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篇文章要讲的是一个商人的故事，他叫王亥。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之所以要写他，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商人。
王亥是谁？这要从中国最早的朝代说起。
中国的朝代可上溯到夏商周。商汤灭夏桀，是为商朝之始。但实际上，不是夏结束了才有商，商本就是夏的一个部落。商的始祖叫契，他和虞、舜、禹生活在同一时期。由契到汤，共十四世，这一段是“先商”时期。契的第六世孙叫亥，后人以“王”尊称他，所以叫王亥。王亥生在夏朝中期，距今3800多年。他和儿子上甲微是先商时期“让商族变得伟大”的关键人物。
王亥做过哪些大事呢？简略地说，是两件。
第一件是饲养家畜，驯养牛马。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中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相土是契的孙子，他发明了马车，给马戴上笼头，加以训练，让马拉车驮物，原是游牧部落的商族也从西北迁徙到中原一带。到了王亥的时代，光是用马拉车、运货、作战远远不够，而且西北草原的马也不适应中原气候，死了很多，人们又要手提肩扛货物。王亥用了“牵牛要牵牛鼻子”的办法驯服了野牛这一庞然大物，并用牛代替马拉车，还发明了双辕牛车。这不仅帮助商成为“车轮上的部落”，克服地域障碍，迁徙到宜居之地，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农牧结合，使部落大为兴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分工逐步得到扩大。因此，胡厚宣在《殷商史》中称王亥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
今天我们都明白蒸汽机、电、互联网的作用，在王亥那个时代，他对牛的驯养和牛车的发明，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易・系辞》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管子・轻重戊》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牛马都被驯服，成为运输工具，这大大便利了天下的黎民百姓。
王亥做的第二件事，是开展商贸活动。
当商部落的粮食、家禽、造的工具多了以后，除本族人用之外，还有不少剩余。王亥就从剩余物品中拿出一部分，放到其他氏族部落常去的旷野上。隔几日再去看，发现物品已被取走，其他部落的物品则放在那里，这就是交换成功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王亥遂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带着帛、黍、粟以及牛、羊到外部落进行物物交易，“肇牵车牛远服贾”。
“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外部落这样称呼商部落的贸易使者。他们交易的东西，当然就是商品。因为交易量越来越大，王亥成为当时各个部落的首富。
王亥在与各部落的交易中，坚持诚信与平等。有一次，一个小诸侯国葛国遭遇大旱，连月无雨，庄稼颗粒无收，就向王亥求援，说愿意拿出比原来多一倍的物品来换粮食。王亥却没有乘人之危，而是继续以原定“汇率”交换粮食，还多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援助。
以王亥的贡献和地位，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马云吧，利用新的技术工具，推动贸易的发展，传播商业的文明。因此，王亥死后，享受到殷商后代给予的最隆重的祭祀。王国维评论说，王亥“祀典之隆”，不只是因为他是先祖，而是因为“其为制作之圣人”。那他也算“中国制造”最早的杰出代表了。
中国最早的商人、发明家、首富王亥，大概活了50岁。他的死因成为千古之谜，至今没有定论。
王亥是怎么死的？事情本身非常简单，有一次他和弟弟王恒驾着牛车，载着货物，赶着牛羊，到黄河以北的有易进行贸易。“风萧萧兮易水寒”，说的就是有易那个地方。王亥在那儿被有易的君主，一个叫绵臣的人，杀了。
王亥为何被杀？对这个历史悬案，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和女人有关。这里又有几种说法。有的说王亥好色，“淫于有易之女”，被杀。有的考证说，王亥在有易跳过流行的“万舞”，它既是一种武舞（军事舞），也是一种性舞（恋爱舞）。王亥舞姿诱人，有易的女人丰腴性感，迷上他了，二人勾搭，被有易人捉奸。也有的说，王亥是在有易境内抢掠妇女，被绵臣带兵攻击杀死。还有的说，“所淫确为绵臣之女”，但目的是通过她谋取有易，结果暴露被杀。
这里要说一下有易这个部落的背景。有易是商族祖先契的母族，是一个大部落。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孙这条线的。因为这一原因，有历史学家认为，王亥“宾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是去投奔他的外亲、诸舅。所谓“淫于有易”，也可能是商部落自契以后有与有易女性世代通婚的传统，而不是乱交，可能是违背了氏族间的某些特殊规定，特别是婚性制度的约定。但是也有学者提出，比王亥更早时的颛顼帝时期，氏族制已解体，开始实行男娶女嫁，人们有了家室，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王亥所处的时代婚姻制度已成型，他有淫行，有过错，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王亥之死的第二种说法，是和利益冲突有关。一说是，有易首领绵臣见王亥所带的牛头头膘肥体壮，很眼红，产生了霸占的念头，将其杀害。另一说是，有易用乐舞盛宴招待王亥，但双方未能达成满意的协定，产生了利益冲突，有易遂派牧童在黑夜对沉睡中的王亥下手。
王亥之死的第三种说法，是和政治有关。一说，绵臣杀王亥，是因为当时的商族日渐强大，对有易是不利的。另一说，王亥为了商族雄霸天下，早已图谋有易，但因为有易是其始祖契的母亲的家园，抢占有违天道，而且有易也是夏的属地，攻占有易会遭到夏帝的反击。因此，王亥假装到有易做生意，假借仆牛（驯服的牛），暗中和弟弟王恒合谋设计，“干协时舞”，用王亥掌握的巫舞勾引有易的女祭司，以制造矛盾，乱中取胜。
最后一种说法，和兄弟有关。有记载说王亥与王恒是“眩弟并淫”，绵臣只杀了王亥，夺了他带来的仆牛，却又将仆牛交给王恒。王恒继承了哥哥的位置，但取回仆牛后并未为哥哥报仇。可见王亥被杀，即使不是绵臣与王恒合谋，也是得到了王恒默许的，因为他正好可以继位。
相传王亥被杀后，尸体被砍为八块，分属鸟的图腾八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分别对应其前世玄鸟的头、颈、肩、心、胸、腹、脐、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关于商的传说。王亥死后，相传玄鸟又涅槃重生。
王亥虽然被杀，但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并未停止。王亥之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杀了绵臣。按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的说法，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说当时已房屋成片、人口众多。“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
考古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商的强大是从王亥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终于在汤的时候取代夏朝，建立商朝。为方便交易，商朝发明了货币，最早是海贝，后来为了补充“流动性”，又有了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商的晚期还有了铜质货币。当时君王住的地方叫“邑”，商人交易的地方叫“市”，原本是分离的，后来为了君王的方便，“市”搬到“邑”中，其各个店铺叫“肆”。《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那是中国商业都会最初的胜景。
因为王亥对商族产生的重要作用，他的后人甚至用祭天之礼祭祀他，所用的牲畜甚至多达三百头牛，隆重无比。在甲骨文著作《殷墟卜辞综类》中，祭祀王亥的卜辞多达96条。
中国有学者因为王亥“淫于有易之女”，富而宣淫、暴尸横死，认为他不配做第一个商人、“华商始祖”，提出夏朝的舜并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才是第一个商人。在他们看来，“拜谒华商始祖，传承中华商德”，必须要有一个“德化”的、“言必称尧舜”那样的人，才配当“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照这种观点，王亥只是部落间大规模贸易的第一人，只是舜帝的贩卖事业的扩大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商人、商业和王亥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商人的来源在于，周武王伐纣灭殷、建立周朝后，殷商遗民过着受压迫的生活，无政治权利亦无土地，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这些买卖人后来被叫作商人。“士农工商”，社会末流也。
当我研读了关于王亥的诸多文章后，我完全支持他是中国第一个商人的论断。纵使舜帝时已经有零星的贩卖，但是要说和技术发明与跨境贸易结合在一起的规模化商业活动的兴起，王亥才是中国第一人。
遥想3800多年前，我看到了一个敏感机智的发明家，一个跨境贸易的拓荒者，看到了他开辟一个时代的气度和气象；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欲望的缠绕、利益的冲突、政治的威胁、兄弟的图谋，这一切都可以杀死他，让他死得如此惨烈和卑微。这不就是中国商人的宿命吗？他们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从始祖开始，就被赋予了永远要接受多元考验，挑战无止境，没有谁能保你平安的宿命。
他们是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当他们充满活力、大显身手时，往往也是社会富裕、流光溢彩的昌盛之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他们把东西南北的供需串接起来，他们就是连接一切的平台。
他们是骨子里的逐利者。他们愿意冒险，用管子的话说，“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渊）之下，无所不入焉”。他们唯利是图，“有利身则行”，“求利无不营”，有时也会坑蒙拐骗，无情无义，“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他们享乐奢靡，但也充满风险和危险，时时遭受“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的艰辛，以及“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的不测。“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也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写照。而他们之所以及时行乐，追求“耳目欲极声色之好”的逸乐，衣必文彩，食必粱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缟，除了人的本性使然，也是为了释放内心深处那种“不知明日何日”的恐惧和“用钱财也可以过有权有势者的生活”的欲望。
他们是不确定的政商环境的从属者和被动接受者。当权力需要他们活跃经济，或者权力的缝隙给了他们以纵横捭阖的商机，他们便会有“连车骑，游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美好时光，但这些时光从来难以持久，很快就会因被管制而失去尊严。秦代的“谪戍制”使商人及其子孙仅因其商人的身份就遭征发。汉初法律明令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并收重租税，规定商人不得购置田地，商人子孙不得仕宦为吏。《晋令》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以示商人与他人不可混同。唐以后，《大唐六典・户部》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到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第三卷记载：“（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紬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紬纱。”清雍正二年上谕：“朕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在长期的抑商传统之下，虽然中国人有经商的天赋和勤奋，但商人却终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而只能匍匐在君权之下，无论是得到特惠而富甲一时，还是随时会碰到盘剥，本质都是低人一等的附庸。
按照不少学者的看法，中国商人最自由的时光是在汉武帝时终结的。商人的舞台在于远程贸易，商人的机会在于利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差价。春秋战国之时，虽然中国没有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海洋舞台，但以中国地域之广，列国资源物情之丰和互通有无的需要，商人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所以，范蠡、白圭、吕不韦等人能呼风唤雨。又由于春秋战国时，盐、铁及其他矿产可以自由经营，也造就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写的猗顿、郭纵、寡妇清、蜀卓氏、宛孔氏、齐刁间等由盐铁致富的商贾。可惜这一切在西汉中期“盐铁官营”等干预政策出台后终结。在谷专卖、官山海（即盐铁专卖等）、官天财（山财矿产渔业管制）的新的环境下，中国经济转变为“（人君）不求于万民而藉于号令”的指令性经济。如果用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的，“在君主国中，商人不像在通常由大商人当政的共和国中那样受到尊重”，来对照中国的商业史，恰恰是在汉武帝的那个时候，商业自由流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之前的秦朝还有“军市”，委托商人从事军需物资的采购与运输。诸国到秦贸易的“邦客”，只要到所在政府登记（“请簿传于吏”），即可在秦地做进出口生意。而汉武帝之后，可以“一仆多主”的商人不再有回旋空间，开始进入“一主一仆”的帝国通道。
这就是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命运。
当我的思绪从几千年前指引着从商丘出发的牛车车队前行的王亥，回到正行进在伟大复兴途中的中国企业家那里，我觉得有一种“商”的基因，穿越无穷苦难和顿挫，承继在他们身上，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活泼地绽放。
我希望商人和企业家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一个不保护商人和企业家的社会，注定是难以长期富足的社会。但同时，历史深处的声音又告诉和启示今天的中国商人，无论你多么成功，都需要多一点夹缝意识、多一点忧患意识、多一点谦卑意识、多一点文明意识，深刻意识到自我的限定性、所处环境的限定性，从而少一点骄妄、多一些归潜。
总有一片天地属于你，那是自然之大道，大道之自然。