对于道德环境的转移,也未尝没有他们的一部分贡献;医学界的任务既在为社会图谋福利,为民族增进健康,这一部分的贡献当然也是应有的事。但是做医生的人所应注意的毕竟还是每一个病人的具体的处境。
经过这一番讨论之后,可知我们对性心理有变态的病者,可以无须过于悲观,更不应看做逸出医学范围之外;悲观或不闻不问的态度总是一个错误。事实应该是适得其反,性心理的病态,正唯其是心理的、精神的,在治疗的时候是可以试用一些间接的方法的。这种方法,如果用于偏重体质的病态,或用于直接影响所以造成体质的病态的因素,例如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就不行了,在这方面医师的直接的方法也常常无能为力。这种间接的方法,或不用药物的方法,往往是很有几分效力的。一个医师和性变态的病人一度接谈以后,在医师方面,也许正感觉到一筹莫展,而在病人方面,则已经在暗地里表示极诚恳的感激;原来,接谈的结果,他确乎是比以前有进步了。这种结果不一定是由于暗示的力量,而是由另一种相反而同样是自然的力量,就是在接谈之顷,病人多少有一个机会自动地把他的问题交托给医师,而把他的积压着的心事,倾筐似的从意识里宣泄出来,结果是精神上的积压减轻了,紧张松弛了。这便是弗洛伊德
的全部精神分析方法的一个起点。在病人对医生和盘托出的作自白的时候,尽管医生不发一言,只要他能静心听取,表示充分的理解与同情,他已经多少尽了他的治疗的责任;病人的性冲动,纵不因一两次的接谈而恢复常态,至少他的变态的程度减轻了,闹乱子的机会也减少了,他的一般的精神生活多少也归还到它应有的和谐与平衡的状态。天主教里发展得很完备的认罪与赦罪一类的宗教制度也建筑在这个心理原则之上,尽管它同时有别的用意,但对于认罪的人的益处,总是一样的。有许多性心理上有问题的人,不信任医生会对他表示什么同情,往往直接向牧师请教,不管这牧师的宗派如何,但须能给他一个自白的机会与同情的慰藉,他的问题就解决过半了。这一种精神治疗的入手方法,用在解决性心理方面的紊乱特别奏效,也正是做医生的应有的一套本领,假若把它看做宗教的一种仪节或看做和走江湖的催眠或其他暗示的方法同属一丘之貉,从而加以鄙薄,那就不对了。不管我们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发展怎么看,是他亲手证明的也罢,是经由别人证明的也罢,他的特殊贡献之一便是很早就承认这一种精神治疗的用处,很早就发现精神治疗的一大秘诀,和画家与雕塑家的秘诀一样,是不但要向对象头上加些东西上去,并且要从对象里面取些东西出来。从一个病人中间取出不少的莫须有的积压与屈而不伸的情绪来,从而恢复他的精神生活的常态,不就是这种手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